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侃侃民族問題和民族英雄 |
| 送交者: 羊角 2002年12月24日15:34:46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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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其實許多都面目可疑，有重新討論，乃至翻案的必要；但某些人拿岳飛第一個開刀卻很不好理解。其實如果按照“與時俱進”、“歷史為現實服務”的原則，照我看，岳飛的分量恐怕還不夠。因為誰都知道，民族問題和台灣問題對現實中國而言，後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前者所可比的，而恰恰圍繞着台灣，誰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卻是最混亂的。對現實這個無比重要的政治，歷史的服務其實並不到位，這倒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 我們知道，在中共內部，你是新革命還是老革命，1937年這個年份很重要；你是主動革命還是被動革命，1949年這個年份也很重要，因為那將直接決定你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待遇。同理，在大陸的欽定史書裡，明清易代之際，是民族英雄還是漢奸賣國賊，1644年這個年份非常重要。此前是敵我矛盾，投降滿清就是漢奸，效忠大明便是民族英雄；此後便是人民內部矛盾，投降滿清就是民族英雄，而效忠大明就是封建割據，破壞中國統一了。一個人是民族英雄或漢奸並不取決你做了什麼，而是你在什麼時候做的；就好像你革了多少命並不重要，你什麼時候參加革命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史可法，自然不是民族英雄。因為鄭氏後裔抗拒統一，已經成了民族罪人，對於同時抗清的史可法，我們不能持雙重標準；但有誰敢說史可法是民族罪人，正是有史可法的拼死抵抗，中國的統一才多費了一番波折？至少目前沒有一個御用史學家有這個膽量。 再比如吳三桂。首先要分出三個吳三桂。1644年是漢奸吳三桂，因為他賣國；1644年以後他又是民族英雄吳三桂，因為他維護了中國統一；等到最後發動三藩起義，反清復明時，吳三桂又成了民族罪人，因為他破壞國家統一。負正負三項抵消之後，還是負。 鄭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嗎？似乎是，因為他收復了寶島台灣。如果鄭成功不收復台灣，後來滿清也不會有興趣對台灣用兵，台灣也就不會是中國的領土；但邏輯的荒謬也在此，鄭成功保有了台灣這片領土客觀上又是分裂中國，因為他的子孫抗拒滿清的統一。正負抵消，應該歸零。 再有就是施琅了，到此御用史學家總算可以鬆口氣了，因為施琅作為民族英雄在兩方面都夠格：一，他維護了中國的統一；二，他投降的時候，大明已經亡了，滿清開始代表中國。儘管第二點比較可疑，因為施琅投降時，大明的法統依然在台灣存在；但在官方史書裡，台灣那幾個自不量力的跳梁小丑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 當然，我們還不能忘了袁崇煥，對他的評價歷來是一致的。他的運氣和施琅一樣好，他抗清時，大明還沒亡，而且作為忠臣，死在昏君之手，很自然讓人想起岳飛。不過，如果我們真把袁崇煥和施琅一起放入民族英雄祠，總會讓人感覺奇奇怪怪。 以上是關於民族英雄的最新標準，但不是最終標準。顯然，這裡完全是一筆糊塗帳。誰是誰不是，一概由現實的政治需要說了算。反清復明時，是一個標準；康雍乾盛世時，又是一個標準；滿清末年，要驅除韃虜了，中國人傾向反清復明，大講特講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到民國成立，又轉向康雍乾，提倡五族共和；抗戰時期，面對倭寇入侵，民族生存第一，中國人再次擺向反清復明這一邊，兵荒馬亂，四處啼聲，皆是《逃花扇》；到了今天，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壓倒一切，我們與康熙雍正又引為千古知己，《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紅遍全國。當然，我們的這個最新標準在台灣人那裡可能不值一提，他們有他們的標準。我們這裡維護國家統一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如果從原教旨的台獨立場出發，和葡萄牙人荷蘭人沒什麼兩樣，都是侵略者。 如果當初抗戰失敗，日本統一了中國，中國人像當初同化滿人一樣把日本人也同化了，大家和和氣氣都是一家人了，這些歷史人物恐怕又要重新排序。不過，幸好那只是一種可能，我們就不要給人家添亂了。 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在發民族英雄的勳章時會有那麼多的困擾和麻煩。至於原因，恐怕還在於中國人是世界上很奇怪的一類人，他們的民族觀很特殊，那就是只要能實現統一，管它是誰來統一，那在一個統一的中國里，中國人就是一個民族了。這種一鍋燴的民族觀自然非常適合漢奸茁壯生長，因為你只要能把所有針對中國的侵略都解釋成統一和被同化之後，他們就對侵略舉雙手稱服。中國人反抗侵略的民族氣概和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的身份實在不相稱，且不說和歐洲那些小而彌堅，具有鋼鐵般獨立意志，永不向強權屈服的弱小民族，如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等相比，就和我們身邊的朝鮮，越南，日本相比，也是自愧不如。 “中華民族”到底是個什麼概念？我很懷疑是否真有這樣一個民族。在我看來，從古至今，在中國這片領土上滾來滾去的只有兩類人，一類是奴隸，一類是奴隸主，所謂“中華民族”不過是維護這種奴隸統治的圖騰。因為中國這個版圖太大了，如果沒有一種精神鴉片，讓這裡的中國人無論怎麼互相歧視，互相屠殺，互相奴役，都有似是一家人的錯覺，這個國家早就四分五裂了。 我們的史書從來都是頌揚岳飛的精忠報國，但更應該問一問：為什麽國家和民族危急到需要岳飛精忠報國？是 如果戰爭結果不是金滅北宋，而是北宋滅金，甚至一舉恢復漢唐故地，沒有人會指責岳飛擴張侵略，他反倒會是更大的民族英雄。我們看到，夷變夏也罷，夏變夷也罷，上面的奴隸主變來變去，底下的奴隸依然是奴隸，民族毫無解放可言，何談民族英雄？至於組成民族的人民，不過是滿足專制帝王野心的炮灰罷了。 如果所有反抗異族侵略的人都是民族英雄，那金正日、薩達姆也應該是民族英雄，儘管他應該是各自國家裡的獨夫民賊；相對於前者，能敢於反抗本族專制統治的人應該更有資格被尊稱為民族英雄，他們的勇氣也更有資格讓我們欽佩。一個腐敗專制的政權經常會使國家處於危險之中，這也常常是某些民族英雄大顯身手的時候，只是這些民族英雄卻多少有些可悲，甚至可憐。就好像1998年的抗洪，當時湧現出許多抗洪英雄，甚至是英烈，其壯舉是驚天地，泣鬼神，但讓這些英雄有用武之地的腐敗卻少有人過問，比如：九江為什麼會有豆腐渣大堤？說是少有人過問，其實就是不許眾人過問。上面不許問，卻偏偏要問，不僅問，還要斗，不避權勢，為民請命，立志推翻一個不公平，不人道的制度，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樣人的恐怕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英雄。當然，我們知道，在一向鼓吹旌表“忠臣烈士”的中國，這樣的民族英雄，也是魯迅先生所頌揚的“民族的脊梁”，正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最不歡迎的。這樣的民族英雄也經常會被打成漢奸，因為他們不忠君，在一個專制國家，不忠君就等於不愛國。 一個民族如果從根子上都已經爛掉了，比如1840年，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即便全體中國人都是岳飛，愚忠到底，悲壯固然有餘，但於事又有何補？ 我認為，所謂中華民族的英雄不應該對外，而應該對內。抱着幾個偶像牌位，在那裡自我麻醉，盼望有那麼幾個橫空出世的民族英雄，挽狂瀾於即倒，似乎從民族英雄那裡學點空洞的獻身精神，中國就能強大，中華民族就能自立於民族之林，其實像這種虛無縹緲的民氣從來就沒有管用過。 舊時代多少中國人從小到大一直受正統的儒家忠君愛國的教育，但一到國家大難臨頭時，山陰道上，漢奸賣國賊從來都是應接不暇的。其實做漢奸正是明智之舉，反正總要有個皇帝，誰來不都是做皇帝！雖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壞，只要忠於新君，對舊君的變節便可一筆勾銷，忠君愛國的道德感依然完美。相反，倒是那些為過國家死節，為社稷靖難的民族英雄是大大的不值，因為他們的死沒有價值，國家之亡不該由他們來負責。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多矣，民族英雄亦不勝枚舉，民族英雄的定義變來變去，此朝的英雄到了彼朝便是罪人，此朝的罪人到了彼朝便是英雄，但無論怎麼變，忠君的內涵是一成不變的。至於製造這些民族英雄以及讓生靈塗炭的君主專制制度，卻從來沒有觸動。這類“終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民族英雄，要他何用？ 這裡沒有否認岳飛精神的意思，愛國主義任何時候都不過時，如果過時了，那這個民族也完蛋了；但我們要分清楚岳飛的愛國和我們今天的愛國不是一回事。岳飛的愛國是忠君，抵抗異族是為了維護本族的專制統治，而我們今天的愛國是追求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如果對自由平等的威脅來自國外，那我們當然要像岳飛學習，精忠報國；如果對自由平等的威脅來自國內，那我們就要起來推翻那個皇帝。這恐怕是打死岳飛也不敢想的愛國主義，岳飛他不僅不會和我們一起愛國，恐怕還要剝奪我們愛國的權利。我們之所以對異族統治深惡痛絕，是根源於我們的自由和平等被剝奪之後的痛苦，但我們不可能在痛恨異族剝奪了我們這些天賦人權的同時又對本族統治者網開一面，認為來自本族的專制統治是可以接受的。反過來說，如果本族的專制可以接受，那接受異族的專制也不會有絲毫的心理障礙，不妨權當異族是本族，反正我們中國人有超強的民族同化力，不管誰侵略我們，最後我們都能把他同化了。顯然，沒有人民的解放，所謂民族解放是無從談起的。歷朝歷代對岳飛精神的總結不過是忠君，這已經是頂了天的愛國了，但依然是對奴性的歌頌；而在抗戰時期重新填曲唱遍全國的《滿江紅》，裡面已經有了民族獨立，民權伸張的現代內涵。舊瓶裝新酒，標籤還是那個愛國主義的標籤，但裡面的貨色絕對不是從岳飛那裡批來的，岳飛他也批不出來。 民族英雄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造成的現象是很奇怪的。面對外族入侵，無論君官民理應同仇敵愾，但事實並非絕對如此。君維護的是君的生存權，官維護的是官的生存權，民維護的是百姓的生存權。如果君官民的生存權一起受到威脅，那三者很容易走到一起，否則就會發生分裂；比如新的異族政權要的只是皇墩，對舊君是要趕盡殺絕的，對舊官卻要招降，同時為了穩固政權，他又會對百姓實行一些“仁政”，讓百姓能活下來，這裡百姓自然是寧願要新皇帝也不要舊皇帝。至少同樣是做奴隸，新皇帝讓他們暫時做穩了奴隸，而舊皇帝卻是讓他們欲做奴隸而不得。滿清入關，固然有異族屠殺殘酷的一面，但也有與民休養生息的一面，人民就是當亡國奴，恐怕也比明末亂世犬的遭遇好。君自然不說，早已人頭落地，官怎麼辦？做民族英雄嗎？連老百姓都不需要他們做英雄了，他們那個英雄的姿態做得豈不滑稽？最後除了幾個死忠的民族英雄陪舊皇帝一同殉葬之外，絕大多數都收拾行裝，留起辮子，直奔“博學鴻辭科”投敵去了。在全民皆漢奸的背景下，“民族英雄”這四個字實在是淒涼悲憤到了極點。 我們當然要自己的民族英雄，但這樣的英雄首先應該是人民的英雄，站在人民這一邊，為人民的利益奮鬥，這樣的民族英雄也才值得人民永世紀念。當然，真正的英雄應該是人民自己，只有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杜絕專制和腐敗，這個民族才不會糜爛，這個國家也才不會亡。亡國並不可怕，可怕是不知道亡國的原因，民族英雄的下場通常會很悲慘，但更悲慘的是民族英雄往往會給本民族的人民拋棄，這是身為中國人特有的一種悲哀。中國歷史自秦始皇開創帝制以來，就在打這種大亂之後大治的循環套，台上總是官方的民族英雄你方唱罷我登場，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台下舉目望過去，卻都是些渾渾噩噩、溫順麻木的奴隸和看客。 如果我們真想在這個世界上立一個中華民族，作為第一步，我們是不是要先立一批中華民族的人民英雄呢？否則就是有再多的人口，用魯迅的話說，也不過是排人肉的盛宴罷了，至於赴宴的人是異族還是本族，其實都沒有多少區別，因為他們爭的不過是赴宴的資格，在吃人方面，他們都是一樣猙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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