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經濟活動在古代主要是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農業活動，而滿足這一經濟目的的首要條件是人力和土地。自給自足的經濟目的，使那時人類的經濟活動具有排斥科學技術——這就是中國四大發明反被近代西方廣泛應用的原因——的特性，與此相應，那時的軍事手段多表現為人的自然力量即“十八般武藝”及其輔助手段即冷兵器所謂“刀槍棍棒”的嫻熟應用；軍事攻擊的目標則更多地體現在對攻擊國的生存條件，同時也是體現國家權力那時還沒有“主權”概念的基礎即土地和人口的強力占有。這樣便產生了以攻占和保衛國土而不是海上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人力和陸戰所需的步兵便成了那時軍事活動勝利與否的基本條件。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都是遠古多極化文明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強大國家，究其原因不外乎它們在上述條件中占有最為優越的地位。

古希臘是一個例外，雅典城邦因其靠海和多山，便發展出世界最早的海上貿易和海軍，但由於它過於接近以農業見長的斯巴達城邦，這使得雅典——這枝人類古代文明中最早出現的商品經濟而不是“商業經濟”之花，被斯巴達的強大的陸軍踩碎了。

由於地理環境的緣故，中國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中世紀強國——這種強大同時也限制了其自身進步因素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因素的發展——到近代都因固步自封而落後了。這使得遠離大陸的島國，特別是英國和日本，因沒有陸權大國外力入侵，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17世紀英國工業使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從使用價值轉向價值。利潤，而不是自給自足式的消費，這成了經濟活動的絕對目的。這樣便發展出由經濟擴張必然產生的世界貿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之一，是要有一個保障經濟擴張所必需的安全的海上貿易線。這樣便產生了以遠程海軍為主要作戰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為軍事目標的海權國防理論。這種理論的特點，是使國家防衛概念從中世紀以保衛生存條件為基本內容，轉化為近代以保衛發展條件為基本內容，從本土防衛轉化為海上防衛。把戰場推向敵國邊界是海權國防觀念的重要特徵。而蒸汽機及由此產生的遠程航海作戰技術的出現，又使這種國防觀念得以實現。蒸汽機使西方海軍作戰有了比東方陸軍更為機動的從敵國海岸任意一點實施軍事切入的攻擊能力，而火炮在海戰中的大規模運用又使海軍有了海上遠距離打擊敵國的軍事優勢。海上機動性和遠距離打擊能力使東方陸軍及其作為主要作戰手段的冷兵器失去了優勢。新的軍事作戰方式的變革，使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東方戰場上獲取了包括鴉片戰爭在內的一系列勝利。這種勝利在中國引發了一系列領土危機，使中國在危機中喪失了部分主權。就在中國版圖即將被西方列強肢解之際，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轉移了西方政治家的精力，這不僅使中國僥倖避免了被分裂的命運，而且還使中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出現的和平發展的間隙，得以發展出中國的民族工業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旨在完成中國統一的北伐戰爭的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抓住了為時不長的和平與發展的機會，使蘇聯迅速從經濟和軍事上崛起，而此時的中國則因國內戰爭失去了這次難得的發展經濟的歷史機遇。1931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標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機會接近尾聲。戰爭日益逼近：1937年日本製造“盧溝橋事變”，1939年德國向波蘭宣戰及1940年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的形成，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

伴隨這場戰爭的又是一次軍事革命，這就是制空權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的國家比如法國，都因死守傳統戰法克勞塞維茨是這種戰法的理論先驅拒絕軍事變革，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均被打得一敗塗地。相反德意日軸心國卻因率先採用飛機配以坦克集團軍、高度機動的大縱深地空一體化作戰及潛艇在水下控制海權的新型作戰方法，在歐洲、亞洲和地中海地區獲得了先發制人的勝利。但是在德國入侵俄國，日本攻擊美國並使有限戰爭轉化為無限戰爭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才因經濟不支並不主要是作戰方式不當而走向失敗。今天值得總結的是，當時歐洲的英國、蘇聯和亞太地區的美國，在這場戰爭初期都曾對德國和日本採取綏靖政策，當時日本已按有利於本國政治利益的地緣格局把中國東部地區肢解為數個傀儡政府，使日本有了廣大的戰爭迂迴空間。只是當日本打到北緯30度以南，威脅到美國在中太平洋的海上運輸線的時候，美日間才發生了大血戰。現在我們設想，假設當時日本沒有越過北緯30度、德國沒有入侵蘇聯，美國和蘇聯就可能繼續對日本和德國採取綏靖政策。

回顧戰爭模式的演變，我們不難發現，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已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即從平面戰爭到立體戰爭的軍事革命。在這合乎邏輯的一系列演變中，占據技術先鋒的國家，至少在有限戰爭中總是贏得勝利。中國在第一次即制陸權的軍事革命中，總結了遠比西方國家豐富的經驗和理論，因而中國在中世紀就成了傲視群雄的超級大國，同時這種大國地位又使其軍事固步自封，最終導致近代失敗。近代英國在入侵美國、印度、阿富汗等國的陸戰中經歷了一系列慘重損失，反使其海上軍事力量迅速發展，因而英國成了近代霸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迅速衰落，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已擁有繼承英國世界霸權遺產的絕對實力，但此時的美國尚缺繼承大英帝國世界霸權遺產的軍事經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發動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這兩場戰爭中美國天真地犯了英國在後期對外戰爭中一直盡力避免的——深入東方國家內陸作戰——的大忌。與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及20世紀末的波斯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正好相反，美國發動朝戰和越戰都是從大量投入地面部隊——陸戰正是東方國家的軍事強項——開始的，結果只能是慘敗。現在總結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的失敗，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從主觀上看，當時的美國與英國比，稱霸世界的經驗實在不足，美國就像一個暴發戶：一夜間發了財，第二天卻不知如何花錢；從客觀上說，當時美國所擁有的軍事手段，除了原子彈外，基本還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最高水平。儘管這時的軍事作戰已完成立體戰爭的變革，但從總體上看，由於沒有出現在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中程和遠程導彈準確打擊和攔截技術，地面戰爭仍是當時決定戰爭成敗的基本軍事手段。

歷史走到80年代，就在美國還為越戰噩夢所困擾的時候，世界已悄悄地萌生了信息革命。計算機技術和衛星航天技術的發展，使軍事領域發生了一場對民族國家具有生死存亡意義而對歷史卻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美國科學和戰略學家敏銳地意識到這場信息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巨大意義：1982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防部國防情報局局長丹尼爾·奧·格雷厄姆領導的專家小組向里根政府提交《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論文，強調美國應充分利用信息高科技優勢率先開發利用宇宙空間，通過空間競爭確立美國的軍事優勢。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意識到原子彈對戰爭的意義一樣，里根政府迅速採納了格雷厄姆的建議，依據“高邊疆”戰略思想，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對於該計劃，從表層分析，它想通過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建立一個攔截敵國導彈的防禦系統，從而使核打擊對美國失去威懾作用；從深層分析，它預示着自飛機和潛艇技術引起的對低層空間和淺層海域軍事爭奪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場新的戰爭形式即信息高科技戰爭形式，將首先藉助太空外層空間——在太空軍事開發到一定程度後，將轉向深層海域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海灣戰爭，連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可以說是一場克勞塞維茨式的傳統戰爭理論與現代高科技信息戰爭理論所進行的有史以來最認真的較量。克勞塞維茨是18世紀生活在普魯士，對近代歐洲戰爭理論最有影響的軍事思想家之一。他認為，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的軍隊。通過武力在適當的地點和時間決戰是達到目的的基本手段。在決戰的諸形式中，由幾個戰鬥形成的一個大規模會戰的戰鬥成果最大。在會戰中，主力會戰是戰爭的重心。但在20世紀末，戰爭模式卻發生了與克氏理論截然不同的變化。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與傳統的“諾曼底”式也可稱作“克勞塞維茨式”的大規模地面部隊率先決戰的戰法不同，由於有了信息監控技術，美國及其盟國對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都是從海空遠距離導彈大規模“切割式”打擊開始：美國先摧毀敵國“大腦”即信息中心和“造血功能”即生產能力，其次是“神經傳遞”功能即通信交通能力，再次是掃除一切可疑的目標。在這些任務完成，在敵國失去了除作戰人員的體力之外的戰鬥力之後，攻擊國才開始——並且是在對敵方坦克具有大殺傷力的“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的配合下——地面軍事切入的。

美國利用衛星信息監控技術和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與準確攔截技術，在科索沃兵不血刃卻大獲全勝的軍事戰績，使我們看到，科技革命已使戰爭模式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的立體轉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航空母艦又使這種三位一體的立體戰爭具有更大的機動性和綜合作戰能力。21世紀人類將面臨的是在外層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以爭奪低層空間和淺層海域為此大國爭奪將進一步從外層空間轉向深層海域為核心內容的軍事革命。在未來的戰場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飛機和戰艦群間的大規模混戰將被在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所代替。在新世紀的戰爭中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不取決於一國陸軍的數量和作戰能力，而取決於該國的海軍和空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戰能力。建立在衛星監控技術之上的海上遠距離導彈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是現代作戰能力的重要標誌。可以說，在未來戰場上，誰掌握了外層空間繼而是深層海域的監控技術，誰就掌握了低層空間的制空權和制海權，誰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我們必須迅速將目前以本土防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否則，我們就不能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