是國共兩黨在內戰中相持不下，那就可確保1948年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從此中國出現兩黨(或包括民盟的三黨)體制。從而可在冷戰中保持積極的中立，可一方面可向蘇聯要蒙古，一方面可向美國要硫球，冷戰雙方都不敢得罪中國，中國可獲得比泰國在二戰中更大的利益(畢竟泰國只是小國)。七十年代後中國採取消極的中立，中國獲得了難得的有利的發展機會。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之間採取的雙面樹敵的策略是最愚蠢的。要從雙方都獲利，必須與雙方都保持關係，就象中國九十年代後在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在南北朝鮮之間所採取的策略一樣。而中國此前幾十年一直只站在北朝鮮和阿拉伯一邊，除了浪費了大筆外援外，一無所獲。

縱管中國近代史，水寒認為中國共錯過了七次機會：

1、百日維新的失敗：要是此次成功，意義不下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並且是從上到下的變法，引起社會動盪的可能性較小。此次失敗歸因於慈禧太后(她本人不見的那麼仇恨革新)等保守勢力，但革新的帝黨沒有處理好與保守的後黨的關係也是一個原因。

2、辛亥革命後要是袁世凱不恢復帝制、能容忍宋教仁搞議會制。

3、二十年代，孫中山與陳獨修都算是開明人士，孫中山有扶持共產黨的意圖，但由於共產黨受國際勢力影響太大(有容忍共產國際干涉中國內政之嫌)，而汪精衛、蔣介石從中破壞，中國失去了兩黨制的機會。

4、抗戰勝利後要是國共兩黨能在軍隊的問題上達成妥協，可以形成包括民盟在內的三黨體制(當時政治協商會議的票數分配是民盟49票，國民黨48票，共產黨45票)。

5、49年其他國家大使都離開南京，只有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沒有離開，美國總統明顯不喜歡蔣介石，但國會反共勢力很大；共產黨黨內毛澤東等少數人也傾向美國，但大部份人受蘇聯影響太大，最後中國倒向蘇聯。要是當時與美國建立關係，中國將會是另外一種結局：朝鮮戰爭可以避免，台灣也不是問題，蒙古問題可能也會挽回(52年聯合國才承認蒙古)，日本也不會重新成為中國的威脅，大躍進和文革也可以避免……。

6、58年廬山會議要是能夠理性考慮，後面幾十年的道路也不會這麼曲折。

7、89年事件要是能正確引導，可以轉化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但黨內缺乏經驗，出現分裂。趙紫陽犯了當年光緒皇帝一樣的錯誤。民意如洪水，89年由於黨內意見分裂，遲遲不能採取行動，最後沒辦法選用了鯀治水的“堵”的方法，後患無窮，給黨留下了永遠的痛。而現在的領導成熟多了，象去年轟炸使館事件後，情況一樣非常危急，民眾開始反美，接着情緒化認為人弱受人欺，將矛頭轉向到共產黨的治國無方和腐敗。後面黨中央決定胡錦濤出面，在肯定學生的正義行動後進行誘導，學生自然平靜，美國辛苦多年在學生心中建立的好形象在使館被炸後蕩然無存。可見對民意還是採用大禹治水的方法好，宜導不宜堵，何況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堵不勝堵。共產黨在過去是有些曲折，但要是能夠客觀地對待過去，向人民坦然地認個錯，將79年之前的事情告一段落，撇開歷史包袱，才能輕裝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