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蘇邊界出現的武裝衝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蘇兩國的緊張對峙，是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中國邊防部隊在邊界上進行的還擊戰鬥雖然規模不大，但是這一事件戰略規模之大和耗費之多，超過建國後的歷次軍事鬥爭。由於當時中國政府的努力和雙方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邊界衝突未進一步擴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蘇兩國在戰略上的嚴重對峙，對於中國和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形勢及對外關係都產生了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中蘇邊界爭端的由來和公開化

中蘇之間的邊界問題及出現武裝衝突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兩國邊界上的領土爭議，是沙皇俄國侵略中國所造成的遺留問題。這一問題在六十年代後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蘇由意識形態對立到國家關係的惡化所引起的後果。

中國與原蘇聯的邊界線分東西兩段，全長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國炮製的19個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的。1840年鴉片戰爭後，俄國利用中國清政府的腐敗和邊界守備空虛，乘英法等國侵華之機，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訛詐，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將原屬中國的15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劃歸俄國。

俄國十月革命後，1919年7月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曾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不過，當時中俄邊界東段的俄國一側還處於日本軍隊和俄國白衛軍占領之下，這一宣言中的許諾尚無兌現條件。1920年9月，在蘇俄紅軍到達遠東後蘇俄政府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態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對華宣言那麼慷慨。

1922年蘇俄政府開始對華交涉後，不再同意歸還給中國任何領土，甚至連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中宣布歸還的中東鐵路也不肯放棄。1924年5月，以中國北京政府承認蘇聯在外蒙駐兵和繼承帝俄時期擁有的中東鐵路，蘇聯放棄帝俄在華特權和庚子賠款、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為交換條件，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但兩國的領土問題並未解決。從二十年代後期至四十年代，蘇聯利用中國國內的混亂，又超越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占領了部分中國領土。如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時，蘇軍占領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面積達360平方公里的撫遠三角洲(黑瞎子島)。1944年蘇聯又宣布將它早已控制，面積達7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在當時的外蒙古西北部和蘇聯交界處，蘇方稱為圖瓦地區)併入蘇聯。這樣，中蘇邊界上出現了“中俄條約線”、“蘇聯地圖線”和“實際控制線”交錯的複雜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結成了戰略同盟關係，但是中蘇兩國在出版的地圖中對於邊界的畫法一直存在不同之處。赫魯曉夫剛剛上台時，出於爭取中國共產黨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謙恭的態度對待毛澤東，在中國東北和新疆的一些經濟項目中廢除中蘇之間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則的協議，並增加對華援助項目，這曾使毛澤東過去對蘇聯和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不滿心情一時得到舒展。1957年赫魯曉夫的地位得到鞏固，蘇聯又試驗成功洲際導彈，在對華關係上很快又表現出民族沙文主義的態度。

1958年4月和7月間，蘇聯大使奉命向毛澤東提出想在中國建立與潛艇聯絡的長波電台和“共同的潛艇艦隊”的要求。毛澤東非常氣憤，對蘇聯大使尤金指出：“怎麼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又來了，為什麼幫助中國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艦隊，這分明上要控制權，要租借權。”毛澤東還要尤金把這些原話報告赫魯曉夫，說赫魯曉夫同志聽了越不高興，我就越高興。

赫魯曉夫於1958年7月底趕到北京，解釋說蘇共中央未討論過長波電台一事，只是國防部長提出的，至於共同潛艇艦隊是尤金傳達錯了造成的誤會。然而，蘇聯領導人此後懷恨在心，翌年即撕毀向中國提供核技術的協議，並於1960年夏天突然召回在華的全部專家和中止數百項經濟技術合同。此後，蘇聯領導人為進一步對中國施加壓力，又在邊界上製造事端。

六十年代以前，儘管中蘇雙方對於邊界部分地段的歸屬存在分歧，雙方邊民和邊防人員仍友好相處。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後，蘇聯邊防軍開始在雙方爭議地區挑起事端。1960年8月蘇聯邊防軍在中國新疆邊界博孜艾格爾山口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1962年春又利用中國經濟困難煽動新疆邊民外逃。當時中國雖然在政治上“反修”，卻不願因邊界問題進一步惡化中蘇國家關係。在中國倡議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蘇兩國在北京舉行了邊界談判。

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中國方面提出，應該分清歷史是非，肯定中國清政府和俄國沙皇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方仍以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為重，並考慮到蘇聯人民已長期在舊俄時代占據的土地上居住的現實情況，願意以那些條約為基礎，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蘇聯代表卻拒不承認中俄過去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而且要求中國承認沙俄時代和蘇維埃時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條約侵占和企圖占領的中國領土也歸蘇聯。

在談判中，雙方在界河島嶼歸屬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根據《中俄北京條約》，中俄邊界東段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為界，界河中的島嶼歸屬在條約中並未規定。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界河中的島嶼歸屬應以主航道中心線為準。在《中俄北京條約》的附圖中，俄國人曾在一張比例尺小於100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粗略地畫了一條分界線，這條紅線在地圖上看來貼近中國江岸。其實，這張地圖非常粗糙，連江心島幾乎都沒有標出，圖上的紅線並不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蘇聯代表卻根據這條紅線，在其提出的地圖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面積約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個島域劃歸己有。

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等人決定蘇方代表提出一項不分是非的島嶼交換方案，即“我們表示願意平等交換，就是說，這裡加上一塊地方，那裡減去一塊地方，加加減減——這就是我們提出的建議。至於爭議地區，就乾脆把它一分為二”。但是對於中國方面當時堅持的原則問題，即承認過去的中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蘇聯方面堅決不肯讓步，認為這無異於承認自己是在享受過去的侵略成果。由於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對立，談判無結果而終。

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破裂後，蘇聯領導人在內部提出所謂中國想“奪回”過去失去的領土，並以此為理由向中蘇邊界增兵，並重新把軍隊開進蒙古人民共和國。自二十年代初以後蘇軍曾長期駐紮在蒙古，新中國成立後蒙古人民共和國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已無保持軍隊的必要，不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備軍，蘇軍也於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蘇聯再度進駐蒙古，明顯是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1966年中國國內開始“文化大革命”後，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一再挑起邊界衝突，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又成為邊境鬥爭的焦點。

珍寶島和七里沁島都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可是蘇聯方面卻說，在“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地區邊界“直接沿烏蘇里江的中國江岸通過”，依據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中那幅比例尺小於100萬分之一的附圖中的紅線。其實，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正文中只寫明“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河東之地，屬俄羅斯；二河西屬中國。”這意味着以江面為界。而且在十九世紀珍寶島還是中國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紀初被洪水沖刷才形成島嶼。從1947年起，蘇聯邊防軍就將該島劃入警戒線之內，中國邊民在島上進行打柴、捕魚等活動，蘇方卻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蘇軍開始攔阻中國邊民進入珍寶島，並製造了嚴重的邊界糾紛。

中蘇雙方在邊境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小島上出現了持續不斷又日益嚴重的糾紛，其實主要應從當時兩國關係的整體狀況來分析。這一時期中國以“反修防修”為中心任務，蘇聯領導人則對中國採取施加壓力的霸權主義政策。當時中國在“反修”鬥爭中的一些政策確有值得反思之處，然而對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保衛自己領土主權的鬥爭，其大方向無疑是應該肯定的。

邊界流血事件的出現和擴大

1964年夏天以後，中共中央對蘇聯的威脅雖加強了警惕，對邊界問題卻仍希望維持現狀。當時中國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與美國處於軍事對峙之中，不願在此時在北部邊境再發生事端。然而“文革”開始後，邊界糾紛卻日益增多。從1966年起，蘇方開始禁止中國船隻從撫遠三角洲北面和東面的江面通過，並出動炮艇在江面進行阻攔。1967年夏天，蘇邊防軍及其阿穆爾河(蘇聯對黑龍江的稱呼)分艦隊的人員又一再登上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吳八老島，毆打和驅趕過去歷來在島上耕種的中國邊民。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附近駐軍和民兵的組織下，同年秋天以群眾鬥爭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對強行闖入吳八老島的蘇軍進行還擊，終於將蘇軍趕出島去。

1967年1月以後，蘇聯邊防軍人又一再侵入烏蘇里江，阻止中國邊防軍人上島巡邏。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東烏蘇里江上，面積僅0.74平方公里，平時無人居住，至今枯水期仍與中國江岸相連，而該島東部與蘇聯相距則達400餘米。1964年的邊界談判中，中蘇雙方就這一島嶼的歸屬問題的爭議未解決，此後雙方邊防人員都不時上島巡邏。開始雙方人員相遇時主要採取口頭爭辯，後來蘇軍推搡和毆擊中國邊防人員，又升級到以棍棒毆打。

從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對於中國邊民在珍寶島北面不遠的七里沁島進行的冰上捕魚等生產活動，蘇軍連續出動人員干涉，中國邊防部隊也前來保護島上的群眾。蘇軍在與中國軍民爭辯後，由推搡、拳打、棍擊發展到鳴槍威脅。中國方面也以棍棒進行了還擊，卻因力量較弱，群眾和邊防人員共被打傷100多人，蘇軍只有10人左右受傷。1968年1月5日，蘇軍還出動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向完全沒有武裝的中國邊民衝撞，當場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後又死1人)。對此，中國政府以外交方式提出嚴重抗議。

當時在中蘇邊界東段，蘇聯軍隊的數量已有十幾個師，其裝備更明顯居於優勢。這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軍隊大都在支左和制止武鬥，邊防線上只有少量守備和警戒部隊。在雙方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蘇聯邊防軍挑起這些事件，只能被看作蘇聯領導人對動亂中的中國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

七里沁島流血事件發生後，1968年1月24日中央軍委以電報指示瀋陽軍區、北京軍區等單位，要求加強中蘇邊界東段的邊防警戒，並提出應做好軍事上配合外交鬥爭的必要準備。中央軍委還規定了邊防鬥爭的具體措施，強調：如遭到蘇方毆打，我可以還手，不要開槍；如蘇方使用裝甲車等向我衝撞時，我可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並向蘇方提出強烈抗議。蘇方用裝甲車等繼續向我衝撞，並軋死軋傷我方人員時，我可相應還擊，如炸毀其車輛，棒擊其人員，但不准開槍射擊；如蘇方向我開槍，我應當場向蘇方提出最強烈抗議，並鳴槍警告。當我兩次警告無效，打死打傷我方人員時，我邊防部隊可以開槍實行自衛還擊；採取上述任何一種自衛措施，都要掌握“先禮後兵”的精神，並把還擊行動控制在我境內。中央軍委還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鬥則已，斗則必勝”。

在中國的涉外事件中，中共中央、毛澤東一向強調大事小事都要匯報，一切對外事宜都要集中掌握。1967年間中國國內出現混亂時，一些涉外鬥爭也曾失控。在中蘇邊界的鬥爭中，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還是嚴格掌握了政策，統一指揮了各項行動，並嚴格規定了每一行動都要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

經中央軍委決定，瀋陽軍區從值班部隊中抽調了部分精幹的人員進入七里沁島附近，進行了反擊的準備。由於蘇聯方面一時收斂了越界行動，直至烏蘇里江江面於春季開冰前，雙方未發生武裝衝突。然而從1968年春夏以後，蘇軍飛機越過邊境線進行偵察挑釁的事件卻日益增多，對此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公開提出了抗議，在邊界上卻未採取射擊行動。

1968年8月蘇聯大規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隨後勃列日涅夫又公開鼓吹“有限主權論”，為武裝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製造理論根據。對此，中國方面譴責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已變成“社會帝國主義”。這時蘇聯又在中蘇、中蒙邊界屯集重兵，中國領導人不能不對此引起嚴重關注。加之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是“反修防修”，同時又認為國內的反修鬥爭又同國際反修鬥爭緊密相關。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澤東採取了防止蘇聯對中國邊界入侵的一系列警戒防禦行動。

蘇聯領導人從其入侵捷克成功後一時更嚴重滋長的霸權主義出發，也想在中蘇邊界對中國施加壓力，爭取使中國內部發生有利於蘇聯的變化。當時的這種國際氣候，造成了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日益嚴重，兩國軍隊都出動到領土有爭議的地區，自然會使邊境衝突處於隨時可能一觸即發的狀態之中。

1968年烏蘇里江封凍後，江上有爭議的珍寶島成為雙方鬥爭的焦點。從12月27日起，蘇聯邊防軍一再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上島，攔截上島的中國邊防巡邏隊，並以棍棒對中國邊防軍人加以毆打。中方人員雖然以棍棒還擊，卻往往因力量不足而在鬥爭中吃虧。如在1969年1月23日的雙方毆鬥中，中國邊防軍人就有28人被打傷，部分武器被搶走。

進入2月份後，只要中國邊防人員一上珍寶島，蘇軍就迅速出動人員前來干涉，而且蘇軍一般出動上島的人員要多於中方人員2—3倍。從2月6日至25日，蘇軍追擊毆打中國邊防人員的事件在島上共發生了5起，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人員以衝鋒鎗向中國巡邏隊方向發射6個點射的嚴重事件(未造成傷亡)。當時中國邊防人員保持了克制，未開槍予以還擊。1969年春天，中國正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強調“反修防修”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小小珍寶島上雙方邊防人員的鬥爭，實際上正是兩國關係的一個突出寫照。隨後發生的規模並不大的武裝衝突，其實是兩國國家矛盾長期摩擦引發的一個衝撞點。

珍寶島反擊戰

1969年1月以後，因蘇軍在珍寶島上一再使用武力，中國方面開始考慮採取自衛反擊措施。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提出了在珍寶島地區反干涉鬥爭的方案，設想以3個連兵力參加，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如蘇方以武力強行干涉我巡邏分隊執行任務，潛伏分隊視情況給予支援。瀋陽軍區基本同意這一方案，但認為島上氣候寒冷，不宜潛伏。

進入2月份以後，珍寶島上形勢更加緊張，2月7日出現了蘇軍鳴槍的嚴重事件後，中央軍委認為下一階段會有新鬥爭，並作了進一步指示。總參謀部、外交部都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方案，並要求要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既不示弱，又不主動惹事。當時邊防鬥爭仍由中共中央、毛澤東親自掌握，總的精神是進行以政治鬥爭為主的邊防鬥爭，又要準備好以重點進行自衛還擊鬥爭為後盾，還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還擊的重點。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總參和瀋陽軍區都下達了指示，並抽調了精幹的小分隊，準備對付蘇軍的入侵和挑釁。黑龍江省軍區決定，在靠近珍寶島的公司邊防站(因當地的公司亮子村而得名)成立“公司臨時指揮所”。遵照中央軍委、總參指示的鬥爭原則，瀋陽軍區確定了在珍寶島地區進行邊防鬥爭的新方式。中央軍委、瀋陽軍區還規定，自衛還擊嚴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線我國一側，要行動迅速，不糾纏、不戀戰，取得勝利後立即撤至有利地區。瀋陽軍區還規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員率領工作組前往虎(林)饒(河)方向指導戰備工作，並成立虎饒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統一指揮。這樣，珍寶島地區抗擊蘇軍入侵的鬥爭有了中央軍委和瀋陽軍區的指揮，並有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從這一階段中國方面的邊防部隊、省軍區、大軍區、總部機關和中央軍委的指示部署看，對珍寶島地區進行自衛反擊確實進行了比較細緻的安排。但是客觀地講，這些安排還是防禦性的，如果蘇聯邊防軍人不對中國邊防人員使用武力，後來那種流血的戰鬥是不會發生的。

3月2日虎饒前指決定再次派出部隊登上珍寶島巡邏，並向珍寶島地區中國一側岸上派出2個步兵連、4個偵察排、1個無後座力炮排和1個重機槍排，秘密掩護巡邏分隊，遇到情況時即準備採取行動。

根據虎饒前指的部署，3月2日上午8時40分，公司邊防站派出30人分兩組登珍寶島巡邏。由公司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領的第一巡邏組上島之後，很快被對面蘇軍發現，僅10分鐘後蘇軍即由下米海洛夫卡、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邊防哨所派出70餘人，分乘2輛裝甲車、1輛敞篷卡車、1輛指揮車向珍寶島駛來。蘇軍上島後以兩路向中國第一巡邏組進逼，並形成合圍態勢。

過去蘇軍上島干涉中國邊防人員巡邏時，一般是肩背槍，手持棍棒，大都不戴鋼盔。而3月2日上島的蘇軍人員都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保持着隨時可以投入戰鬥的姿態。據後來得到的消息，遠東蘇軍指揮機構這時已下令，指示驅趕中國“越境”人員在必要時可以開槍。

蘇軍上島並擺成戰鬥隊形後，即阻止中國邊防人員巡邏，要中國邊防人員退回。中國巡邏人員則根據上級精神，要求蘇軍退出珍寶島，蘇聯邊防軍毫不理睬，繼續進逼，雙方處於荷槍實彈對峙的嚴峻氣氛之下。

在這一關頭，原先未被蘇軍發現的中國邊防分隊第二巡邏組從側翼穿插出現，擋住蘇軍迂迴分隊。蘇軍突然發現中國軍隊已有準備，便表現慌亂並在倉促間首先開槍，於是珍寶島戰鬥於9時17分打響。

蘇軍向中國邊防第一巡邏組開槍時，中國邊防人員還未展開，當即傷亡6人，其餘人員馬上予以還擊。此時第二巡邏組正與蘇軍伊萬上尉率領的7人相遇，聽到槍聲後班長周登國下令開火，擊斃了當面蘇軍7人。在珍寶島中國一側江岸上隱蔽待命的部隊，也奉命投入戰鬥。中國軍人經頑強奮戰和連續衝擊，終於消滅了在島上叢林中的大部蘇軍人員。當時蘇軍2輛裝甲車不斷向中國邊防軍人開火，虎饒前指命令岸上的炮火向蘇軍裝甲車還擊，當即擊毀裝甲車1輛、指揮車1輛和卡車1輛。在中國邊防部隊的打擊下，島上剩餘的10餘名蘇軍人員退到江面上，乘另一輛裝甲車撤回蘇境。戰鬥至10時30分結束。

在3月2日的戰鬥中，中方參戰人員估計蘇聯邊防軍死傷共60餘人(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蘇軍死亡31人)。中國軍人陣亡17人，負傷35人，並有1名通訊員失蹤。中國邊防部隊在戰鬥結束後即帶着傷亡人員從島上撤回，蘇聯邊防軍隨後派人登島，將蘇方傷亡人員運回己方一側。

3月2日的珍寶島戰鬥，是中蘇兩國之間的第一次邊境戰鬥。蘇聯方面在同年3月29日的政府聲明和後來發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國方面的反擊歪曲為已有準備的“突然開火”和伏擊，這不合乎事實。從純軍事的角度看，這次衝突對中方來說只是一次雖已有準備卻不由自己掌握主動的遭遇戰鬥。

從中蘇兩國關係的大局看，這次流血武裝衝突的出現，大大傷害了原先十分友好的兩個國家的感情。蘇聯領導人從其長期對鄰國所持的傲慢的沙文主義態度出發，決定以軍事力量來擴大事端，使兩國邊界的武裝衝突又繼續擴大。

3月2日珍寶島戰鬥結束後，蘇聯軍隊在遠東方向進入了臨戰戒備狀態。蘇軍多次派出配備有裝甲車的武裝部隊越過烏蘇里江上封凍的冰面，於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寶島。中央軍委在珍寶島戰鬥結束後要求當地部隊以不示弱的態度繼續上島巡邏，中方部隊幾次上島都未與蘇軍遭遇，所以沒有發生衝突。這一時期中國方面根據情況判斷，對面蘇軍已調來1個摩托化步兵團和大批炮兵。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瀋陽軍區決定加強邊防部隊的力量，特別着重準備在珍寶島和七里沁島進行反擊入侵的準備。軍區前指的作戰計劃是，若蘇軍向一島進犯則一島打，若向兩島進犯則兩島一齊打。

當時在兩國發生衝突的珍寶島地區，雙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國軍隊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無坦克、裝甲車也無空軍支援；蘇軍步兵則全部摩托化，不僅有占優勢的炮兵，還有大量坦克、裝甲車及空軍飛機和直升機可直接用於支援作戰，因而在技術裝備、火力上居於絕對優勢。儘管中國方面的軍力在邊境衝突地區處於劣勢，但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進行邊防鬥爭的決心卻堅定不移。當時“九大”即將召開，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國開展了聲討“蘇修”入侵的群眾性示威活動，參加者據當時宣稱有1.5億人以上。中蘇邊境、中蒙邊界附近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和民兵，也進入了戰備狀態。

鑑於蘇軍裝甲車輛不斷進入珍寶島活動，3月14日深夜中國軍隊派出1個步兵班進入珍寶島警戒，掩護工兵在烏蘇里江的江叉上埋設反坦克地雷。3月15日4時，蘇軍裝甲車6輛乘天亮前的黑暗掩護步兵60餘人進入珍寶島北端，潛伏在叢林中，有偷襲中國登島部隊的跡象。這一情況被中國部隊發現後，經上級決定，中國邊防部隊再次進行了自衛反擊，雙方就此於3月15日進行了一場更為激烈的戰鬥。

3月15日早晨，虎饒前指命令第23軍第73師217團1營營長冷鵬飛率領一個排、邊防站站長孫玉國率領一個班於7時40分登上珍寶島。部隊上島後，即於8時2分與島上的蘇軍潛伏人員發生火力接觸。激戰一個多小時後，蘇軍的裝甲車和步兵撤回對岸，第一次戰鬥結束。

當天9時46分，蘇聯空軍以3架飛機向珍寶島地區俯衝，進行威脅，隨即蘇軍又以坦克6輛、裝甲車5輛分兩路向珍寶島上的中國軍隊實施攻擊，並以4輛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寶島南側江叉運動，企圖從後方迂迴攻擊島上的中國軍隊。這時中國軍隊的一個無後座力炮班剛剛登島，迅即在江邊架炮向蘇軍坦克射擊。蘇軍坦克遭射擊後隊形混亂，1輛坦克駛入雷區被炸毀，其餘3輛慌忙逃回對岸。11時以後，中國守島分隊在岸上掩護分隊的火力支援下，頑強抗擊蘇軍的衝擊。然而中國軍隊使用的75毫米無後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四十年代設計，破甲能力低，因而只擊毀裝甲車2輛，未能擊毀坦克。戰鬥中營長冷鵬飛負傷，孫玉國接替指揮。蘇軍在遭到頑強抵抗後，於中午12時以後撤回己岸，第二次戰鬥就此結束。

當天下午12時50分，蘇軍又以大口徑火炮、坦克炮向珍寶島及江岸中國一側的防禦陣地、公司邊防站和後方橋梁猛烈射擊，火力正面達10公里，縱深達7公里。在持續2小時的炮擊後，15時13分，蘇軍又出動坦克10輛、裝甲車14輛和步兵約100人，向珍寶島上發起第三次攻擊。島上的中國邊防分隊以近戰開火的方式，用無後座力炮、火箭筒在幾十米、十幾米的距離上開火，一再打退了蘇軍的衝擊。15時30分以後，在中國江岸一側的中國炮兵群加入戰鬥，以火力急襲給島上蘇軍和蘇方岸上的指揮機構以突然打擊，擊斃了蘇軍指揮官上校邊防總隊長列昂諾夫。下午17時以後，天色轉黑，蘇軍從珍寶島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戰鬥也就此結束。

1969年3月15日珍寶島上的戰鬥，是中蘇邊界衝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戰鬥。當天蘇軍共出動坦克、裝甲車50輛以上，向中國領土發炮1萬多發，並出動了飛機36架次(未投彈)。中國方面僅以步兵和炮兵協同，以頑強的戰鬥精神，打退了蘇軍三次攻擊，共擊毀坦克2輛、裝甲車7輛，估計蘇軍死傷在140人左右(其中死亡約60人)。中國方面在當天的戰鬥中表現出較高的戰鬥技巧，傷亡僅有39人(亡12人，傷27人)。

3月16日蘇軍出動人員和車輛登上珍寶島，拖回前一天戰鬥中遺棄在島上的屍體和被擊毀的車輛。17日，蘇聯邊防軍再次出動坦克5輛、步兵70餘人，在炮火掩護下又進入珍寶島，在島上大量埋設防步兵地雷，並企圖將珍寶島和中國江岸之間江叉上被地雷炸毀的T62坦克拖回。中國江岸一側的炮兵群猛烈開火後，蘇軍急忙從島上撤走。後來，蘇軍向這輛坦克發射大量炮彈，企圖將其炸毀。然而蘇軍的炮彈落到這輛坦克周圍後，即將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中。5月2日中國海軍潛水員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在民兵配合下將這輛坦克撈出，以後送往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

通過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戰鬥，中國邊防部隊擊毀蘇軍坦克、裝甲車共17輛，估計斃傷蘇軍人員約250人(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報道的數字，蘇軍在邊界衝突中死58人，傷94人)。蘇軍因其進攻被打退，加上島上已大量布雷，即不再進入珍寶島。中國軍隊為保證日後上岸巡邏的安全，派出工兵上島進行了排雷作業。因珍寶島面積很小，全島又都在中蘇雙方高地的目視範圍之內，夏季洪水季節島上多數地區又有積水，從軍事角度看難以在島上駐兵。因此，中國邊防部隊此後也只是間或派人前往該島巡邏。

珍寶島戰鬥結束後，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對於這次作戰的某些總結仍偏重於“突出政治”。邊防站站長孫玉國臨時被加補為中共九大代表，並在大會上作為解放軍代表做了發言。毛澤東在4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時，對珍寶島戰鬥一事說：這次仗是孫玉國指揮的。沒有打過仗，也可以打仗。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指揮車，打了9個小時，敵人三次衝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蘇聯政府也向中方抗議。不過中國方面的堅決鬥爭，也使過去慣於對鄰國和“兄弟國家”使用高壓政策的蘇聯領導人感到處境不利，於是開始試探採取一些緩和措施。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向中國方面提出，希望能和中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中國政府立即用外交備忘錄回答說：“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繫，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面聲稱，中國侵犯了蘇聯的“達曼斯基島”並已被“擊退”，一面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恢復“協商”。當時正值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共中央、毛澤東在對蘇政策方面未考慮做新的調整，因而對蘇聯的談判建議較長時間未予以答覆。與此同時，蘇聯大量增派軍隊到遠東方向，並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中共中央、毛澤東也不願意在武力威脅之下接受談判。

對於珍寶島上的武裝衝突，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蘇聯軍方的《紅星報》上居然公開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聲稱要以核武器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打擊。據曾任蘇聯派駐聯合國任副秘書長的高級外交官舍甫琴科後來在回憶錄中記述：“參加政治局討論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訴我，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計劃。他主張無限制地使用西方稱為‘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的炸彈。“有若干因素使政治局沒有同意進攻中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無疑是它被警告說，美國將會大力進行阻遏。這是美國可能打算同中國改善關係的最早跡象之一。了解到這一點使政治局激動的情緒冷靜了下來，而且加強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間派立場，即不進攻中國，但是在邊境派駐大量裝備有核武器的部隊來顯示蘇聯的實力。”

　　針對蘇聯方面的嚴重威脅，毛澤東於4月28日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要準備打仗”。九大以後，人民解放軍增編了許多新部隊，地方上也大力加強武裝民兵，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國民經濟開始轉向臨戰狀態，大批工廠轉入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的配置。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就曾對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作出了較高的估計，這時更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這一時期蘇聯領導人緊急向中蘇邊界調運了大批軍隊，因只有一條西伯利亞鐵路作為運輸幹線，該線在1969年夏天竟一度停止客運只供軍運。8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方面公開發表的許多歷史研究著述也批評這一段時間的蘇聯領導人對邊界事件作出了過度的反應。從當時中蘇兩國的綜合國力對比來看，中國比蘇聯弱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對中國實行武力威脅，引起中國方面更高的戰爭警覺也是不足為奇的。

北京機場會晤和“大三角”關係形成

中蘇兩個大國之間出現的嚴重軍事對峙，對當時的世界戰略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尼克松政府因急於從越南戰爭中脫身，這時表現出調整對華關係的意向，於1969年7月21日宣布自朝鮮戰爭以來第一次放寬對華貿易限制和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限制。隨後，當蘇聯外交官員向美國官員試探“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時，美國作出了堅決反對的答覆。這時在中美蘇三國之間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特殊關係，正如基辛格後來所說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關係，已經初露倪端了。”美國這時的行動也說明，它明顯地企圖利用中蘇關係的惡化以孤立它當時最主要的對手蘇聯。

美國緩和對華關係的姿態，引起蘇聯領導人的嚴重不安。6月13日蘇聯領導提出“二三個月之後”，即最遲在9月13日前開始邊界談判。7月26日蘇聯領導秘密建議中蘇兩國總理會晤。在提出和平談判建議的同時，蘇聯領導人又認為“中國人只有實際感到最可怕的威脅——蘇聯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之後，才會坐到談判桌前”。

1969年8月13日，中國一支30多人的邊防巡邏隊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進行正常巡邏。蘇聯軍隊300餘人在直升飛機2架和數十輛裝甲車輛的掩護下突然越過邊界線，向中國巡邏隊發起攻擊。中國邊防巡邏隊遭包圍後進行了4小時之久的英勇奮戰，最後全部犧牲。這次戰鬥中，中國方面還有3名民兵犧牲，增援部隊有12人負傷。

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考慮到蘇聯已在邊界地區調集了40個陸軍師以上的兵力，並做好了臨戰準備，中共中央做出了大規模戰爭可能爆發的判斷。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要求邊疆的黨政軍民隨時準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突然襲擊，東北、華北和西北的部隊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

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又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防工作的報告，動員各企業機關的職工、城市居民都參加挖防空洞。這種倉促的人防工程建設不僅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多數建設又是應急上馬，施工條件簡陋，工程質量極差又造成嚴重的事故傷亡。第二年雨季之後，這些工事大都報廢。

當中蘇兩國已經進入戰爭邊緣的時刻，蘇聯領導人卻又突然採取了緩和中蘇關係的措施。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措施，出於多方面考慮。當時蘇聯在全球主要戰略對手是美國，戰略重點在歐洲。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已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僅半年後又同中國發生武裝衝突，其國際形象和在國際共運中的威信已大受損害。中蘇兩國共同支持的越南抗美救國戰爭仍在激烈進行，對華戰爭等於在支持越南的中國背後開刀。另外出動大量軍隊進攻中國，很難向蘇聯人民解釋，而且進攻中國還必然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泥潭。出於這種種原因，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參加弔唁胡志明之機，向同時前去弔唁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提出要在回國時“途經”北京(實際上柯西金去越南選擇的是經印度、緬甸、老撾的航線)，同中國總理會談。

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後，毛澤東經過反覆考慮後，同意了這一要求。對於中國來說，1969年的國內外形勢是十分嚴峻的，內憂外患交織。“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混亂，生產下降，雖然“九大”結束後在團結起來、準備打仗的口號下進行了消除派性、制止武鬥的大量工作，但是嚴重的局面並未得到根本改變。中國在南面還要繼續支援越南進行抗美戰爭，在北面又實行全面備戰，國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這時美蘇兩國都發出了緩和對華緊張狀態的信號，出於外交戰略的考慮，中國很有必要利用國際關係中可利用的矛盾來改善自己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地位。正是從上述考慮出發，毛澤東打破了以往一些僵化的模式，決定同蘇聯領導人進行接觸並開始談判。

當毛澤東同意柯西金“途經”北京的消息發給蘇聯方面時，柯西金經原航線已返回了蘇聯中亞的塔什干。可是柯西金仍乘飛機折向東方，於9月11日到達北京，同周恩來在機場進行了為時三個半小時的會談。周恩來同柯西金見面後，對他仍以“同志”相稱，並表示說：“約五年前，毛澤東同志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係。”周恩來並指出，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打開地圖就會知道，今年發生衝突的地方都是爭議地區。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呢?

柯西金當時表現出爭取和解的態度，向周恩來保證說，蘇聯沒有對中國發起核襲擊的打算，並承認兩國邊界存在着爭議地區，兩國沒有必要為邊界問題而打仗。在這次會談中，兩國總理最後根據中國方面的提議達成諒解：首先採取臨時措施，使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避免武裝衝突，維持邊界現狀。在這種諒解的氣氛下，兩國總理還就恢復互派大使(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兩國在對方大使館只有臨時代辦)、擴大貿易和兩國間通車通航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最後周恩來提議以兩國政府換文的形式把會談的成果肯定下來，柯西金表示同意。會談結束時，雙方對會談的成果都表示同意。

柯西金回國之後，蘇聯方面卻突然在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基礎上出現了倒退。蘇聯政府隨後通知中國方面，說明蘇方已對邊防部隊下達了避免衝突的指示，沒有必要再與中國政府換文。這一改變態度的行為，反映了蘇聯領導層內對華態度的不一致。據以後得到的消息，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對柯西金緩和對華政策的意見，仍企圖對中國保持高壓政策，並想觀望當時尚處於動亂中的中國的日後變化再作決策，而不願受協議的約束。正是由於蘇聯方面保持這種霸權主義政策，使中蘇關係以後仍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不過中蘇兩國總理會晤的結果，畢竟使雙方都採取了緩和邊界局勢的措施，邊界上雙方軍隊從此不再互相射擊，蘇聯邊防軍人也不再進入有爭議的珍寶島、七里沁島等地。

中蘇緊張局勢事實上的緩和帶來一個有國際意義的副產品，就是中國和美國雙方開始尋求改善中美關係。在中蘇總理會晤後，美國為了防止在全球戰略中失去有利地位，又馬上提出儘快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這一建議得到中國方面積極響應。同年12月美國政府宣布又一次放鬆對華貿易限制，使朝鮮戰爭以來實行的對華禁運基本取消。這樣，中美蘇三國的關係如同基辛格所總結的：“到了1969年底，美國同共產黨世界的關係就慢慢變成三角關係了”。

1969年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開始。在蘇聯代表團到達北京之前，中共中央曾估計蘇聯可能以談判為掩護實施突然襲擊，於是在北京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散，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人和多數老一代領導幹部也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這種離京行動事實上並非林彪下達的“第一個戰鬥命令”所造成)。人民解放軍全軍這時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國內各城市進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鄉結合在一起，總計有上千萬城市居民被送到農村落戶。

當時，朱德等老一代領導人處於無權甚至無法發表意見的地位，只得私下對那種過火的戰備行動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現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戰爭的徵兆、跡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雖然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屯集重兵，對中國構成一定的威脅，畢竟還難以爆發大規模的對華戰爭。而中國國內受到以“反修防修”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的嚴重影響，加上其它原因，對戰爭的危險性作出了過高的估計。儘管中國處於防禦地位，從來沒有打算主動挑起對蘇戰爭，但是這種長期過分緊張的戰備，不能不對國家經濟狀況和人民生活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在七十年代前期，中國的國家財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於軍費和與軍隊直接有關的項目，如再加上民間的備戰費用，這一比例高達近三分之一。同時，國內經濟建設又偏重於“大小三線”，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速度，也為後來的國民經濟留下了許多後遺症。

對於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對戰爭問題的“過火反應”，胡喬木在《中國為什麼犯20年“左”傾錯誤》一文中，曾將其列為當時中國“左”的錯誤的五大表現之一。“左”傾錯誤的產生一般都是在封閉狀態之下，作為其表現形式的對戰爭危險的“過火反應”，恰恰也是對世界局勢缺乏科學認識，以自我為中心、“唯我獨革”心態的反映。這些教訓也證明，在戰備問題上過份地誇大戰爭危險，有時所造成的損失並不比忽視戰爭危險為小。

中蘇之間出現的尖銳對立乃至武裝衝突，對過去十分友好的兩國人民來說都是非常不幸的。伍修權回顧說：“對於這場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我們當時從若干論點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無誤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為這場‘國際反修大戰’的最高指揮，一方面表現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個人的失誤和局限。”中蘇邊界的自衛反擊作戰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不過在看到當時進行鬥爭的指導思想和許多政策、策略存在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一鬥爭從本質上講，仍是中國捍衛自己民族尊嚴和領土完整，反對蘇聯領導人霸權主義行徑的行動。經過中國方面的堅決鬥爭和長期談判，使蘇聯方面後來採取比較理智的態度，中蘇邊界問題逐步得到解決。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蘇時兩國正式簽訂了中蘇邊界東段的邊界協定，協定明確規定當年雙方發生衝突的珍寶島等地為中國領土。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續承認中蘇邊界東段的邊界協定。中蘇兩國間達成的這一邊界協定，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二十多年前保衛中國領土鬥爭的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