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紀之交，中國正在經歷十分迅速、極其廣泛、意義深刻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過程。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如此之短的時期內，在擁有如此之大的人口規模的前提下，有如此之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廣泛的社會變遷。然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極具不平衡性，面臨極其複雜的重大的挑戰。

　　中國迅速的、深刻的變化以及由於這些變化所帶來的不平衡性，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它不能用簡單的“是”或者“不是”作籠統的回答，也不是像“好”或者是“壞”那樣界限分明。

　　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專家，對中國在過去20多年所表現出的非凡的經濟成就羨慕不已，稱之為“人類的奇蹟”；另一方面，當他們面對現實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與問題，又感到十分茫然、悲觀。因而，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的發展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樂觀派”，另一種是“悲觀派”。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也會持不同的觀點，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即使是我們自己，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也常常陷於十分矛盾、極其複雜的境地。

真正的中國具有三大特點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中國呢？我簡潔地概括了如下三大特點：

　　第一、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這裡的“兩種制度”不是指“一國兩制”，如大陸和香港，而是指過去50年中國大陸形成的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財政轉移制度。正是這“兩種制度”的設計安排和延續，不僅導致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且也導致了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過於懸殊。例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3，但是，政府的財政支出直接用於農村人口的比重只有1/7到1/10之間。這種制度安排和公共財政分配的不公平性是造成城鄉之間的巨大鴻溝的一個重要因素。

　　城鄉“兩種制度”之所以長期存在，有其歷史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儘管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但是，他們在政治決策、財政轉移支付、國家投資分配、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會聲音，更缺乏影響政策的制度渠道。

　　第二、一個中國四個世界。這裡的“四個世界”，是指中國發展不平衡性在各個地區中的反映。如果我們根據世界銀行的做法，劃分四個不同收入組，按照人均GDP（實際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話，“第一世界”是指已經進入世界高收入組的地區，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個城市，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上中等收入組的地區，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區，大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當於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貧困地區，約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一半。根據我們的比較研究，中國是世界上地區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即使在一個省份中，其內部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在中國，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收入狀況、享受公共服務的水平（如教育、衛生與健康等），不是簡單地取決於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職業，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出生在“第一世界”，還是出生在“第四世界”。許多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是從“第四世界”考上名牌大學之後才改變身份和生活環境的。但是，只有極少數人才有這種機會。

　　第三、一個中國四種社會。這裡的“四種社會”，一是農業社會。至今，中國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仍占50%，相當於1870年美國、法國、德國的農業人口比重水平。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極其低下，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商品率極其低下，這也是農民長期收入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工業社會（包括建築業），其勞動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23%。三是服務業社會，其就業比重為22%。四是知識社會，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險及其政府部門等，其就業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

　　就農村而言，仍然是以農業社會為主。在鄉村總就業人數中，農業就業人數占65.8%，工業和建築業就業人數占13.6%，交通運輸和商業以及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占16.8%，知識產業（教育、衛生等）就業人數不足2%。就城市而言，在總就業人數中，農業就業人數只占2.6%，工業和建築業就業人數占27.2%，服務業就業人數占23.1%，知識產業就業人數占21.2%，還有20%以上的農民工（大約有7000萬－8000萬人，有的估計達到1億人）。

　　上述三大特點，充分反映了中國的基本國情的特點——多樣性、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存在着巨大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社會差距。這是我們思考和提出中國長期發展戰略構想的基本依據與基本出發點。

鼓勵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動

鼓勵而不是限制就業競爭

　　我認為，中國21世紀的長期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是：

　　加速城鎮化進程。應不斷提高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使比較多的農民儘快變為非農業人口，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鄉村青年提供進城務工的機會。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制度，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包括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職業培訓的機會，平等就業競爭的機會和享有勞動保護的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區民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以及充分享有憲法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其他權利與機會。

　　國家應在農村建立規範的財政轉移制度，為農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提供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根治流行病與地方病，提供清潔水源，提供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農業科技知識服務和技能培訓，投資於農田基本建設，實行國土整治，植樹造林，建設鄉村造路、鄉村電網、鄉村廣播電視網以及公用通信設施。這樣既可以為農民創造就業機會，也能夠改善農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對此，中央已經做出了重大決策。這對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第四世界”——中西部貧困地區的發展，帶來了空前的機遇。

　　幾年前，經濟發展政策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差距。現在政策爭論的焦點則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對此，有不同的發展思路。從資源稟賦和路徑相關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區資源相對豐富。長期以來，中國實行資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重工業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戰略，它的發展路徑是以開發資源為重點，這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此也形成了極大的路徑依賴，越是資源豐富的地區，無論是產業、產值、稅收均依賴於資源的開發，當資源枯竭，或者是外部市場需求發生變化和價格波動時，往往使這些地區陷入困境之中。

　　這些地區必須對這一傳統的發展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實施新的發展戰略——實行“富民為本”、“投資於人民”、“優先促進社會發展”、“以知識促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逐漸從基於和依賴於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的傳統發展模式，轉向基於和依賴於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的新型發展模式。

　　從長遠來看，縮小中國地區發展差距，還有賴於形成和發展全國的統一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鼓勵而不是限制地區間的人口流動，鼓勵而不是限制就業競爭，加快建立而不是拖延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使勞動力要素，特別是專業人才能夠“用腳投票”。

中國有條件在農業勞動力占半條件下

加快工業化、服務業化和知識化進程

　　從戰略角度看，國家和地方要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知識、技術、信息、人才、資本（包括外商投資）等要素向中西部流動。這些要素的流動需要成本，包括信息成本、運輸成本、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同時伴隨市場風險。國家的發展政策導向應該是有助於降低這些成本，減少它們的不確定性、風險性。

　　從國際角度看，畢竟中國的中西部地區是世界上新興的市場之一。隨着改革與開放，這一新興市場的潛力正在不斷地顯示出來。如果再過2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將會發現，今天所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必將會使那些生活在第三、第四“世界”的落後地區的人們進入較為發達的“世界”，而第一、第二“世界”的人們會對此作出更大的貢獻。

　　加速工業化、服務業化和知識化社會的發展。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花200多年的時間，先後實行工業化、服務業化和知識化社會的演進。中國有機會也有條件在農業勞動力占一半的條件下同時加快工業化、服務業化和知識化的進程。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性設想。它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學習型社會。在過去的20年間，中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定義為15歲－64歲人口乘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翻了一番，中國人力資本存量由占世界總量的17%提高到24%。其中，人口轉變因素貢獻為45.2%，教育水平提高因素貢獻為54.8%。今後20年，由於勞動年齡人口從高增長迅速轉變為低增長甚至為零增長，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增長將主要依賴於教育因素，通過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教育和衛生的投資，以及有效的勞動力流動，從而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

　　其次，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普遍應用技術的社會。由於中國加入WTO，大幅度地降低使用外國技術裝備的關稅與交易成本，以及技術的外部性的規模效應，農業、工業、服務業都將普遍地使用、傳播、擴散新的技術。豐富的人力資本和巨大的國內市場，使中國正在迅速成為世界工業製造品的生產基地、裝備基地和配送基地。

　　再次，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會。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已經有4種主要的農產品總量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除汽車和電力以外的主要的工業產品總量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很快中國將在電話、移動電話等信息產品的使用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信息消費國：2001年6月，中國擁有電話2.8億部，其中移動電話1.16億部，而美國電話擁有量為1.178億部。根據信息產業部吳基傳部長的估計，今後5年中國的IT產業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到2005年IT產業產值將占GDP的8%以上，固定電話用戶將達到5億戶，全國普及率40%以上。國際電話聯盟秘書長佩卡·塔爾揚評論，中國移動電話超過美國表明，發展中國家IT產業有巨大的潛力，可以跳躍過工業化國家經歷的中間階段。

　　本書是我們奉獻給讀者的系列國情報告之一。儘管本書研究的範圍比較廣泛，但是主題仍然是面對着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中的重大的現實的挑戰。這些挑戰既是來自外部也是來自內部，既是來自經濟發展也是來自社會轉型的挑戰。在過去一年多，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去思考這些挑戰的性質是什麼；它們將發生什麼樣的經濟後果、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我們如何在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以及現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主動地、有效地迎接挑戰。

　　1999年我對中國發展前景有過一些基本判斷：中國進入前所未有的經濟結構調整時期；中國進入前所未有的高失業時期；中國進入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時期；中國進入環境嚴重污染、生態赤字擴大時期；中國進入各種腐敗猖獗時期；中國進入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時期。現在看來，這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越來越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