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理論界、輿論界、宣傳界甚至網上論壇，“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似乎已經天經地義無須探討了。可是除了漫畫似的攻擊性宣傳之外，我們又沒有發現任何嚴肅的證據。稍微像點樣子資料，無非是美軍飛機幫助運兵，還有美國總共給了60億美元貸款，顯然，這是一個誇張的數字，在美國的賬單上這個數字是20億。此外還有美國軍事顧問指揮蔣軍進攻解放區這類斬釘截鐵卻沒有任何實例支持的指控。

總之，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宣傳中，沒有具體的例證。即使最具體的運兵問題，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時候。作為抗日的盟國，幫助中國政府軍抵達日本占領地區便是幫助內戰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比空運國民黨先遣人員還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樣是美國軍用飛機將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肖克、羅瑞卿、陳賡、肖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江華、陳錫聯、陳再道、宋時輪、傅秋濤、王近山、聶鶴亭、鄧克明、張際春、滕代遠、劉瀾濤、鄭維山從延安緊急空運到前線指揮部，為中共搶占地盤做出了巨大貢獻。只需看一下，這批中共將領中，除鄧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帥中的四個、十大將中也是四個。基本上包羅了中共搶占東北、華東、華北的全部指揮核心人員。如果他們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盤，需要跨越封鎖線、敵占區和漫長的崇山峻岭，至少要兩個月，什麼菜都涼了！毛澤東在獲知這批大將平安到達後，立即復電蔣介石，次日即赴重慶談判。可見這次空運是何等重要！那麼，美國對中國的內戰究竟有哪些動作呢？

我們查找歷史資料發現，在1941年以前，美國政府關心的只是整個中國對日本戰爭進展情況，對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沒有關心的跡象。皖南事變發生後，美國政府可以說是破天荒地首次對中國內政表示了干預性意見。而這首次干預，竟然是以替中共說話為標誌的。

美國的態度無論在時機上還是程度上，都是很關鍵的。在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之前的1940年冬季，國共兩黨在華中的地盤摩擦已經十分激烈，10月15日結束的黃橋戰役，新四軍陳毅部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殲滅國民黨軍韓德勤部主力兩個師1.2萬人；在新四軍整個戰史中，我們找不到它打擊日軍的任何稍微像樣的戰例，卻在消滅國軍的戰役中顯示它的輝煌。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有：“陳毅是個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皖南事變之前的11月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計劃“政治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五十萬人中至少調精兵二十萬分路打入彼後方。如采此方案，則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軍事上能制機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實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電劉少奇、黃克誠：“聽任東北軍與韓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軍事安排後電告葉挺、項英：“蘇北即須進行一個局部戰鬥，攻占淮陰、寶應兩縣間地區，隔斷韓、霍兩軍，打通蘇皖聯繫。”蘇聯對毛的這些舉動也極其不滿，蘇聯駐中國首席軍事顧問崔可夫宣稱，自1940年9月“百團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結束了對日戰爭。”

而當時蘇聯給蔣的軍事援助正在進行中，蔣介石因為擔心對新四軍的反攻會導致蘇聯援助的中斷，猶豫了一陣，但他毫不懷疑美國的援助。12月，蔣得知蘇聯對中共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而毛繼續對莫斯科陽奉陰違。蘇聯與中共之間分歧已經十分明顯，於是發動了皖南事變，殲滅新四軍軍部七千餘人，作為對黃橋之戰的懲罰。1941年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通緝項英。20日毛致電周、彭、劉：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中央決定將駐各地辦事處逐步撤銷，八路軍總部不再向蔣呈報任何文電。現在這樣的國共關係，已對我們、對革命沒有任何利益，並且破裂是蔣發動的，對我甚為有利。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後，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

因此，我們看到，並不是美國介入導致國共內戰。相反，在美國介入之前，國共已經打得不可開交，而且，徹底決裂大打一場也已迫在眉睫。內戰局面已見端倪。鑑於當時中共事實上處於弱勢，且老毛在黨內領導地位雖已建立尚不鞏固，王明威脅仍然存在，於是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實際對共產黨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內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中國國共兩黨衝突表示不安，明確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暫停對華貸款計劃的實施。接着羅斯福總統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聯邦準備銀行調查主任戴普萊（Despres）前往中國告誡蔣介石：“在我看來，這所謂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相同之點殆多於相異者。我們希望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戴普萊則進一步解釋：“羅斯福之意見以為中國之有共產黨，並不能認為中國有共產主義之實行，只能視作民主政治之實習。”

2月14日，美國總統特使居里專門會見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會談。此為美國高官與中共的首次接觸，事情本身和選擇的時機表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美國不會聽任國民黨用武力對付中國共產黨。因為美國官員明確表示“美國對中國的團結和穩定至感關切。”

蘇聯在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同時，也繼續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統一戰線破裂。在這種時刻羅斯福的明確表態，對蔣而言是出乎意料的。為了避免同時與蘇、美翻臉，導致中國的抗日戰爭失去國際援助，蔣不得不順從美、蘇的壓力。1月底，蔣在河南發動一次抗日攻勢，日本集中五個師團與國軍激戰豫東南，又調動六個師團從豫北進攻國軍。國軍傷亡慘重，主力撤至豫西。毛出了一口鳥氣，立即於2月2日電令“新四（軍）力爭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新四軍事變後的各方面動態（情報）》上加按語：“截至今日止，由於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日本向河南的進攻，美英蘇的外交壓力，國民黨的內部矛盾，中間派同情我們，廣大人民的對蔣憤慨等等原因，已經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象徵。”

美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便採取對中共有利的逼蔣態度並非偶然，羅斯福剛剛競選勝利，在他對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國的基本國策：“我們期待着出現一個建立在人類四項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於匱乏的自由；通俗些說，就是用一種經濟上的協議來保證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能過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通俗些說，就是整個世界範圍內徹底裁減軍備，使任何國家永遠都不能夠對鄰國做出任何武裝侵略的行動。”

在這個基本國策的指導下，美國在3月通過了租借法案，中國列入租借法案借貸國。赫爾國務卿拒絕日本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對中國領土行使權力和停止援助中國的外交建議，反而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並宣布這是美日談判的基礎。7月22日美國終止對日全部談判；26日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8月2日宣布對日全面禁運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輸出銅、黃麻、生鐵、鎳、鈷等物資；7日美、英、荷進一步凍結日本資產。這一系列嚴厲措施使日本難以忍受，特別是石油的禁運。9日日軍統帥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圖。” 放棄進攻蘇聯的企圖。
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講話：“我們已到了對日本一切可能忍讓的盡頭。對它，除了堅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8月9-14日，羅斯福與邱吉爾簽署《大西洋憲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構想，一致確定這次戰爭的目的是反對法西斯主義、保衛民主主義；9月6日日本天皇親自參加決定“不辭對美（英荷）作戰的決心”；11月7日在獲知日本決心打擊美國的情況下，美國制定備忘錄：1.不派遣軍隊援華；2.美國義勇部隊援華應在最大限度進行；3.加強對華援助；4.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26日赫爾國務卿致日本備忘錄（最後通牒），不僅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還要求日本與其他國家放棄在中國的一切權利和治外法權。美國的態度終於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進攻珍珠港。

美國遭受攻擊，與它對中國的支持直接相關。1941年12月1日下午2時5分至4時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會議”決定進攻美國。這次會議決議稱：“美國的態度徹頭徹尾說的都是蔣介石要說的話，一直唱高調，空談理論，唯我獨尊，頑固無禮，令人遺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拋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成果，‘九一八’事變的結果也必須放棄，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擊珍珠港的“作字第一號機密命令”中，也強調：“帝國對美國始終維持友好的態度，但美國對我國維護東亞權益、進行自衛所採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該國援助蔣介石政權，阻止我方迅速處理日華事變，最後斷然實行經濟絕交。”“英國援助蔣介石政權，和它結盟的各國及美國共同合作，妨礙我們的東亞建設計劃。”“中國靠美英的援助，抗戰救國的惡夢未醒，用全國焦土抗戰企圖對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們打算取得決定性勝利，必須擊敗中國背後的美英等國。”這個命令對蘇聯的描述是：“帝國相信如果不進攻蘇聯，蘇聯也不會對我們開戰。”

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御用文人會說：“美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廢話！難道中國抗日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任何國家首先必須為自己的利益而戰，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顧或者傷害別人的利益則是另一回事。至少在這個時期美國是支持正義的。這些御用文人必然“只惟上”地迴避甚至顛倒黑白地歌頌斯大林，難道斯大林承認滿洲國、低價賣給日本中長鐵路、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停止對華軍援、撤回援華航空隊等反倒是為了中國的利益？只因為當年毛澤東說蘇日中立條約符合中國利益，這些人們便絞盡腦汁找出些維護的理由罷了。

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為首訂立《聯合國家宣言》，中國首次以大國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2月7日美國國會又批准國民政府獲得5億美元財政援助；因為美國的壓力，英國也借貸5000萬英鎊。這兩筆款項超過國民政府全年預算。羅斯福還致電蔣：“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羅斯福決心幫助中國戰勝日本並建立世界大國的地位，成為戰後制約日本的強大力量。我們不認為美國是純粹為中國決定政策，美國制定政策為的是美國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國的政策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對中國是一種幫助。美國完全可以與蘇聯一樣只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協，甚至與日本結盟。如果那樣做，世界上沒有人能擊敗日美軍事聯盟，美國也不需要犧牲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在對日戰爭中，美國犧牲了92540人，戰傷228182人；擊斃日軍1587814人，擊傷日軍60872人。被擊毀艦艇133艘；擊毀日艦324艘。損失商船98艘，計519772噸；擊毀日商船2259艘，計8141591噸。損失飛機21555架；擊毀日機43125架。以上數據均採納損失國政府自己統計的數據。

而且，美國自1941年起，就已經完全破譯了日本的“紫色密碼”，完全了解日本的進攻美國的企圖。它從一開始就決定採取正義立場：“站在被侵略國家的一邊。”羅斯福總統宣布要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英、蘇、中提供武器援助總額達470億。而它自己對德、日作戰消耗的巨大的經費更達2940億美元。如果美國也像斯大林一樣要求加入德意日聯盟，世界又將如何？退一步說，假設美國如同斯大林一樣，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我們又將會如何？

我們繼續開頭的話題。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高思（Gauss）給國務卿的報告中稱：“共產黨的力量更多地是來自國民黨的錯誤。”另一位外交官戴維斯（Davies）為史迪威（Stilwell）準備的備忘錄更是認為蔣介石的目標是確保他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他儘可能保存實力而指望美國或者俄國的軍事力量打敗日本；因此只有在確定對日作戰消耗的軍事裝備會有更多補充時，他才可能發動對日攻勢；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資都囤積起來而不是用於對日作戰。美使館參贊文森特（Vincent）預言：國民黨領導集團將難以在戰後繼續統治中國，因為“他們惟一共同特徵和共同目標是希望維持國民黨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從不考慮民眾的利益和社會變革的需要。以上意見在美國當時的歷史文件中都有保存。於是羅斯福同意對中共情況作深入了解。

1943年1月，美使館二秘謝偉思（Service）提交《國共形勢》備忘錄，指出：國民黨已經無法戰勝共產黨，如果忽視中共，不顧一切支持國民黨將妨礙中國抗戰並妨礙戰後中國的和平及重建。戴維斯報告更稱國民黨“普遍缺少社會覺悟、公眾信任和責任感”，“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盛行，貪污受賄司空見慣”。他認為國民黨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可避免地會挑起內戰，建議“在中國共產黨地區設立總領事館，並向派駐軍事觀察團”。

面對如此之多對蔣政府不利的外交報告，美國國務院1月下旬考慮由美國大使館派一名軍官訪問中共控制區；2月遠東司建議：“有必要對這種局勢進行認真的研究，並考慮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以促進中國的統一。一種可能的行動路線是派遣美國官員訪問共產黨控制區。這樣可以獲得雙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國人表明我們對整個問題的關切，同時又可以使我們得到有關這個問題各個方面的更多的情報。”

羅斯福認為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1943年9月他對副國務卿韋爾斯（Welles）說：他認為，戰後最麻煩的地方是中國，因為極可能爆發內戰，從而把蘇聯和西方都卷進去。範圍和危險性都將比西班牙內戰更嚴重，為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面美國政府需要及早採取預防措施。但向共產黨地區派駐美國政府官員，會被認為是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的舉動，但為了美國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顧國民黨的面子的。

中共對美國外交官的反映是歡迎的。周恩來1943年3月對戴維斯說，歡迎美國政府派一批軍官到陝北、山西等敵後根據地去搜集情報並常駐那裡。而蔣介石對此則憤怒異常，他給宋子文的電報稱：美國對中共的態度“更使共黨鴟張無忌，而使我政府對中共之處理，更增困難，不惟不能阻止共黨之內亂，適足以獎勵我國之內亂也。”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滿心希望美國與之建立官方性質的關係，毛澤東後來甚至提出訪問美國見羅斯福本人；而美國則不可能背離中國政府去與反政府勢力建立官方聯繫的，這是一個外交原則問題。另一方面，蔣介石雖然憤怒，卻又不肯失去美國軍事與財政援助。更何況羅斯福正在魁北克會議、莫斯科會議竭力說服蘇聯、英國，承認中國為世界四大強國地位。

1943年1月開始，在美國的表率和壓力下，西方在中國擁有特權的11國全部與民國政府簽約，正式放棄所有在中國的特權。11月，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終於成為四大強國領袖，儘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絕參會。羅斯福希望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後發揮穩定東方局勢的作用。對這點，他已經在發布《大西洋憲章》時已經與邱吉爾爭辯多時，他明確要求英、法在戰後放棄在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以至於邱吉爾勃然大怒：“我當英王首相的目的，並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解體的。”羅斯福並不退縮，他宣稱：“殖民地制度就等於戰爭。”

早在年初的卡薩布蘭卡，羅斯福就已經宣布：“世界四大強國――美國、英國、中國和蘇聯，在打完這次勝仗以後，應該負責建立世界的和平。這四大強國應該擔負起重大的責任，幫助全世界一切落後、不景氣的殖民地區推廣教育，提高生活水準，改善人民健康。而當有一天這些殖民地區域能夠達到成熟的階段，它們應該享受獨立的機會――只要全體聯合國公認它們已經有了足夠獨立的資格。” 在開羅，羅斯福與蔣不僅談論抗日戰爭，而且討論戰後的馬來亞、緬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英、法在戰後不應該回到亞洲。這使蔣介石興奮異常。

但老蔣不知道，羅斯福對他並無好印象，認為蔣夫婦只是機會主義者：“而我決不想在她的國內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個敵人。可是目前在中國有誰能替代蔣的地位呢？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領袖。蔣氏夫婦固然有很多短處，可是我們卻不得不依靠他們。”羅斯福還說：“我對蔣政府的性質表示不滿。我告訴他這種政府絕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我告訴他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組織一個民主的政府，只要我們能夠保證讓蘇聯答應尊重滿洲的邊境。”蔣介石的“同意”顯然是應景的，在中國，只要蔣、毛的領袖地位存在，聯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話。這兩位都是強烈的內戰決勝者，都崇尚“戰爭解決問題”，民主在他們眼裡都只是一塊遮羞布或攻擊對方的武器而已。
但老蔣畢竟要對羅斯福表現一下，回國後他就承諾：在抗日戰爭結束一年後，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羅斯福1944年2月9日致電蔣：美國需要立即派遣一個軍事觀察團到陝北、山西、華北共產黨根據地進行工作。老蔣不予答覆，但只得讓一步。下旬蔣解除了對共產黨根據地已經實行五年的新聞封鎖，正式批准外國記者採訪延安。正是美國的壓力，外國新聞界自1939年就沒有到過的延安，現在可以去了。

當羅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蔣接受延安組織聯合政府之後，美國外交官們更直接地提出類似主張。戴維斯首先上書國務院，主張美國出面迫使國民黨同意改組政府。美國大使高思建議：“由委員長召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派別和他一起組成軍事委員會或最高指揮部”。國務卿赫爾也致電高思：總統和我仔細考慮了你的意見，我們贊同使中國政府成為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寬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個代表中國所有有影響的黨派並在蔣介石領導之下擁有全權的委員會或某種機構，將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由史迪威統一指揮國共兩黨的軍隊，當天美國參贊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訪行政院長孫科、高思大使也隨即拜訪宋子文、戴季陶，商討後他又親自向蔣介石提出這個建議。除此之外，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6月20日來華，帶着羅斯福關於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的第四次要求，華萊士軟硬兼施終於迫使蔣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首批9人到達延安，毛澤東親自撰寫社論表示熱烈地歡迎“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達延安，組長是美軍情報官員包瑞德（Barrett）上校。觀察組給美國的報告充滿了對共產黨的讚譽，史迪威更明確說：“我們必須想法把武裝交給鬥志昂揚的共產黨人。”他甚至計劃親自到延安，商討用美國武器裝備五個中共師的問題。這個觀察組進駐延安，毛澤東宣布“實有重大意義”。中共中央18日稱為“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中共正式獲得國際地位，這個地位完全是美國竭力為之爭取的。

美國的這個舉動並非只是軍事需要，它純粹是為阻止國共關係惡化的一種措施。美國國務院給陸軍部長的公函明確指出，派這個觀察組的原因：A.國共關係不斷惡化對中國對日作戰極其不利；B.如進一步惡化將導致嚴重危及中國政治統一的內部衝突，即內戰；C.並且可能在將來引起中國與蘇聯關係複雜化。觀察組的基本任務是：為美國政府尋求“應以何種最適合的方式才有助於友善地解決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則明白無誤地告知中共中央：觀察組不僅僅收集軍事情報，它還將調查共軍對美國援華軍備的需求情況。

以上一系列舉措，無論從動機還是效果說，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國是在“扶蔣反共”或者“挑起內戰”。毛澤東當時自己也說：“防止中國發生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國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影響。”他表示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總領事館。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8月中下旬，謝偉思在與毛、周的談話中介紹了美國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毛、周雖然很興奮但仍存猶豫，擔心會過分刺激國民黨。8月18日周恩來致電駐重慶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組政府、實行民主能否獲得各黨派的響應以及地方實力派的同情？23日毛與謝偉思談話時依舊迴避聯合政府問題。中共駐重慶代表的回電對這個建議表示很樂觀，於是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屆七中主席團會議上強調：“是謝偉思說，美國政府有訓令給高思大使，要促進中國的聯合政府，謝偉思問我的意見如何實現，我說，召集各黨派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共同抗日，將來建國。”會議批准要求廢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駐重慶代表林伯渠：“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

下旬毛澤東對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評：中國政治的重心已經逐漸發生了轉移，而我們自己卻常常估計不足，思想上趕不及，總是認為天下還是姓蔣的，沒有能夠及時想到和提出改組政府的問題。在這方面，美國人反而走到我們前面去了。（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546-547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向老蔣爭取政府權力，恰是美國鼓動起來的。

由此我們知道，美國外交人員在1941-1944年四年時間裡，非但不是“扶蔣反共”，正相反，從羅斯福總統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邊。所不同的，這種傾向並非鼓勵中共推翻老蔣建立另一種獨裁統治，而是企望國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國國務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稱：“美國並未承擔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義務。”次年1月，華盛頓明確告訴魏德邁：“中國最終不一定要在蔣介石領導下統一起來。”這與羅斯福在開羅把蔣介石定位為“一個封建軍閥”、並對史迪威宣稱要找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來替換蔣介石其實是一致的。華萊士副總統1944年6月28日從昆明致電羅斯福：“現在，除了支持蔣介石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當前中國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或哪一個集團明顯有力量接管政府。不過，我們可以在支持蔣介石的同時，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對他施加影響，使他在中國進步人士的指導下，採取能喚起民眾支持、能使中國在作戰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與此同時，我們的態度應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使我們能在更有希望的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

“蔣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筆短期投資。據信，他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要麼從演進中產生，要麼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

羅斯福並非對中共的社會理想感興趣，但他顯然是以美國式代議制民主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他希望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以便在戰後擔負起亞洲穩定的責任。但“蔣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進步思想”，為了不使中國在對日戰爭中垮掉，他也只能試圖改變中國政府，把日益強大的共產黨拉進聯合政府是符合美國戰時利益的。“扶蔣反共”並不符合美國戰勝日本的利益需要。

蔣已經忍無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發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議道：美國軍事觀察組鼓動共產黨向政府叫板！而觀察組正是史迪威領導的。1944年9月6日，羅斯福派出的特使赫爾利到達重慶。其實赫爾利並非美國政府的重要人物，羅斯福便曾輕蔑地稱之為“許許多多冒牌將軍”之一。這是羅斯福安撫蔣和美國反對派對美國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滿作的安排。羅斯福交代他的任務是：“促使委員長同史迪威將軍之間確立有效的與和諧的關係，以便於史迪威將軍行使調遣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赫要求委任為大使卻落空了。但蔣稱其為“罕見的、通曉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見赫爾利時表示史迪威可以繼續調遣中國軍隊。

緩和沒有持續多久。9月19日羅斯福從魁北克致函蔣：“只有你立即採取行動，才能維護你多年鬥爭的成果和我們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則就會招致軍事災難，到那時，無論是政治考慮還是軍事考慮，都將付之東流。”他還要求給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揮”一切中國軍隊的權力，以避免那種災難發生。這種類似於最後通牒的函告，也因為在1944年內，吸納了相當數量的美國軍備卻反而打敗仗的蔣軍嫡系部隊所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