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5日下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羅伯特·福格爾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101做了題為“美中經濟發展之比較”的專題演講。全文如下。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經濟政策問題就顯得尤為複雜。這就是那些如今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由相對較低水平起步時，所面臨的境況。當前，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各國（包括中國）亦面臨某些非常相似的問題，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是不平衡的發展。某些經濟部門的發展快於另一些部門，必然出現瓶頸現象。如果我們將中國的經濟現狀、與美國120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作一比較，即會看出高速發展必然顯現的這一特徵。
　　　　
　　例如，就實際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同樣地，農業勞動所占的份額表明，當前，中國正處於美國1880年的水準。但如果我們轉向教育，則兩國的比較更為有利。就小學在校學生與相關年齡組的比例而言，中國已達到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然而，如我們比較一下兩國的中學教育，就會看出中國已經達到美國1970年的水平。而當時，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目前水平的四倍。如以預期壽命作為衡量的標準，則中國已經達到美國1966年的水準。但以城鎮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國則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
　　　　
　　換言之，中國的經濟發展並非處於同一水平，而是若干不同的水平並存。中國經濟的某些領域發展得較快，而有些方面則相對處於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美國的經歷表明，發展較快的部分必然對發展滯後的部分造成極大的壓力。從某些方面而言，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協調各方面間的壓力比美國進行得更加平順。
　　　　
　　都市化進程加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1980年至1955年之間，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從19%升至30%。總的來說，城市人口在區區15年裡大幅度增加，其進展是有益的。儘管面臨住房和基礎設施其他方面的種種壓力，城市人口的預期壽命仍有所增長。在美國，1860年至1890年間，同樣規模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雖然美國人的遷徙費時更長，但其生活水平卻大為下降。衛生狀況惡化，死亡率有所上升。在極為擁擠的城市貧民窟，嬰兒死亡率達到50%。19至20世紀期間，美國和大多數西歐國家城市發展的速度大大超過了其提供住房、相適應的污水處理設施、潔淨飲用水及安全食品的能力。對比之下，在中國和其他經濟高速發展的亞洲國家、城市的高速發展是以較為先進的公共衛生技術和較好的住房條件為基礎的，其中包括人們普遍使用開水。
　　　　
　　經濟高速發展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失業。中國的失業問題，與美國和西歐諸國從以農為主向工業化社會過渡的關鍵時刻所面臨的失業問題相類似。1880年以後，美國和西歐各國的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失業率居高不下。早在18世紀，英國就出現了農村勞動人口嚴重過剩的問題。1880年以前，美國尚有廣袤的處女地有待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去開墾。但1880年後，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使城市的工資降低，失業人口驟增。這一向工業化社會過渡而引發的嚴重的失業問題，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在美國，由於對外國移民的限制，部分緩解了這一由農村向城市遷徙而引發的問題。換言之，減緩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是以農村移民取代外國（以歐洲為主）移民為代價的。
　　　　
　　實現中國的發展目標雖可減緩因結構調整而產生的失業問題，但卻難以消除結構驟變而部分導致的所有經濟困難。誠然，某些已列入計劃的改革（如國營企業的改革）很可能會增加過渡性失業，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對耐用消費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則可能加大對基礎結構的壓力。現代工業多集中於能源，運輸服務和通訊服務。經濟高速發展，必然會對這些領域的基礎設施構成壓力。
　　　　
　　以汽車為例。在美國，1910年至1970年（這60年間，這一新型交通工具在該國迅速普及），對汽車需求的收入彈性為2.6。即人均收入增長1%，對汽車的需求就會增長 2.6%。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長6%，且與美國對汽車的收入彈性相似，到2015年，中國的家庭和企業每年將購買1000萬輛汽車。目前，中國汽車的年產量約為150萬輛。因此，15年後，其產量將增長約6倍。這一增長速度將使中國達到目前美國的汽車購置水平，如中國以6%的速度持續發展至2024年，2.6的收入彈性即意味着汽車購買每年將增至4500萬輛。這一數字相當於目前全世界汽車購買的總量。
　　　　
　　有人或許會說，美國的收入彈性太高，不適於預測中國的市場。但如果我們假設中國彈性比美國少三分之一，該預測亦無太大的區別。這樣的話，年度購置1000萬和4500萬輛汽車的轉折點也只是稍加延後，而不會推遲太久，其相關年度變為2022及2036年。
　　　　
　　在美國，汽車成為改善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汽車帶來許多樂趣，使人們上下班和出行更為方便，也成為美國人豐富其業餘生活的重要手段。汽車數量的增加也會為中國家庭帶來同樣的效果。但一戶一車，或大多數家庭擁有汽車，即會對汽油資源和其他能源的供應產生極大的壓力。此外，還需鋪設更多的道路，以便汽車行駛。其他原材料也會緊缺，包括鋼材，鋼材不僅被用於製造汽車，還用來生產汽車零部件和建築材料。
　　　　
　　有人或許會擔心，汽車的大量增加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對中國來說，大量使用礦物燃料已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轎車進入百姓家，即意味着更大的污染源，其前景似乎令人沮喪之極。然而，即使收入彈性趨高，中國在21世紀未之前也達不到一戶一車的水平，到那時，人類應該已經發明出新型技術，取代以碳為主的燃料。
　　　　
　　經濟快速發展不僅意味着中國將快速趕上美國的技術，也表明，中國的消費結構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其變化與美國所經歷的變革一樣，表1顯示美國在120年間（1875-1995年）結構消費的變化情況。在1875年，食品、服裝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75%，而教育和保健僅占2%，消遣為18%。
　　　　
　　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費的15%，教育和保健幾乎與食品、服裝和住房的消費份額相當。但消費中增長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僅消遣一項就占到支出總額的67%。
　　　　
　　表1第3欄為四大消費類每一類的長期需求的收入彈性。其中，必需品收入彈性為0.3%。這就是說，收入每增長1%，必需品的消費僅為1%的3/10。另一方面，教育、保健和消遣的收入彈性則為1.6。這即意味着，這幾項的增長遠遠快於收入的增長。
　　　　
　　美國的經驗表明，當收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消費者對那些曾經代表生活水準的產品的消費會達到飽和狀態，包括數十年前曾被視為奢侈品，甚至僅是科幻小說家想象中的許多物品。在美國市場上，諸如電冰箱、電話、空調、洗衣機、收音機和電視機都已達到飽和狀態，幾乎每個家庭都已擁有這些物品。當然，有些物品（比如收音機）已大大過剩，因為如今在美國，每人都擁有不止兩部收音機。
　　　　
　　在物質消費基本滿足後，經濟發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為主。而100多年前，生活必需品卻對健康與疾病，長壽和夭折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今，即使在貧窮的經合組織成員國家，人們的壽命也比富國在本世紀初的預期壽命長。現在，預期壽命仍在增長。我們也不再會說，沒有基因的突破，人們的壽命已達到或接近了極限。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即使在中國最貧困的的省份，人們的預期壽命也要超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前幾年中的最好水平。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生活中非物質的方面已經備受重視。大多數在再也不是無窮盡地積累耐用消費品，而是盡享生活的樂趣。休閒並非好逸惡勞。正如著名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所說，“勞作是做我們必須做的事，休閒是做我們喜歡做的事，而休息就是什麼都不做，讓身心從疲備狀態解脫出來”。
　　　　
　　如今，美國和其他經合組織國家普通人都希望利用閒暇去購買生活的樂趣，而一世紀之前，只有富人才享用得起這一份閒暇，休閒使人心胸開闊，足以陶冶情操，消除為生計而勞作的乏味感，休閒包括旅遊、健身、欣賞表演藝術、教育及享受天倫之樂。衡量此類活動的主要成本往往不是開銷，而是時間。在富裕國家，人們越來越關注生活的內涵，而在1880年，普通人關心的不是生活的意義，而是維繫生命的衣食住行，經濟的發展使得休閒趨於大眾化，在富裕國家，曾經是少數上流階級享用的休閒，如今也已進入尋常百姓家。
　　　　
　　表2顯示了在過去100多年裡，美國人在利用時間方面發生了極大變化，從表中我們可看長期以來，人們是如何利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每天10個小時按人體生理節奏劃分 ：8小時用於睡眠，2小時用於飲食和個人衛生，其餘為可隨意支配的時間。“日常事務”和“工作”涉及為養家活口而必須從事的任務。
　　　　
　　表2最顯著的特點是，美國男性工人的休閒時間增加的幅度很大。過去100年中，男性工人的休閒時間增長了3倍，而其周工作時間從60小時減至如今的34小時。中國減少工作時間方面的時進展比美國更快。中國城市工作時間已經減少至每周44小時左右，這是美國和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直到二戰後才普遍達到的水平。
　　　　
　　1995年，在美國，典型戶主用於休閒的時間超過了工作的時間。約有1/4的休閒時間在美國用於公共活動，有些用於體育。但大多數的時間是呆在家裡，看電視，聽音樂，讀書和社交。
　　　　
　　表2還預測了2040年一天的時間分配。屆時，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中有一半用於休閒。估計到那時，年工作時間將從目前的1730小時減至用1400小時；平均每周為30小時；帶薪節假日為30天；病假為12天，這一預測可能還低估了工作時間的持續減少，因為，目前法國的年工作小時已經減至1650小時，德國為1600小時，瑞典是1400小時。
　　　　
　　婦女支配時間的變化與男性相同，1880年，婦女的工作日較男性更長，從某種程度說更加艱辛，雖然我們沒有20世紀30年代以前有關婦女的調查數據，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農民、工匠和體力勞動才家庭，主婦們都比丈夫起得早，而且往往干到夜裡10或11點才入睡。這即表明，她們的工作日比男性長約15分鐘。
　　　　
　　如今，在美國，由於家庭實現了機械化、家庭人口較少，以及配製好的食品，已婚家庭主婦每天只需花費3.4小時從事家務；如果她也工作，則從事家務的時間只有2.1小時。職業女性的日均工作時間為4.6 小時。因此，將“工作”和“雜務”相加，男性和女性每天工作的時間基本相等，他們比過去享有更多的閒暇。其主要區別是，婦女是從減少家務中受益。而男性則從減少工作時間中受益。
　　　　
　　為什麼近年來富裕國家的工作時間大幅度減少？許多人認為，由於技術性失業，導致了富裕國家（如法國、德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高至20%）。在有些國家，據說就業員工被迫減少工時，以便為失業人員增加就業的機會。但在失業水平較低的國家，工作時間也有所減少，比如在美國（5%的失業率）和日本（3%的失業率），此外，100多年來，富裕國家的工作時間在持續減少。
　　　　
　　不僅是日工時及周工時在減少。為養家而終生工作的時間也急劇下降。表2僅列出了從業人員的工作時間，但未反映出如今美國人從業的平均年齡比1880年晚了約5年，而50歲退休以後，人們所擁有的平均時間比1880年長了15年。100多年前，60-**歲的美國男性中，有92%仍在工作。而如今，這一年齡組中只有50%的人仍在工作；而另外50%的人早已退休。100多年前，65歲以上的男性中，只有1/5的人退休。而今天，6/7的人已退休。近年來，55至59歲的男性年齡組中，退休率有所增加，以往只有3%而現在則為15%，而且這一數字仍在增加。
　　　　
　　　　　　總的來說，在過去100年間，雖然人們終生可隨意支配的時間增加了許多，但一生中為養家活口而工作的時間減少了約1/3（見表3）。1880年，在可隨意支配的時間中，有4/5用於生計。如今，大部分時間（59%）用於從事自己的喜歡的事情。而到2040年，在美國，人們將用3/4的時間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隨着壽命的延長，人們可隨意支配的時間會更多。
　　　　
　　休閒需求的極高收入強性構成的問題是：人們如何調動資金去享受休閒活動的豐富內涵。經合組織成員國和中國目前都正受到這一問題的困擾。解決這一問題可能需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但目前看來解決方案會採取預留基金的方式，職工將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留出來，匯入一個共同基金，而基金收益將用於健康保險、住房抵押貸款，接受教育和養老金的投入。
　　　　
　　提問與回答
　　　　
　　福格爾教授在結束了他的演講之後，興致勃勃地回答了聽眾的提問。問答持續了近一個小時。以下是部分提問與回答的整理稿。
　　　　
　　問：如果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發展規律，那麼，你如何看待美國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呢？換言之，美國是否是發展中國家應當遵循的一個範式呢？在現在或者將來，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使得中國落後於美國呢？
　　　　
　　答：現在，美國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都是重要的。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一直成為世界的技術領導者，美國也同樣。在19世紀，英國和法國是技術的領導者，隨着新技術的發展，美國才趕超上來。不過，我認為中國將成為技術的領導者。我們都為中國近期的變化所震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永久的技術領導者，這才是世界變化的方式。中國的技術產品已日趨重要，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今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可能還會增加。
　　　　
　　問：您已經在中國呆了一天，並且到了頤和園。我想，一路上您一定看到交通堵塞是如何嚴重。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中國的空氣污染相當嚴重。歐洲和美國的人口密度較低，中國和其它東亞國家卻人口稠密。我相信您在演講中對中國轎車增長量的預測可能是對的。但是，如果中國的轎車數量以每年1000萬輛的速度劇增，那麼，到了下個世紀，中國的交通堵塞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中國的空氣污染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這算是好的經濟增長還是壞的經濟增長？如果這種經濟增長是壞的，你有何良策呢？
　　　　
　　答：這個問題已經有人以同樣的方式提出過。這個人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他在三十年前就去世了。他問他的學生：“如果魔鬼對你說，他會讓你快樂，讓你得到好處，但是你要滿足他的要求：每年都要讓洪水奪去一千人的生命。這會是一種可能的交易嗎？”他的學生總是回答：“不可能！這太可怕了！”。於是，哲學家說，“那麼，讓我們放棄使用汽車吧。因為我們對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於交通事故，許多人失去了生命；空氣污染也是這種代價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中國依靠的是馬匹而不是汽車，情況將會怎樣呢？在美國，如果我們的城市沒有現代的車輛，僅靠馬匹來進行運輸，這會帶來一個比空氣污染嚴重得多的問題。空氣污染能解決嗎？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是個人口密集的國家。為了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他們走過了很長的道路。你可以給汽車的引擎安裝高級的測試裝置，以使車主有動力去淨化排出的氣體。我相信隨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國會這麼做的！從汽車中得到的利益超出了空氣污染。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會作出這樣的決策：我們將不能容忍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問：當克林頓總統去年來北大時，我向他問了一個問題：除了他作為美國總統的領導才能，什麼促成了七年來美國持續的經濟增長？我對他的回答不滿意，您能再次回答這個問題嗎？
　　　　
　　答：美國確實正在增長。政治家可以做的是為經濟創造有利條件，但這並不是經濟增長本身。我認為，在美國，政治家基本上是不干預經濟的。他們經常說，我們只是做政治的事情。政治隨時準備說好事情是他們做的，儘管這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但是，美國經濟的增長是以十分真實的經濟力量為基礎的。我們正在經歷美國有史以來最快速的技術進步。在生物技術方面，我們正在投入巨大的物質和人力資本，機會正在向我們展現。我們在教育領域進行了可觀的投資，產出巨大。閒暇生產方面的增長迅速，因為人們對閒暇的需求增加了。
　　　　
　　多數經濟學家和我一樣，贊同聯邦儲備銀行在貨幣供給方面對維持經濟增長做了許多有利的工作。經濟衰退在美國最近30年比20世紀初到中期要溫和得多。我們已經進入經濟擴張的第十個年頭；我們在八十年代也經歷了十年的擴張。這在有經濟周期記錄以來是沒有先例的。我可以對克林頓總統沒有妨礙經濟增長打一點分。如果要我給其他人打更多分的話，我會把它給聯儲和格林斯潘先生。我在商業部有一些朋友，我也會給他們打一些分。
　　　　
　　問：福格爾教授，您預測到2040年，人們將把五分之四的時間花在閒暇上。我對此很感興趣。您能對閒暇的結構做出預測嗎？
　　　　
　　答：讓我來推銷一本我自己的書。今年年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會出版一本我的書，主要是關於美國經濟和一個我認為是新的平均主義目標的。這一目標不僅僅是關於食物和房子的。我並不是想說在美國的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食物、衣服和房子。美國仍然有百分之五的少數人生活在我所說的“慢性貧困”中。富人即使什麼事也不做也不必擔心他們的生計，他們不象一頭操勞的熊，他們在經營他們的國家。他們打局部戰爭，他們是哲學家、科學家、神學家，有許多活動使他們忙忙碌碌。他們不必為他們的生計擔憂，這就是為什麼亞當斯密不認為地主可以創造新的產業的原因。他說，他們太富有了，以致於多掙一點錢不能給他們一點激勵。他們工作是因為工作能帶給他們滿足，而不是如果他們不工作，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就會挨餓。因此，我所說的閒暇實際上是為興趣而工作，以實現生命的目標。大家不要去告訴我的院長，說我寫書是出於興趣；因為，如果他知道了這件事，他就會砍我的工資，因為他知道，即使不給我工資，我也會寫的。
　　　　
　　問：鑑於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長時期的增長，您認為傳統的經濟周期理論會不會被新的經濟周期理論所取代？
　　　　
　　答：我教商業預測課，課程的第三部分是有關商業周期的。我能告訴你的是，對經濟周期的預測是有代價的。但是，經濟周期可以是附着在一個強烈的上升趨勢上的；這也正是我們從二戰之後所經歷的。即使你不遇到30年代那樣的情景 ? 當時的情況是災難性的，目前的經濟周期也導致大量資源的無效配置和許多的失敗。因此，我認為仍有大量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我也許並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富裕到不需要擔心資源配置的地步；我們永遠必須考慮如何從投入中獲得最大的產出。從這個意義上講，絕對稀缺性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相對稀缺性有意義。我不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可以關門大吉了。但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與20世紀之前的研究大不相同，經濟周期是在1880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才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的。事實上，由於這個問題是如此嚴重，以致於很多人說資本主義已經無法維持了。但是，它不僅持續下來了，而且更加繁榮。
　　　　
　　我們現在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我們如何對付人口老化？我到不同國家講，你們國家的養老金制度已瀕於崩潰，你們不知道，因為你們使用的是錯誤的生命表 ? 你們不知道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我也經常談到醫療費用問題。每個年齡段的醫療費用在下降，但長壽意味着醫療費用的上升。現在，醫療服務的條件越來越好。在我母親的那個時代，如果你的左眼得了白內障，左眼就會瞎；如果你的右眼得了白內障，右眼就會瞎；如果你的兩隻眼睛都得了白內障，那麼，你的兩隻眼睛都會瞎。總之，你只能聽之任之。而現在，我們只需要進行一個90分鐘的手術，就可以使你的視力恢復到你20歲時那樣。但這種先進的醫療手段越來越昂貴。如果你希望得到一個好的膝蓋，我們就可以給你一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一位醫生發明了一種新的假膝材料，並且到世界各地去演示。新的假膝好到什麼程度？它好到比你原來的膝蓋都好的地步，你又可以跳過網球網了。我在我的書中指出，在當今美國，醫療費用已達到全美GDP的15％；到2030年，這個比例將達到21％，這是因為人們用在換膝蓋上的錢將超過他們購買錄像機的錢。
　　　　
　　問：中國的多數人居住在農村。您認為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和西方國家相關階段之間有可比性嗎？另一個問題，中國農民的收入在過去二十年間有了長足的增長，但是，我不認為他們的購買力的增長趕上或將要趕上城市居民。因此，您是否認為未來汽車的增長會僅僅是局限於城市的現象？
　　　　
　　答：是的。僅就汽車市場而言，城市肯定是主要地區。就農業而言，中國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農業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保持在4-5%的水平。我相信，它還會更高；並且，農業勞動力將進一步減少，中國將加速成為一個以城市居民為主導的社會。我想，對於一個生活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的人，看到這一點可能是困難的。但是，美國也曾經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十九世紀初，80%的美國人從事農業。到十九世紀末，這個比例下降到50%。但是，進入20世紀後，人們對他們是否願意在一個完全是城鎮的社會裡生活感到困惑。人們對城市化非常抱怨，認為枯燥的生活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機器。顯然我的兒孫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殺雞，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雞肉是從工廠里生產出來並在超市的貨架上賣的某種東西。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農村生活，僅僅在電影和電視屏幕上看到一些有關的情況。但是這些事情卻很遙遠。我相信，你的重孫們會這樣問：“奶奶，你們那時大部分人真地都生活在農村嗎？” 他們離農村生活會同樣遙遠。在這個過程中，進展會很快。你們當中有些人也許在農村長大，或你們的親戚或朋友曾在農村生活過。可見，在你們的經驗中，農業是經濟活動的基礎這種感覺可能是十分強烈的。隨着中國越來越富裕，中國也會象其它發達國家一樣，農業占用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因為中國農業離這種模式還很遠，我們想們不用談基因工程。但是，只要讓這種快速發展的趨勢持續下去，農業占用勞動力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小。依我之見，在15年內，中國如此迅速地提高了城鎮人口的比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覺得，你們的轉變非常快，而且沒有帶來動盪。我希望當我10年後再來的時候（也可能在此之前來），到那時我們就可以討論在城市化占主導的社會裡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了。
　　　　
　　問：福格爾教授，大家都知道，您在計量史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您能告訴我們計量史學的最新進展嗎？
　　　　
　　答：在五、六十年代，計量史學家們主要關注的是過去，以了解增長是如何發生的。這仍然是他們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是，他們，象我自己一樣，積極地參與到了現行政策的討論中。我常對我的經濟學同事說，如果不了解相當長的一段歷史過程，你就無法理解目前的政策問題。在我的書中，我認為我們正處於偉大的革命時期，它意味着技術進步和人體生物工程發展之間的交互作用。對這個過程的理解需要計量史學家的工作。
　　　　
　　問：福格爾教授，您的計量史學工作利用了大量的歷史統計數據；同時，在您的比較中，您也用了中國的統計數據。您認為這些數據可靠嗎？
　　　　
　　答：在研究美國南方奴隸制時，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數據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檢驗我們的數據的準確性，我們將我們的成果的發表推遲了好幾年。當我們的結果發表時，一些人認為我們的數據有問題。但是，其他人和我們後來的工作證明我們的結論是正確的。當然，統計數據是不可能絕對正確的；只要把大的經濟圖象分別出來就可以了。
　　　　
　　（承蒙福格爾教授恩允，他的原文的中文由他自己提供。提問與回答由丁琳、容昭、姚洋等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摘自北大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