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政策要變？

鳳凰網/傅泗航

近日，最新一期《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中馬立誠的一篇文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在國內的一些論壇和日本的中文媒體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波瀾的緣起有二：此文是近來罕有的對中日關係現狀進行深入反思的文章。在當下國內各個中文（“中日關係”）論壇中充溢着各種反日“愛國”言論，稍有不同往往被粗俗、惡毒的文字罵得體無完膚之時，作者敢於從“趙薇穿日本軍旗裝”和“姜文參觀靖國神社”等充滿火藥味的公眾事件入手，引用甘地、國內著名學者謝冕的話批判事實上存在於很多國人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心理。作者借用法蘭克福學派分析法西斯主義產生的群體心理機制的話語來批評當下哪些持反日“愛國”言論的人們，“在愛國主義幌子下實施輿論暴政，泯滅人類共同價值，任意侵犯和剝奪公民權利，煽動攻擊性，把敵意和虐待施加到對象身上，藉以發泄心中各種積鬱。”在文末，作者還用了不長的篇幅拋出了自己關於“創新”對日關係方面的幾點主張，“首先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求，戰爭畢竟已經過去了近60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與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等人已先後來到中國的蘆溝橋和瀋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於刻板形式。”“另外，對於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訴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軍隊參加維和行動，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場是經濟體系和市場。”日本中文媒體用“石破天驚”四個字來形容這些對日關係新思考帶來的衝擊，顯然並不為過。敢於在公開出版的文章中發布這種觀點，不僅網絡中的反日派會再次將此文、此人罵個狗血噴頭（事實上討伐已經開始，並且隨着此文電子版在網上的廣泛流傳必將愈演愈烈），而且上述觀點是否與中央外交政策存在衝突與摩擦也尚未可知。

能帶來如此衝擊力的原因不僅僅在觀點本身，作者的身份也大有來頭，這正是引起波瀾的緣起之二。馬立誠是“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的資深評論員、評論部主任，從行政身份劃分，級別已屬不低。他在1998年和凌志軍合著的《交鋒》一書在國內外引發廣泛反響，書中記載了1978年以後20年來國內改革派戰勝保守派的詳實記錄，從書中引用的材料看，他接觸到的信息顯非常人所能及。人們感興趣的恰恰在此，這篇《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是否是十六大後中國外交戰略強調創新，啟動新思維的“投石問路”之作？江澤民十六大報告中關於外交部分的一句話“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因而引發了關心中日關係乃至中國外交走向人們的廣泛聯想。此前鮮為人知的日本中文媒體《中文導報》12月19日刊登了該報對馬立誠的採訪，開篇第一個問題就是“您寫這篇文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寫的呢，還是有什麼背景？”馬立誠的回答倒是有些模糊，“十六大以後，各方面都要求革新。改革和開放發展，就是說十六大以後要更加改革，更加開放，使中國的面貌更加變化。主要是我自己結合十六大這樣形勢而寫的。”此前還有一個事例似乎印證了人們關於中國對日政策可能有變的猜測，十六大上成為政治局常委的曾慶紅曾於今年4月訪日，那個時候正是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後不久。按中國方面的常規，重要的領導人應停止訪日以示抗議，但曾慶紅仍然按計划進行了日本之行。

對日政策真的要變？

嚴格意義上講，這篇《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不能算作學術文章，作者僅僅是以熟悉的記者筆法記錄了自己今年初訪日的感觸和此後對國內一些熱點事件中所體現出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的隱憂。關於中國對日政策改變的思考部分只是占據了文章末尾的很小篇幅，而且沒有詳盡和嚴密的論證。然而，正是以這種方式提出的對日政策新思維，才更容易引起人們的無盡聯想。從馬立誠所處的敏感位置拋出“投石問路”的新思維，不能不讓人想到是否十六大以後中央新領導集體意在中國對外關係上尋求突破，而且既然是試探，當然還未到嚴格論證之時。海外媒體傳言，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最近提出了對日關係要有一個新思考的觀點，聯繫到他在十六大政治局常委見面會上表述執政構想的名言“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和十六大報告中的“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人們似乎真的嗅到了中國外交（包括對日）政策思路轉變的味道。

今年中國外交的進步有目共睹，用外長唐家璇的話來說是“營造了比較有利的外部環境，增強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和地位”。撇開台面的話不談，中國外交今年確實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靈活和聰明，5月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歷史性的親密接觸讓中國外交界人士猶如醍醐灌頂，下半年迅速取得了幾項外交勝利。先是美國將“東突”定為恐怖組織，10月下旬還傳來了中國與北約在布魯塞爾秘密接觸的新聞，中美軍事交流重啟，布什總統與江澤民會面時聲言“不支持台灣獨立”。

中國秘密接觸北約一事尤其體現出外交思路轉變之大，新思維呼之欲出，人們用從前的眼光已經難以準確預測出中國外交決策的伸展方向。當我們沿着這一思路再去思考對日政策的轉變，就很容易會為其廣闊的政策和利益前景欣喜了。中日關係實質性改善的前景不言而喻，對於中國整體國際安全戰略環境的改善，中國經濟在亞洲應有地位的確認，乃至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都有着難以言表的助益。

當然，即便中國外交決策人士真的決意以新思維推動中日關係改善，在國內國外仍然有諸多的限制因素考驗他們的智慧。在中國國內，如何正確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以避免狹隘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外交決策，在國外，如何處理在美國影響無法躲避的情況下有效推進中日關係實質改善，都是值得外交界人士以至最高領導層認真思考對待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