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的一本名為《桃李》的長篇小說，詳盡地描述了一幅中國當代部分大學教授、知識分子形象圖：出則豪華轎車相迎，入則妙齡美女相伴，乘則必打波音的（喻坐飛機如打的），住則必星級賓館海景房，吃則海鮮大餐，喝則人頭馬XO，玩則高爾夫球夜總會……而且，這並非小說虛構，這全都是事實。如書中所寫的某京城名校法學博士導師為小蜜（通俗一點說是二奶，高雅一點說是情人，當然貴為博導，以後一稱呼為宜）在海口花花世界所殺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風流韻事。中國當今一些教授、知識分子的風花雪月之情和高雅之行動作為，由此可見一斑。知為什麼，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觸過的一些知識分子。

N也是一名律師，長得黑黑瘦瘦，非常精幹，他是當地的名律師，政府高官、商賈大亨都認識他。他還有一位漂亮且活潑的妻子，與他相敬如賓，並且也是他的知己，挺着個大肚子還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接待我們，帶我們參觀、購物。他們的日子可以說本來過得很滋潤。但他很苦悶，他最大的苦悶倒不是象《桃李》中那位博導兼律師一樣一心想着如何打官司賺錢，他最大的苦悶是如何為在全球化衝擊下日益貧苦的下層民眾多做點事，使他們的日子稍稍好過一些，使他們不那麼貧困。所以他組織一些生活相對優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利用周末去鄉下為農民提供技術輔導、教育培訓、法律諮詢、醫療服務等等，一切是免費的，還得自己帶乾糧。他們長期如此，可以說樂此不疲，從好些年前一直堅持到現在。但他的煩惱是似乎這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地的百姓還是在全球化衝擊下，日子越來越難過，對生活越來越感到絕望。大量外來進口使得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他和農民們都一籌莫展。

和N相處的幾天裡，他每天帶我們坐一部印度產的搖搖晃晃的小轎車（印度基本上沒有外國車）在椰子樹遮天蔽日的鄉間小路轉來轉去。冒着炎熱，滿頭大汗，我們去看他們幫助組織的婦女自助小組如何自製肥皂、紡紗或做手工藝品，還有他們組織的婦女培訓班，他們提供資金的幼兒園與小學校等等。N忙前忙後，介紹、致歡迎詞、發表講話、討論、交流，我想肯定會影響他打官司賺錢，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鄉下的工作又有了什麼進展，雖然那都是他業餘的志願工作。

我還想起他熱情的妻子和我們翻過的唯一一次臉。那是在一條小街上，我們中間有人看到一種包裝不錯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裝特色，就想買。N的妻子馬上阻止我們，讓我們去隔壁看一種比較簡陋的的農民自製的民族服裝，極力動員我們買這一種，說價錢便宜，又經久耐用。我們買了一些。但那位同行還是回過頭去買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此後，N的妻子就一直嘀嘀咕咕，大意是那是外資企業生產的服裝，又貴又不好。她毫不掩飾她的不滿，對那位同行從此敬而遠之，卻讓我們對她更加敬佩。

還有一位名牌大學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國博士，Z先生。他退休後沒有在大城市裡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遠的窮鄉僻壤，在荒山野嶺建了一個農村綜合研究院。這個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對農民有用的實用技術，二是把這些實用技術傳授給周邊鄉鎮的農民們。他們定期舉辦青年農民培訓班，提供教室宿舍，讓他們象學生一樣來這裡學習、練習。我們去研究院時，正有一群青年男、女農民在學習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氣的廁所、廚房，他們在一個示範廁所前，圍繞着老師，睜大眼睛，安靜地聽課，眸子裡閃爍着明亮的光。我們走過去，他們對Z先生均紛紛致意行禮。

研究院裡草木茂盛，鬱鬱蔥蔥。我們在不大的院子裡參觀，發現裡面竟然應有盡有，有各種蔬菜的種子基地，有魚苗培育池，還有紡織、制皂教室，甚至還有種雞、種豬場。可以說，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個真正的農業大學，而且學員是真正的農民。

我們和研究院的老師們座談，發現他們竟然全部都來自城市，是自願來這裡教學、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專家，一些是年輕的學者、博士，他們其中有大學校長、系主任，他們放棄優厚的待遇與高薪，離開繁華都市，來到偏僻的荒山上。他們在這裡工作完全是義務性的，類似志願服務，幾乎是免費上課，只有一點少得可憐的生活費。但很多人在這裡一呆就是好幾年。他們自己動手蓋房子、種蔬菜、養魚和養雞，過着與現代生活完全隔絕的生活，但他們很認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來參加培訓的農民。

我暗地裡思索：他們的動力是什麼？N和Z這樣的人。他們出於什麼樣的動力，這樣忘我地工作和奉獻。我聽說印度文化中有一個這樣的傳統，那就是印度教的教義把人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頭二十五年是青年學習階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階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棄物慾，反饋社會，最後二十五年是與世無爭，在山中修行，獨善其身。總之，人到某一階段後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這據說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遠的傳統。這或許是印度知識分子不講究享受、注重獻身的精神源頭。可見，宗教的因素有時是難以估計的。印度宗教中，對享樂的貶斥，對吃苦修行的強調，對奉獻的高度讚譽，使印度知識分子大都看輕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質享受，甚至一夜之間就決定把終身積攢的財富全部貢獻出來，用來造福社會。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是超乎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幾乎是神，是偶像，不象我們這兒，幾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們有意無意請下了“神壇”，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千隻腳。人們再無仰望的對象，學習的楷模，誰也差不多，無所謂神聖，無所謂信仰。個個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是，在印度，人人說起甘地都肅然起敬，他的事跡連小孩都耳熟能詳。甘地的自我節制，甘地的艱苦樸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獻精神，甘地的民族主義，是所有印度知識分子奉為真理的準則。尤其甘地倡導的義務奉獻精神、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識分子。事實上，在我們的行程中，幾乎碰到的每個印度知識分子都能隨時隨地引用一兩句甘地的語錄。

這樣的傳統與標準，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識分子獨特的精神面貌。N和Z這樣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屬於一個叫KSSP（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的組織。民眾科學運動（PEOPLE’S SCIENCE MOVEMENTS）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眾中普及科學知識，並以此來破除印度民間普遍的迷信風氣與等級制度。他們先是用本地語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報刊上寫科普文章，逐漸造成了一定影響。但他們還不滿足，於是自己辦科普雜誌，出版科普著作。最後，他們乾脆成立一個科普作家論壇，以組織的方式開展工作。他們的行為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社會學家。他們的組織擴張迅速，開展的工作也很快成為全國性的運動。比如他們逐步將科普推廣工作細化，出版專門針對婦女、兒童的科普讀物。他們還把出版發行書籍賺來的錢用於掃盲、科技輔導、農民培訓等工作，組織那些對科技感興趣的底層群眾學習、應用書中介紹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識。他們生產簡單易用的適合家庭生活的科技專利產品，以成本價賣給學習者，使他們在應用過程中體會到科技的作用與好處，增加對科技的興趣，並引發他們的親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隨着民眾科學運動聲勢越來越浩大，他們也不再僅僅限於科普工作，而是積極地介入諸如鄉村改革、婦女解放、環境保護、反全球化及政府選舉，成為一枝影響力越來越強的社會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眾科學運動工作又開展得最好，主要是因為當地執政的左翼聯盟將民眾科學運動納入政府計劃，有意識、有步驟、有組織地在全邦推廣這一運動，從最基層的鄉鎮開始，將全邦的社會力量都調動起來了。而這又吸引了全國範圍內有革新意識的知識分子，一時，喀拉拉邦成為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中心，數以十萬計的熱血青年、社會志願者奔赴鄉村、田野、深山和學校，為底層百姓義務服務，無私奉獻，呈現出印度知識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現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體制下，如果無法徹底改變既定秩序與規則------不僅僅是國內的，也包括國際的，知識分子的熱情與努力並不能抵抗跨國資本無情的侵襲與掠奪，也無法阻擋全球化滾滾洪流席捲一切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識分子普遍陷入一種無奈與悲憤之中，他們敏銳地感覺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印度日趨邊緣化的窘迫，也眼睜睜地看着絕大部分普通民眾的生活日趨貧困化，陷入被剝奪被壓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掙扎。在印度，最打動我的就是這些熱情而充滿良知、正義感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內心充滿煎熬般的焦慮、痛苦與困惑，他們臉上的那種義無反顧的徹底的決絕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的的努力。他們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勞的無望的反抗與拼搏，但他們不甘不戰而降，他們仍然傾注所有的熱情與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與奮鬥減輕底層百姓的貧困與苦難。

因此，他們常會有中國知識分子眼裡的激進之舉。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徹底的民族主義者，他從來只用國產貨。起先我們並不知道他的堅決。在翠舍市，他陪我們逛街，穿過大街小巷，有時走得累了，渴了，我們坐下來，要可口可樂或礦泉水，S教授委婉地建議我們喝椰子水。我們餓了，買餅乾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餅。我們有些好奇，又有些尷尬，無意地問S教授是不是不喜歡喝可口可樂。S教授說我從來不喝可口可樂。從來沒喝過？我們很驚訝。對，從來沒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為什麼？我們問。S教授沒有正面回答我們。他說他正和他的學生們發起一個“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喝可口可樂，喝椰子水；不吃和樂雪，吃井水；如果買車，只買國產車”。S教授甚至把這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他說我們要警惕新的殖民化。他還說當年甘地發起反抗英國殖民統治時，曾號召印度人不買英國貨，有人說如果不買英國製造的布，印度人就會沒有衣服穿。甘地說：“我寧願赤身裸體，也不買英國人的布”。甘地的堅決，是迫使英國人不得不離開的一個重要因素。據S教授介紹，“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正在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而且頗有成效,他還堅信最終能打敗可口可樂。

我聯想到所看過的一個關於印度的資料，據裡面介紹，麥當勞與肯特雞進入印度多年，絞盡腦汁，卻毫無進展。肯特雞甚至被迫於去年徹底退出印度市場，麥當勞到目前為止也才開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國，麥當勞與肯特雞長驅直入，毫無阻攔，短短幾年就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紹光教授感嘆說：“與S教授比起來，中國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確實，在中國，不僅沒有S教授這樣徹底的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還一度成為某些整天關在書齋里高談所謂自由的高級知識分子們的圍攻對象。

在印度，我們還拜訪了在印度知識分子中聲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們都是無論就社會地位還是學術成就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導要高很多的知識分子，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這麼兩個人，他們也經常去鄉下為農民義務工作、勞動，甚至長年住在農村。

M.P.先生早年留學蘇聯，是原子能專家。他在蘇聯留學時,就和幾個留學生商量，回國後應當為底層民眾做點事。他們討論來討論去，設想過組建政黨之類，但最後還是決定腳踏實地，用母語推動科學知識的普及。M.P.一回國,就去聯繫出版社,提出辦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冊子，出版社告訴他，已經有一個組織在開展這樣的工作，即民眾科學運動組織。於是，M.P.與民眾科學運動走到了一起，並逐漸成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華別墅的後面，簡單樸實的兩層樓，屋前屋後種滿了樹，綠蔭掩映。我們到他家時，他正在看一本新書。那是他編的一本國際著名知識分子關於“9、11”事件的評論集，第一版在印度已銷售一空，正準備重印。看到我們進來，M.P.先生馬上放下手頭工作，與夫人一道為我們端上奶茶。M.P.先生個子不高，看上去非常樸實，平易近人。他的房裡布置得非常簡陋，只有簡單的粗糙的幾件家具，甚至比不上當今中國農村稍好的家庭。而實際上，在印度，象M.P.先生這樣的大學者是絕對的高工資，本可以享受極端奢侈的生活。房子面積也不大，客廳、書房連在一起，到處都是書，沙發上、桌子上、椅子上，還有茶几上。我們就在書的簇擁中開始交談。

M.P.先生回憶當年參與民眾科學運動時，開始比較單純，主要還是想普及科學知識，認為這樣就可以改造社會。所以他們的口號是“書是武器”、“我們的無知是我們的敵人”。後來，意識到僅僅普及科學知識還不夠，而且，要想真正大規模普及科技，還需要整個社會環境的配合，於是，社會改革工作提上了議程。從此，社會改革運動成為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主要部分。M.P.先生說：“權利不是給予的，而是爭取來的”。民眾科學運動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計劃運動”，倡導參與式民主，讓所有的人都能參與本地的發展計劃與決策。M.P.先生說，參與本地的發展計劃與決策，這樣還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因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規模的，區域性的，誰也不可能對全國或全世界的情況瞭如指掌，人生短暫，誰也不可能到處走動。但對於本地本區域的情況，人們有發言權。所以，人民計劃運動是以鄉鎮為基本單位的。這一計劃得到了喀拉拉邦執政黨的支持。於是，以喀拉拉邦為實驗基地，我們的志願人員深入下去，將一個一個鄉鎮發動起來，發起鄉自治運動，組織人們選舉，投票，討論鄉財政支出，鄉發展計劃，使有限的資金與資源用到了對大部分人有好處的公共建設上，也使喀拉拉邦的鄉村面貌一新，城鄉基本沒有差別，完全不同於印度其他邦農村落後、貧窮、骯髒的情況。在印度被譽為“喀拉拉模式”。我們以前說“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現在我們還認為“小的是有力量的（Small is powerful）”。

V.R.先生是物理學家，早年德里大學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魯學院院士，並曾任多屆印度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我順便插一句，我注意到剛剛當選的印度總統也是一位核物理學家，單身，喜歡詩歌，其生活也是非常隨意、簡單，以至不太象一個大國總統，或大學者，這或許是印度知識分子共有的特點吧。年輕的時候，V.R.先生就長年在農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學教程，以便於推廣。他有十七年的時間一直呆在一個名叫高山加拔的農村做調查研究，搞實驗。1990年以後，他投入全國掃盲運動，到過三百多個鄉村，接觸過無數的農民，毫無所謂大學者的架子，照樣和其他人一樣上課培訓、組織開會討論和寫書寫文章。

V.R.先生長得高大結實，留着絡腮鬍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聽說過他的種種輝煌事跡，我們無法相信他是一位聲名赫赫的學者。我們見到他時，他正毫不顧忌地坐在地上，和身邊的幾位農民交談。他看去和其他人毫無區別。只是他將目光投向我們時，他的眼神執着堅定，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V.R.先生說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學讀書時，徳里大學正是社會運動最活躍的重鎮。而那時也是印度社會思潮噴涌、風雲激盪的年代，他就是在那個時候迷上了馬克思、毛澤東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響。那個時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輕人通宵開會、辯論，徹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層社會家庭的年輕人也熱血沸騰，拋棄優越舒適的城市生活，奔赴農村，尋求社會改革之路。因為不滿不平等不公正的舊有社會體制，V.R.先生還上深山打過游擊，直到革命遭遇挫折，陷入低迷。當隊伍只剩下五個人時，他們坐在叢林裡苦苦思索，不理解事情為何會變得如此糟糕。一夜醒來，V.R.先生發現其他幾個人也不見了蹤影，他並不驚慌，但陷入了更痛苦的思考。最後，他還是決定下山，重新進入原有的體制，嘗試從內部改造。幾十年，V.R.先生從未放棄當年的理想，始終抱着為底層民眾服務、為底層民眾爭取平等與權利的信心，活躍在社會改革與改造的前沿。

V.R.先生當年在叢林裡的苦苦思索使我聯想起連日來在印度見到的一些讓人永遠難忘的情景。有一次，在一個鄉村，漆黑的夜晚，已十點多鐘，因為要選舉KSSP地方負責人，幾百位農民代表在已連續開了兩天會、每天早起晚歸的情況下，仍然情緒飽滿，坐在簡陋的暫充會議室的小學教室里繼續開會。候選人輪流上台演講，代表們認真聆聽。累了，他們就休息一下。他們還唱歌。歌聲宏亮、高亢，久久地在漆黑的夜空中迴蕩。連孩子們都動員起來了，為大人們送水，整理選票。這是KSSP發起的“人民計劃運動”的一個場面。與1940、1950年代中國的土改運動何其相似啊----這一運動為國際社會盛讚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最偉大的事件，並因此奠定了後來改革開放的基礎。誰說底層民眾素質低，不懂民主？只要真正關繫到他們的徹身利益，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比誰都更積極、更主動、更自覺。聽KSSP的人介紹，這些代表沒有任何補貼，全是自願，而且還必須經過激烈的競爭才能當選，有些代表還因為住得遠，晚上只能在教室里睡書桌，已經連續兩天了。人們還是如此情緒高漲，踴躍參加，根本不用動員。我們走進會場，立刻掌聲如雷，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看到一張張樸實、熱情和激動的面孔，還有一雙雙明亮、充滿渴望的眼睛。我們也為會場的氣氛所感染，雖然已連續奔波了好幾天，但此時毫無睡意，疲憊頓消。後來好幾天的時間裡，我還不能平靜下來。腦海里一直存印、回味着那個場景。

還有一次，是和KSSP的一些成員去一個高山上的熱帶雨林保護區。出發時，因為在前兩天的討論中，大家都為全球化劇烈衝擊導致當地農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惡劣狀況感到毫無辦法，一籌莫展，因而垂頭喪氣，情緒低落。所以車廂里瀰漫着一種措手無策悲觀失望的氣氛，個個無精打彩。但隨着汽車爬得越來越高，在山腰間盤旋而上，天越來越黑，大家的情緒反而好起來，先是有一兩個人開始唱歌，後來越來越多的人應合，最後大家亢奮起來，比賽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個接一個，把凡是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斷斷續續的，大家都在唱。歌聲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國的，夾雜在一起，歌聲衝破了重重黑暗，迴蕩在大山的深處，在叢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啞了，還在繼續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幾近瘋狂。坐在黑暗中，聽着高亢的歌聲，我沉浸在一種深深的感動中，流下了眼淚，心裡充滿一種錯綜複雜的感情，既樂觀又悲觀，既滿懷希望又充滿絕望，是啊，這些善良的、熱情的、充滿正義感的人們，如今面對這嚴峻的全球化現實真是困難重重啊。我感到自己從內心深處愛上了這些純樸、充滿同情心與良知的印度知識分子，對他們充滿敬意，並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為我們共同面臨的境遇與悲情而痛苦，為他們的悲憤與頑強的完全不甘屈服的反抗而震動，為前景的迷茫而與前所未有的迷惘而感到軟弱，而哭。純淨的淚水洗刷着我的臉龐。

從印度回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還不能忘記那些為底層民眾而奔波的印度知識分子，他們的那種苦行僧的形象。比如來機場接我們的KK，拎着一個小箱子，坐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來接我們。KK一副苦力的模樣，長得粗壯高大，皮膚黝黑，留着一撇小鬍子，總是精力充沛，腳步匆匆。他每天坐着擁擠的日夜馳騁在印度各個鄉村城市的火車到處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熱的天氣里汗流滿面，拎着簡單的行李，隨時準備在一個偏僻的小站下車，去某個鄉村工作。我們開始還以為KK只是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後來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學的教授。但他就是這樣一副苦力的模樣，長期奔走于田間山野，為着一個自己心中的目標。或許，當年甘地也是如此布衣赤腳地奔走的。當今中國有幾個知識分子能夠如此呢？

魯迅先生曾有過關於“香汗與臭汗”的精闢論述，現在看來，這真是區別知識分子的一塊試金石。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龍、大學、研究所、會議室和賓館酒店，熱衷於一個接一個的研討會、國際交流，熱衷於圍繞着權貴低頭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點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調冷氣，當然不用流臭汗，他們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為何物，甚至鼓吹窮人是活該，貧富懸殊乃天經地義之事。我常常耐悶：曾經被譽為人類良知的代表、人類反抗與懷疑精神的象徵的知識分子為何會變得如此鮮廉寡恥，欺軟怕硬，沒有一點骨氣，沒有一點良心，甚至為虎作倀？

或許，這只能歸結為我們處在一個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一種新的關於等級關於秩序的意識形態不知不覺地已徹底改變了我們，而我們自己還沒有察覺，還被蒙在鼓裡。在當今世界上，豪華住宅區將城市裡的窮人與富人完全隔離開來，所謂中心城市將落後地區與富裕地區完全隔離開來，所謂八國集團將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完全隔離開來，在民主自由革命一百多年以來，新的更多的隔離區與集中營日益增多，鴻溝與差距日益增大，甚至比以往任何世紀更肆無忌憚地擴張着，以所謂自由的名義。

但人們一點也沒有覺得現代世界體系哪裡出了問題，還認為從來如此，理所當然，連一點質問與懷疑都沒有。似乎只要不動刀動槍，用毒藥慢性殺人就可以允許。一千多年以前，知識分子們尚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嘆，再安於朱門深院的富貴人家，出門尚能看見“凍死骨”，至少還會有所觸動。而如今，住在豪華城市的中心區或CBD地帶，出門滿眼只有鮮花、豪華景象、霓虹燈彩閃爍，根本看不到任何貧困跡象，窮人蹤影，更遑論“凍死骨”了。因為窮人與貧民區早已被趕到城市的遠郊，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而連接一個又一個中心城市與大都市的，是飛機、豪華高速列車，於是，民主自由世界以其最高明的巧妙手段、以自由流動自由選擇的名義使窮人與貧民區人間蒸發了，於是，富人們心安理得，高枕無憂。在這樣的世界裡，當然只有窮奢極侈，爾虞我詐，只有競相比富，唯利是圖，只有有錢時的趾高氣揚，錢少時的失落自卑，得意與失意均以財富為中心，哪裡還可能有一點所謂同情與憐憫。

我曾經讀到過一個上海白領的心理話，他說他一直到二十多歲，還以為全中國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無憂、到處都是鮮花綠地、高樓大廈呢。直到他參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為震撼。我相信，這是所有現在出身於大中城市、中上層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實寫照。他們的教育詞典里，他們的生活圈子裡，甚至他們的目光所及，都沒有了窮人這個詞和形象和貧民區這個概念，真實的世界被虛假地美化了，殘酷的社會現實被巧妙地遮蔽了，即使電視中、報刊的角落裡偶爾出現，那也只是帶着表演性質的一閃而過，離他們的徹身生活十萬八千里，異常遙遠。裡面更多地充斥着新富人、成功人士，如京城博導那樣的，傲視平頭百姓，睥昵凡俗眾生，那才是學校、家庭、社會為他們樹立的楷模、榜樣。他們只需一心盯着那些當代英雄，奮起追趕。同時，由於他們殺把李澤楷這樣的人當成了追趕的目標，他們就永遠處於焦慮、急躁之中，處於心理的失衡之中，眼中哪裡還有別人與其他階層。由此，世界被完全隔成了兩半，截然分開，一些人永遠活躍在時代的舞台，一些人則永無出頭之日，這兩個群體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老死不相往來。在這樣的世界裡，新的隔離區與集中營比比皆是。那些良知尚存的孩子當然不可能清楚，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大部分還是落後地區，他們以為世界就是紐約、巴黎、香港和上海。

我接觸過不少早已躋身於富人行列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話題中很少談到窮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惡的口氣。比如一些擁有汽車的知識分子，他們談到窮人時不是嫌過馬路的民工慌張遲疑的萎縮，就是指責掃馬路的環衛工人妨礙他們不能從容幸福地一路順暢毫無阻礙。這樣的知識分子，你怎麼能指望他們會去鄉下流臭汗呢，在他們的意識深處，覺得自己顧自己還顧不過來呢，賺的錢還不夠多，開的車還不夠高級，住的房子還不夠大，找的情人還不夠漂亮。但我有時也想，這樣的知識分子還算是知識分子嗎？他們整天打扮精緻，追逐時髦，熱衷交際，閉門造車。如果他們是作家藝術家，他們創作的東西又怎會有自然、樸素與美？如果他們是學者，他們又怎能獲取第一手的真實的資料？如果他們是政策研究制定者，他們又如何了解底層的困境、現實的問題，如何反映百姓疾苦、緩解社會危機？

當然，會有人反駁我：印度知識分子的那種努力與拼搏又有什麼用呢？是的，我承認，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他們微不足道，無能為力，但至少，他們反抗過，鬥爭過，他們骨頭是硬的，沒有聞風而倒，而且也並非毫無希望。畢竟，情況總是在隨時發生變化的，沒有一成不變的較量，沒有永遠的贏家與輸家，也沒有永遠的勝利者與失敗者。他們還能讓人們看到一點希望，看到一個民族的良心與象徵是如何奮起抗爭的，使人們不至完全絕望。而我們民族的良知與信仰的代表呢？如同京城博導那樣的，未發一槍一彈已先自趴下，未見敵影已先自舉手而降，甚至乾脆同流合污，沆澥一氣，在勝負未定之際就早已自甘沉淪、自我毀滅。檢察當前部分知識分子中間，一種新的投降主義大面積地傳播，爭先恐後自動投懷送抱，還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一種包裝過的“二奶主義”大行其道，還引以為榮，說總算綁上了大款，攀上了富門，總比連門都摸不着好吧。如果一個民族的主心骨與良知尚且如此，那麼，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與前途呢？古人云夫戰之上策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又雲“先攻其心”，難道我們的心真的已經被徹底征服了嗎？

(摘自《上海文學》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