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起雲湧的中國現代史上，蔣介石無疑是最為重要、複雜的“風雲人物”之
一，如果對蔣介石沒有深入研究，對中國現代史的理解也就不會十分深刻。但長期
以來，由於種種原因，蔣氏始終是一個被高度“漫畫化”的政治符號，而缺乏客觀、
深入的研究。現在，那一段政治風雲已經淡去，對他進行“去漫畫化”的學術研究，
已成深化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楊天石所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便是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這部近50萬字的著作中，楊天石以大量未刊日記和難得一見的原始檔案為基
礎，對蔣的方方面面都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蔣介
石與胡漢民的關係，奉蔣談判與奉系出關，抗日戰爭時期對日謀略，和李宗仁的矛
盾……但我最感興趣的，卻不是這些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他的早年日記所反映出的
內心世界“天理”與“人慾”的激烈交戰、煎熬，最終“理”戰勝“欲”的痛苦；
是他在左右之間的躑躅徘徊、反覆思量權衡，最終選擇反俄反共道路的複雜過程。
說起來，這部早年日記的保存與發現過程也頗有些傳奇色彩。20世紀30年代，蔣氏
將此日記與其他一些文檔交與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毛將此存放寧波家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的後人將這部分資料秘藏起來，但“文化大革命”中被
抄家的紅衛兵發現，輾轉上交，“文革”後落實政策，毛氏後人將其捐獻給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保存。
所謂“早年”，是指從1919年到1926年，蔣氏33歲到40歲之間。正是在這期間，
他從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日漸成為政壇舉足輕
重的人物。或許開始並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權傾一時的“黨國要人”，所以
此時的日記格外真實，從1919年到20年代初，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
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
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
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
外出遊盪，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
，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蕩，
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
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
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
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 日則記道：
“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
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
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
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
絕欲。”“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
取得成功。
在日記中，“人慾”與“天理”的衝突，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重要的政治人物
的這種這方面的“真面目”更是至為難得，甚至可說絕無僅有。倘有意深究者，大
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作另一種研究。
蔣氏“戒欲”的成功，當然是由於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與外在環境的變化似
也不無關係，即隨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自己所起作用越來越重要，政治自然漸漸成
為他關注的焦點。
日記表明，他在五四以後把“研究新思潮”作為自己的學課，從1919年到1926
年，他最常看的雜誌是《新青年》，其次是《新潮》，而其他期刊則很少提及。同
時，他對社會主義學說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23年後，他對了解馬克思主義投入
了相當的精力，日記總有“看馬克思經濟學說”“看馬克思學說”“看《馬克思學
說概要》”“看《共產黨宣言》”……這類記載。看完《馬克思學說概要》後他的
感受是“頗覺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厭棄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多玄悟，手不
忍釋矣！”又一則記道：“看馬克思學說。下午，復看之。久久領略真味，不忍掩
卷。”不久，他對俄蘇革命的興趣大增，曾一度自學俄語，多次閱讀《列寧叢書》
並屢有好評：“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新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破產之原因，
甚細密也。”“其言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又言聯合民眾，以友誼的感化
與訓練為必要的手段，皆經驗之談也。”值得玩味的是，從親俄的1923年到早已反
蘇反共的1931年底，他對《俄國革命史》一書的興趣始終不減，認為“甚覺有益也”
。正如楊天石所說：“蔣介石後來雖然反蘇反共，但是，在他的統治術中，仍然有
不少來自蘇俄的東西。”1923年8月到11月，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往俄國實地考察，
從日記看他對俄蘇有褒有貶，起初是褒多於貶，後來是貶多於褒，他對“共產國際”
尤為不滿。12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即回家鄉，在孫中山催促下才寄出遊俄報告。在翌
年春他致廖仲愷的信中寫道：“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
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
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
，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與英、法、
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於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有如此思想基礎，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左右兩派鬥爭日趨激烈，在現實利害的
權衡取捨中，蔣氏最終選擇反蘇、反共之途，就不難理解了。
對蔣介石這樣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現在不僅已可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
究，而且還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設立的“華夏英才基金”的支持，這也從一個方面
說明了時代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