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義對於中華民族具有突出的危險性和傷害作用，這一點在古代就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實際上"階級鬥爭天天講"就是要在國內確立對精英主義的深刻惕戒。而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中，中蘇的分歧所體現的也正是中國在社會上，必須更加注意抑制精英主義的深厚歷史意識的翻版。而與蘇聯的認識分歧，通俗地說就是反對蘇聯認為的"在國內和國際"的"階級鬥爭熄滅論"。

　　1、 抑制精英主義的久遠歷史

由於中國北方從長城到西北利亞的廣大區域，不適合農耕只適合游牧，所以中國歷代王朝都無法對這一地區進行有效控制，所以總是處在自由發展狀態的游牧民族，常常發展為定居民族的巨大安全隱患，所以古代安全問題就已經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大公共政策目標。而由於中華民族的生息之地是一塊季風控制的大陸，加上一條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的黃河，水旱災害格外頻繁和嚴重，所以民生問題也成為一個公共政策目標。 長城就是作為古人在步兵對騎兵的劣勢下，解決安全問題而修建的"別馬腿"工程。大運河的真正繁榮是在元明清時期，作為漕糧北運的主要通道。這兩個工程即使今天來做也良非易事，在古代更是許多時代人們前赴後繼的傑作。在這兩大公共政策目標和道德主義傳統的作用下，中國歷代的中央集權制度發育得非常完善，中國歷代精英，都得以利用權力和與權力緊密結合的優勢地位，進行社會財富的集斂，嚴重的時代常常剝奪民眾的生計，而且由於古代技術落後，加上自然條件不佳生存本來就不容易，所以精英的集斂常常導致同歸於盡的起義，書經里就已經有了"時日曷喪、予與女諧亡"（我已經忍無可忍，我已經不想等到明天，我今天就要與你拼命）句子。而且由於農民起義並不能根本改變中國的生存條件和技術手段，所以起義也只能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再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國家，為安全和民生兩大公共政策目標服務。新王朝由於殷鑑不遠，往往精英比較能夠克制自己的自私和欲望，為改善民生和安全而努力。歷代統治者也往往在取得政權以後的一個時期里，在安全和民生上取得一定進步，如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等，都非常注重河工，在邊界安全上也都有作為。作為比較突出的例子，漢武帝曾經實施抑制商人的"均輸平準"之法，唐代曾經實施過"均田制"，以期對精英階層的貪得無厭有所抑制，力爭社會的長治久安。但是精英主義者總是會找到突破機會，實現自己的願望和利益。制度的弛費和形同虛設也只是遲早的事，利益和矛盾的激化總會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新的起義條件成熟和改朝換代的機會又將到來。所以中國歷史明顯具有"一治一亂、分分合合"的循環。中國古人對此就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正如詩經里所說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1946年黃炎培老先生到延安時曾經把這兩句話念給老毛聽，老毛一生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２、中國道路的特殊性

　　對於西方的國家管理制度，與中國的不適應性，孫中山先生就已經有深刻的認識，所以西方的"三權分立"被發展為"五權憲法"，增加"考試"和"監察"就是基於對人本身的回歸。而毛澤東則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精英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肆無忌憚，並對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產生深刻惕戒，提出了"為什麼先生總是打學生"的問題。實際上在1999年"58事件"後，大陸許多人重複了對這一問題的思索，並獨立地得出了與毛澤東大致相同的答案。這一次美國的五枚導彈，才真正從理論和實踐上沉重打擊了中國新右派。實際上所有務實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研究，都指向一定的"反西方"傾向或者對西方的戒懼，正如新右派所指出的新左派是"精緻的'中國可以說不'"毛澤東在對西方左右兩種社會途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失望以後，又回到中國的列祖列宗那裡找出路，並讀遍了《二十四史》。毛澤東最後選擇的道路是抑制精英主義的純平民主義路線，他自己把它稱為"群眾路線"，並宣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與發展。實際上那215不是任何性質的西方東西，而是先秦民本主義和道德主義在危機時代的發展和極端化，而產生的純平民主義。實際毛澤東的這一矇混過關的策略是失敗的，他的理論不僅沒有獲得他的同志們的認同，而且也被傳統派視為異類，梁漱溟、馮友蘭等教授也不大認同他。

　　毛澤東是一個孤獨的光明探索者，在中國大概只有一個林彪能夠認識他的思想實質，《571工程紀要》裡的評價是"假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始皇之法"，這比較接近與老毛的深刻探索和創新曆程。放眼世界，西方大概就只有一個湯因比是他的知己（西方的左派基本上不認識真正的老毛），湯因比曾經在"人之將亡"時展望世界文明的未來，滿心指望中國人的創造性給世界文明帶來光明。如果湯因比活到今天看到大陸的情況，恐怕恨不得把自己的舌頭拔掉。好象中國人里除了毛澤東，也並沒有多少古代的人文精神。中國大陸"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把持了陣地，不是湯因比而是艾奇遜預見了中國的今天。1981年《*** 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來以後，蘇聯的勃列日尼夫在中亞訪問時，感到歡欣鼓舞發表聲明說"對於中國同志的結論，我們再也沒有需要補充的了"。1984年《*** 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出來以後，鄧小平同志兩次榮登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發的大字標題是"中國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在四海一家和天下大同遠未到來的時代，是什麼東西讓蘇聯和西方開始欣賞中國的？可以肯定西方並沒有因此前進哪怕一小步，那麼我們放棄和失落的是什麼？是放棄了足以讓我們前進的基礎還是改正了從前的錯誤？

　　３、毛澤東選擇的純平民主義：從大躍進到文革的“大民主”

　　今天"大躍進"被新右派作為一個靶子來攻擊老毛，實際上鄧小平時代的大躍進才是真正的超級大躍進，老毛時代還只是"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穩健大躍進。大陸積五十年大躍進之成效，今天大陸的鐵路里程，剛剛夠孫中山《建國方略》中設想總長達16萬公里的鐵路系統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中的川漢鐵路和進藏鐵路因為工程艱巨，到今天還沒有開工。到底誰才是大躍進的大宗師。近代以來，無論是洋務派、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除了老蔣那樣的孱頭以外，經過百年屈辱的政治家，誰不憋足了勁要搞大躍進。湯因比在晚年重寫的一卷本《歷史研究》中，收錄了北京街頭當年的一幅宣傳畫，下面配的文字說明是"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考慮到後毛澤東時代的發展路線精英化，毛澤東幾乎是一個人肩負着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懷着光榮與夢想，竭盡全力地把國家推向光明和未。在毛澤東革命和建設時代裡，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空前突出，而且中國積貧積弱已非一日。毛澤東除了放手發動群眾之外別無出路，除了號召人們發揚精神克勤克儉之外，別無可供使用的人力物力。韓非夢想實現的"國家戰備動員體制（養耕戰之士、去五蠹之民）"和孔孟的"道德克己"，孫子的"上下同欲"，實在是老毛最得心應手的意識形態。老毛不僅在讀書方面一邊倒地向中國古聖先賢傾斜，而且在理論應用上，馬列的理論除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在他那裡看不到充分表現，毛澤東很有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味道。如果說文革時期的"道德主義"還掩蓋在"政治掛帥"裡面的話，配合道德發揮作用所必須的輿論控制還在"大民主"的外衣掩蓋之下的話；那麼七十年代的"評法批儒"和"批林批孔"，已經是直接地、公然地向古聖先賢吸取精神財富了，並通過這樣的運動在全中國進行社會思想動員。老毛的純平民主義道路不僅遭到中國精英的抵制和反對，而且他以前的同志們也往往變成野心家來投機，或者是成為修正主義者背棄了在戰爭時代曾經一體遵行的群眾路線。而沉默的大多數不僅需要被領導而且需要帶領，否則就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來完成安全和民生改進任務，這樣建設國家的艱巨領導任務本身，就足以產生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導致精英主義的死灰復燃。老毛除了發動"逆向管理和監督"的群眾運動和加強輿論控制的作用以外，好象在東西方都沒有現成的思路可供選擇。論控制、經濟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會控制手段。在毛澤東時代，經濟控制無法實施，因為需要進行高積累，人們的收入已經被壓制到生存保障線的水平上，這樣再進行經濟剝奪就成了生存剝奪；司法控制的條件也不好，而且司法體系本身就是精英主義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體系也一樣無法有效抑制精英主義。所以輿論控制手段幾乎成為唯一的社會控制和國家管理手段，輿論控制若要取得實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於進行"逆向管理和監督"，這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實質；而且防止管理者對這種逆向管理的反感和報復也是必須的；而輿論控制本身的非專業非精確特徵，也要求輿論控制的結果不能夠精確應用和作為唯一的依據；所以根據老毛的總結，輿論控制的特點和規則有以下三條：一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二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三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總而言之，輿論控制最後必須以"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方式進行，而且在三種社會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輿論控制能夠比較好地抑制精英主義，而不會被精英主義者所利用，反過來製造精英優先，而經濟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應該如實承認輿論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專門針對精英（地富反壞右）的，精英主義者對"大民主"式的輿論控制的恐懼心理是有現實根據的。而且由於輿論控制的不規則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發性，精英階層對文革具有整體黑暗記憶，也大體上符合事實的邏輯（而非事實本身）。精英主義者喜歡把這種特殊階層的黑暗心態說成是全民感受，則是出於捏造和妖魔化。實際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給了精英以非常機會，許許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這一機遇。直到今天北大許多當年的文革積極分子，再一次成為改革時代的積極分子，為改革鼓與呼。當年動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學科帶頭人，北大的朋友評論說"這些人不是等閒之輩，是'人精'和'人尖子'，無論在老毛還是老蔣時代，他們都一樣能夠脫穎而出。和他們的人品相比，聶元梓並不是最壞的". 實際上文革的重災區就是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別是文聯的相互攻訐和揭發，簡直是文革的經典，還有大學和科研機構。文革大革命確實是一面"觸及人們靈魂"的照妖鏡，終於讓人們看見人性中的自私、醜惡和卑鄙，這大概是精英們在對文革的恐懼心理之外的另一種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曉聲就公然宣稱是"和婊子混了幾年"，很顯然不容易在他那裡尋求到正確答案的問題是"誰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見的狀態總是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宣稱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傷痕文學作家，就明顯具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確實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和封建的社會主義的特徵---簡單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倒是十分突出。實際上毛澤東時代確實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線，也不是新右派所攻擊的封建主義和法西斯專政，而是中國古聖先賢"復三代之盛"理想的實踐。在毛澤東時代，不僅根除了盤踞在農村社會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勢力，而且基本從整體上消滅了社會醜惡現象，危害中華民族上百年的大煙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滅，並提醒人們要時刻提防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復辟，這一切無不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仁人志士所夢寐以求的接近於大同理想的"小康社會"。這種社會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經濟境界，而是一種道德境界。毛澤東時代的晚期，基本上達到了岳飛所說的"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４、中國精英的自私與分化現象

所有的制度都會受到優勢集團在利益驅動下的破壞，但是象中國精英這樣突出那也是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精英主義在沒有外在有效抑制的狀態下是非常可怕的。
漢代實施"徵辟和舉薦"人才制度，這個制度實行到東漢以後，就已經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了。後來曹魏鑑於徵辟制度流弊太深，予以廢除並實行"察舉"制度，實行"九品中正制"，後來社會上形成的局面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隋朝進行選拔制度改革，開始實行科舉制。到宋代時文人的派性和近親繁殖就非常厲害，江西吉安一地在宋代竟然出了18個狀元。無論什麼樣的好制度，最終都要在精英利益的主導下發生傾斜和變質。 不注意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精英自私的表現。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精英的分化和不團結也極為突出。中國精英即使出家當了和尚，也會相互看不順眼。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分化成八個大的宗派，四個小的宗派，此外還有無法統計的小宗。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國民黨已經分出親民黨、新黨、國民黨內還有兩派，加上大陸的民革，共計有五派。民進黨更是發揮後發制人的優勢，進步很快並呈現明顯的"趕超態勢"。中國精英們已經自私到不能相互團結、協調立場和進行適度聯合的地步。今天中國的新左派和新右派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主張，筆者對新左派能否最終形成一定程度的統一感到懷疑，並敢於大膽推測，新右派中間絕對不可能出現哪怕是接近統一的派別。

5、 中國精英的短視與忽視民族利益

在世界大同和四海一家的時代沒有到來之前，民族主義不僅具有正當性，而且具有反對西方各種形式的白人種族主義的正義性。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盲目援引，對全球化和新經濟的賣力鼓吹，正是這種在"精英優先"熱望下導致的錯誤。可以說中國新右派已經在其理論認識上，與負責和平演變的中央情報局達成了事實上的一致，扮演了非常可悲的角色。新右派在國內思想界的泛濫流毒深遠，已經導致*** 和民眾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所謂的"按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接軌"只不只是是檯面上的語言，而且在實際中西方的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已經侵蝕了幾乎每一個社會角落，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遺產已經被接近"除惡務盡"。所以不要奇怪西方為什麼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死心絕望，而現在卻顯得信心十足和盛氣凌人，試想有誰會看重一個連起碼的防衛武器都沒有的對手呢？美國的新總統已經明確表示中國不是夥伴而是"競爭對手"，這才是給無怨無悔的中國新右派第二次沉重打擊，正如中國民間諺語所言"熱臉總是貼上冷屁股"。歷史上中國精英也不止一次地出於自私而損害民族利益，滿清入關就是滿漢地主合流鎮壓農民起義的結果，階級矛盾被置於民族矛盾之先；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經發生過美蔣日偽合流共同反共的局面，不過這一次他們運氣太壞，碰上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沒有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