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選舉中，台灣團結聯盟獲得13席，這個結果雖離李登輝的35席目標相差甚遠，卻也讓人再次感受了李登輝對台灣政壇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台聯選前並不被看好：一、台聯多為國民黨內的二流人才，離政治社會核心較遠；二、台聯的政治目標，介於民進黨和建國黨間，而歷次選舉中建國黨的表現並不佳，一個類似建國黨的台聯，同樣難以吸引更多民眾。三、李登輝本人，民進黨因意識相似而當其是搶票源，藍營因徹底決裂更對其大肆攻擊。四、台聯倉促成軍，缺乏時間運作，缺乏競選資金，缺乏基層支持。這種孤軍奮戰情形下，能取得7.76%得票率，靠的就是李登輝非同尋常的政治影響力。

李登輝的政治影響力，來源於他主政台灣十年的民主化、獨台化。台灣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經濟持續進步，教育普及層次升高，民眾素質不斷提高，參政議政的願望加強，在這種背景下，蔣經國開始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破了“黨禁”，民進黨也於那時合法走上台灣的政治舞台。李登輝繼任總統，加速台灣的民主化，結束了“勘亂時期”，修改憲法，進行總統直選，廢除政權壟斷，迫使政黨革新，引入民眾參政，對於長期慣於接受專制統治的中國社會，這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它徹底結束執政黨一勞永逸、固步自封的歷史，不能因為他同時推行“獨台”而被抹黑、抹殺；一如秦檜雖是奸妄，其對中國書法的貢獻（仿宋體）不應被掩蓋，李登輝遠比秦檜進步，至少他的反對派還是自由的。李登輝的“民主先生”稱號得益於此，他本人也自豪地以為是“摩西”，體現了他對台灣民主化推動的自信和貢獻。

台灣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執政的國民黨不遺餘力的推行“獨台”，在野的民進黨竭盡全力鼓吹“台獨”。李登輝主政十幾年間，通過憲制改革，縱容民進黨的台獨活動，製造國民黨分裂，幫助民進党進入政治舞台；挑撥族群關係，進行系列去中國化，突出台灣與大陸的區別，塑造新台灣人形象；強調台灣政權事實存在，強化主權獨立地位，強攻重返聯合國，儘可能把兩岸關係國際化。不可否認，李登輝的努力，使台灣擺脫自70年代以來，在國際社會事務中不斷被邊緣化的趨勢，台灣一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獲得了“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身份加入世貿組織，而不是“中華（國）台北”身份，部分滿足了台灣社會獨立、平等參與國際活動的期望。

如果我們能冷靜地進行分析，台灣的獨台化成為社會主流，有其歷史淵源、社會內涵，政經因素，粗略可分為四個階段。 70年代（71-79年），經濟騰飛，政治萎縮。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無可奈何地失去代表中國政府的地位，國際地位劇降，各種國際活動淡出，國際舞台日益萎縮，一點可以慰籍是美國仍做其後盾，維持着外交關係，為台灣提供着致關重要與國際聯繫的活動平台。此時期，台獨上不得台面，處於潛伏、萌芽期，遠不是台灣主流，不過台灣本土人士已經日漸取代年老的來台國民黨人員，為以後奪權埋下伏筆。整個70年代，台灣埋頭於經濟建設（此同時大陸正陷於殘酷的“階級鬥爭”），創造了經濟奇蹟，又為以後兩岸對抗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80年代（79-89年），經濟小龍，政治小蟲。美國與蘇聯爭霸白熱化，迫切需要大陸的支持，1979年，美國轉與大陸建交，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地位一落千丈，仿佛墮進了深淵。經濟上，基本完成工業化，資本開始輸出，迫切需要提高自身國際政治地位，以保護經濟利益，尤其是在外國投資。台灣此期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香港，香港尚可自由加入各種國際組織，而台灣因為大陸關係，受到了國際組織的排斥。

要提高政治地位，台灣面臨着選擇：與大陸攜手合作，或另尋他途。當時的背景拒絕前一個可能：長期對抗的雙方仇恨太深，不是一日可消解；大陸的“輸出革命”遺留影響還在，周邊地區戒心很重；兩岸經濟差距很大，台灣的優越感阻礙。台灣只有另作打算，爭奪中國代表權的願望，已是行不通的；台灣只得另起爐灶：塑造台灣自身的政治身份（獨台化）。這種可能的有利條件是：對岸此時開始改革開放，進行戰略收縮，放棄“輸出革命”，放棄民族解放，調整為實用外交、民族和解，兩岸關係緩和；作為亞洲四小龍，資本輸出為拓展國際空間，提高國際地位提供了可能；作為西方反共反華橋頭堡功能還在，還可得到西方的支持。就這樣，獨台化成為了台灣的主流。

台灣也是這麼作：一、關緊門戶堅壁清野，以“三不”對抗“三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應付“一國兩制”，提出“自由、民主、均富”反制大陸。二、對於島內，退而與民眾謀求妥協，讓出部分政治利益，推行民主化，以緩解國際孤兒壓力。三、加大金元外交，提高政治地位，達到一定效果。

90年代前期（89-97年），經政一體獨台化。國共兩黨的十三大，權力都進行了轉移，兩岸合作又讓人看到點希望，因為三個不利因素已經不在了；六四事件爆發，蘇東集團垮台，情形又勢急轉直下，發生了變化。蘇東垮台，中共唇亡齒寒；六四事件，導致西方共同制裁，經濟崩潰；更嚴重的是：國家凝聚力全面渙散，空前絕有，知識分子不信任，民眾不信任，海外不信任。臨危受命的江澤民，面臨着中共自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下，大陸對內採取“穩定壓倒一切”，逐步緩解社會矛盾，對外採取“韜光養晦”，避免成為的西方“槍口鳥”。台灣再次面臨選擇：與大陸競爭，重新爭奪中國代表權；與大陸合作，共渡難關；與大陸決裂，繼續獨台化。

令人可惜的是，台灣放棄重新逐鹿中原的最佳時機，大陸處於迷惘、困惑、消沉、崩潰、渙散狀態，台灣的民主、自由、富裕的清新形象，對大陸造成極大衝擊、震撼，深深吸引大陸的知識分子，民運人士多人去台灣可見一斑，此時振臂一呼，挺進大陸，則中共危矣！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對大陸的困難置身事外。若能以民族利益為重，既往不咎，放棄反華反共，如現在韓國幫助朝鮮，幫大陸渡過難關，此雪中送炭對消融兩岸積怨，為國家統一的貢獻將功載千秋。

不可否認，此時的確是台灣獨立的良機，獨立最大的阻力，已不是內外交困，自顧無暇的中共，而是國民黨內部的統派，這些民族大義未瞑的統派，多為來台的“外省人”，他們與中共形同水火，卻不願讓祖國分裂，因為他們深深知道民族、國家分裂，對中國意味着又回到近代任人宰割的地步，追求統一本來就是他們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不管他們追求的方式是否正確，他們總不希望民族悲劇重演。在他們信念中，即使毀了他們自己，也不能毀了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

他們如此地執着，甚至於固執，甚至於頑冥不化，他們在島內是勢單力薄，也不被對岸同情和支持，但是民族、國家、統一的信念支撐着他們殊死抗爭、決不妥協。他們的做法可能不妥，他們的行為值得我們穆然起敬。正是這個原因，台灣主流社會予與他們的沉痛攻擊，遠甚於中共的緣故，不置之死地，台獨就難以後快，這也就是台灣十幾年來，挑撥族群鬥爭的最根本原因。

當是時，歷史緣故，他們還占據着台灣政壇上的一定位置，還掌握不少的社會資源，還能牽制台獨力量，台獨終於沒有成為現實；台獨勢力對於他們的積怨直到到他們不在其位時，終於爆發出來，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打擊，陳水扁的夫人吳淑珍，訪美期間對於宋美齡的攻擊，正是基於此原因；台獨勢力也許認為，是到了秋後算帳的時候了。

令人憤慨的是，台灣利用大陸頓挫，蓄意挑釁大陸，台灣軍警多次射殺大陸漁民，製造多起“閩獅漁”“閩平漁”事件，毫無同胞骨肉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兩岸尚有過一段短暫友好時期，1992年達成“一個中國”共識，此共識本質上是兩岸第三代權力中心，在雙方權力未穩時，暫時妥協的產物，雙方均未滿意這個結果，雙方均未放棄個自努力目標，即台獨和統一，背離這個共識，只是時間問題。在李登輝立穩腳跟後，真實面孔出現了，經濟上“戒急用忍”“推行南進”，意圖阻止兩岸經濟一體化，並尋求在東南亞做好地盤，以將來能長期和大陸抗衡；政治上，縱容民進黨的台獨活動，通過憲制改革完成台獨運動合法化，台灣終於走上經政一體獨台化。在江澤民立穩腳跟後，終於拿出自己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江六點正式成為“葉九條”後，中共新時期的對台導向。“江六點”在一體獨台化的大背景下，顯然不可能得到台灣真正認同，即使它包含足夠的迴旋餘地、足夠的退讓餘地，於是訪美風波出現了，大陸不得不重新考慮對台的政策。

應該指出，大陸的“穩定壓倒一切”，與當年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如出一轍，均是強調政局的穩定，對內壓制政治革新，對外則避讓和妥協。我們既然能狠批當年蔣介石，應該也能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大陸的確錯過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機，導致現在政府的民主化、公開化、透明化明顯不足。

應該指出，大陸的“韜光養晦”，雖使與西方矛盾不至激化，盡理保持和西方的經濟聯繫不斷，但是，韜光養晦的負面作用也是巨大，它沖淡了大陸作為民族復興的希望。韜光養晦的懦弱、消極、綏靖、退讓，使中西歷次交鋒中，銀河號衝突、爭辦奧運、入關談判、訪美事件，忍氣吞聲、次次下風，極大地損傷了民族的自尊心，極大地損害民族利益，是中共對一貫為民族利益不妥協原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背叛。

兩者的綜合作用，極易導致民心再渙散，極易導致民族對中共的拋棄。這種情況下，形象清新的台灣，如果選擇進行逐鹿中原，是極其有利的，容易得到大陸強有力支持，將使中共的統治趨於邊緣化；然而台灣選擇獨立化，使大陸知識分子把民主化成就淡化，注意力集中於國家、民族的分裂上來，促使了強烈民族危機感形成，民族主義成為大陸主流，中共種種缺點被暫時擱置於一邊。 90年代後期（97年--現在），經濟逐漸融合，政治徹底決裂。形勢比人強，到了97年，仿佛一夜間，情形再次發生了驚人變化。兩岸關係再次重新洗牌。香港回歸，強化了國家統一使命。香港回歸，和即將的澳門回歸，使民族、國家、社會的凝聚力驟升，八年平穩過渡和社會矛盾的緩解，中共經受起了考驗，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台灣的背離中國化，無疑使這個歷史重擔，落在了大陸的肩上。

鄧小平的逝世，韜光養晦隨他壽終正寢。韜光養晦的前提是美國的麻痹，可美國的戰略家是清醒得很，中國是美國2015年前最不可忽視的敵人，這種情況下，韜光養晦已經是無法實行。我們常說，台灣重返聯合國是夢人說痴，是鴕鳥政策，自認為只要埋頭苦幹，就能心想事成；我們應該能意識到，大陸自以為韜光養晦，就能高忱無憂地專心經濟建設，也是鴕鳥政策。改變不切其實、不合時宜的政策，自然成為新形勢下的選擇。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決定着中美有着廣泛合作的空間；意識形態相左、社會制度相左、文化傳統相左，又決定中美有着難以調和的矛盾。合作又對抗，是中美長期外交戰略必然，不卑不亢、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自然成為作為弱勢一方新的指導方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趁火打劫、日本的明哲保身，東南亞愁雲一遍，中國如果貨幣貶值，無異雪上加霜。面臨危機，中國與香港並肩作戰，擊退了金融大鱷的狙擊，並提供東南亞幾十億美元的援助，減緩災難惡化。中國已經不能再韜光養晦，不得不拋頭露面，幫助東南亞渡過危機。

危機中的印尼大規模的反華、排華，香港同胞率先批評，又使中國結束不干涉他國內政的舵鳥政策。中國以前的不干涉，已經到了容忍海外華人任意受歧視、受迫害、受欺凌的地步，海外華人因得不到母國支持，不得不忍辱接受不平等對待。這種容忍是極其危險的，默認它則無異於承認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民族的平等如果無法得到尊重，遑論什麼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台灣滿足於偏安一隅，置民族利益不顧是當受到批評，大陸滿足偏安一極，不敢保護民族利益，更當受到嚴厲的譴責。順便指出，今日的馬來西亞憲法，依然規定歧視華人合法，這正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關係死結所在，不尊重華人，能實現新馬關係正常化嗎？

一個可任意歧視華人的社會，永遠不會尊重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一個偏安一極的中國，如何能保證保護台灣和大陸海外投資利益、不會受到不應有的歧視。中國必須改弦易轍，放棄偏安一極，主動、積極保護海外華人應有經濟、政治、社會利益，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義不容辭的職責。如果背叛此職責，台灣將來唯有選擇去中國化，塑造台灣新民族，才能避免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的歧視。

危機也使台灣的南進政策徹底失敗，投資一夜間化為烏有，幾年心血付之流水，和進軍大陸的台商的盤豐缽滿反差太大。現實迫使台商不得不移軍大陸，今日的大陸已是台灣對外投資最大地區，兩岸的經濟融合跚跚來遲，終於漸漸浮出水面，前日吳作棟總理的“經濟一中”已是事實，正是兩岸經濟關係的真實注釋。現在，即使是熱衷支持台獨的張榮發、許文龍、殷琪、施振榮等人，也都在大陸投下巨資，大陸興衰已與他們息息相關，他們還可能一如既往地痴迷支持台獨？

危機中的台灣，因為經濟成分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不似韓國以大財閥為主，船小好調頭，台灣島內在這場危機中，受害不深，基於此原因，台灣並不用得到大陸的幫助。這樣，對於台獨意識濃烈的李登輝，當然不可能調整執政綱領，對於整體獨台化的台灣社會，同樣不可能改變台獨目標。兩國論的出台，正是台灣整體獨台化的表現，今天的國、親、民三大黨的政治路線，兩國論的陰影隱約可見。

在澳門回歸以後，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已明顯擺在大陸面前。而國民黨既無力爭奪中國代表權，又無力阻止台獨化的發展，沒落是自然不過的，拱手讓出政權是勢所必然。執政的民進黨一如繼往的持續台獨化，使“觀其言，察其行”的期望落空，一邊一國則徹底埋沒了大陸的幻想。兩岸的政治路線的徹底決裂，讓雙方都不得不為下一階段作重新考慮。

縱觀台獨的發展歷程，是有其合理和必然因素，和日新月異的大陸本身曲折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台獨並不是孤立發生的。以上四階段分析中可見，在前三階段，統一遠不是最好時機，台灣自尋生路，選擇最低的社會成本，尋求保護自身經濟利益，也許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到了第四階段，合作、融合才成為可能，獨台或台獨才真正成為台灣發展的絆腳石。換句話說，當我們一個指頭指着台獨時，可別忘了，有三個指頭正指着我們自己。

台獨若成功，故然可以提高台灣的政治地位，然而它以對抗大陸、清除中國化作為主導精神，在身處中國影響力步步擴張中，它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依然無法保護台灣在國際間的經濟利益；近年來海外台商在遇到緊急事件，常常棄“中華台北辦事處”不顧，而奔往中國大使館尋求保護，也例證台灣“單幹”的勢微。台灣追求提高地位本不為錯，但選擇台獨則無異飲鳩止渴，台灣只有融入一個中國，地位自能水漲船高。

可以說，台獨是適時而興，逆勢而衰。台獨雖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它畢竟是與兩岸經濟的融合大趨勢相違，與中國統一的大趨勢相違，與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相違，更與中華民族的復興相違，它的衰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

台灣團結聯盟，是第一個“台灣”名稱政黨，它的出現本身就意味台獨的發展，已達到成熟的階段。捎帶說明，此第一卻差點為親民黨的所奪，宋楚瑜立黨之初，想到的就是“台灣人民行動黨”，此“台灣”和台聯的“台灣”都是強調台灣優先，絲毫沒有區別，而“人民行動黨”則明顯模仿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不難看出，宋楚瑜的“獨立台灣”意識同樣濃厚，存在模仿新、馬分立，解決大陸和台灣的問題思維，因此，不能對宋楚瑜寄以過多的幻想，他深藏的獨台意識，值得我們警惕。

台灣團結聯盟，繼承李登輝獨台路線，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充分利用李登輝的政治影響力；而李登輝也不顧自己年邁體衰，四處為台聯站台、打氣、撐腰，台聯終一舉成名，突破了5%門檻。

可以說，台聯是李登輝的化身，是李登輝政治生命的延續。可是，李登輝雖老驥伏力，志在台獨，畢竟年歲已高，給予他的時間不多矣，他將不得不在和時間進行賽跑。首先得和自己的時間賽跪，他已經85歲高齡，還能再支撐多久？必須搶在自己魂歸上帝前，至少完成台獨布署。其次得和大陸的時間賽跑，必須搶在大陸統一時間表出現前，才可能實現台獨的宿願。再次得和兩岸融合時間賽跑，必須搶在經濟合作前，才存在兩岸各為一體的現狀，才存在能加以挑撥的空間。

所以，李登輝時有的驚人政治言論，甚至民進黨也會覺得不是時機，我們不足為怪，因為他必須在有生之年，儘早、儘快表達他的政治意圖。所以，李登輝認定2008年奧運會前是最佳時機，因為這段時期內，正是大陸內部調整緊要關頭。所以，李登輝還堅持“戒急用忍”，堅持“安全優先”，因為兩岸的融合將使李路線失去根本的支持。

即使略去李登輝，台聯的前景也不見得光明。俗話說“事不過三”。新政黨靠轟動效應，常能“一鼓作氣”取得不凡成績；但時間長了新鮮感失去，政治綱領無創新，都是原來舊政策的延續，若然江朗才盡，勢必“再而衰，三而竭”。台聯和當年的新黨一樣，都是黨內次生團體脫離國民黨而自成一黨，初時尚了了，時間一久，了無新意，自然漸漸被社會淡化，台聯也走不出此模式。

台灣團結聯盟出現於台獨勢力如日中天時，但是台獨未來的發展前景堪憂。民進黨97年地方選舉大勝後，執政的12個縣市，人口占總人口的71.6％，稅收占全台的83％。問鼎總統寶座已近在眼前，國民黨分裂幫助它終成正果，台獨化達到頂峰狀態。盈則虧，盛則衰，2001年選舉，民進黨在執政資源可供利用情況下，“支持台獨每年5%上升”並沒有出現（閻學通），反而失去眾多重要的縣市，其實這已經顯示：台獨勢力開始走下坡路，“台獨路線”隱疾發作，民進黨開始品嘗惡果，與以前的國民黨同樣。台聯誕生於此天下漸統、台獨漸微之際，要只手撐天，恐是力不從心。

李登輝親日反共情緒眾所周知，幾年來日本和台獨勢力交往密切，即使大陸大聲抗議，森喜朗還是同意李登輝訪日。台聯的黨徽中，台灣輪廓後面的“旭日東升”實為日本的太陽旗，即隱喻“以日本為後盾”。台獨發源於日本，日本右翼也力圖台灣獨立，對抗中國，日本極右翼石原慎太朗，就是構思以日本為中心，以台灣為樞鈕，控制東南亞，形成一個中國包圍圈。但是，近十年來，日本百病纏身，恐怕難以分身給予台聯更多的支持，因為日本即將不得不全力與蒸蒸日上的大陸，進行一場全面、徹底的第三次中日競爭。

台灣對於西方的價值，本在以華制華，台灣能以小制大，正是通過中華文化這杆稱，才實現小砣能壓千斤稱。而今日台灣竭盡全力去中國化，實質是拋棄中華文化，而失去中華文化聯繫的台灣，已自廢武功，不足為懼。這也是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最根本原因，棄華則難制華，美國深知：台灣的份量體現在牽制大陸，而不是對抗大陸，以小制大而不是以小博大。在美國僑社紛紛改掛國旗，正是因為海外中國人，也是希望台灣能牽制大陸、能帶動大陸，而不是希望台灣能對抗大陸。台聯顯然錯誤估計了形勢，仍熱衷於“本土化”，積極“去中國化”，結果不言已知。

總之。今日的台灣團結聯盟，以為自己正站在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上，不怕風吹雨打，勝似閒庭漫步；不知自己其實是處身於無根浮冰上（去中國化），不用風吹雨打，只需兩岸“陽光政策”，必自雲蒸霧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