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關係正常化30周年的日子，按理值得雙方紀念一番，然而，兩國的高層對此並無多少“熱情洋溢”的說辭。而曾已擬議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中國的計劃也因其參拜“靖國神社”而沒能成行，成為了中日關係停滯不前的一個顯著標誌。

未來的中日關係前景如何，是柳暗花明，還是行將攤牌，見仁見智。筆者就此也淺議一二。

1. “日美安保條約”決定了中日關係的基本面

鄙意以為，要想理清中日關係的基本面，應主要將其放在中美關係的大框架內進行觀察和研判，因為日本目前在政治和軍事上均相當程度地依附於美國。

日本通過“日美安保條約”與美國維持着盟友的關係。一方面，日本以此獲得了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支持，收益不菲；另一方面，日本必須有所付出，即服從於美國的亞太戰略，呼應美國的戰略行動，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成為美國的重要幫手。

儘管美日互為盟友，但中國在外交上對美國與日本是區別對待的，對美柔和對日強硬。這種區別對待策略的依據並非僅僅是由於美日兩國的實力存在很大的差異，還在於美日兩國的亞太戰略以及雙方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出發點存在着較大的不同。

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將繼續位居全球主導地位，認為美國即將衰落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美國的本土仍然具有很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美國經濟與近鄰其他國家的經濟將逐漸融合，美國的勢力範圍目前仍在繼續擴大。至於美日兩國的亞太戰略及其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初衷，顯然並不相同。在數年前中日兩國就“釣魚島”問題發生的爭執中，美日兩國官方人士曾對“日美安保條約”中“周邊事態”的定義作出了不同的闡釋，清楚地表明了美日兩國在簽訂協議的出發點上存在着的差異。

美國的亞太戰略是維護美國的既有霸業，盡力維持該地區的平衡與穩定格局，以守成為重；但日本則另有所圖，期望借“日美安保條約”主動出擊，以挽救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江河日下的相對地位。

筆者認為，未來的中國和美國雙方都將極力避免全面的正面對抗，這是兩國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兩國的現有體制即已能夠阻止兩國關係走向全面的長期惡化，儘管兩國間可能產生一些局部衝突。在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現在，兩國間的利益關聯已是如此之深，以致於無法承受長期的直接對抗，讓俄羅斯或歐盟漁利。

但是，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戰略目標主要對日本的傳統地位形成了很大的挑戰，中日關係不容樂觀。如果說中日關係將來也許會有一個改善的轉折點，那麼筆者認為這個轉折點就應是日本停止追隨美國，退出“日美安保條約”之時。

2. 日本未來的定位

在中美俄三大國的環視下，日本的戰略環境十分被動。日本要想單獨成為全球一極，幾不可能。

日本未來的國際定位大體不出三途。一，與美國結盟，維持現今格局；二，退出“日美安保條約”，但與美國維持密切關係，如澳大利亞；三，疏遠美國，持中立立場，甚至偏向中國或俄羅斯。

如果要設想日本未來能從目前之“日美同盟”戰略上大幅轉向，首先得問：有沒有什麼內部或外部力量能夠促使其改弦更張？

筆者觀察現今日本朝野的政治態度，認為日本仍有主導亞洲局面的立國思想，其與中國未來的戰略目標是根本相左的，這是短期內中日關係難以改善的一個主因。只有當日本能夠承認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時，兩國的關係才能從根本上逐漸改善。如果未來日本與美國結盟的收益將不足以彌補其與中國對抗所致的損失時，日本將可能在戰略上有所修正。果若如此，則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局面就基本形成了。顯然，中國對日強硬政策是促使日本權衡利弊的一個因素。

3. 中國的對日強硬政策是與中國的戰略目標一致的

中國的對日強硬政策，不妨認為是中國在對美“韜光養晦”大政下對日本“有所作為”的具體體現，它與中國現時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

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中，只有日本是美國的軍事盟友，“日美安保條約”是其法律基礎。筆者以為，說中日關係與中印關係有質的區別，就在於這個“日美安保條約”。中國與俄結好，關乎大局；中國對印強硬，所獲戰略利益不多，而且印度已被巴基斯坦拖住後腿，很難脫身；而中國對東南亞某些國家借“南海問題”持強硬立場，又投鼠忌器；但唯有中國對日持強硬政策，特別是對日本右翼與台獨勢力的勾結行為進行堅決的回擊，卻收益最大。

簡單地說，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遲早存在着一個“舉旗”問題；而至少在亞洲地區，許多國家也還存在着一個“排隊”問題。你自己都沒有“舉旗”的意識，誰會來排隊？中國對日持強硬政策，就相當於某種意義上的“舉旗”。

在2002年11月22日於中國南寧開幕的“中國---東南亞經濟合作論壇”上，東盟秘書長特派助理德木沙克先生曾說，東盟本可以棄絕中國，並夥同其他國家試圖抑制中國；而中國也可以忽視東盟，進而轉向有選擇地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培育特殊關係，以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戰略削弱東盟。這種相互破壞的政策只會造成新的不信任和對抗，從而使這一區域倒退到冷戰時期。幸運的是，雙邊領導人都明智地選擇了融入與合作，而不是抑制與對抗。

請注意，如果目前的日本屬於“東盟”一員，就不會有德木沙克先生的這一番說詞了。中國與“東盟”關係之所以能夠逐步得到改善，與東盟區域內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與中國爭奪亞洲的主導地位不無關係。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現在對日本持強硬政策，並非是中國對歷史問題的一種情緒化宣泄，而是中國現實戰略的需要。日本軍事實力的強弱，是與中國的兩岸統一進展及中日領海之爭息息相關的。在目前的局面下，所謂“中國應該尊重日本重新恢復作為軍事及政治強國的權利”的論調是荒謬的。

4. 日本國內的“大國情結”不易消弭

自甲午戰爭以來，在中日互動關係中，日本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使得中日兩國的相對地位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中方逐漸變得主動。

但日本的“大國情結”並未消除，只要想一想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2002年日本《文藝春秋》月刊3月號猶自撰文：“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就可知日本某些人士希望日本主導亞洲事務的觀念仍然是多麼的根深蒂固。石原先生主張，為同中國對抗，日本除應促成建立日元圈外，還需要把日本企業的先進技術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廉價、優質勞動力相結合。為此，要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開發、生產和市場等亞洲網絡，使東京地區發揮信息通信、金融、運輸等中樞機能，使日本成為亞洲網絡的指揮塔。如此一來，現在在中國的壓制下，華僑資本被抽走、日益空心化的東南亞經濟圈也將能求得一條生路。石原甚至囈言，在建立亞洲中樞機能時，必須考慮到中國將來分裂的問題，以日本為中心建立的亞洲經濟圈可以把分裂的中國的上海及周圍地區接納進來。

另一位日本政要山崎拓則走得更遠，竟公開宣稱“日中再戰”，其右翼思維幾近偏執。曾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現任日本國會“周邊事態”委員會委員長的這位山崎拓先生聲稱，日美安保新指針之“周邊事態”是一個地理的概念，它涵蓋了中國的台灣地區，假如中國大陸興“反台獨”之師，統一台灣，那麼就威脅到了日本的國家安全，日本就要以此為理由，派兵入侵中國的台灣地區，與中國交戰，“征服中國”，把台灣重新“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

日本的其他一些右翼言論，無一不是體現了日本對中國行將主導亞洲事務的心有不甘和極力阻擾的心態，洋洋乎不一而論，由此可知日本的“仁人志士”們對“大國情結”迷戀之深。

而在日本民間，“大國情結”同樣鬱積在許多民眾心中，幽幽然不輸政客。“靖國神社”門前那些身着舊軍服的老兵們年復一年的重溫舊夢，為日本的大國理念作出了入木三分的註解。為了迎合讀者，一些大眾媒體也時常拿中國題材進行炒作，比如《文藝春秋》今年8月號即用上百頁的篇幅刊發“不信任中國”的特集，組織了系列專題文章懷疑和詆毀中日關係，其中文章的標題有：“日中邦交正常化幻滅的30年”、“厲斥媚華派政治家”等等，與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應有氛圍何其迥異。

筆者深以為，日本對過去的戰爭罪行缺乏深刻的反省，決不是一個單純對過去戰爭的認識問題，而是日本當代營建“大國理念”所必需的一種思想基礎。只要未來日本稱雄亞洲的情結猶在，“靖國神社”就不會弱化或倒塌。意識到這一點，對日中關係的前景才會有清醒的認識。

雖然，日本國內也曾出現過正視中國崛起的明智聲音，比如上月出台的日本外交智囊團制定的有關日本在21世紀長期外交戰略建議書，便提議日本今後應走獨立的國防路線。 報告書指出，在經濟、社會構造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快速擴大的前提下，日本的外交戰略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報告書強調，儘早脫離美國軍事思維的牽制，形成獨立的軍事觀點，走日本自己的國防路線才是上策。

但是，期望日本主動承認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是不現實的。在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情況下，許多日本政治家越來越企圖將右傾方針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期望以此來贏得選民，此舉無疑將無助於中日關係的逐步改善。

5. 日俄聯合是中國的大忌

在中國的戰略環境中，日俄聯合是中國的大忌，中國宜認真對待。如果日俄雙方出現了彼此接近的基礎，日本是不會顧及美國的態度的。此系中國的一大軟肋，中國不可不察。

但是，只要日俄間“北方四島”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日俄關係將不可能得到實質性的改善。中國對日強硬，以及加強與俄遠東地區的經濟聯繫，均將有助於分擔俄羅斯在遠東的壓力，減小日俄接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