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我方遭受了這麼大的損失，這與蔣介石不無關係。 還在這年7月萬寶山事件發生時，蔣介石正在江西進行第3次“圍剿”紅軍的戰爭。蔣介石擔心這一事件會導致全國的抗日運動，打破他消滅紅軍的計劃。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捷外》書中清楚地表達了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他說：“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敵。” 當時，面對日本關東軍以武力侵占我國東北，準備發動事變鬧得烏煙瘴氣之時，東北軍的一些愛國將領是有警覺的，他們從民族感情出發，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我領土上的猖狂行為極為不滿，並相應地做了一些禦敵的準備，並及時報告了東北軍頭領張學良請示對策。 駐守瀋陽北大營的第7旅旅長王以哲，早在1931年春就曾針對當時日軍的挑釁行徑召集連以上軍官會議，研究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首先將北大營四周的土圍牆劃分為各團守備的地段，並以練習上工作業為名，構築各種掩體工事。在北大營北小山一帶，還構築了野戰工事。這一時期，旅部命令各團平日嚴禁土兵進城，有急事需進城時，沒有官長率領，不難走沙土坑這條路。士兵胸前佩戴符號、背面蓋上連長圖章，以防假冒。由此可見，他們當時的警惕性是比較高的。 王以哲很清楚，7旅作為東北軍的勁旅，萬一事情有變時，7旅必將首當其衝。所以，他召集旅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反覆研究迎敵作戰方案，最後整理成材料，親攜北平向張學良匯報，同時請求張將關內的東北軍調一部分回去，以防萬一。 當時任遼寧省警務處長兼瀋陽市公安局局長的黃顯聲，匯集各方面搜集到的日軍活動情報，親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並請示對策。他返沈後，根據張學良加緊訓練地方武裝，嚴加戒備的指令，做積極的御改準備。他將遼寧各地公安隊改編為12個總隊，以利於調動方便。黃顯聲還把庫存的原東北軍歷次入關作戰所獲槍支20餘萬支，分發給全省58個縣的公安隊，每支槍配發50粒子彈。這批槍支為後來該地區迅速地組織民眾抗日武裝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9月18日下午，鑑於形勢緊張，估計到日軍可能採取行動，黃顯聲嚴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隊加強戒備，隨時聽候命令，並於當晚親到公安局坐鎮以防不測，果然事變發生。 為什麼王以哲、黃顯聲等愛國將領的禦敵願望和抗敵要求沒有實現呢？這完全是受了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縛。在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介石連續向張學良的東北軍發布不抵抗命令。 8月16日，蔣介石電張學良竭力退讓，避免衝突。電之曰：“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黃顯聲也從張學良那裡得到了蔣介石相同內容的指令。蔣介石指示說：“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因此不必驚慌。萬一日本進攻也不抵抗，以免事態擴大，處理困難。” 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給東北軍帶來了巨大的犧牲，同時也引起了愛國官兵的極大義憤。事後王以哲旅長在談起北大營遭日軍血洗的情景時，以極其沉痛的心情，雙目噙淚說：“如果九一八事變的當天夜裡，我們不理蔣介石的命令，全旅團結一心，堅決抗戰，那麼事情就不會是這樣的結局！敵人侵略的野心必然遭到遏止，他們的陰謀詭計就會徹底被揭穿，我們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成了千古罪人，這也是有口難辨啊！古語不是有句名言嗎，‘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事變發生後的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市黨部發表講話，仍然不提抗戰之事，而要求全國人民“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其後，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分別發表《中央告全國同胞書》、《國府告民眾書》及《致要人電》三份文告，全然不談出兵抗日，而是重彈“安內可以攘外”的老調，鼓吹“根本剷除”“赤匪”。可見蔣介石是根本無心抗日，而一心一意要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外族人侵，祖國山河遭受日軍鐵蹄踐踏之時，蔣介石不是槍口對外，而是對着自己的同胞，傷天害理，他簡直是民族的罪人。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軍失去了給當時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的良好機會。當時東北軍除了張學良帶到關內的以外，留在東北的正規軍仍有20萬人左右，而日本的關東軍正規部隊只有14760人，加上武裝起來的所謂“在鄉軍人”，共計兵力不過26882人，正如東北將領何柱國所說：“東北及全國人民，對日軍的狂妄侵略，無不義憤填膺，群情激憤。國民黨當局，如能因勢利導，命令東北全軍努力抵抗，則2萬多日本關東軍何難給予致命打擊而全部殲滅之？”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一個慫恿。使日軍得以3天之內即占領了遼、吉兩省的主要城市。儘管有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廣大愛國官兵出於義憤，仍同侵略軍進行了殊死搏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