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以前曾寫過幾篇分析中日關係的文章，其中有兩篇得到很多網站的轉載，受到網友們的討論和歡迎。一年以來，本人一直想再寫一篇關係中日的文章；特別是看了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在《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的關於《中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後，才真正決定提筆認真再寫寫中日關係。希望能夠從歷史與現實角度，給本人一已之言論，給大家一個比較全面的印象。

　　雖然2002年是中日邦交30周年，但不得不說這個年份是中日之間的多事之秋：首先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中方極為不滿並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並推遲中方的慶祝活動和各領域訪日安排，小泉又毅然取消訪華安排，中日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最接着又出現中日農產品貿易爭端，北京日本大使館的朝鮮難民事件，中日東海間諜船磨擦，小泉在日本國情咨文中再次鼓吹中國威脅論，日本外交武官潛入我軍事基地被驅逐。而中國旅行界訪日團在東京出現大規模“出逃”事件和大連政府訪問團在東京散發大連色情旅行光碟等事件也讓日本媒體譁然。朝鮮核問題給中日關係帶來新困擾還未解決，又出現中日的鈎魚島風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事件讓人懷疑是否還存在所謂的“中日友好”。

　　（一）從馬立誠《中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說起:

　　提到馬立誠的文章就要先說說馬立誠其人，馬是《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他的文章在一些特定時期起到較明顯的作用。還寫過《交鋒》《吶喊》等書，在海內外都有比較大的影響。而且從其書中敢於披露一些高層矛盾，可以知道其與中國高層人士關係之密切。很多輿論說他為中國思想界“主張韜光養晦的柔和外交”的領軍人物。

　　馬立誠寫的《中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最近引起較大的爭議。本人仔細拜讀過，覺得此文中心意義在於“摒棄反日情緒，更務實的對待中日關係”。從文章要表述的意義來看，本人非常同意這樣的說法。但馬評論員卻忽視了重要一點：任何友善的行動都是相互的，作為單獨一方，我們可以先從自身尋找不足，但不可以把中日之間的矛盾或者說中國人反感日本人都說成是全是中國方面的錯。其文引起爭議另一個焦點是，馬評論在批判“陝隘民族主義”和“激進愛國主義”的同時，未能將正常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其批判對象分開，給人以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印象。

　　雖然網絡上的確存在着“激進的狹隘民族化言論”但並不是馬立誠所說的如此嚴重，因為看看台灣地區，日本以及美國的論壇，其實內容都差不多。也許是為了急於突出主題，馬評論在引用論據方面的確“以偏蓋全”，怪不得有網友評論說其“先扣上個大帽子，然後一棒子連帽子帶人一起打下去”本人看了也有這種印象。因為其引用了極有爭議的“趙薇軍旗裝”與“姜文參觀靖國神社”事件，就說“媒體與之不共戴天”，這樣的說法過於片面化，將所有媒體與“一部分”媒體劃上等號，將所有網民將“一部分網友”劃上等號。然後加一個“民族主義已經到了不抑制不行的地步”的大帽子，將中國人對日情緒歸罪於網絡等非傳統媒體，的確有些過份。孰不知，中國的反日情緒並非來自於網絡等非傳統媒體。而是來自於中國的各級歷史教材，權威性的電台電視台，南京屠殺和731紀念館，來自於他們《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

　　其實很多網絡媒介和傳統媒體以及廣大網友的評論真的很客觀，可惜馬先生卻看不到。筆者就認為到日本去靖國神社看看沒什麼問題，引用我國某個省級代表團去日本歌舞妓町看過脫衣舞表演後的話說“我們是用批判的眼光去看資本主義的世界”。筆者在日本就曾去過靖國神社，並拍下照片介紹給國內朋友。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馬評論的有些引述不負責任以至於傷害到民族感情。比如在文章最後部分，其提及的在日中國人“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把這些都劃成中國人的“專例”，就不符合實際。因為地鐵逃票這樣的事情，在日本是很普遍的現象，日本人自己都這樣做，不知道與“引起日本人反感”有什麼關係。

　　然後提到“在日本的中國黑社會，與日本黑幫在新宿爭利益，中國黑幫占了上風”更是胡說八道。前段時間，中國幾名東北黑社會成員在新宿歌舞妓町楓林會館槍殺日本山口組下屬住吉會基層幹部白吉俊雄，結果日本住吉會下令“歌舞妓町的所有中國人經營場所必須停業！”在歌舞妓町的中國店都有黑社會背景，但此令一下“莫敢不從”。有幾家偷偷開張的也被日本人“扔了瓦斯彈”而且有幾名中國人員被殺。那段時間在東京的中國人無人人心慌慌，如今的歌舞妓町早已不是中國人的久留之地。日本黑社會早已漂白企業化，自己有企業實體甚至有鐵路，背景複雜；與日本警方是“合作”關係，日本前任首相森喜朗就有山口組背景。真不知道馬立誠評論員說“歌舞町中國黑社會占上風”的說法是從何而來？

　　因為在網絡上對於此篇文章的點評已有很多，筆者也就不再單就此文再多染墨。想再說說馬立誠緣何發表此文？

　　筆者認同與國家高層對日政策轉變有關。十六大之後，曾慶紅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地位舉足輕重，同時負責對日關係。據日本媒體披露，上月其曾在政治局作過一篇“高度思考對日關係”的報告。且其會見的首位外國外賓就是日本“日中友協會長”平山郁夫。而且在“中日關係降到建交史最低點”之時，又有違於高層處理對日關係常規，決定4月訪問日本。讓人看出這位日本人眼中的“知日派”人物，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巨大決心。

　　而馬立誠以一篇文章以期待引起“大陸媒體內掀起一股思潮，來達到建立中日關係新共識”的目的；並在曾慶紅訪日前在國內營造相對較好的對日氛圍。但中國對日關係長期受黨內強硬派和軍界人物的影響，所以此篇“中日關係新思維”未在《人民日報》發表，而選在《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也表現了新對日派還沒有統一國內及黨內思想的十足信心。其“投石問路”之意也不言自明。（註：《戰略與管理》為前副總理谷牧創辦）鑑於曾慶紅在黨內地位的日漸穩固，相信在一段時間之後，我國主流媒體對日報道將漸入“親日”方向發展。

　　但中日關係是否會按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良好發展下去呢？筆者先現況和歷史兩方面來分析一下中日關係主線。

　　（二）中日關係的現狀分析

　　中日關係緣何走弱？筆者認為中國在處理對日關係時，只是對歷史問題與日本有較大的磨擦，而對於鈎魚島問題則更多採取迴避的態度。所以說2002年中日關係走弱，更多是日本方面起主導作用。

　　筆者就先從日本方面談起，先從日本政壇轉變談起。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紀子的去職；著名的“中國通”加藤弘一的失勢；在傳統上強調“日中關係穩健發展”的自民黨最大派別橋本派被排除在現政權之外以及一些親中派的“政治大佬”級議員相繼退出日本政壇。同時支撐小泉政權的主流派閥森喜朗派和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所統領的山崎派則都是主張對華“強硬”立場，以至於“鼓吹中國威脅論”的鷹派。所以日本政壇的調整，產生了對華的負面疊加效果，使得日本政界內部產生一股強大的阻礙中日關係回溫的凝滯力。客觀地說，目前的日本政界，缺少一種積極尋求中日關係回恢的動力基礎。

　　如果說以上的政壇現象只是表象的話，那真正影響日本對華關係的本質則是巨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矛盾。

　　進入21世紀，中日關係已經不可否認地過渡到一種競爭的關係中。中日目前各方面實力比較應該在伯仲之間，再加上歷史問題，彼此相當警戒。比如，2001年日本經濟白皮書首次認為日本於亞洲的“雁形發展”模式已經過時，承認中國無論從基楚產業、加工產業還是到高科技產業都已經成為日本的“強敵”，將與日本產業界爭奪世界市場。

　　02年初，中國與東盟等東南亞10國簽訂了在未來10年內形成自由貿易區FTA的意向書，並於02年末進一步加強了含義，此舉對日本政界、產業界產生巨大衝擊，認為中國已經開始“吞食”日本視為自己後院的東南亞地區。然而據筆者所知，中國國務院外經貿部早在1999年末就已經向日本提議創建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亞FTA的意向，一提議書就是在東京完成的。當然這一建議過於樂觀，僅從經濟角度去考慮，卻忽視了日本對中國懷有的複雜而又奇特的戒備心理。雖然從資料顯示，我方在提議書的結尾部分加入了一小段“呼籲日本政界高瞻遠矚，果斷而有力地順應時代潮流變化”的話。但在此提議書隨後轉呈內閣府，外務省，經產省，防衛廳等處都沒有得到回應。顯然日本人認為當時中國的提議裡面“占領日本市場”的動機更大。通過此可以看出1999年末，日本尚無意與中國韓國攜手建立東亞FAT（除了中日韓外，還有台灣，香港；所以當時又稱“三國五方FTA”)。當此計劃落空後，中國轉而南向，與東盟國家談得很順利。如今，日本又批評中國越過日本去與東南亞建立自由貿易區，為時已晚。

　　而從戰略意義和軍事角度出發，日本政界更有與中國現行政策不可磨合的感覺。

　　近期小泉純一郎在國會所作的“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到了“中國威脅論”，原引小泉的原話是“中國施行的軍事現代化步伐不斷加快，對於日本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威脅。”02年11月28日，日本“對外關係特別委員會”提交日本國會的一篇題為“二十一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的報告。而在報告提到關於中國台海問題。稱“應強烈要求中國增加軍備透明性”和“日本應加強與台灣的關係”等言論。此報告中說日本於1972年與中國建交後，對於台海關係都是以“日中聯合聲明”為架構運作。但30年來台灣政治已經改變，放棄了反攻大陸，完成民主化和加入亞太經合會和世貿組織。所以日本改善日台關係是很自然的事情等等。其實說到實質問題，日本雖然是一個沒有“軍隊”的國家，但在東亞一直以“老大”自居的本錢，一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超凡經濟實力；另一個就是日本領先於亞洲的“自衛隊”防務能力。而如今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和在東亞影響力的迅速增強，已經使日本感覺到在區域戰略利益上的損失。所以同美國一樣借台灣問題以達到“扼制中國”的目的。

　　而中國也是一樣。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美安保體系和日本自衛隊的行動正在發生質的變化。日本已經公然把“可以在國外參觀”作為自衛隊的行動基準，然後自衛隊行動日漸“臨戰化”，比如日本以支持美國進攻阿富汗的名義，實現自衛隊的“戰時出動”；又在美國與伊拉克的作戰準備中，派宙斯盾級“霧島號”參戰，終於實現了“出兵海外”夢想。日本於1997年通過“有事相關三法案”，1999年通過“周邊事態”法案中，把中國周邊也視為日本周邊，規定日本可對美軍的行動進行“後方地區支援”，為日本即使沒有直接受到攻擊，也能與美軍協同作戰打開了通道。2000年，日本通過“911”事件，迅速通過了《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規定船隻實施補給的範圍可以達到印度洋，海灣以及澳大利亞等廣泛領域。這一切都說明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和“真正的國際大國”的願望之迫切，動作之迅速。因為歷史以及地緣戰略問題，中國是不願看到一個真正“強大”日本的。

　　因此，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戰略利益，在未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日之間的競爭關係將會更加突出。

　　（三）淺析日本對華政策

　　對日本來說，從古至今中國始終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在中日關係正常化初期（至80年代初期），日本對華戰略有一個最基本的評估，就是？止中國的國民經濟破產，以防止龐大的中國難民向日本流出。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國際上，又是日本率先向美國及東南亞等國拋出“中國威脅論”，更有甚者如石原慎太郎等日本政壇右翼人物希望中國分裂“七塊”。而如今以日本的大眾媒體為中心，又過於強調中日間的經濟和地緣競爭關係，完全無視中日間存在的垂直的經濟國際分工關係--即日本處在上游（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研發的技術型），中國總體居下游（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生產資料的生產型）。最近一兩年，日本輿論界宣傳的“日本產業空洞化”現象，認為中國的發展是造成日本長期不景氣的外部原因。然而事實上，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遠不如對東南亞的投資總額。同時，在中國的外資來源中，日資的份額僅占11%，對中國成長的貢獻度遠遠低於港資台資等海外華人資本，亦不及美，德等歐美國家。這一組數據說明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日本的經濟衰退，而日本的經濟衰退與日本企業大舉投資中國也無絕對關係。

　　縱觀30年日本對中國戰略判斷的轉換史，筆者可以發現日本面對新的形勢不斷地進行着靈活地戰略調整。最近日本對中國的戰略觀又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看法，其代表人物是學者梅原猛。在02年3月初的《讀賣新聞》中，梅原猛注文稱，中國在過去五千年中幾度創造了世界最高文明，沒有理由懷疑中國人的能力。中國的未來20至30年內的發展前景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日本必須認清形勢。而對於日本而言，最理想的態勢是維持亞太地區的現狀（包括台灣問題），不僅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更要強化日美同盟。強化以日美同盟為軸心的亞太關係。此君認為，這一基軸至少要維護20--30年，並在這期間，靜觀中國之變。至於中國將發生怎樣變化，梅原猛並未直言。

　　觀其論文，可以感覺到此君還是感到中國將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巨變時期。這種巨變伴隨着強烈的困難與調整。就對外關係而言，主要要調整和正確處理對世界超強美國的關係，還要努力解決台灣問題；對內則要面對廣大的農民問題，越拉越大的富貧差距問題，城市化問題以及解決官僚腐敗現象，努力實現民主與法治的健全問題。此中面臨的種種困難是顯爾易見的。政策及操作上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前功盡棄。

　　而此君的觀點，有種尋找中國發展中漏洞，並抓到這種漏洞的企圖，足以代表當今一部分日本戰略家對中國前景判讀的心態。然而，如果這一構想能夠為不遠將來日本對中國的主流戰略的話，也就意味着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積極進取的“大陸政策”開始轉向“靜觀其變”的政策，對中日關係而言應該沒有損失。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發展，關鍵在於一方面積極進取，另一方面謹慎行事，務求最好結果，使中國無懈可擊。

　　（四）中日關係發展基礎及走向

　　綜上所述，會有朋友覺得中日矛盾會越來越具體化，以至於影響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其實不然。因為在“利益主義”的引導下，中日兩邊經貿的發展就決定了兩國會在一種合作並磨擦，在矛盾中繼續前行。

　　日前，日本財政部公布了02年1月至10月的貿易統計數字，日本從中國（不包括香澳台地區）進口貿易額已達到501億6800萬美元，此比上升4.5%。這一數位遠遠超過了同期日本從美國進口的貿易額。一直以來，美國牢牢占據日本第一大進口貿易國的位置，而02年前10個月，美國對日出口額為478億6000萬美元，同比下降了11.6%。鑑於11月和12月份，中國對日出口勢頭依然強勁，雖然日本方面尚未公布最終數字，但本人可以非常有把握地斷定2002年中國成為日本第一大進口國已成定局。而日本對華出口，90年代以來一直沒走出前四位。從上面一組數據可以看出，中日之間的共同經濟利益是明顯的。而且隨着中國入世，雙方在貿易方面會有越來越大的發展，乃至於發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關係。

　　當今世界“經濟先導”已經成為一條真理，只要有巨大商業利益存在，各國都會趨之若騖。就算日本政界不願看到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領頭羊，但也會屈從於巨大商業利益之下。這需要一段時間的“陣痛”。這是中日關係目前唯一的穩定和重要的積極因素。

　　但阻礙雙邊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也有很多，首先就是從日本政界的心態和一貫作法上。日本對高新技術的出口一直有嚴格的控制，比如日本國內使用的電器與出口產品和海外工廠的製品有很大不同，日本國內使用電器質量明顯高於海外產品。而隨着中國在技術領域不段提高，中日雙方在技術領域的合作和爭端必將突現。

　　另外，中日關係還取決於美國因素。中日近距肉搏，美國的態度是關鍵。從既成的態勢看，為扼制快速崛起的中國，日美兩國會維持並加強美日同盟，美國會一如既往地扶持日本抗衡中國；但如果日本重振政治軍事大國的雄心過於迫切，而且政治上力圖擺脫美國控制的步子邁得過大，美國有可能生出戒心，甚至有可能恢復它傳統的平衡戰略－－在中日兩國之間搞平衡，令其相互牽制，互扯後腿，誰也難以大步前進。這時美國的戰略將變為“抑其強而扶其弱”。因此，中日兩國的共同處境是：不強大則要受對方排擠，強大則遭美之忌。日本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發生衝突；中美之間則還多了一個社會制度和價值標準的衝突。因此，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美日之衝突充其量也只是政治經濟領域的衝突，中美之衝突則有可能熱化為戰爭。

　　從更開闊的視界來看，中日美三方，誰都希望另外兩方大打出手，自己坐山觀虎鬥。但實際上，任何一方都無法避免與另兩方發生衝突。此時，長遠的謀劃尤顯重要。但形格勢禁，中日雙方迴旋的餘地都不大，尤其是在雙方國內民族主義方興未艾的今天。

　　不過筆者現在又有比較悲觀的認識：即美國雖然力求通過“平衡戰略”以達到其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和影響力，但如果中國各方面發展越來越強勁，美國可能會改變一貫立場，通過進一步扶持日本成為“真正強國”的手段來達到“中日爭輝於東亞”的目的。美國當然可以在強調“加強日美同盟”的同時也說“美中關係重要”。但一旦美國把日本狼從籠子裡面放出來，加上美國在後策映。可能對於中國會形成一種新的威脅。

　　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因為中日兩國一直都是主導，而與其讓幅原遼擴、發展潛力巨大的中國成為主導，不如讓沒有戰爭潛力和更敬懼於美國的日本成為主導。

　　而中國從戰略角度出發，對於日美、中日、中美關係的三邊互動更應該有嚴謹清醒的認識。因為“日美同盟”在東亞地區的主導作用對於中國解決台灣問題，鈎魚島問題以及未來處理南海問題都有巨大的扼製作用。特別是嚴重阻礙中國在軍事和區域利益的復興之路。“解瓦日美同盟”的確有重要意義。若使日美同盟“明存實亡”或“撤底瓦解”，中國就必須付出容忍日本“軍國主義”坐大的代價。所謂“放虎容易捉虎難”未來難料，日本作為政治軍事大國羽翼豐滿後，也就是擺脫美國後，第一個受傷害的可能就是中國。因此，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運作空間。

　　世事難料，日本列來有與強者為伍的習慣，如果中國發展之路未變，如梅原猛所說，當日本靜觀中國發展二三十年後，如果中國發展勢頭不變，必然在各領域成為世界強國。而且當台灣問題解決後，中國就可以牢牢控制住日本的“海上生命線”。到時候日本是會繼續堅持目前的對華“強烈競爭”關係，還是主動向中國靠攏還未可知。

　　但如果中國亦如梅原猛論文中含沙射影那樣，在處理中美國關係、台灣問題、農民問題、富貧差距問題、解決官僚腐敗、實現民主法治化等重大問題上走錯，而出現日本人所希望的“改革崩潰”時，日本必定會藉此機會來爭取“中日競爭”的勝利。

　　結語

　　總之弱國無外交，在這裡揚揚灑灑萬言，只談起皮毛。如果中國真正的強大了，就不必再說這麼多了。這就是我眼中的中日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還請網友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