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從它開放的第一天起，就從來不是一個只學皮毛的國家。

1871年，日本使團考察歐美時，除了見識了工業以外，他們更多拜見了各國首腦，考察政府機關、議會、法院、港口要塞、兵營、農牧場、學校、報社和各種社會福利設施，參觀了名勝古蹟、博覽會等。

明治時著名的木戶孝允在考察歐美後，認為歐美的街道和自己的想象並沒有太大差異，但是有關“學校”的情況，卻“痴筆難盡”。他曾說“我國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國今日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這可不是只學皮毛的認識。

那時他們翻譯了很多西方政論的經典書籍，如拖克威爾的《論美國的民主》等，這些書後來有才從日文翻譯成中文傳到我國。

日本正是意識到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上的極度落後，才有了極度徹底的改革，才有了全方位的學習，這種學習，甚至細微到了官方服裝和舞會——大有點類似“胡服騎射”。否則很難想象只學技術——就可以把日本由一個封建國家——而且還是一個連中央集權體制都很落後的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一個現代的（19世紀的）國家。

而“只學技術”恰恰才是中國那時的弊病，中國那時似乎只承認自己大概是在技術上落後，而在文化上、政治上絕對是“天朝大國”，中國的官僚是絕對是說不出木戶孝允的話的。而當中國的有識之士真正認識到中國的落後，根本在於文化和政治、並把向西方學習的範圍擴大到這些領域的時候——即所謂的“戊戌變法”時——他們也開始嘗試搞議會，但早已晚。

現在的企業向外面學習，首先不是學技術（可能想學也學不到），而是要“建立現代管理制度”，繼續引申到“建設先進的企業文化”。—— 一企業尚且如此，何況一國家？

一個企業如果沒有“先進的管理制度”和“先進的企業文化”，是成不了“跨國公司”的。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意識形態”，是成不了“超級大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