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後，項英在轉輾隱蔽的日子裡，被睡在身邊的副官劉厚總開槍打死。像這樣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的歷史上是未曾有過的。

項英生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在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面對國民黨軍的無數次殘酷“清剿”，項英堅定、沉着，帶領紅軍游擊隊，依靠群眾反“清剿”，屢屢化險為夷。反動派用重金懸賞緝拿項英，也化為泡影。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三戰區顧祝同、三十二集團軍上官雲相和國民黨地方政府嚴令在涇(縣)旌(德)太(平)一帶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軍，緝捕項英，也沒能得逞。而項英同副參謀長周子昆，帶領作戰科長李志高、偵察科長謝忠良和一批警衛人員轉輾隱蔽在涇縣南部山區，由螺絲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漸聚集新四軍的失散人員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黨的臨時總支部，同地方黨組織也取得了聯繫。痛定思痛，項英對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的慘重損失深感內疚，一再表示突圍出去後要向中央作檢討。

1941年2月底，在地方黨的幫助下，項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暫時隱蔽，策劃向江北突圍。突圍的路線經過偵察初步確定下來了，突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已大體就緒。項英隱蔽在山上的一個小洞——蜜蜂洞裡。由於洞小，晚間只能橫着住四個人，除項英外，還有周子昆、黃誠(周子昆的警衛員)、劉厚總(副官)住在這裡。李志高、謝忠良、項英的警衛員以及其他人員則分散隱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處。3月14日凌晨，劉厚總趁項英、周子昆、黃誠熟睡之際，向他們開槍，項英、周子昆被打死，黃誠身中兩槍，九死一生，倖免於難。劉厚總罪惡的手幹了國民黨反動派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這是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又一歷史慘劇。

是劉候忠還是劉厚總

劉厚總究竟是個什麼人?多年來，我一直想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但總感到掌握的檔案資料有限，迄今為止只有國民黨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縣縣長”李協昆向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黃紹耿呈報劉厚總供稱槍殺項英一案的辦理經過(1941年5月12日)；(二)黃紹耿令“涇縣縣長”田易疇徹查劉厚總案並詳細具報的電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報》(“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辦)第875號副刊《皖南綏聲》所載劉厚總：我為什麼打死項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劉厚總給蔣介石的報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錫強曾經直接訪問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閱了一些老同志的回憶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劉厚總的家鄉湖南耒陽作了調查訪問。這次調查訪問，基本弄清了劉厚總的家世和他在當地赤衛隊、游擊隊的活動以及他編入新四軍後的情況。

在我們到湖南耒陽訪問之前，新四軍老同志劉奎在《紅旗飄飄》第22集的回憶文章和著名黨史專家胡華的論著中，都曾提到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是“劉候忠”，但是耒陽縣的同志都沒有注意到。而該縣公安局、民政科、縣革命鬥爭史編寫辦公室正在查詢一個名叫劉厚總的人的下落。劉厚總，該縣匯頭鄉曾家沖人，自1938年春隨耒陽紅軍游擊隊整編到新四軍開赴皖南後，曾於1939年春回家鄉一次，此後杳無音訊。他家鄉已沒有直系親屬，知情的同時代人也大多去世。

後來，我們在縣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時年66歲，離休前任耒陽縣人民武裝部部長的王開運。

劉厚總，1904年生。這個年份，是王開運根據劉厚總比他大10歲推斷的。在曾家沖，劉姓是大姓，劉厚總的父親是劉秀仕，秀字輩、厚字輩、德字輩往下排。“劉厚總”三個字同前述國民黨政府方面的四件檔案資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們黨史文章中所寫的“劉候忠”，是劉厚總之誤。

據調查了解，劉厚總的家庭是貧苦農民。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農會委員，打土豪鬥地主，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幹。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他參加農民赤衛隊(後改為赤色游擊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比較多。那時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猖獗，敵我雙方的鬥爭極為尖銳殘酷。國民黨地方武裝“挨戶團”抓住了赤衛隊便殺。赤衛隊便用紅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曾於1928年一天夜裡殺了劉姓、嚴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紳。隨後，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當地反動武裝力量，“圍剿”游擊隊，僅龍塘一地就有二百餘農會會員被殺害。游擊隊裡出了一個叛徒，當了國民黨軍隊的排副，帶領挨戶團一夜之間殺了劉厚總的堂哥劉厚林、堂弟劉厚定、劉厚存等五人。

因為劉厚總在血與火的鬥爭中總是敢打敢拚，衝鋒陷陣，在耒陽是出了名的，當時當地有的群眾叫他“總老爺”，也有說他是“大殺星”下凡的。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面對反革命的“圍剿”，經歷了極其艱苦的歷程，有起有伏，最困難的時候只剩下七個人、兩條槍，順利的時候曾擴大到一百多人。無論人多人少，滿腦子“山大王”思想的劉厚總是要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最典型的莫過於他把抓到山上的一個地主的十四五歲的女兒“娶”為妻子的事。

1934年，經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擊隊，耒陽游擊隊編為第三大隊，歸耒陽縣委領導，劉德總為大隊長，劉厚總為大隊政治委員。1934年冬，劉向明任大隊政治委員，劉厚總任大隊長。1935年，劉厚總參加耒陽縣委，為縣委委員。劉厚總對組織上先後派劉德總、劉向明來游擊隊擔任領導心懷不滿，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他們也很難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幹部還是“山大王”

七七事變後，大敵當前，實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特委委員兼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同國民黨政府耒陽縣縣長陳必聞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成立中共耒(陽)安(仁)中心縣委，謝竹峰任書記，劉厚總任組織部長。耒陽游擊隊先後在天門山、通水鋪集中整頓，後經謝竹峰同劉厚總商議把部隊開到劉的家鄉——江頭劉祠，整訓一個月左右。王開運就是在通水鋪經劉厚總指派，先後擔任副班長、班長，隨部隊開赴皖南，爾後在新四軍中長期在皖東參加抗戰的。王開運回憶說，耒陽游擊隊開赴皖南集中前，劉厚總曾把一部分槍支留下來，埋藏在家鄉。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軍軍部派中校參謀謝忠良(此前任八路軍學兵大隊副大隊長)前往湘南郴縣、耒陽，整編下山的紅軍游擊隊。學兵隊提前結業的學員王征明、歐陽琮、張南基被派隨謝忠良一道工作。他們先對由周里、穀子元、李林領導的郴縣游擊隊進行整訓，告一段落後，北上耒陽同劉厚總領導的耒陽游擊隊在江頭劉祠會師。

王征明回憶當年耒陽游擊隊整訓的情景時說：“劉厚總是堅持耒陽地區三年游擊戰爭的負責人，當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們進城宣傳抗日，劉同往。耒陽人聞聽劉厚總來了，便紛紛圍着他看。劉身高約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黃牙，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思想上有牴觸。他手下一個排長暗中活動，對抗集中整編北上抗日。”

耒陽游擊隊整訓期間，群眾來訪送子參軍的甚多。按當時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是不能隨意接收的，但是耒陽游擊隊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隊有了較大發展。此時的劉厚總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勢確實惶惶然不知所措。據現存耒陽縣革命鬥爭史編寫辦公室的謝竹峰迴憶稿本中說：“有次國民黨縣長陳必聞同我們談判，追問監獄暴動三十多人，說是我們搞的。正在談判時，劉厚總來電話，問幾個逃出來的人與我有關係的，是否接收。我說把那幾個留下。”“部隊開到耒陽火車站，陳必聞不同意在城內大街走，改為沿城外公路到火車站。幾十里外的群眾，仍趕來歡送，場面極為熱烈，大快人心。劉厚總問我，可不可以喊幾句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我立即說不能喊，他就不喊了。當時我內心感到劉厚總這個人頭腦實在太簡單了。”

謝竹峰迴憶稿中還說，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後，5月下旬，隨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戲婦女、侵犯群眾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發生。約在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中央黨校，同也在這裡學習的謝竹峰不期而遇。劉在第二十四班，謝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耒陽打游擊多年、從沒有離開過本鄉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劉厚總，組織性紀律性極差，難過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學習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謝竹峰在回憶材料中，維妙維肖地勾勒出劉厚總在中央黨校的表現，謝說：在中央黨校學習“快結束時，碰到劉厚總，他給了我20元用。他原來在耒陽當游擊大隊長，名聲很大，群眾叫他‘總老爺’，他的確是個土皇帝，從來沒有離開耒陽。現在他在外面，社會常識少，‘總老爺’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說也說不過別人，他相當孤立。他見到我非常親熱，生怕離開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聯絡，其實他的住地離我只有幾十丈遠，每日吃過飯即到我這裡玩，他非常想念家鄉，實際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懇切要求我向中央組織部請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謝竹峰同劉厚總得到中組部的批准，掛着二等訓兵的符號，佩帶八路軍臂章從延安坐汽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伍雲甫同志。又由西安經成都、重慶、遵義、貴陽等地，到桂林新四軍辦事處，住了幾天，回到湖南。劉厚總回到耒陽後，發現“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槍支還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隊伍就地打游擊了，便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導總隊短期學習，後在軍部擔任副官處副官。這樣的工作分配，說明新四軍幹部部門對他的實際表現是了解的，而劉厚總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對組織的不滿。他在副官處管理飼養班、木工班，工作吊兒郎當，作風流里流氣，滿嘴粗話。當年木工班戰士、離休前任繁昌縣人民武裝部部長的周漢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們採訪時，對劉厚總在副官處的表現說得很具體。周說：劉厚總當副官，副官是營一級幹部(起碼是副營級)。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搞摩擦，他動搖，他怕死。對組織、對同志不滿，動不動發肝火，開口罵人，罵娘，“×你娘”。有次日本飛機在雲嶺附近轟炸時，劉副官還在雲嶺街上調戲黃煙店斜對門的一位婦女。調戲婦女，他是經常的。劉副官意識不好，拉這個打那個。副官處有科長、副科長，他對我們說，不要聽他們的，要聽我的。

在皖南事變後的突圍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劉厚總同項英等軍部領導人相遇，隨即一起行動，並被留在項英身邊。久經鬥爭考驗、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項英，竟對劉厚總這樣一個人失察，實在是他的千慮一失。據項英當年的警衛員鄭德勝回憶，他曾聽到項英對周子昆說過，劉厚總這個人力氣大，個子高，槍法准，是個“打游擊的好手”。皖南事變發生後，同項英在一起的謝忠良在《沉痛的回憶》一文(見《紀念皖南事變50周年專輯》一書)中說：“劉厚總當時是副官處副官，是個黑粗大漢，力氣過人，槍法又准，深得項英同志的賞識。項英同志走到哪裡，總是劉厚總跟着。他的最老的警衛員夏冬青同志因個子小，力氣不大，槍法不准，就被疏遠了。項英、周子昆就帶着劉厚總、黃誠住在上面的洞裡，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幾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裡。”

當時隨項英一起行動的軍部偵察排長張益平也回憶說：“劉厚總是軍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圍途中，他遇見項英後便跟着項英。此人語言粗暴，太野蠻，排擠項英的警衛員。李志高、謝忠良曾提醒項英，說鄭德勝、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衛員，應將他倆放在你跟前。但項英信任劉厚總，沒有採納李、謝意見。”周子昆的警衛員黃誠的回憶，也講到項英如何信任劉厚總。他說：“劉厚總平常老是喜歡跟在首長後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國民黨阿諛奉承的氣味。可是項副軍長特別寵愛他，說他辦事利落，別人幹不了的事他能幹。在突圍中，到哪裡都帶着他。不久前在大觀山隱蔽時，劉厚總看中了一位排長的新駁殼槍，提出要用自己的舊槍去換，排長不肯，他便告訴項副軍長，後來由項副軍長出面，叫排長把槍換給他了。”

本來，在濂坑石牛塢村附近隱蔽，把項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經過地方黨的同志精心推薦後選定的。蜜蜂洞位處接近山頂的懸崖上，三面石壁環抱，地勢險要。為“人跡罕到”之地，從對付國民黨軍隊搜查清剿考慮是比較保險的，誰能想到出內奸呢!項英、周子昆被害的具體經過，我同唐錫強曾寫過一篇《項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經過紀實》(發表在《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幾位直接知情的新四軍老同志的回憶錄，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無需再在這裡複述。劉厚總開槍打死項英、周子昆(劉當時以為黃誠也被他打死)後，搶走項、周身上的“國幣二萬四千餘元，自來水筆三枝，金表一隻，鋼表一隻，手槍三支，赤金捌兩五錢)，即倉惶逃竄到涇(縣)旌(德)太(平)一帶。有些研究工作者據此分析劉厚總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動機，是謀財害命，當然不無道理。但是，同他長期以來“山大王”思想、報復心理的惡性發展，對黨、對組織的極端不滿也有關係。

一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

此後，劉厚總的行蹤、表現，我們在國民黨的檔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個大概了。

4月間，國民黨旌德縣縣長李協昆出巡各鄉鎮，“查獲形跡可疑之人一名，當交由玉屏鄉公所，飭即解送到府。”劉厚總向國民黨旌德縣政府供認，“副軍長項英率殘部四十餘人，逃竄至涇縣皮嶺、延嶺間某一石洞中，我亦隨同逃竄。於本年廢歷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將該項英槍殺斃命。”4月28日，旌德縣政府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率領部下押着劉厚總前往蜜蜂洞，搜尋屍證。在該石洞中，“檢獲已燃未了洋燭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並未見有屍骸，亦別無其可疑跡象，足資證實。”“惟該石洞中，實曾有人匿居，尚堪認定。”而劉厚總指引這夥人到達蜜蜂洞，當他們分途搜索之際，乘機潛逃，翻了幾座大山，到了太平縣隔河裡，隨身攜帶的手槍三支，“悉放在隔河裡保長處，赤金、鈔票、鋼表等件，悉被隔河裡持槍的人檢查拿去。”劉厚總又跑到涇縣茂林，向“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第一擔架連”連長王惠九投效，並提出四點要求：“第一點要求，同路去取槍款等件；第二點要求，去看項英的屍身；第三點要求，辦理自首手續；第四點要求，為伊登報。”王惠九對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辦到，僅着人到隔河裡去拿東西，又不同意劉厚總同去。“究竟東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後來，劉厚總向國民黨太平縣政府投誠，國民黨“太平縣黨部”將其移送“安徽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皖南辦事處”，由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皖南辦事處”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辦。1942年7月10日《宣報》副刊《皖南綏聲》上刊載劉厚總署名的反動文章《我為什麼打死項英周子昆》，極盡咒罵、造謠侮蔑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新四軍之能事，無恥地說：“我在皖南各縣居留將近一年了。事實告訴我，中央對於被俘軍□(官)的寬大優□(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現在是徹底的覺悟了”，“今後願盡我未完的生命來為國家民族忠誠地服務到底，以贖我過去的罪惡於萬一。”好一副搖尾乞憐的奴才相。

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將劉厚總遞解重慶，關進渣滓洞看守所。1945年10月，軍統特務王仁德因違反軍統紀律，也被關進渣滓洞7個月。據王仁德1972年寫的材料稱，劉厚總“獨自一人關在樓下6號牢房。此人文化不高，與特務——上至所長濮齊偉、張少雲，下至獄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獄中亦很自由，監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掃。”“表面上看，他已沒有牴觸情緒，特務對他也無戒備，比有些在押特務還自由些。”1946年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遷往白公館看守所。據1948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關押在白公館看守所的教師任可鳳回憶說：“劉厚總在獄內負責管理圖書。狹小的圖書室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書之用，不能在室內閱覽。他的一張小床也安置在內，等於獨居一室。白天不上鎖，劉可自由入廁或在天井走走。晚間依然加鎖，與其他囚人並無二致。”

1948年春，國民黨軍統局決定“開釋”劉厚總，並發給二千五百萬元，以資返籍。劉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錢。同年5月10日，向蔣介石呈上報告，厚顏無恥地拿槍殺項英的罪行去邀“功”，說：“以項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領導遊戰時，政府即曾懸賞捉他)，設令尚生存於今日，其影響之所及，不難設想!而厚總之所貢獻於政府者，其價值如何，當亦不難估計。”“厚總因被禁有年，致成殘體，耳、目、腳等均有重病(現正醫病)，年齡老邁，六親無靠，雖蒙厚惠二千五百萬元，實不敷醫病之用，他如購買行李衣服及旅費與今後生活費用，均無着落。際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悽然!為此，不揣冒瀆，披瀝上陳，懇乞憫其投誠之愚衷，恩准另發救濟費(或作獎金，厚總自當登報道謝)若干，以延蟻命，借昭激勵。並懇發給自首證書……和護照，俾便返籍，免致當地政府發(生)誤會，無任感禱。”呈文署名劉厚總，又在括號註明“近更名為劉雄”；呈文又說：“批諭交局本部重慶看守所所長張鵠轉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同國民黨反動派懷有深仇大恨，率領耒陽紅軍游擊隊敢打敢拚、英雄殺敵的“山大王”劉厚總，此時則早已成為跪倒在國民黨反動派面前搖尾乞憐，只求“以延蟻命”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尿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勝利進軍。隨着國民黨反動派的覆滅，劉厚總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有材料稱，11月下旬，當人民解放軍攻打重慶的炮聲隆隆響起之際，國民黨殘軍狼狽逃竄，成渝公路上亂成一團，這條“蟻命”死於亂軍之中。這個說法，迄今雖無確鑿的材料加以證明，但是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分析，尚屬可信。劉厚總死有餘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