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研究中的幾個疑難問題
From 畢萬聞 [英雄本色]
西安事變的主潮，從1936年12月12日“捉蔣”，到25日“送蔣”，首尾不過半個月，其始
亦驚天，其終亦動地！當時，“蓋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國” ，何以如此？因其
忽起聚落，令人撲朔迷離。而這一短暫的事變，對後世的影響，卻極為深遠。關注西安事
變的人，無論站在什麼立場說話，都無法否認，它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西安事變
的主線，極其簡明。張、楊要聯共抗日，蔣要滅共抗日，一方至堅，另一方至頑，誰也不
肯退讓，張、楊便把蔣抓起來，逼蔣聯共，蔣答應了，便獲釋了——震撼世界、影響深遠
的重大事變，就這麼簡單！然而，西安事變的來龍去脈，特別是其關鍵性的細節實情，卻
又極為曲折複雜，驚險激烈。因此，無論是驚詫莫解的當年，還是塵埃落定的今日，爭議
總是不斷。近年來，西安事變研究，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某些關係重大的史實真相，
仍然若隱若現，難以水落石出。
一
西安事變之發生，是有計劃的預謀，還是臨時的偶發事件？數十年來，人們一直持有不同
意見，而且，雙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實作為依據。
蔣介石的部屬張玉蓀先生，當年曾隨同蔣先生被扣在西安，他在追憶自己的親身經歷時說
：“自劫持起至護送返京止，這段時間內，應該說是完全在張學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
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凌虐他的俘獲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寫的，或是夫人（指宋
美齡）寫的，以至侍從人員傳述的，和我們自所目睹的，張對於委座執禮甚恭，始終不衰
，見面必行軍禮，報告始終站立着，離去必敬禮而去。在臨潼驪山（指剛捉蔣）下山時，
吹崇敬的‘三番號’，臨離開西安機場時，一定要隨機護送返回南京，以明責任，置其自
身一切安危毀譽於不顧。頗有慷慨就義，承擔一切之俠義精神”，“我私人始終認為‘西
安事變’只是一樁突然偶發事件，而不是一件早經安排的有計劃的行動。” ……
1989年6月1日，張學良在台北會見業餘史家郭冠英等人時說：西安事變“完全是臨時逼出
來的。就是一二·九那天（學生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對學生說，我可以
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
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蔣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面人，怎麼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學
生？這我已很不高興了。但他接着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可把我氣火了，我
話都到嘴皮子，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我氣極了……”
然而，持相反意見者也言之鑿鑿。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初次密談時，張便表示
，“如蔣降日”，他便“辭而另立，故現時派人去新疆聯絡盛世才，即為打通西北，自成
局面” 。半個月後，張又向中共代表劉鼎“表白了他的不小的計劃”，要開辦軍官訓練
團，改造東北軍，要“出去大活動”，聯絡各地方實力派，“要把他家這幢大房屋的一角
（靠他住的一邊）完全拿過來”，即準備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牽延到11月，“得到新愛人
（指中共和紅軍）的老親們（主要指蘇聯）的表示”，便“同新愛人度歲月”，“宣布新
的同居”，但暫時還要“與大老闆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準備”，但“同時預備着硬幹
，預備着和大老闆打一架”，“我要干就撤底干！”
6月，兩廣事變發生，張與楊虎城密議響應兩廣 ，周恩來也連發密電，要與張學良會晤，
“速定西北發動大計”，但張顯然認為時機尚未成熟。7月初，張在答覆周恩來的親筆信
中說：“弟此間必須準備整理，須六個月功夫” 。但這時的所謂“西北大舉”，主要是
指建立以張學良為首的聯共聯蘇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聯軍，還談不到“扣蔣”。
據張自己講，扣蔣的主張，最初是由楊虎城提出來的，“迨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
，……問計於楊，……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 。張所
說的“從洛陽返來”，是11月初的事，這是他在1956年末對蔣說的，證明他已承認在西安
事變之前一個月，張、楊兩人曾談及扣蔣這件事。但據張的機要秘書栗又文講，早在1936
年8月末，張自己就對“扣蔣”之事有所考慮。那時，張派栗去新疆聯蘇，行前，栗問：
“蔣介石不贊成（聯共）抗日怎麼辦？”張答：“我可以勸。”栗問：“你勸他不聽呢？
”張答：“可以再勸。”栗又問：“他還不聽呢？”張一拍大腿說：“除非他不到我的部
隊中來！”
10月中旬，蔣要來西安。為了確保安全，蔣指定西安城東的臨潼華清池為其行館，並令其
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錢大鈞派張玉蓀提前到西安做好安排。但張、楊以“華清池離
西安太遠，往來不便”為由，向張玉蓀建議，以西安城內的九爺府為蔣的行館。22日，蔣
飛抵西安，在機場上，張學良特意叮囑張玉蓀“單獨”向蔣報告，已在城內九爺府和城外
華清池布置好了兩處行館，請蔣委員長指示前往何處？蔣聽後，“愣了一下，便回頭望着
”錢大鈞，意思是“怎麼回事？”錢馬上說：“到華清池去！” 此事表明，在西安事變
大約兩個月之前，張、楊便對扣蔣有所考慮。
27日，蔣到王曲軍官訓練團對張、楊兩部軍官訓話，大談“共匪”是“近敵”，是“心腹
之患”的“道理”。當晚，張的部屬苗劍秋致信張，“要求扣蔣”，但張認為還可以通過
勸說使蔣轉變。 張被軟禁後，其部屬曾悄悄地問他，要想捉蔣，為什麼不在蔣去訓話那
天的會上動手？張答：“你是事後諸葛亮。事先總是希望能用說服的辦法，使他能和我們
聯合一致，共同抗日” 。
近年，有的權威學者認為，西安事變原本是一場“革命”，“革命”之路沒有走通，才變
成了兵諫。其實，張、楊真要發動一場“革命”，必然把蔣排除在外，那還反覆地勸說他
幹什麼呢？抓起來不就得了嘛！因此，從張、楊的立場來說，西安事變是一場兵諫，如果
兵諫之路實在走不通，張、楊在抓蔣前也曾“縝密考慮”過，那就只好“上山——跟着共
產黨紅軍去打游擊，去抗日” ，那才可能變成了革命。
11月中旬前後，張學良公館承啟處錄事趙新華奉命調查駐札在西安城裡和市郊所有部隊的
情況，包括中央軍、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的人員和裝備等情況，連各部隊的留守處、辦事處
及倉庫的情況都調查了，其結果都詳細地記到一個事先制好的簿子上。但調查到中央軍時
，雖然拿着“剿總”副官處的證明信，仍不好使。張的副官譚海，只好又開了一個特別證
明，再派一輛小汽車，坐着車去（有派頭），中央軍才讓調查了。 ……不言而喻，這都
是在為發動西安事變做準備。
總之，“偶發”說與“預謀”說各有其不容否認的史實依據。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張、
楊的對蔣策略，一直是軟硬兩手準備，“軟的不行就硬幹” 。軟的，就是勸說蔣氏聯共
，硬的，先是“另立西北新局面”（建立聯共聯蘇的西北新政權），後來就變成了“扣蔣
”。到中共的方針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聯蔣”抗日（9月1日）之後，張學良知
道，要想停止內戰，除了勸服蔣氏聯共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何況，張楊深知，
日本與中國，當時強弱懸殊，中國即便舉國一致抗戰，也難於取勝，怎可把中國最大的實
力派蔣氏排除在外呢！因此，張、楊便更側重於軟的勸蔣這一手。但張、楊也清楚，蔣氏
向來是個固執己見的人，便在勸蔣的同時，也做了“扣蔣”的謀劃。兩手都是為了達到停
止國共內戰、實現舉國抗日的大目標。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兩手是一個事情的兩個層面。
於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只看一面的兩種人便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那麼，張學良晚年在台灣時，為什麼說事變是“臨時逼出來”的呢？那時，為了獲得完全
的自由，他講了許多緩解歷史仇怨而與史實不符的話，比如，他一再“推崇”蔣介石，但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內心裡，卻痛貶蔣介石！
二
簡而言之，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主旨就是要逼蔣聯共抗日。因此，西安事變與中共的利
害關係，可謂至深至大。那麼，事變發動之前，中共是否知悉呢？普遍流行的說法是，中
共事先不僅沒有參與，而且毫無所聞，因為三個當事方面都這樣說。1937年3月1日，毛澤
東在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說，西安事變“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
道” ；張學良對蔣介石說，事變之前，“對於共黨方面，並未經徵詢商議”，因此，周
恩來等人“初聞西安事變，深為驚訝” ；蔣介石說，“事變之真相，到了事變後才得完
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
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長期以來，海
內外權威學者們幾乎都這樣看。然而，近年來，有些學者，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尤其是葉
劍英等人的親身經歷，提出了相反的論斷。
原來，1936年10月初，葉劍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秘密身份，住在張學良衛隊營營長家裡，
協助張改造東北軍。蔣到西安前夕，20日，張隻身駕機飛抵太原，密晤閻錫山，閻答應與
張一道勸說蔣氏聯共抗日，如蔣不干，晉軍便與紅軍、東北軍聯合抗戰，但閻問張，能否
保證獲得蘇聯的軍火援助？隨後，中共中央便將張閻密談結果電告共產國際，探問蘇聯能
否援助東北軍和晉綏軍，卻沒有得到答覆（實際上，蘇聯為了聯蔣，這時已不支持各地方
實力派反蔣抗日了）。21日，張飛回西安，向葉劍英通報了與閻會談“極佳”的情形。22
日，蔣到西安，張積極勸蔣聯共，但遭蔣嚴歷拒絕。29日晚，葉劍英等向中共中央報告，
張蔣會談，結果極惡，蔣表示，不消滅紅軍，決不抗日。葉等認為，靠張勸蔣之路，已經
斷絕，張將無所作為，並告西安有人主張“捉蔣”。
隨後，張利用到洛陽為蔣祝壽之機，又與閻聯袂勸蔣。但這時，紅軍在海（原）打（拉池
）戰役中被中央軍胡宗南等部一分為二，除西渡黃河的兩萬餘人外，困在陝北的紅軍只剩
3萬多人了，而蔣已把大約30萬裝備精良的中央軍集結到西北，加上大批雜牌軍，使缺衣
少食、槍彈窳劣的紅軍大大地處於劣勢。頑固的蔣介石正在做徹底消滅紅軍的美夢，哪是
還能聽從張、閻的勸說呢！閻鼓動張說：“蔣先生永遠不會採納我們的（聯共）抗戰主張
，……要干就要靠我們自己幹了。”備受蔣之辱罵的張學良，在飛返西安途中，對其部將
說：“今後我想幹什麼，連我老婆也不會知道” 。回到西安，張又沮喪地對其智囊人物
黎天才說：“完了，一切不能靠他（指蔣）了。”
就是在這時候，一天深夜，張學良突然召見葉劍英，對葉說：“蔣介石要我執行他的命令
，同你們打仗，形勢很嚴重，你看怎麼辦？”葉反問：“張將軍的意見呢？”張說：“我
想了好久，許多天都沒有很好睡覺，內戰我是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迭打’
（法語Coup d’Etat，政變），抓他起來！”葉說：“……事關重大，您仔細考慮，我也
向中央報告。”中共中央在復電中要葉轉告張，對此事要“慎重”；並要葉返回保安詳細
報告。 根據當時西安與保安雙方往來密電，我們可以判定，葉離開西安的時間是在1936
年11月上旬（研究葉帥生平的一些學者，認為是在12月初，恐怕有誤）。
葉劍英元帥晚年關於“苦迭打”扣蔣的口述回憶是否可信？有些在海內外學術界頗影響的
學者認為，葉帥的回憶是孤證，且是幾十年後的回憶，這樣的回憶並不可信。筆者認為，
葉帥的這份口述史料，是有原始檔案做旁證的，足以採信：我們知道，葉帥的口述回憶是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嚴格保密的前提下，在內部講的。當時，張學良尚幽居在台灣，
沒有人身自由，小蔣（經國）執掌台灣政柄。那時，如果讓台灣當局知道，在抓扣老蔣（
介石）之前，張學良已與中共中央代表葉劍英商量過扣蔣之事，那對張學良是極其不利的
，即使不危及張的生命安全，也一定會使他的處境更加難堪！那時，了解當年內情的周恩
來、毛澤東等人，早已辭世，葉帥也年事已高，身體漸趨衰弱，他如不講出當年的內情，
就可能隱沒歷史真相。為了既保留口述史料，又不危及張學良的安全，便採取了嚴格的保
密措施，只讓少數幾個人知道，絕對不準外泄。這個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好。直到90年代初
，不僅小蔣已經病故（88年），張學良也獲得了自由，葉帥的口述回憶才逐漸披露出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國大陸方面披露此事之前許多年，蘇聯學者利用保存在莫斯科
等處的共產國際當年的原始檔案，早已在其有關論著中談論過此事。
原來，60年代以後，中蘇兩黨關係惡化，蘇聯學者便利用共產國際檔案做文章，批評中共
。比如說，A·C·季托夫在其論文《中國爭取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1935—1937）》
中，便說西安事的發動，與中共有“直接”關係，“這一點，毛澤東本人在試圖說服共產
國際支持西安叛亂和對蔣介石的扣留時，也已承認”，“1936年11月，毛澤東的代表葉劍
英還曾同張學良討論過扣蔣問題”，“張學良同毛澤東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繫，同其協商對
蔣採取的各種措施” 。在葉帥關於扣蔣的口述史料尚未披露（甚至很可能是在葉帥尚未
進行此項口述）之時，季托夫怎麼會知悉此事呢？而且，時間（1936年11月）、人物（葉
劍英和張學良）、主題（扣蔣），都講得完全一致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當時
把此事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報告了，而季托夫查閱了這些原始檔案。否則，無論如何，他是
編造不出來這件事的。很遺憾，筆者一直沒有條件去查閱這些檔案，相信有心的中國學者
將來總會去查閱這些檔案（早已公開），定能把此事徹底地弄個水落石出。但筆者早已認
為，季托夫等人提供的這種無法否認的旁證已經證實，葉帥的口述回憶，大體上是真確可
信的（其回憶細節，難免有些差錯）。
1936年11月上旬，葉劍英離開西安返回保安之前，張學良讓葉帶交自己的一封親筆信和10
萬元現洋給中共中央，信中詢問共產國際現在是否還能同意開創西北獨立新局面？同時，
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員、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朱理治讓葉帶回
一封給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的信，信中說，蔣氏實質上是要“拆散西北新戰線”，“
進攻紅軍和解決東北軍”，並談到對楊虎城的工作，“決定G同志（高崇民）推動楊。…
…G以語激楊，楊謂西北局面張負領導地位，如張干，彼一定受他領導。”朱還托葉報告
中央：“如不發動一個突然事變，蔣是不會改變原有的方針的。”
早在20多天前，即10月15日，中共已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南京政府，“與吾人停戰，
攜手抗日”，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民革命軍的任何攻擊行動”，只在受到攻擊時采
取自衛手段，紅軍主力願做抗日先鋒，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紅軍將給予援助
。但蔣的回答卻是：紅軍若不接受收編，便堅決予以剿滅。海打戰役之後，中共中央自然
十分清楚紅軍所面臨的險惡形勢。11月10日，中共被迫草擬了《作戰新計劃》，準備再度
發揮紅軍善打游擊的長處，打到中原去，繞大圈子，進行新的長征，以便脫離險境，以戰
迫和。此舉雖然實屬萬般無奈，但在客觀上勢必引發新的大內戰，給日本侵華增加可乘之
機，亡國危機會更加嚴重。葉劍英回到保安之後，20日，中共拍電向共產國際報告說，“
我軍主力在現地區即難於作戰”，而“你們對西北獨立局面又不贊成”，紅軍“恐怕得准
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這不也是內戰嗎？與其去打這種沒有根據
地的內戰，還不如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呢——這是電文中沒有明說的言外之意），故爾探問
共產國際：“究竟西北獨立局面還有考慮的餘地否？” 雖然至今不知道共產國際是否回
答了這個問題，但根據種種史料可以判定，共產國際（主要是蘇聯）是不會再支持西北大
舉了。
9月1日之後，中共雖然不再反蔣了，但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因
為實踐早已證明，只有“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一處發動，到處響應”
，才有可能迫使蔣停止剿共。 中共中央的這些指示，自然也適合中共基層組織對東北軍
的工作。而且，如前所述，中共中央特派員朱理治已經認識到，沒有一個“突然事變”，
蔣是不能改變其剿共方針的，那時，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簡稱東工委）已歸朱理治領
導，東工委便“基於這樣一種分析”，發動群眾，“促使張學良逼蔣抗日”。東北軍學兵
隊中的中共黨員，引導“學兵隊員向張請願，說他們來投奔東北軍是為了抗日，現在綏遠
已經打起來了，如果東北軍仍在這裡打內戰，他們就要走了” 。11月中下旬，綏遠傅作
義部奮起抗日，攻占了百靈廟，援綏運動在全國興起。學兵隊員們以絕食省下的伙食費作
為援綏捐款，並要求赴綏直接參戰。張學良不贊同他們絕食，在接見他們時說，自己身負
國難家仇，抗日復土之決心與大家是一樣的，但抗日大業不能憑少數人一時血氣之勇，必
須全國齊心協力，才能把日寇趕出中國；國內問題不解決，意見不一致，抗日只是空話；
“許多真實情況你們不了解，我也不便向你們說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很快促成一
致抗日。我絕不會在你們面前食言，很快，也許就在最近，你們就會看到我的行動！”
這時，中共中央一再催促張令其駐守在蘭州的東北軍于學忠部西進新疆，接取蘇聯的軍火
援助。張沒有下達這種興師動兵容易引起蔣氏懷疑的命令。22日，他在答覆毛、周的電報
中說，蘇聯答應援助的軍火，“尚不能滿意”，但他極想知道中共派出的聯蘇代表鄧發與
蘇聯接觸的情形。他一直想探明蘇聯對他的真實態度，因為他深知，一旦與蔣鬧翻，20萬
東北軍，沒有蘇聯的援助，是難以支撐下去的。
早在9月份，當張獲悉中共已將其方針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時，張便答應“
想盡一切辦法”，說服蔣氏停止剿共，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
惜” ，但直到11月，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辦不到。24日前後，張接連電蔣
，稱所部不穩，如繼續剿共，東北軍難以統率，請求赴洛面陳 。27日，張上書蔣氏，懇
請親率東北軍赴綏抗戰。翌日，蔣已“考慮”東北軍“調防問題”，並在其日記中批評張
“做事無最後五分鐘之堅定” 。同日，張復電毛、周，說“在現在局勢下”要他停止剿
共，“實難辦到”，故“速請內中早決大計” 。30日，毛、周電張，為商量新步驟，擬
令葉劍英再去西安，約一星期後成行。
12月2日，張赴洛謁蔣，稱“西安將有變亂，情勢迫不及待，乞（蔣）公親臨撫慰” 。中
共西北特別支部成員李木菴在1979年發表的《西安事變紀實》一文中寫道，得悉蔣氏再“
來西安”，西北特支黨員便急籌對策，“支部中之在職軍界者，首先提議，謂要挽救非常
時局，不可不用非常舉動，蔣介石如來西安，即將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將國民黨圍攻共
產黨的軍隊悉數調援綏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舍此，別無他法。……西北特別支部，
慎重地進行考察，就事變的成敗利害，作一分析：非常舉動有利方面是，如果將蔣活捉成
功，要挾他下令停止內戰，他為環境所迫，或有可能應允，即不然留蔣作質，南京方面的
反共派亦不敢遽然以兵相臨，置蔣於危而不顧，由此可以阻滯他的軍事進攻，再以誠意來
磋商救國，亦或有轉變到於事有利的希望……。再從相反的一方面，即不作非常舉動的方
面來研究，則只有張楊二人聽其撤換，……內戰勢必更加劇烈，徒為日寇侵略造機會，增
加國家滅亡的危險。這也就是說，執行非常舉動的害和不執行非常舉動的害是一樣的。執
行非常舉動的方面，多有一利的希望。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實
有採取非常舉動的必要。於是中共西北特別支部，即向東救（東北民眾救亡會，在西安）
提議，……後由東救向張學良的親信進言，傳達於張，張無表示”，蔣來並住進臨潼後，
“形勢非常緊張，東救又再次通過張學良的親信，促張實行非常舉動，責以大義，謂東北
軍西北軍合有數十萬之餘，不可謂無救國實力，乃拘於服從長官的小節，以及個人的利害
關係，而置國家民族的生存於不顧，將來亡國史上，應首先負責的即為東北軍、西北軍之
當局，天下後世，孰能諒之？”
“扣蔣”是一項“非常舉動”，建議張學良扣蔣，也不是一件平常的舉動，如此關係重大
的事項，中共西北特支，能不向上級匯報嗎？依照中共嚴格的紀律，是不能不向上級報告
的。順便說，東救雖是在陝的東北人士的群眾組織，但實質上，也是由東工委領導的 ，
東工委也應向中共中央報告。
蔣氏又一次來陝並住進臨潼，是在12月4日。中共西北特支初次通過東救向張建議扣蔣，
大約就在這前後。但張、楊當時仍未下決心扣蔣，因為他倆都是軍事家，他們十分清楚，
張、楊兩部，即便加上3萬多陝北紅軍，也根本無法與中央軍正面對抗，雙方的實力相差
得實在是太懸殊了！（在他們捉到蔣氏之後，12日晚，毛澤東、周恩來還在密電中問張：
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與蔣氏血戰十年的毛、周等中共領袖，所以不敢相信此事，原因也
就在此。）張、楊仍然渴望通過反覆地勸諫，使蔣改變政策。直到7日，張學良的至誠“
哭諫”徹底失敗之後，張、楊才決心扣蔣。當然，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組織，無論是西北特
支，還是其上的東工委，都不知道張、楊已經決心扣蔣。因此，在西北特支的領導下，東
救、西救（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大規模的紀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民眾集會和游
行，張學良擔心他們的“運動”惹出事來，影響自己的“運動”（扣蔣），但也無可奈何
。9日，遊行隊伍執意前往臨潼向蔣請願，蔣嚴令“格殺勿論”，張為防止流血事件發生
，面對數千痛哭不止的青年學生，說出了“一周之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覆你們”的諾言。
事已至此，張、楊要聯共抗日，蔣要滅共抗日，雙方都不肯退讓，對立已經十分明顯了。
11日，住在張公館裡的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在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全西北，蔣張對
立，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同日，他在報告蔣氏布置剿共情形的電報中又說，張的西北“
剿匪”總部，處在“恐怖”之中。
前一天，10日，毛、周致電張學良，通報了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情況，表示“紅軍不能減
少一兵一卒”，蔣氏必須“立即停戰”，“我們決心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並通過張向在上海的談判代表潘漢年拍發了關於談判條件的電報。有些學者認為，這
兩封電報對張發動事變起了某些促進作用，至少會堅定張、楊發動事變的決心。
綜上所述，在西安事變發動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領導人（毛、周等），已經知
道張學良有了舉行扣蔣政變的打算，但他們並不贊同。為什麼呢？這恐怕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一，中共是一個嚴正的政黨，他們認為，政治領袖是階級、政黨、政權的代表，對政
治領袖個人採取恐怖行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比如說，扣了蔣，蔣介石的百餘萬中央軍
、南京政權以及龐大的國民黨，“仍然健在”。因此，他們歷來不對敵對的政治領袖人物
採取什麼綁架、暗殺之類的行動（內部的叛徒，如顧順章之流，不在政治領袖之列。）；
第二，當時，中日民族矛盾早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需要的是統一與合作，而不是分裂
與內戰；第三，共產國際和蘇聯，已堅持主張聯蔣抗日。儘管中共中央不贊同扣蔣政變，
但當時張學良的抗日救國心志已經白熱化到“瘋狂”的程度（張的心腹王卓然和與張有所
接觸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博古當年都曾談到過這一點） ；而他又是一個一旦打定主意便不
回頭的人物；再則，當時的緊急情勢，也的確沒有更好的辦法來阻止剿共大內戰的爆發；
加上楊虎城抗日心切，又聽張的——於是，扣蔣的西安事變便爆發了。了解張學良的人們
都知道，他不是一個別人能指使能操縱得了的人物，西安事變的主導者是張學良，這是誰
也無法否認的定論。當然，中共的基層組織，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西安事變
的發動也起了推動作用。
三
既然事變發動之前張學良與中共已有所商討，為什麼發動之後，雙方又都說事前未與中共
有任何商量呢？而且，連被扣的蔣介石，也這樣說呢？
其實，這是張、周二人共同設計的一個愛國謀略。
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並把周恩來請到了西安之後，形勢很快就變得相當嚴重。國民黨
討伐派在南京政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內戰一旦爆發，西安勢必失守（從軍事力量對比上
說，西安方面遠不及南京方面；西安的門戶潼關，已經被南京方面搶占了；西安方面已經
開始考慮放棄西安之後的去向問題了）；南京方面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正從德國急沖沖
地返回中國，以便搶坐蔣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頭把交椅；由於蘇聯的強力反對以及國內普
遍（除陝省外）出現的擁蔣浪潮，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因
其勢必導致長期的內戰而不能再加考慮了。如果不慎重而加緊處理好對蔣問題，西安事變
就可能走向反面，從反對內戰攜手抗日的愛國初衷，轉而造成大打內戰進而給日本侵略提
供便利的禍國局面。放蔣便成為打開死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最佳選擇。
怎麼放蔣呢？如果依從斯大林最初提出的無條件地放蔣的要求，轟轟烈烈的西安事變不是
白搞了嘛！扣蔣，是蔣介石平生最大的屈辱，他又是個心胸狹窄、恩仇分明的頑固分子，
無條件地放了，他回京重掌大權，不僅勢必要對張、楊下手，還會更為瘋狂地再打剿共內
戰，民族危機必然更加嚴重，那與扣蔣不放的後果又有什麼區別呢？
因此，放蔣的主要條件，便是要他答應與撕殺十年的中共和紅軍聯手抗日；然而，人所共
知，他對中共和紅軍的仇恨是太深刻太強烈了！要他答應這一條，必須先設法緩解他對中
共的深仇大恨，而緩解這種積存多年的深仇大恨，沒有出其不意、異乎尋常而又撼其心魄
的舉措，既不可能使他的感情軌道迅速轉彎，也不可能使他早已習慣了的思維定式急劇變
向。首先，得改變他對中共的切身感受。於是，張學良與周恩來親密合作，上演了一出惟
妙惟肖的好戲。戲中，張學良扮白臉，周恩來扮紅臉。二人使盡全身解數，讓蔣介石、宋
美齡、宋子文以及南京方面的人士自然而驚異地發現，扣蔣之舉，完全是張、楊的密謀，
中共不僅事前毫無所聞，而且，一聽說此事，立即全力規勸張、楊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
。（事實上，中共領袖初悉扣蔣之時，也頗為激動，毛澤東等人主張審蔣、除蔣等等“誅
之為上”的史實，全部隱到幕後，連《紅色中華》報頭幾天這方面的報導，都毀掉了。）
張學良下野遊歐時已下定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國決心（順便說，“文化大革
命”十年浩劫期間，周恩來也說過同樣的話），西安事變期間，他已經“瘋狂”了(那時
，他的愛國熱情一直在沸騰着)，只要能實現停止內戰舉國抗日的最大心願，他對個人的
生死榮辱已經毫不在乎了。周恩來個人原本從一開始，就不主張殺蔣，“不採取與南京對
立”的方針，因此，他的“紅臉”就扮演得更加真實感人。無論如何，主要的觀眾，蔣介
石和宋氏兄妹都相信眼前的這一幕，並不是喬裝打扮的戲劇，而是親身經歷的真事。宋子
文頭一次飛到西安時，聽說周恩來已先於他來到西安，以為事情就難辦了，待他的隨從郭
增愷見周，並把周和平解決事變的意見轉告他之後，他大為驚喜，回到南京便說：“南京
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相反，還有人要轟炸！” 當張學良領着周恩來去見
蔣介石時，宋美齡說：“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為了騰出手來，集中力量抗日，早在1936年初，蔣介石已派人與共產党進行秘密談判，只
是因為他想要中共放棄武裝（“收編”紅軍），談判無法達成協議，但談判僅是他的一手
；另一手，則是力圖在戰場上消滅紅軍，西安事變前夕，他正全力以赴地這麼幹！而這一
次，他在危難中，中共竟然前來“救駕”，他的鐵石心腸終於被感動了，為了“先設法脫
離”險地西安，“再言其他” ，便與張學良、周恩來達成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
口頭協議。
張學良、周恩來二人合演的這齣半真半假的好戲，好就好在它起到了促成國共和解、實現
舉國抗日的重大作用。
四
然而，這齣好戲並沒有到此為止。1937年春，上海《大公報》記者范長江，衝破重重阻隔
，到西安拜訪了周恩來。周便藉助這位國統區記者之筆，有意“泄露”一些西安事變爆發
前後，中共與張學良關係的“內幕”情況，以此為鋪墊，批評了張、楊和西安事變。
他說，共產黨原本希望“以張學良為媒介，以便與蔣委員長協商，誰知張學良之政治技術
運用未能靈巧，終於爆發了出人意料的‘雙十二事變’”；他也讚揚了張的“聰明與勇敢
”，但接着便說，“可惜經驗不夠，弄出‘雙十二’這樣大亂子來”。
他說，中共中央得悉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僅在“最初一秒鐘”在感情上產生了
“報復主義”，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認為張、楊如此作法，殊欠妥當。蓋雙十二
事變，既非如帝俄時代群眾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類似滑鐵爐戰爭之俘虜拿破崙；
此僅以一種不光明不道德之‘軍事陰謀’，劫持領袖。”“此事之前途，只有發生更大規
模更長久之內戰，對於國內和平統一，將致背道而馳，愈跑愈遠。”（這種只有一種前途
的論斷，不僅與1936年12月19日之前中共中央處理西安事變的指導思想相牴觸，也與19日
後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可能引發內戰或結束內戰的兩種估斷相違背。）
他說，他於12月“16日”到達西安，並立“即向張陳（述）釋蔣之必要”。關於“12月25
日蔣突在張陪送之下，飛出西安”，他說，東北軍“少壯軍人，非常不滿意”他的“這種
作法”。
周恩來的這次談話，通過當時尚與共產黨毫無瓜葛的記者范長江，在廣大的國統區傳播開
來，產生了轟動效應。抗戰初期，中共出版的《八路軍抗日戰》，幾乎一字未動地把周恩
來的這些話收進去了。那時，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對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公開立
場，都以周的這次談話為基調。這與抗戰之後，中共（以及周、毛等人）對張、楊和西安
事變的評價，大不一樣。可是，有不少學者，卻以周恩來1937年春的這次談話作為立論的
依據，做出中共在事發前“毫無所聞”，事發後迅即主張釋蔣等等論斷……。他們顯然忘
記了，政治不是歷史。歷史應追求真實，政治要考量利害。周恩來講這些話時，他正要代
表中共與國民黨代表展開艱難的談判，並準備飛往杭州等地，與蔣介石直接談判，這些談
判（共五次，長達7個月），關繫到國共攜手抗日的大局，關繫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而
西安事變即將成為過去，張學良也救不出來了，蔣又對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恨之入骨，國
統區許多愛國人士和民眾又對西安事變有種種誤解，……在這種情勢下，劃清中共與西安
事變之發動的界線，說一些雖然與史實不盡相符但對張、楊也沒什麼危害而蔣介石等國民
黨人又愛聽的話，進一步緩解國共兩黨的仇怨，以便使國共談判獲得更好的成果——這正
說明周恩來是大政治家，善於巧妙地運用政治藝術，來謀求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
多年以前，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評斯大林和蘇聯為了本國的私利，絲毫不給中共預留轉
圜的餘地，迅即而公開的批評西安事變，並強橫地逼迫中共出賣張學良的錯誤作法，筆者
接着寫道：“斯大林的作法，在客觀上確有加速釋蔣的積極一面，但卻增強了南京討伐派
的氣勢和內戰的危險，也大大動搖了西安方面（張學良和東北軍、楊虎城和十七路軍、中
共和紅軍）在和平解決中討價還價的地位。幸運的是，張學良和周恩來兩人，在緊急時坦
誠磋商，在危難中相互體諒，頂住蘇聯的巨大壓力，堅持必須通過談判取得成果（停止剿
共的口頭協議）然後才能釋蔣的原則，總算化險為夷，渡過了難關。這其中，張學良為了
國家兩肋插刀的精神，周恩來為了民族化解危難的談判藝術，待國人知悉內情之後，必將
成為傳諸後世的歷史名篇。” 上述張、周二人合演的這齣好戲，就充分體現了張學良為
國家民族兩肋插刀的愛國精神，也完美地展示了周恩來為黨和人民化解危難的談判藝術，
這些都永遠值得我們後人借鑑和學習。
關於西安事變，還有一些有爭議而又比較重要的疑難問題，但因篇幅所限，容筆者以後有
機會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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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王卓然在其小冊子《張學良到底是怎樣人》中說，張的“愛國家情緒高漲至類
似瘋狂”；博古在1937年初說，張之送蔣，“實出於英雄病態狂”，前引《紅色中華散記
》，第17頁。
郭增愷：《雙十二事變隨宋子文去西安》，全國政協存稿。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上冊，第41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這是宋美齡到西安後勸導蔣介石的話，見蔣中正：《西安半月記》，前引《革命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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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塞上行》，載上海《大公報》，1937年11月，第311-318頁，參見中國現代史
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的《“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第86—89頁，1957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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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斯大林宋慶齡與西安事變》，《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5期，第14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