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發言主題是“城市與人――上海的文化地位和公民素質”。 我們都不會否定，上海有三個歷史階段：1949年以前，它是中國沿海口岸對外開放的代表性城市，市場經濟發育充分；計劃經濟時期它又成為幾乎所有席捲全國性左傾政治運動的策源地，走在極左政治的前列；改革開放以後，其實是在1992年以後，它才逐漸恢復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龍頭老大地位。這樣截然對立的歷史內涵融化在同一座城市裡，自然構成這座城市內在的緊張，1976年以前的一句政治口號，再好不過地體現了這一緊張：“興無滅資”。 在“興無滅資”最為興盛的年代，外灘出現了這一景觀：市革會大門口立正挺立的士兵，刺刀閃亮，象徵着極左年代僵硬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一百米開外，外灘江堤上則趴滿一對一對的情侶，情侶排列之密集，兩對人之間插不進一個第三者，如果相鄰的情侶是知識分子，或許能聽見他們眼鏡磨擦的親密聲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把上述滑稽而又真實的對立景觀視作我們這座城市內在結構的最好象徵，直到改革開放，市革會被市政府取代，並遷移到另一地方；而外灘江堤上的情侶牆則隨着市民住房條件的改善也逐漸消失。

我完全同意此次論壇的主人戴總裁在開幕致詞時表達的這一觀點：上海應該成為國際大都市，要做中國的紐約，而不做中國的新加坡。前者的特徵是什麼？既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中心，也是這個國家的文化中心。關於上海是否應該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曾經是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積極呼聲。進入九十年代，逐漸消寂。發出這一呼聲的歷史根據和現實背景是：上海曾經是近代中國的文化中心，或者說是文化中心之一，它曾經是國家隊，至少是國家二隊，到了發出那一呼聲的年代，它已經迅速淪落為省級隊裡的甲級隊，只是比其它省會級城市稍微突出那麼一點。我今天願意再提這一問題，只是把積極角度扭轉為消極角度，我的這一極角度是從對比巴黎和紐約的兩種模式而來。我們知道，巴黎在法國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兩者合二而一。而在我看來，由此形成巴黎並不令人羨慕的另一面：從1789年以來，那個城市的居民幾乎每一代人都要經歷一次動盪，要麼是巷戰血火，要麼是廣場嘯聚。巴黎如此不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這裡合二而一。每當有政治危機，就會引發文化危機，而每一次文化危機也都有機會觸發政治危機。政治與文化擠壓為同一個板塊，這一板塊就經常為政治與文化的危機共振而苦惱。我們來看紐約，它是那個國家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不承擔政治中心的功能，也就是說，華盛頓特區和紐約，在一天車程可達的距離內，分別擔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這就有效地避免了文化危機和政治危機同時發生並相互激盪的社會共振。我們曾經有過這一模式的嘗試。僅僅從分散文化與政治的危機共振這一消極角度，我也堅持認為，上海如果能夠應該成為文化中心，或許能幫助中國避免一點那種法蘭西內戰風格的危機共振。

我還注意到戴總裁剛剛提到了911事件，他說這一事件證明：美帝國主義不堪一擊，是紙老虎，不是真老虎。很遺憾，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

有關此次事件，我們的耳膜里充滿了各種政要的聲明和發言，我們聽得夠多了。而真正震動我的則是一個小人物的一句話。兩天前我從中央電視台聽到播音員口播一條消息：911襲擊中還有第四架飛機，那架飛機上曾經有一個男人用手機與他地面上的妻子打過一個電話，那個男人的最後一句話是：“男乘客投票決定與歹徒搏鬥。”飛機後來在匹茨堡附近墜落，歹徒與乘客同歸於盡。

我在課堂上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向我的學生坦白承認：你們的老師做不到這一點。在飛機被劫持乘客生命面臨危險的關頭，你們的老師可能選擇不搏鬥，因為這是文明社會的慣例，我如此選擇，不會因此而遭譴責；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只可能提氣一呼，喊一聲：“怕死的，往後退；不怕死的，跟我上！”我這樣喊，不會想到自己正在侵害別人的權力，因為這是我從小所受教育使然。我最不可能作的選擇，就是那位那個男乘客所做的那種的選擇：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投票決定與歹徒搏鬥。你們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要投票決定，因為這一習慣遠在我的“文化”積澱之外。

我們可以逐點分析這一遺言的“文化”含量：

1， 男乘客：這一強調性別的稱謂，通常會激起女權主義的反感，但在那一特殊時刻，則不會引起她們的反對。這一說法包涵了古典“文化”的積澱，在那個封閉的機艙里，男人面對歹徒，他們是弱者，面對女乘客，他們又是強者。強者必須有義務保護弱者。而那些歹徒則相反，他們在上飛機前，或許是世界秩序中的弱者，一旦機艙被封閉，他們立刻成為手持利刃的強者，面對弱者和更弱者，他們是一視同仁地劫持，並強迫別人成為他手裡的人體炸彈。“弱者”的這一行為特徵，或許能在目前廣泛流傳的這一觀點上撕開一道裂隙：弱者的反抗總是正義。

2， 搏鬥：我們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鼓勵乘客搏鬥，那時我們時常在電視中看到，能這樣做的空姐披紅戴花從飛機走下，然後由一個更小的女孩撲上去鮮上更多的鮮花。很可能直到有一次空難發生，終於停止了這一不文明、甚至是漠視旅客生命的“英雄行為”。而在主流文明中，遭遇劫持，放棄搏鬥，則是普遍接受的慣例。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不能以別人的生命為冒險代價，去完成那一類“英雄行為”。但在獲悉世貿大廈已經被襲擊的前提下，搏鬥則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生命犧牲，為此打破慣例起而搏鬥，不僅是正當的，也是正義的。

3， 投票決定：即使是正當的、正義的行為，也必須徵得他人的同意。任何一個合法公民的生命，不能由別人來任意處置，哪怕是出於高尚的動機。最難做到的是這一點，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還能想到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自由。我們曾經一再模仿杜威的口吻說，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用我們二十年來最為習慣的口氣說，只有首先成為一種“文化”，才可能成為一種制度。制度與文化孰先孰後？可能會引起一場使知識分子們激動起來的爭論。但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確實是平民百姓已經養成的生活方式，或者就用那個詞――“文化”。沒有一生的習慣，就不會在最後一分鐘以那樣謙卑和自然的口氣說：我們投票決定。

從那以來已經四天，我們聽到的是各國政要在發表各種慷慨激昂的講話、聲明，但我以為，不會需要多長時間，所有這些講話、聲明都會隱退到歷史的幽暗深處，並逐漸淡化，被人們忘卻；而這位普通乘客用手機從天空中打下來的這一句遺言，平淡無奇，卻會逐漸升起，載入史冊。這不過是一個丈夫給一個妻子的一句耳語，卻勝過所有政要通過麥克風響遍世界的千言萬語。這一普通平民的耳語，應該和公元前五世紀伯里克利葬禮上的演說、公元後十九世紀林肯在葛提斯堡的類似演說連接在一起。它給了我們一個實在的安慰，在文明遭受如此野蠻襲擊之後，人人都在象斯賓格勒那樣發出哲學氣味實足的疑問時，我們或許也能小聲地說，這個文明看來還能持續。

我援用這一細節，是想請出資邀請我們的戴總裁原諒，我想說的是：以這樣的文化武裝起來的城市，不是紙老虎，而是真老虎；以如此文化武裝起來的公民，是真老虎，不是紙老虎。它是那樣謙卑，不帶有正義者的氣勢凌人；又是那樣平靜，泰山蹦於前而不變色。此前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紐約不是一個令人喜歡的城市。但今天我不得不說，它的那些缺點依然存在，卻還有令我肅然起敬的一面。我們在這裡討論這座城市是應該做中國的紐約，還是做中國的新加坡，幸好說到它應該做前者，而不是後者。既然如此，這樣的城市，是否應該選擇這樣的公民文化？除此之外，至少在目前，我看不到有其它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