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中美利益衝突的實質 |
送交者: 老田 2002年12月16日15:35:15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一、追求現代化的邏輯結果是精英階層掌權和中間地帶的消失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是中間地帶的消失,西方壟斷資本對全球經濟的控製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國家的軍事政治實力也隨之膨脹。這個國際關係的格局形成,有中國的巨大功勞在內。雖然西方國家具有技術優勢並據以形成壟斷,但是在國際市場上第三世界國家的產品進入競爭性價格的陷阱,則是得益於中國的全方位開放過程的決定性作用。中國以幾乎無限的人力資源來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果是使得世界市場上低技術產品迅速達到供應過剩的境界,使得同類產品價格急劇下降,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貿易條件的急劇惡化,在其反面則是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利潤急劇增加。 第三世界由於在經濟上競爭態勢的加強和惡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體和分化,西方由於低技術產品來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貿易傾斜作為一個政治手段來使用,干預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這更加加劇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不團結。在作為冷戰意識形態——現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全面掌握了國家政權,絕大多數選擇了精英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趨於消失,作為大國利益的平衡、隔離和緩衝地帶的作用消失。 二、歐美日在同一個壟斷利益同盟之內 與第三世界貿易條件急劇惡化不同,歐美日諸國則處在一個壟斷利潤的同盟之內,雖然冷戰結束,但是國家之間的同盟關係反而加強,起維繫作用的就是國際市場上的共同的經濟壟斷利益。中美關係不是由於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的行動引發的,而是美國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為西方的富裕發達留下數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在這個問題上,歐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國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來拉攏歐洲和日本。歐洲盟友與美國的分歧僅僅具有個案意義和特殊性,屬於戰術利益分歧,不宜作為可以依賴的證據。 NMD計劃受到歐洲國家的反對,並不是因為什么正義和公理,而是美國這一次玩過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絕地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絕對不安全基礎之上,使盟友遭遇無妄的核毀滅的風險。在戰略安全問題上,這是美國現實力量缺乏足夠的協調和交換的籌碼,因此分化日本雖然難以在外交和政治層面上設法,但是戰略生存問題將是日美離異的焦點。 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告訴日本,如果在戰爭中日本追隨美國,中國將集中主要力量打擊日本。必須讓日本承擔的打擊風險和戰爭成本足夠大,超過美國所能夠給予和確保的利益範圍,日本才有可能發生中立或者轉向。這個轉變的前提是可能發生的,因為美國早已不是在戰後執行“馬歇爾計劃”時期的美國了,日本經濟從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受到美國的壓制和破壞,實際上日本所依賴美國的主要要點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場作用,這一點是無法與美國將要發動的毀滅性的戰略戰爭對抗作成本比較的。 三、俄羅斯採取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 解體後的俄羅斯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內的階層矛盾加劇,社會整合程度下降,難以在世界上有所作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現就是選擇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的結果。由於蘇聯解體和削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已經願意把俄羅斯先放在一邊,科索沃戰爭就是美國同意把俄羅斯放在中國後面的結果。俄羅斯的奮起,需要以中國承擔美國的大部分戰略壓力為條件,這是在北約侵南戰爭期間,俄羅斯以行動語言所表述的意見——決不當頭,同時中國也已經無法避免這樣的局面了,美國已經結束歐洲優先的戰略。 侵南戰爭就是美國正式結束戰略歐亞搖擺的局面,確立了美國戰略東移和亞洲第一的原則,中國將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第一位的戰略對手。俄羅斯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全面配合了美國的行動,並較為積極地促成了美國戰略的順利轉移,侵南戰爭中若俄羅斯態度堅決,北約根本無法把戰爭進行下去。如俄羅斯運入兩百枚C-300PUM這樣的防空導彈,北約將無法把空戰進行到底,地面戰爭米氏不怕。 而普里馬科夫在印度訪問時不恰當地呼籲中俄印結盟,幾乎斷送了葉利欽總統的良苦用心,從情感而不是從理智出發在國家重大戰略上犯錯,因而遭到解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西方媒體所說的“科索沃戰爭是最後的一場歐洲戰爭”。俄羅斯已失去與西方對抗的意志,戰線將會東移,下一場戰爭將會在亞洲爆發。中國大使館被“誤炸”事件就是這一涵義最好最形象的體現,同時也是提前發給中國政府和民眾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值得讓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蘇聯與中國爭着當老大,而現在則避之惟恐不及,對中國拱手相讓。然而,理智的選擇並不能平衡感情的傷害,侵南戰爭不輒是在打在俄羅斯臉上的一記耳光。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一股強烈的復仇情緒:要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美國作戰。在戰略態勢上,美國沒有任何籌碼可以拉攏俄羅斯,俄羅斯企業界也沒有能力參與世界壟斷利益同盟並分取一杯羹,而且俄羅斯目前連開發利用自己地下的資源都力有未能,因此也沒有加強自身資源分配地位的現實需要。 俄羅斯是中國可以借重的盟友,不是美國能夠徹底收買和籠絡的。 但是在戰略安全上對俄羅斯的任何依賴心理都是錯誤的,從中國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外交表現看,俄羅斯進行短期的戰略搖擺的可能性極大,那種認為可以依託俄羅斯的核武庫,來維持今天世界的戰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中國必須自己建立足夠的遠程核打擊力量,來保障自己的戰略安全。 四、中國的戰略態勢十分突出與中美關係的急劇惡化 在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團結喪失,俄羅斯不出頭,歐美日處於同一個利益同盟之內的情況下,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印度還沒有能夠成長起來,中國的戰略態勢非常突出,無疑已經成為美國的首要壓服對象。無論中國採用何種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上是否出頭都不會有根本區別。與中國的關係如何是美國建立絕對優勢地位的基石,美國破壞中美關係就是因為把中美關係放在全球首要關係和戰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國主導和追求的中美關係定位,不是追求合作關係,甚至不是追求中國作為附庸的關係,而是追求一種消滅效果。美國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是因為缺乏對中國的了解,而是要中國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響力,美國每每對中國政府在武器擴散上進行無端的指責,恰恰是美國對於中國微薄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也感到難以接受和放心的結果,美國需要毫無危險和最順服意義上的中國和世界以供驅策。這樣的中國和世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極世界。因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已經不是什麼意識形態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而是中國的龐大人口對世界資源份額的潛在需要。這個潛在的資源需要,在中國越是向西方價值觀靠攏,就越是容易與西方的富裕發達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應該說在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在任領導人對美國是越來越溫和和恭順。但是這沒有妨礙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沒有妨礙美國在中美關係上變本加厲地製造麻煩和事端,沒有減少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這些問題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夠解決的。實際上,即便是即便是中國政府簽署一份投降書給美國,都沒有用。 因為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一旦有毛澤東那樣的領導人出現,美國終究是鞭長莫及,難以如願。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李登輝主張的那樣,分成七塊,各自為政相互攻殺,那樣讓美國稱心如意的亞洲秩序,就可以永遠高枕無憂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頓宣稱“文明的衝突”,文明衝突的過去舊例是種族滅絕與殖民。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一書中暗示,文明衝突的手段是核戰爭,而美國需要防範的風險是核反擊,而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就是為防範核反擊做準備的。 這是真正的有限資源與生存權的戰爭,而不是優先權的戰爭,所以沒有任何迴避、讓步和妥協餘地。因為優先權可以放棄,而生存權不能放棄,除非中國自動分成七塊,相互攻戰不休,否則美國也決不會相信中國任何“投降書”式的保證和承諾。 美國人非常清楚堅定,而中國一些所謂智囊則充滿了僥倖心理,甚至希望實現美國式的制度安排,來規避中美關係中的困難。 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一樣(當然在說法上更委婉更精緻),聲稱問題的結症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這些人大概忘記了毛澤東所發現的“先生總是打學生”的道理,竟然不知道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是更接近於美國模式還是差距更大?為什麼中美關係中的人為事端越來越多? 中國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麼多極世界,而是代表世界四分之三的窮人的生存權問題,需要挺身而出。而且中國也沒有躲藏和“韜光養晦”的餘地,因為如果美國不徹底壓服中國,將無法擴大優勢直到完全主導世界的地步,壓服中國就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所以中國不是要試圖避免和減少什麼麻煩,而是要理直氣壯地振奮起來,為世界進入總體協調發展之路努力,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就寄托在這裡。 因為俄羅斯在科索沃事件之後,實施徹底的“韜光養晦”戰略,歐盟和日本是美國軍事霸權保護下國際壟斷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美關係就是決定未來國際關係走向的關係,也是決定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構架的進行式關係。美國必須通過壓服中國來建立起自己的絕對優勢地位,對於這一點中國人必須有着清醒的認識,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對中美關係一直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維護中美關係成了中國政府的單方面義務。這不僅為中國政府在多次“事件”處理中的行為所證明,並且被美國政府的各種出手所反覆驗證。對於美國人而言,中美關係是決定全球構架的關係,所以可以作出任何犧牲毫不在乎。對於中國精英主義者和智囊來說,中美關係不過是中美關係,甚至是中國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與美國的貿易和利益關係,所以任何犧牲都是不能付出的。 不管中國政府採用何種對策和如何應對,美國將視中國政府的意志和反應能力,為未來國際構架劃定輪廓。實際上美國沒有主導世界的能力,因為它的手已經伸得太長,早已經超出它能力範圍,但是如果沒有人反對那又當別論。目前中美關係實際上已經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之所以還有斷絕外交關係,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的“不出頭”。中美關係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長期冷戰加上偶爾熱戰的關係。 五、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關係的特點 (一)大國核心利益直接對撞 因為後冷戰時代的戰爭目標在於追求不可再生資源的排他性獨占地位,根據美國的準備行為推測,這種地位的建立最徹底的方式是大量人口消滅。後冷戰時代的戰爭將更加殘酷,更缺乏道義和說服力,更沒有前方後方。對核戰爭與種族滅絕戰爭的重視已經逐漸浮出水面,“文明衝突論”正是因此應運而生。 由於中間地帶的消失,大國利益開始直接對撞,科索沃問題最後演變為直接戰爭,就是美國消滅中間地帶的大國核心利益進行前出部署的一個戰略演示結果。台灣問題步步升級,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都急劇增加,以及在美國政客中間武力保台的叫囂,都是美國直接推進其戰略和軍事前線的結果。 (二)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的可協調性下降 在核心生存利益上沒有妥協和投降的可能,外交和政治協調作用下降,戰爭手段可能性增加。由於世界軍備力量失去平衡,美國和西方所承擔的戰爭風險和戰爭成本都急劇下降,因此選擇戰爭手段的傾向迅速增長,聯合國的空心化過程與此密切相關。今天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已經不是什麼政治和外交手段所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美國典型的戰爭傾向,與遏制這種戰爭傾向的力量對比問題。 在常規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已經沒有可以設想的必要,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發誓要用核武器來反制對俄羅斯的侵略,就是承認常規軍事力量失衡的結果,承認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是無法追趕的現實,因此戰略力量的威懾作用和核武器作為常規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國前副防長阿萊·阿斯平語)作用又空前突出,追求世界和平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衝動。 單邊主義的兩大支柱是信息革命和資源有限,沒有信息革命帶來的智能機器替代人工複雜勞動的可能,富人與窮人的和平共處還有可能繼續下去;沒有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為富不仁的心態也不會迅速極端化為種族主義下的文明衝突喧囂。單邊主義的產生和惡性膨脹就是跟着所謂的信息革命而深入的,西方的種族主義情緒又急劇上升。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本身,就是這種白人種族主義的又一次惡性發作。 實現世界長遠和平的關鍵,在於徹底在社會上拋棄叢林法則,掃除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才能真正拋棄在國際關係構架中,建立政治、經濟利益金字塔結構的努力。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上的金字塔結構就是西方國家在地理大發現之後,通過幾百年的努力結果建立起來的。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同時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是一次真正的“最後的鬥爭”,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和西方的叢林法則的競爭,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比賽。文明從本質上講是不衝突的,製造衝突的是美國在叢林法則主導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長久和平的爭取關鍵就是在人類社會中拋棄叢林法則,在文化和思想資源上,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精英主義思想,將不再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三)後冷戰時代戰爭風險和殘酷性急劇上升 由於整個世界思潮整體向右轉,美國知識精英和政權的結合過程已經完成,使得美國具有了一種在軍事力量之外的所謂的“道義優勢”,使得美國不僅能夠在軍事方面完成對外戰爭準備,而且在輿論上也容易完成戰爭動員,戰爭的風險將因此在軍力失衡的現實下加劇。軍力失衡使得戰爭的成本和風險很小,而且道義成本也將不再,對南聯盟的戰爭就是這樣上演也是這樣完成的。 戰爭的道義和規則不再,戰略性的戰爭可能主要目的服務於人口消滅。除了象對南聯盟這樣的試驗性戰爭之外,真正的戰爭都將會是戰略戰爭和總體戰爭,而非局部戰爭。弱勢民族面臨的將是生存威脅,而不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因為全球人地關繫緊張的現實,加上智能技術的發展可以替代人的複雜勞動,美國富人認為與窮人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是無法更改的,美國在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行動中所表現的是“不富貴、毋寧死”的決心,因此減少資源消費與自然共處的前景也是不樂觀的,人地矛盾除了人口消滅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了。從這個意義上去解讀美國的“生物圈二號計劃”,TMD、NMD計劃背後的涵義和決心,就容易多了——就是要為毀滅性的核戰爭做準備。 (四)民主喧囂的背後是壟斷利潤對國家政權的排斥 在中國民族企業的市場利益被跨國公司邊緣化之後,壟斷企業的經濟權利已經派生了對政治權利的強烈要求,再以政治權力確保壟斷利益的長期穩定。中國的企業的邊緣化過程,無疑使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具有了一項新的利益——為保障壟斷利潤必須使政治和軍事勢力範圍的跟進。這就是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格局相匹配的結果,政治確實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為壟斷利潤越出了國家的邊界,因此政治和軍事保障也產生了同樣的要求,“人權高於主權”不是因為人的需要,不是真的關心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狀態,而是因為資本和利益的需要,因為壟斷資本的最後一個對手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政治權力。 是因為資本利益越出了國界,所以政治權力和軍事影響也要求越出國界。六、中國和美國各自進行戰略展開的困難和優勢 (一)冷戰對今天的部分啟示意義 在冷戰時期蘇聯曾經奉陪進行軍備競賽,結果以蘇聯的優勢資源仍然不敵西方主導的世界。今天中國將不可能在常規軍備競賽方面進行奉陪。 蘇聯的思想資源是大有破綻的西方異端意識形態,來對抗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沒有能夠認識到其中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後門。中國將可以使用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與整體協調,來對照西方的叢林法則和個人至上。 西方冷戰的勝利依賴的是人性中自私和醜惡的部分,利用的是精英階層忠於精英主義的形勢;中國將不得不呼喚人們的良知,利用人們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真誠關注。 在冷戰早期西方的精英主義制度岌岌可危,丘吉爾、杜魯門這樣的白人民兵底線反彈,有一點點哀兵奮起的味道,連馬歇爾的計劃都使出來了;中國將依賴人人都需要一份基本的生存機會和條件,以平等和正義為道義力量和號召,能夠實現真正的哀兵奮起,一定能夠爭取世界人口的大多數。 (二)中國的對策和策略 中國需要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採取守勢,在經濟方面採取守勢可以破解工業和技術邊緣化的處境,儘可能整合國內的精英階層。中國在開放過程中引進外資的政策結果,是以長期的資源流出為代價引進短期資金。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分工,是緊張的環境容量也同時被廉價甚至是無支付轉讓,結果是中國的環境代價先於發展水平提前到來。 伴隨外資在中國撮取的壟斷利益,強烈需要政治和軍事保障,結果是美國感到需要增加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禍福無門唯人所招,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本身就具有重大戰略安全意義。因此中國的經濟獨立地位,降低外貿依存度,本身就是中國安全政策所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所謂的雙贏和兩利,利益加信任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不僅已經嚴重破壞了經濟上的防禦態勢,而且外資的過度引進的長期惡果將更加嚴重,實際上就是在短期資金流入和加快當前開發速度為目標,以長期的不間斷的資源流出為代價(資本需要支付利息或者利潤),而中國本來的人均資源就極為短缺。 在軍事方面,需要在國內造就上下同欲、眾志成城的態勢,以提高對方試圖用局部戰爭或者常規戰爭獲利的風險與成本,化減常規戰爭的威脅和局部戰爭的威脅,集中力量於保證核威懾的有效性,爭取和平與生存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國土防禦的有效性就在於以人民戰爭為基礎。 在輿論和政治方面必須採取攻勢,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思想文化採取全面揭露和批判,化解中國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的現實,同時以道義的無形力量來彌補有形力量的不足,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朋友,孤立美國。 (三)對聯合國和WTO舞台要進行充分利用 作為輿論和政治採取攻勢戰略的一部分,需要在聯合國和WTO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以追求人與自然關係和諧與追求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 人與自然關係和諧的關鍵,在於減少個人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費,作為這種和諧關係追求的經濟槓桿,應該以聯合國為舞台,推動開徵資源消耗稅和環境容量稅。資源消耗稅以人均能源消耗量為計稅依據,從量計征;環境容量稅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也作為從量稅。起征點為世界人均水平,徵稅所得用於聯合國開支和對最貧困的國家和人民進行援助救濟。中國可以聲明不要這種援助。這樣的行動從宣傳到落實,都是對西方壟斷利益同盟的富裕發達的正當性,提出深刻的質疑。 由於中國已經加入WTO,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中國應該聯合發展中國家,爭取“公平交易條款”,把壟斷價格列為非法;同時把技術轉讓的限制性行為規則列為非法,並授予主權國家在WTO裁定生效後的自救濟權利。如針對跨國公司的壟斷價格部分可以發布止付令(對貨款回籠或者利潤匯回進行強制執行),對其壟斷利潤實施國家沒收。壟斷價格的合法裁定依據,要以世界平均工資、平均利潤和平均地租水平為基準。這個過程的輿論準備過程與實際成效都是同等重要的。 (四)中國外交需要根本調整去結交真正的朋友 中國的外交困難在於一相情願地希望擠入富國俱樂部,而西方一看到中國的巨大人口就一致反對,因為有了中國的富裕和發達就沒有他們的富裕和發達。所以中國把外交工作重點放在富國身上,是在錯誤的地方停留幾近二十年;中國的真正朋友是和我們一樣的窮哥們,但是他們被我國冷落了二十年之久;中國在外交上形成一種非常典型的“富人不愛、窮人不理”奇特景觀。 和戰略基礎與我們完全相反的國家交往,甚至希望用經濟利益收買,政治讓步手段,來解決今天這樣的根本戰略利益分歧是極其幼稚的想法。希望用戰術手段解決戰略問題,在國際關係上從來就沒有成功過。西方許多人覺得中國外交辭令太好聽,所以越發感到難以相信,這是有道理的,他們已經是在為戰略展開做準備,中國的智囊精英們還在夢裡,要跟他們搞戰術合作。 (五)在國內的關鍵是遏制精英主義的惡性膨脹 中國的戰略安全的困境在於:精英主義者已經破壞了毛澤東時代的“上下同欲”態勢,因此國土防禦戰略的威懾作用消失。因為在軍備競賽上又沒有出路,所以朱鎔基總理在清華的講話中提到“你沒有實力就硬不起來,硬人家也知道你是假硬”,這種“假硬說”就是這一後果的真實寫照。由於美國在中國政府對一些關鍵事件的處理中(特別是撞機事件),解讀出一種缺乏堅定戰略意志的心態;中國在撞機事件上的巨大讓步,不僅沒有在中美關係中減少麻煩增加信任,反而助長了美國戰略前出部署和壓力延伸的衝動,迅速出現對台支持和售武的升級。 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階層中,形成了一種“蔣氏意願”——當亡國奴也不壞(如劉曉波),或者是寄希望於外國力量,甚至是把國家安全寄托在所謂的道德和輿論的制約上,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時殷弘博士身上。“蔣氏意願”可以被戰術戰爭所威脅,能夠被常規戰爭所威脅,甚至在根本國家利益上,還能夠被“新聞戰”和“經濟戰”所威脅。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對“友邦驚詫”也非常敏感,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幫助之下,美國妖魔化中國人的行動,已經和正在取得成效。 中國需要採取適度發展戰略,需要適度產品與適度技術戰略匹配,即在消費領域採用向絕大多數人需要水平靠近的技術和產品結構,這樣能夠有利於國家節約部分資源進行機動安排,而不是象目前這樣僅僅為了提高消費品的層次而罄盡國家資源,同時民眾受益的範圍又非常小,破壞了國內階層的整合和上下同欲的態勢。因為中國技術和經濟資源有限,所以中國不能參與常規軍備競賽,不能進行“前出壓迫”的安全部署,需要繼續實施“國土防禦戰略”。而國土防禦戰略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都是人民戰爭,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沒有全民心防的建設,國土防禦就是一紙空文。其效力甚至遠遠不如“禦敵於國門之外”,再加上老蔣的“以空間換時間”。 中國需要准動員狀態,以達到孫子所說的“以有虞備不虞”的境界,用民間諺語來說就是“笨鳥先飛”。從經濟角度來講,就是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規避常規軍備競賽。對美國戰略東移和軍事挑釁,要準備和他們比一比“誰更不怕死”。呼應俄羅斯的局部核戰爭戰略,採用“等效核威懾”戰略以備不虞。“等效核威懾”就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對於針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無論是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只要是敵方殺傷中國人口達到十萬,中國就使用核武器取得同樣的殺傷效果。這個等效核威懾戰略必須以全面核威懾力量為基礎,如果敵人蓄意升級戰爭,就要跟他們戰鬥到底。等效核威懾的戰略實質是以冒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為代價,來解決一個永遠也無法拉平的常規力量差距,在規避常規軍備競賽的前提之下,解決國家面臨的戰略壓力日益加大的問題。 (六)在最壞的情況下——預測中美戰爭的前景 只要是在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美國的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達成他們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戰爭(核戰爭)上,NMD即使技術成熟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實戰效果的,中國與美國各有優勢,在一定意義上核戰爭對美國反而更加不能接受。因此爭取和平和國家安全的關鍵在於國內協調。 只要是中國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的態勢,晚清和民國政府產生的可能性消失,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實現美國的任何戰爭目標,所以中國爭取和平的關鍵,只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衝動。 估計一下中美戰略戰爭的可能演變結果是有益的,中美如果發生核戰爭的結果,對美國可能造成三種層次的打擊:最低目標是可以實現把美國趕出亞洲,中等目標是美國雄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消失,最高目標是美國不再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美國而是拉丁美國。而中國的人口損失在美國發動的核戰爭中必將極其巨大,但是由於中國幾千年來早已經實現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只要是中國人還有相當部分能夠生存下去,在五十或者一百年之後,必定能夠重建中國,以中國人的勤勞睿智,按照已經死了的西方的戰略家西爾的說法,又要建成一個中等的“二流的”強國。 由於美國的民族整合過程沒有完成,中國不需要追求“確保相互摧毀”這樣的最高效果。對於美國的種族滅絕衝動,中國需要確保的是,中等殺傷目標:使用核打擊把美國趕出當今“世界分贓團伙”(美國不再能夠從世界市場撮取壟斷利潤),這樣美國由於沒有完成民族和文化認同過程,就存在國家解體的嚴重危險;或者高度殺傷目標:把美國修理成“拉丁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美國)即可。對於美國城市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密集居住在“五大湖城市帶”“波士華城市帶”和“太平洋沿岸城市帶”(這三個地區面積僅僅占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八),而且美國難以抵受核打擊還在於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口都依賴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體系而生存,而中國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還大體上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下,因此大規模核戰爭帶來的附帶殺傷也是美國的巨大風險。因此對核戰爭殺傷效果而言,中國也許只需要美國十分之一的核彈頭,即可達成同等的破壞效果。 而美國在失敗之後,其種族主義的維繫作用必定破產,因為壟斷利潤和物質富裕的地位不再,將失去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可能,即使遭到中等程度的損失,美國也將面臨解體和分裂的危險;在遭到最高目標的打擊之後,盎格魯白人的美國將消失。所以美國承擔重大戰略打擊的能力是不容樂觀的。實際上,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國度,核戰爭的殺傷效果和持續影響,將遠遠低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換言之,中國抗打擊能力將大大高於美國。所以中國實現戰略威懾爭取和平共存的道路,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即使美國核力量具有壓倒優勢也仍然如此。 無論美國核力量多麼巨大,中國只需要保持覆蓋美國的核彈頭(包括陸基和海基核力量)達到三千枚,就足以有效達成對美國進行低中高三個層次的打擊目標。 附一、中國的優勢 中國的優勢是為求生存沒有退路,必定能夠實現哀兵奮起,而美國的優勢是現有的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優勢,以及歐美日作為壟斷價格同盟和軍事同盟的力量。但是中國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那就是地球資源有限,人們必須最終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為對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來說,並沒有實現富裕發達的機會,所以最終的現實道路只有協調發展之路,所以中國有許多潛在的同盟軍,而美國沒有。畢竟美國不能再創造幾個地球,甚至在獲得完全主導地位之前,資源利用上的優勢地位也不由美國決定,而是經由國際市場通過壟斷利潤實現,所以歐洲國家能夠群起反對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 中國的勝利希望很大,但是絕對沒有速勝的機會。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壘,很可能需要幾百年之久。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內部精英主義者需要主動放棄特權和追求優勢地位,主動實現階層利益的協調最後實現民族的整合和協調,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需要走“適度發展”之路,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放棄着眼於精英階層利益的趕超戰略和無法實現的現代化目標,這個目標已經被證明只會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破壞萬眾一心的全民心防,破壞“上下同欲”的准動員態勢。 此外以下各項無疑是美國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中國很早就實現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民族凝聚力強;中國可以使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中國由於處在一個被壓迫的地位,會逐步地養成上下同欲和哀兵奮起的態勢;中國沒有進攻性的戰略要求,可以實現力量集中部署;中國經濟上比較落後,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對市場體系依賴程度低,在抗戰略打擊上比較具有挨打能力。 附二、美國的優勢 美國決不是什麼“多極世界”的擁護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強”的擁護者,美國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徹底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資源短缺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美國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節制和協商的資源分配權,而不是目前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優勢地位,這就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真實涵義。也正是因為如此,歐洲和日本只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贓者,不是絕對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日本和歐洲在幫助美國實現其第一步目標之後,必將成為下一步美國的戰略對手和敵人。換言之,美國的核心利益最終與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美國人與自己的子孫後代的利益,也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由美國基於叢林法則的文化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決定的。美國沒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在戰略打擊之下的重建沒有可能,一旦被打敗存在着民族解體或者國家無法恢復的風險,在戰略戰爭上美國的風險和成本是美國完全無法接受的。 此外美國具有以下優勢:美國具有經濟技術優勢,可利用的有形資源多;美國具有比較多的盟友,但是在戰略戰爭中這些盟友的可靠性,將由他們所受到的戰略壓力決定,可靠性受到疑問;美國的黑社會效應具有利益流入供分贓,因此種族主義成熟,戰爭開始階段本土被打擊風險小,具備迅速動員的性質;美國採用前出型軍事部署,常規戰爭的戰爭損失和風險均小,而且具有戰爭選擇上的主動權——選擇戰爭開始時間和戰爭形式。 附三、戰略的爭奪要點 中美軍事力量對比,一直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在精英主義者智囊那裡,好象只要美國跺一跺腳,中國就要不行了,事實遠非如此。今天預言一下中美的戰爭不算是為時過早,因為美國早已實現戰略東移,早已宣稱中國時主要對手,美國輿論已經對中國進行了多年的妖魔化(相當於古人的“討敵檄文”),妖魔化就是一種戰爭輿論準備行為,而且這一次戰爭不會是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因為對於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而言,美國不僅沒有優勢而且也無法實現任何層次的戰略利益。相反對中國構成真正威脅的,在於國內精英主義,在於美國以常規和局部戰爭撮取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在於精英階層組成晚清和民國政權的可能,這種政權將成為美國政策的馴服工具,這種可能性將是美國進行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冒險的最大誘因,所以國內的階層整合不良才是中國的最大的常規戰爭風險所在。 以台灣問題為例,如果中國痛下決心予以解決,美國是不是就一定能夠保衛台灣,並取得成功呢?實際上即便是美國罄盡全力,也無法在這樣的地域占到常規軍事優勢,更何談成功。台灣問題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美國所主導,台灣之於美國有兩大戰略意義:一是作為日本反華的屏障,是美日反華同盟的免費保險;二是台灣可以把中國拖入常規軍備競賽。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爭取戰略主動權的要點,因此對美國的軍事介入要做充分準備和下戰略決心。 台灣問題是戰略主動權易手的關鍵,如果中國解決了台灣問題,美國的亞洲算盤不能不破產。不管中國願意不願意,這就已經質疑到舊金山單獨和約的合法性問題了。無論此後美國是放手武裝日本,還是拼湊新的反華同盟,都無法恢復今天的亞洲地位。 在台灣問題解決以後,日本的反華風險會急劇上升,而且如果日本加入TMD計劃,則日本就等於在第一線成為美國的盾牌。按照美國一貫作風,追求最大利益和優勢地位是其死也不會放棄的目標,如果TMD技術真的成熟並部署,美國不可能不用來謀取利益,使用核訛詐和核打擊的可能性急劇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所承受的戰略風險已經上升到亡國滅種的地步。 雖然小布什聲稱TMD和NMD計劃“保護所有盟友”,但是歐洲盟友一點也不比他更傻,無論是誰參與這個計劃,處在第一線的盾牌國家都是沒有好果子吃。何況這個計劃本身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除非美國能夠生產“刀槍不入”的預警衛星,要不然的話,就要在全球部署預警飛機進行二十四小時值勤,而且至少要按照一千公里為節點距離部署,估計只需要幾千架就夠了。 因此就NMD計劃本身而言,即使在技術上能夠成功也並不可怕。就中國所採取防禦態勢而言,美國能夠發揮出來的常規優勢並不十分有效,在戰略安全方面美國承受打擊的能力和毀滅性風險的能力並不比中國更大,中國的安全態勢將能夠大大改善,只要是國內措置得當。 從長期而言,中美的互動是一個美國日益孤立的過程,也是一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體協調的積極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認同的過程。因為在有限的地球資源制約之下,人類如果要避免全部成為生態難民,或者要避免在核戰爭中同歸於盡,就必須走整體協調和適度發展之路,只有這一條路能夠給絕大多數人提供出路,而精英主義制度只能給處於金字塔頂尖的那些國家和少數人口以現代化和富裕發達。 後冷戰是一場人類理智和良知對叢林法則的較量,是人類進入長久和平或者共同毀滅的關鍵。爭取這個過程向有利的方向發展,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和目標,這個過程需要全世界人民在爭取生存權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建立絕對單邊主義的努力,遏制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只要是人們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涵義,這個努力過程就一定回成功,但是沒有迅速成功的可能,這個最後的勝利一定是需要數十年乃至幾百年的努力來爭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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