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十三世紀元帝國兩次入侵日本的慘重失敗，當時從東亞到歐洲的許多史籍都有記載，不過最原始的紀錄來源不外三處：一為元帝國的記載；一為朝鮮的記載；一為日本的記載。這三種記載都有偏頗，相互矛盾處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證，又有考古發現作旁證，互相比較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真相。其中朝鮮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戰爭沒有太多利害關係，因此他們的記錄更可信些。　　蒙古人對日本的進攻起因於日本不肯臣服於蒙古帝國。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稱臣納貢，高麗國王也致書日本人要求他們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輕蔑地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對這樣的冒犯，君臨天下的蒙古大汗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武裝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進攻日本時，南宋尚未滅亡，忽必烈僅控制了北方中國，當時元帝國正集結重兵準備南征，用以進攻日本的軍隊並不多，漢人也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忽必烈執意要控制日本，除了顯示大可汗的權威外，還有許多更實際的考慮。蒙古大汗雖富甲四海，可因為蒙古貴族對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於理財，蒙古帝國的財政時常捉襟見肘。忽必烈之前的兩位大可汗貴由和蒙哥都以揮霍無度著稱，他們購買奢侈品主要以貴金屬支付，對部分拖欠的債務甚至以未來的戰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為爭奪汗位激戰四年，這場蒙古人之間的內戰無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國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而日本在過去數百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銀產地和出口國，這個富裕的島國在急需硬通貨的蒙古貴族眼裡無疑是塊肥肉。　　

公元1274年，進攻日本的遠征軍由朝鮮揚帆出海，駛往九州島，遠征軍共兩萬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麗人大約各占一半，還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漢人。遠征軍的統帥為蒙古人忽敦，兩位副統帥為高麗人洪茶丘和漢人劉復亨。元軍航行至博多灣，首先攻占並蹂躪了對馬島和壹歧島，然後分三處在九州登陸攻入內陸。三路入侵軍隊中，一路為主力，兩路為策應，主力部隊的登陸地點大約在長崎附近。　　面對第一次“蒙古來襲”，日本鎌倉幕府調集部分正規軍迎戰，九州沿海各藩也緊急組織武士和民兵參戰。慘烈的戰鬥進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戰術較為落後，在開始的戰鬥中蒙受巨大傷亡，但他們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軍的推進。在相持了幾天后，日本人漸漸適應了蒙古人的戰術，於是開始反擊。主要由武士組成的日本重騎兵隊尤為英勇，他們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陣衝擊敵人，與敵軍貼身近戰，使蒙古人的弓箭優勢失效。劉復亨在激戰中陣亡，元軍折損大半後退回海灘依託回回炮防守。至此元軍傷亡慘重，進展無望，他們的敗局已不可避免，由於箭和給養都即將用盡，元軍無力繼續守住陣地，他們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鮮的路上，元軍的艦隊遭風暴襲擊，遭受了一些損失，不過大部分船隻安全回國。　　

此次戰役日本史稱“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東亞第一次遇到了裝備訓練和勇氣都不遜於自己的對手。高麗人在戰鬥中主要負責近戰，他們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衝擊而損失慘重。故而高麗人對日本軍人的戰鬥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戰刀印象深刻，據說元軍普通士兵的刀劍與日本刀一碰即斷。相對來說，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損失小一些，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弓箭雖威力強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這裡再簡單介紹一下日本的戰刀：當時日本的冶煉和刀具製作技術世界一流，日本戰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亞出產的大馬士革鋼刀可以媲美。古代最優良的鋼按性能排列依次為大馬士革鋼（鑄造花紋鋼），日本鋼（暗光花紋鋼），馬來鋼（焊接花紋鋼）。中國最好的鋼（鑌鐵）其實也是一種焊接花紋鋼，不過性能沒有馬來鋼那樣出色，中國最好的刀劍一般由進口的馬來鋼製造。大馬士革鋼為高級合金鋼，冶煉技術複雜，成本高昂，具體製造技術已失傳。在古代，大馬士革鋼刀一般只有貴族才能擁有。最頂級的大馬士革鋼刀為烏茲鋼刀，產於印度，其次為斯切爾彎刀，產于波斯。斯切爾彎刀的做工和裝飾極盡精緻奢華，是蒙古貴族的愛物。相比之下，日本鋼其實並無太大特色，日本戰刀的優良性能主要來自其獨特的後期淬火工藝。大馬士革鋼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製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擁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論：若論吃苦耐勞，當時的蒙古戰士無人可敵，必要時他們可以靠吃生馬肉，喝馬血維持生命。蒙古人作戰時機動性第一，一般只帶很少的給養，士兵的吃穿問題主要通過掠奪戰爭地區的平民解決。可這次戰爭中蒙古人偏偏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他們一直未能突入內地居民區，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們掠奪。因此日本人的戰術可謂十分高明，當然這也需要日本軍隊的戰鬥力做後盾。　　

第一次侵日戰爭結束後，忽必烈認為日本人已領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乾脆地將蒙古使者斬首。忽必烈自然不會忍氣吞聲，在統一中國之後，他便着手準備第二次海上入侵。軍隊由中國各地，蒙古和高麗招集至沿海地區接受登陸作戰訓練，遠征軍的糧秣補給也源源不斷從全國各地徵集，同時高麗和中國東南沿海的造船廠也晝夜趕工，製造大小戰艦和運兵船。　　

如此大規模的遠征準備自然無法保密，日本人嚴密偵視元帝國的動向，對即將到來的第二次“蒙古來襲”做了充足的戰爭準備。此時日本政局穩定，北條時宗對鎌倉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遠勝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夠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擊入侵。幕府在九州徵用民夫於博多灣一帶敵人最有可能登陸的地區沿海灘構築了一道石牆，用以阻礙蒙古騎兵。當敵人進攻日期臨近時，北條宗盛和北條宗政分別率精銳武士軍開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區布防，北條宗政的鎮西軍後來成為戰鬥的主力。同時九州各藩開始動員民兵，日本其他地區的武士也趕來參戰。　　

公元1281年，元帝國龐大的遠征軍由江浙和朝鮮兩地同時出發。此次出征的軍容十分壯觀，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軍隊約二十萬，其中蒙古人四萬五千，高麗人五萬多，漢人約十萬，其中漢人大半為新附軍（收編的南宋軍），遠征軍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戰的中堅。北方出海的艦隊於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抵達博多灣，在等待南方艦隊期間，蒙古人輕易攻占了博多灣的幾個島嶼，島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殺，島上的建築物也被盡被毀壞焚毀。六月上旬，南方艦隊抵達，兩支龐大艦隊在九州外海會合，之後元軍開始登陸作戰，登陸地點九龍山距上次戰爭主力部隊登陸的地點不遠。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本軍隊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還伺機組織反衝鋒。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擊擊潰了高麗軍主力，高麗軍統帥洪茶丘被俘殺，幾名蒙古高級指揮官也相繼陣亡。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個多月，遠征軍的損失已超過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牆。到七月下旬，元軍的糧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時無論蒙古人還是日本人大概都以為這次戰爭的結局將和上次相同，會以元軍的撤退收場。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颳起了猛烈的颶風，風暴持續四天，元軍南方艦隊的艦船基本被毀，北方艦隊的艦船也損失大半。北方艦隊剩餘的艦船搭載指揮官以及部分蒙古軍和高麗軍逃離戰場駛返高麗。南方軍的指揮官和部分高級官員眼看回天無術，也只得丟下大部隊，乘南方艦隊殘存的幾艘船逃離。此時九龍山的海灘上尚留有近十萬元軍，這些人失去了補給和退路，又無力突破日軍的防線，現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開始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然後縱兵攻擊。元軍大部被殺，剩餘的兩萬多人作了俘虜。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標準把俘虜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麗人和北方漢人全部被處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漢人）免死後成為部民（賤民）。今天的博多灣還有一座名為“元冠冢”的小山，據說是當年元軍將士的集體墓地。　　

在這次慘敗中，南方軍只有三名士兵逃脫，他們拼湊了一艘小船，幸運地漂回中國。忽必烈透過這三位倖存者終於知道了戰敗的真相，此次戰爭的副統帥范文虎被斬首，其他官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日本史稱第二次蒙古入侵為“弘安之役”，此次戰爭日本人投入的軍隊論質量和數量都遠勝過“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戰術上沒有絲毫的優勢。按照日本人的說法，蒙古人的戰鬥力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強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勝過他們，尤其在裝備和戰技方面。日本人裝備的優勢不僅在於戰刀，也在於武士的鐵甲，據說只要距離稍遠，蒙古弓箭就無力穿透武士的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脫產，自小開始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的戰技勝過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記載稱日本人擅長單打獨鬥，這可以和日本人的說法相印證。日本人對元軍中的漢人評價最低，在他們看來，漢軍貪生怕死，士氣低落，是標準的魚腩部隊。不過漢人打仗不行，做奴隸倒合適，因此日本人最後赦免了部分漢人。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兩次戰爭中的八年間隙期間，日本人似乎改進了他們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時，蒙古人發現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從保留至今的圖畫看：日本人的長弓與當時最先進的英格蘭長弓有幾分相似，長約一點五米。由於日本人本來就很矮小，畫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們所持的弓還短。實際上當時日本人的戰術也和英國人相似，都是以重騎兵（武士）為突擊主力，輕步兵和弓手負責保護兩翼和壓制敵人。　　

關於日本參戰軍隊數量，各方的說法都很模糊。後來的一些中國野史稱第一次戰爭日本投入十多萬軍隊，第二次戰爭則有四五十萬日軍參戰。這種說法毫無根據，也絕不可能。當時的九州總人口不過幾十萬，即便全民動員也不會有十萬兵力，況且並非九州所有地區都派兵參戰。兩百多年後的戰國時期，日本的財富和人口都遠勝過十三世紀，戰國時期幾場著名的大戰，各方投入的總兵力也不過五六萬人。日本的軍隊數量不多，部分原因在於日本人較崇尚精兵。我個人的估計，第一次戰爭日本軍隊約一兩萬，第二次可能是五六萬，反正不大可能超過十萬人。　　

元帝國對日本兩次入侵的概況就是如此。出於大家不難理解的原因，許多愛國者對蒙古人的失敗深感惋惜，他們總結了不少教訓，認為如果元帝國能避免這些失誤，本可以征服日本，這樣亞洲歷史就要改寫。這些教訓較有道理的有四條：第一，不應該由范文虎這樣的庸才做統帥；第二，遠征軍應多配備馬匹；第三，遠征軍應配屬“回回炮”；第四，軍隊的規模還不夠大。下面我分別說說這四點。　　

先說說范文虎，范不過是副統帥，真正的統帥是右丞阿塔海，不過他沒有親臨戰場，實際的統帥是兩位副帥，一為范文虎，一為蒙古人唆都。范文虎只指揮新附軍，其他部隊都由唆都指揮，可以說所有精銳盡由唆都掌握，唆都才是實際上的統帥。但蒙古人沒有海上作戰經驗，因此范文虎有時成為實際的指揮。范文虎和唆都在軍事上的才能確實平庸，但在此次戰爭中他們並沒有犯什麼特別愚蠢的錯誤。颶風來臨之前，范文虎已有所預感，他命令自己能指揮的部分艦隻駛入較安全的峽灣躲避，結果總算保留了幾艘完好的船隻供高官們逃命。不過後來追究起責任來，身為漢人的范文虎當然首當其衝被處死，唆都所受的處罰不過降職而已，在某些愛國者眼裡范文虎自然成了歷史罪人。　　

再說說馬匹，遠征軍只配備少量馬匹，主要是基於以下的考慮：渡海登陸作戰時，戰馬所消耗的給養是步兵的五六倍。也就是說：如果給參戰的四萬多蒙古兵都配上戰馬，他們也就不可能有其他輔助部隊了。另外日本人用於阻擋騎兵的石牆大概也是忽必烈拒絕為遠征軍提供更多馬匹的重要原因。在海灘上四萬多蒙古騎兵是否比二十多萬混合步兵更易於突破日本人的石牆呢？我認為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所謂“回回炮”，並非如許多愛國者所想，它其實跟中國關係不大。回回炮的前身是西方的拋石機（catapult），公元前八世紀由亞述人最早使用。之後西亞和歐洲各民族不斷改進，到公元二世紀初的羅馬圖拉真時代，拋石機的機械結構已十分完善，它成為羅馬工程兵的制式裝備。公元九世紀，拜占庭帝國的化學家改進了拋石機的投射物，使拋射後的燃燒效果遠勝從前。拜占庭的敵人穆斯林（回回）在其艦隊吃了幾回大虧之後也開始仿製和使用拋石機，成吉思汗的一位駙馬就是在與花剌子模人作戰時被拋石機的彈丸擊中身亡。蒙古人使用的“回回炮”為巨型拋石機，由俘獲的阿拉伯工匠製造。這種回回炮用艦船運輸十分困難，元軍如果要運載回回炮往日本使用，必然大量減少運送的戰鬥兵員。這樣回回炮的作戰效果是否能補償士兵減少的損失，我還不能確定。不過我想：即便回回炮發揮作用，也不能改變戰爭的結局。　　

事實上，第一次入侵日本時，蒙古艦隊倒裝備了幾具回回炮，原打算用於海戰，可預期的海戰並沒有發生。當元軍退守海灘時，這幾具回回炮也用於轟擊日本人。可回回炮究竟效果如何我並不知道，有野史稱“大敗日軍”，我覺得這說法不大可信。從後來忽必烈拒絕為遠征軍配備回回炮來看，其實戰效果不會太顯著。　　

如果元帝國往日本投入更多的軍隊，比如說三四十萬，元軍確有可能突破石牆，攻入九州內地。但想要進一步征服日本，我認為不可能。大家恐怕忘了一條基本的常識：小國面對強國的威脅想保持獨立，它不必擊敗強國，只需讓強國意識到侵略自己得不償失即可。而這一點，日本早就做到了。就算蒙古人能攻入九州，日本人也不會向侵略者屈服，他們會堅壁清野，不斷襲擾。這樣入侵的大軍會和美洲革命期間的英軍一樣，所有的人員，武器和糧秣的補充都得依賴漫長脆弱的海路運輸。即便以中國之大，也無力長期承擔這樣的戰爭，元軍最終的結局只會是退出日本。　　

事實上，忽必烈確實準備第三次更大規模地入侵日本，他命令阿塔海負責征日準備，阿塔海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製造更多的艦船，召集更多的部隊，徵集更多的兵甲給養。然而，在準備了幾年後，元軍在安南（越南）和占城等地的失敗終於使忽必烈意識到進攻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好處。忽必烈最終降旨宣布：為了體恤民力，征日準備一律停止，士兵和民夫大多遣散回鄉。忽必烈的舉動等於承認了自己過去十多年對日政策的失敗。但無論如何，與歷史上許多偉大領袖相比，忽必烈承認錯誤的勇氣令我欽佩。忽必烈去世後，他的孫子鐵穆耳（成宗）改變對日敵視政策，恢復中日通商，蒙古人終於能通過和平渠道獲得日本的白銀。　　

元帝國在安南的失敗也可以從另一側面證明當時的蒙古人不可能征服日本。安南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遠不如日本人，也沒有日本人的地利，不過他們奮勇抗敵的勇氣倒和日本人相似。據說所有安南軍隊的手臂上都刺有“殺韃”二字，以表明自己拼死殺敵的決心。由於中國和安南之間沒有大海阻隔，蒙古大軍能輕易突入安南腹地，在整個安南戰爭中，安南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能不費力攻占。但安南軍隊在初期遭大敗後即避開正面戰鬥，不斷組織小規模襲擾，蒙古人損失慘重，南征副帥唆都（就是前述的侵日統帥）也遭伏擊身亡。安南戰爭曠日持久，元軍的人員兵器和糧草補充在中國引起了巨大的財政危機，最終忽必烈不得已將軍隊全部撤出，承認了安南的獨立。　　

高麗人反抗蒙古人的戰爭更為艱難，從十三世紀初蒙古人征服高麗起，高麗人的反抗就沒有停止。高麗人時降時叛，屢敗屢戰，抗戰最艱難時，高麗王浮於海上，拒不投降，也拒不和談。最終鐵穆耳意識到高麗戰事若不結束，朝鮮半島會成為帝國流血不止的傷口，在占領高麗七十餘年後，蒙古人從大部分高麗地區撤出，承認了高麗王對朝鮮大部的統治。　　

元帝國亡於明王朝之後，朱元璋像當年的忽必烈一樣，也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稱臣，日本人的反應也和當年一樣，他們拒絕了明帝國的要求並殺了來使。面對同樣的冒犯，朱元璋比忽必烈冷靜得多，他沒有負氣出兵，只是下令禁止與日本通商。為了避免子孫重蹈忽必烈的覆轍，朱元璋在一篇《大誥》（政治遺囑）中將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列為“永不征伐之國”。　　

綜上所述，日本，越南，朝鮮等人口只有中國人幾十分之一小民族，它們的能擊退蒙古人的入侵，主要是憑藉自己的勇氣和不屈的精神。但無論如何，這些小民族的成功無疑增加了我們漢民族的屈辱感。出於大家不難理解的原因，我們對越南人和朝鮮人的成功盡力淡化。而對於日本人，由於他們曾給我們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講述他們如何英勇抗擊侵略更是令人不可容忍。由於有“神風”的存在，許多愛國者遂順理成章把日本人能保持獨立歸咎於運氣。事實上，“神風”確實幫助了日本人，但如果沒有“神風”，日本人同樣能擊退蒙古人。要駁斥“神風說”，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在“神風”之前，日軍和元軍已激戰近五十天，元軍遭重創，而且完全被日軍壓制。　　

最後再說幾句：關於當時的中國和日本，某些現代中國學者和所謂愛國者的表現實在是令人作嘔，這裡簡述其中兩項。　　

其一是扯大旗作虎皮，亂認祖宗。元代明明是中國人遭異族征服的時期，在元帝國的四等居民中，作為中國主體的漢人地位最低，按照蒙古律法，蒙古人殺死漢人與殺死別人的驢子同罪。許多當時地位遠比中國人高的民族，如俄羅斯人，朝鮮人，維吾爾人，他們的後裔都將蒙古統治時期視為民族的恥辱。而許多大喊“愛國”的中國人，卻將蒙古人的統治視為無上的光榮，借蒙古人的軍功來裝點自己所謂的“民族自豪感”。成吉思汗這個不會講一句漢語，視中國人如糞土的半野蠻人也被許多愛國者認作中國人，捧為“中華英傑”。成吉思汗如果知道自己死後會有這樣多下賤的奴才自願為他舔屁股，不知會做何感想。　　

其二是竭力醜化別人，為自己的懦弱開脫。當時的日本人，越南人，朝鮮人都是英勇頑強的民族，他們光明正大地擊退了統治半個世界的可怕強敵。可我們的某些史書總是盡力誇大他們的短處，以暗示他們其實跟中國人並無差別，不過更幸運而已。講到安南的戰爭，許多史書着重說安南軍如何低劣，不敢正面迎戰，蒙古軍如何威武，如何攻城略地，後來蒙古人又如何不適應熱帶叢林，如何瘟疫流行，等等。我想：明眼人都明白，當時的安南人如果跟蒙古人逐城硬拼，那才是白痴。其實若論抵禦蒙古人的地利，南宋絲毫不比安南遜色，因為中國的南部地區江河縱橫，湖泊與水田密布，是機動騎兵最難以發揮的地域。至於元軍在日本的失敗，許多中國史書把這完全歸功於颶風。隻字不提日本人的英勇抵抗，卻憑想象大肆編造和渲染日本人如何恐懼，如何奔走呼號，如何絕望祈求上蒼，等等。　　

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飽受凌辱，這自然有外在的原因，可更大的原因在我們自己身上，這需要我們認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