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鑑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撲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勛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³⁹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⁴⁰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鑑於我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 ”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⁴¹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迴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覆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勛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瓮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台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台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台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 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⁴²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⁴³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占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⁴⁴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 “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里，一方面因能憑藉着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着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台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游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凌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⁴⁵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先生堅持領導的長期浴血抗戰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 —— 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⁴⁶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⁴⁷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⁴⁸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⁴⁹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麼聽命令，那麼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⁵⁰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裡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⁵¹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餘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⁵² 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鏊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志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 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裡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⁵³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⁵⁴ 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道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衝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⁵⁵ 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⁵⁶
　　誠然，中華民族的軍人正是有着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應該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國民革命軍 —— “國民黨軍隊”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戰功的動人事跡，曾被譽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花木蘭”。她與一九四八年犧牲在太原保衛戰中的另一個屢立戰功的女機關槍手喬應秀，曾同被視作國民革命軍的驕傲。
　　…………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⁵⁷

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里，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後，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布“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⁵⁸ 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⁵⁹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部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於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是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兒莊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勛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後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里，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是役殲敵三萬餘，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志不移”。並制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是役，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着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於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並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餘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台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於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崑崙關反覆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崑崙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崑崙關、九塘後，我又集中兵力於邕寧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崑崙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於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於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於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於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岳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制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餘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沉着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後，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扎，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是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布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於同古，敗日軍於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後，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後，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餘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症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劃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餘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⁶⁰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於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占據外，全部恢復原態勢，是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十一月，於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占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復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占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餘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岭，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於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於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餘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的“公道” 話，實在是從根本上揭穿了那些“牆倒眾人推”者的說謊，從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論、史亦終有公論”的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後，正處於全面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開始放膽說道：“蔣介石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⁶¹
　　歷史的事實是，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着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跡，實已使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其它國民黨抗戰研究著作，已經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甚為大膽的歌頌。
　　易勞逸先生，以及戰後所有歷史學家們都不會、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
　　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