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公開的秘密，共產黨遠非鐵板一塊，而是分成不同的山頭，井岡山時期就有三個三頭：南昌起義部隊的餘部朱德陳毅等是一個山頭，秋收起義餘部是另外一個山頭，而平江起義餘部彭德懷等是另外一個山頭。山頭之間，平時是壁壘分明的，毛澤東回憶說，不同山頭之間隔閡很大，而同一個山頭內部則無話不講，更有甚者，日寇轟炸延安不同山頭的人，躲飛機都是涇渭分明的。而林彪在井岡山時期，作為南昌起義部隊餘部的主要人物之一，能夠超越山頭的門戶之間去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這是很不容易的。
　　
　　長徵結束之後到達陝北，1937年8月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的改編，林彪執掌115師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在平型關戰役中間獲勝。此後，115師向山東挺進，並獲得較大的發展，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挺進東北，這也是共產黨的主要發展方向，看起來，林彪的運氣很好，每一次他所負責的部隊都走到了共產黨的重點發展方向上，力量膨脹當然是最快的。再後來，遼瀋戰役獲得了勝利，改變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力量對比，使得勝利的天平發生了快速傾斜；而平津戰役後四野南下，一直打倒了海南島，解放了半個中國。在為新中國奠基的三次戰略決戰中間，林彪的部隊制勝了兩次，這些輝煌戰史是不可抹殺的。
　　
　　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不可能消除的，這就是把個人的重要性與重大歷史事件聯繫起來給出解釋，把個人作為歷史潮流或者重大歷史後果的原因來理解，這樣，每一個處在歷史潮頭的人，都會被人們看作是歷史演化的內在決定因素來看待，林彪也是這樣。不要說林彪，由於北洋軍閥的快速瓦解，與北伐緊密相關的黃埔軍校都曾經被人們抬高到神話的地位上，原因無他，人們在軍校與巨大勝利之間潛在地給出一個因果聯繫。但實際上黃埔軍校僅僅招收中學生，同時也只給出極為初步的政治思想和軍事訓練，軍校學生的素質與巨大的勝利之間看不出必然聯繫。國民黨張軍長說，國民黨的失敗不是我們軍事不行，而是共軍太狡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林彪就往往被看作是“共軍狡猾”的典型代表。
　　
　　建國後，許多戰功赫赫的將領進入軍營，淡出日常政治；林彪不僅和其他戰將一樣淡出日常政治，而且由於其身體狀況極差，甚至還從軍營中間消失了。只有極少數重大政治場合，才會有他的身影，例如人們經常聽提到他參加1959年廬山會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
　　
　　真正體現林彪個人的政治價值的時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不僅出席了談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且在會議上做了有名的“政變經”發言，而且在後續系列的決策會議上，成為重要的決策參與者。1967年軍隊支左之後，林彪出席並主持4月軍以上幹部會議，四月軍委擴大會議，並對此間兩個至關重要的文件出台有着很大的影響：一是元月末的“軍委八條”，二是四月初的“軍委十條”。就這些正式的會議、決策的整體表現而言，人們很容易把林彪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鐵杆支持者。
　　
　　幾十年來，在文革和林彪的再評價中間，不停地有人要把林彪妝扮成為“逍遙派、觀潮派”甚至是“保守派”，這些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依據，1967年五一三演出之後，林彪明確支持軍隊內部的保守派組織，導致北京全部軍隊單位內部的所有造反派的快速瓦解（除了國防科工委之外）。
　　
　　很難說，五一三事件就代表了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畢竟在1966年秋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各地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普遍轉入罷工狀態，這時，軍隊介入政治並作為維持秩序的主導力量來起作用，已經是不二選擇了。在此種情況下，保持軍隊穩定，並停止軍隊內部的四大，是不得不做出的讓步。實際上，在1967年四月初，毛澤東就已經決策停止北京中學生對於衛戍區的反對活動，對支左部隊的態度是北京中學生四三派和四四派形成政治對峙的焦點問題，在毛澤東做出決策之後，中央文革實際上也迅速做出了全體表態。假如按照一些所謂的文革史家的簡單邏輯推理，顯然，中央文革在四月三號的表態證明他們是造反派，四月四號的表態則可以說明文革成員是確鑿無疑的保守派。這個方法人人都知道，叫做“抓住一點，不及其餘”。
　　
　　不管林彪事實上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如何，有些事情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黨政系統的絕大多數當權派在1966年秋天轉入罷工，結果逼迫毛澤東周恩來等文革派領導人重新建設第二指揮系統，這樣，不得不引入軍隊支左。反文革派進行政治博弈的一個主要策略是：放棄領導職責以增加社會混亂和群眾對立帶來的損失，從而讓文革派不得不考慮後果；這個策略在較不明智的底層反文革派人士那裡是公開講出來的，例如上海的赤衛隊提出要搞“停產停水停交通”。不論文革派或者反文革派官員心裡如何打算的，客觀上共同造成了官場大換班的結果，在建國初期被毛澤東有意冷藏在軍營裡面的“共產黨內部的強勢群體”，由此走出軍營並在現實政治中間取得了主導地位，這一轉變是理解林彪一生中間“政治活躍期”的關鍵背景。在九大講話中間，毛澤東引述了日本人和蘇聯人對於新政治現實的批評——日人稱為“軍事官僚體制”而蘇人稱之為“軍事官僚專政”，這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才是林彪政治活躍期的政治現實。考察林彪的政治生涯，如果脫離這個軍隊幹部主導文革走向的宏觀背景，就很難說明問題。
　　
　　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之後，1967年二月逆流期間，青海發生“二二三事件”，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下令開槍打死造反派群眾180餘人，抓捕上萬人；湖南省軍區一夜之間抓捕造反派頭頭一萬多人；四川的抓捕人數創歷史紀錄超過十萬。而在實施二月逆流之前，各地軍隊幹部優先解散軍隊造反派組織並抓捕了本系統內部的造反派成員。不管怎麼說，軍隊幹部很少支左，而是優先“支保”，這是鐵的事實。
　　
　　根據戚本禹的回憶，毛澤東原本希望把他保下來，但是，各地軍隊幹部整了無窮多的“罪證和材料”，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必須毫不手軟地把戚本禹弄下去，最終他們如願以償了，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離。在這一輪政治博弈中間，軍隊幹部實現了第一次“清君側”的目標，從而也部分測試出了文革最高指揮部的讓步底線——在軍隊的攻勢面前會保留多少守勢。江青曾經私下對重慶“反到底”頭頭黃廉明確講過：軍隊的事情不好辦，你們自己要把握好。江青這個認識是很符合實際的，因為黨政系統的當權派選擇罷工之後，為了維護秩序軍隊介入就成為必然，為了避免社會秩序混亂的擴大，就不得不對軍隊幹部中間的強烈“反文革意志”做出各種妥協。重慶的五十四軍就是長期堅持“支一派壓一派”，最後中央沒有辦法，不得不於1968年底讓他們調防雲南了事。
　　
　　在軍隊幹部完成對文革派的第一次“清君側”之後，實際上高層文革派指揮部的意圖就已經完全暴露了——為避免社會失序狀態繼續擴大的可怕後果毛周將傾向於做出任何可能的讓步。越是邊境附近和局勢緊張的地區，支持造反派群眾的力度就越小，1967年秋天毛澤東自己親口說“黑龍江炮轟沒道理”，這不是肯定潘復生對“炮轟派”的鎮壓，而是強調對蘇前線地區必須迅速穩定下來。後來廣西的韋國青等人敢於放手鎮壓“四二二”，也在於他自認為看穿了毛周的底線。事後回顧，從1968年八一五國防冶金會議之後，周恩來主持的各種會議，基本上都是以恢復秩序為主要目標，不再支持造反派群眾的合理要求，這表明中央的文革司令部已經把社會成本最小化作為第一目標。
　　
　　既然知道了文革司令部的底線和意圖，軍隊幹部中間的反文革派就獲得了明確的自由行動空間。1968年夏天，黃永勝、卜占壓等人在衡山開會，決策“捅馬蜂窩”——把參加三結合進入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人物都趕下去，並且採取極端殘暴的方式進行——發動農民進城來抓他們指定的反革命，一些地方採取讓農民去抓捕造反派頭頭並用鋼絲穿肩胛骨、腳板等在街上遊行。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其領導權一樣落入軍隊幹部手裡，並且轉過來對準造反派和群眾組織。而且，軍隊幹部並不以整造反派群眾為滿足，還長期揪住前黨政系統當權派不放，他們主持的大批判運動和輿論，始終在清算“劉鄧黑司令部”的旗號下，打擊黨政幹部。真正對黨政幹部的“路線錯誤”揪住不放的，始終妨礙解放幹部大多數的，既不是造反派，更不是四人幫，而是軍隊幹部。文革前武漢市委書記宋侃夫被“武漢警備司令部”監護了很長時間，也經常被拉出去批鬥，他對與自己一起監護的老記者說：造反派群眾呼喊口號要打倒我，那是假的，只是批判批判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就真的打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會這樣做；要是那些穿軍裝的成心要打倒，那我真的是倒了。事實證明，宋侃夫說的很準確，直到1973年初毛澤東要求“權歸政、兵歸營”、支左幹部由此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之後，他才得到解放。
　　
　　軍隊幹部當然是優先打擊對文革持理解和同情態度，並參與了革委會的那些幹部了。四川的梁興初就長期與劉結挺、張西挺過不去，山東的楊得志說跟王效禹完全無法合作，湖北的曾思玉劉豐打擊任愛生，都是出於“清君側”的計謀——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從各級黨政權力中心中間清楚出去。後來毛澤東開楊得志的“玩笑”：什麼完全不能合作，我們共產黨還跟國民黨合作過呢。
　　
　　大體而言，軍隊幹部的“清君側”活動進行了至少三輪，第一輪把中央文革中間的“王關戚”搞掉，第二輪是把新成立的革委會內部的文革支持力量搞掉，這包括清算支持文革的幹部，同時通過清理階級隊伍和捅馬蜂窩把群眾代表搞掉。到了1970年前後，只剩下中央那幾個孤伶伶的文革干將了，所以，第三次“清君側”目標很具體很明確，針對張春橋（因為在毛澤東還活着的時候，不方便針對江青），這是廬山會議的要害所在。
　　
　　康生曾經問黃廉：你知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黃廉回答說：我頭腦里糊裡糊塗的搞不清白。康生說：你清楚就對了，這次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很清楚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大量的中間群眾是不清楚的。康生這個話看起來有一定的道理：經過幾輪政治博弈之後，中國政壇中間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力量對比變化是非常清晰的，沒有人能夠施展障眼法，更沒有人能夠發布可以蒙蔽人的假消息，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來不得半點虛偽和含糊。
　　
　　李雪峰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夕告訴陳永貴：這一次林副主席是下了決心的。李雪峰要陳永貴在會上抓住機會放炮，向張春橋進攻。在事後回顧，非常清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確實在幕後指揮，要實施最後一次“清君側”行動，把文革派力量徹底從現實政治中間驅逐出去。不過，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員，頭腦非常清晰，要保護文革派的最後陣地，絕不後退，這其實就是他南巡系列講話的針對性和現實性所在。至於是否要設立國家主席，我相信雙方都不那麼認真，但是對於要不要根據對“三個副詞”的態度去揪人（吳法憲等人支持三個副詞，張春橋反對），我相信這是雙方都決不後退的立足點。張春橋在廬山會議上受到高官們的一致猛攻之後，也選擇了一種機會主義策略，王洪文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張春橋會後要求上海諸人：以後上海穩着點，讓遼寧去出頭。
　　
　　林彪的態度很好理解，由於文革期間大多數幹部失去了權力和利益，只要是能夠代表喪失權位幹部群體的利益，就能夠取得相當大的政治代表性，從而取得毛澤東身後中國政壇的主導權，這在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有明確的表述。贏得了幹部的人心就贏得了政治代表性，這個文革期間新形成的“政治機會”，那些反文革派最為敏銳並首先發現了，這是那些文革初期“保爹保媽派”的狹隘立場中間蘊含的獨到政治眼光。林立果自己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自己沒有能力實施，1975年的右傾翻案風和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在操作原理上與“五七一工程紀要”完全吻合。應該說，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動群眾並支持群眾，拒絕與既得利益集團妥協把文革變成第二個反右，結果得罪了多數幹部，這就成就了一個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策略——討好幹部就能夠取得政治代表性。
　　
　　毛澤東南巡的結果有些出乎意料，結果導致一個幼稚的謀殺策略。林立果這樣的人，是一個天生的“保爹保媽派”——對於他們來說父母的資歷和權位就是自己優勢地位的全部保障，所以，這些人很容易對文革形成的負面影響有着通透的理解。從林立果後來的表現看，他與多數“聯動”分子完全一致的訴求，如果僅僅是一個小幹部或者文職人員，他的反文革反毛態度充其量也就局限在發發牢騷或者偷偷寫點傳單什麼的，不會鬧出什麼大的動靜來。
　　
　　非常遺憾的是，林彪與葉群作為父母很不檢點地把他安插在空軍里，吳法憲又樂得拍一下馬屁對林立果授予高位，很多攀龍附鳳的空軍精英爭相託庇於林家鋪子之下，這三個方面共同造就了林立果的行動能力。同時非常遺憾地，這三個方面都不足以幫助林立果提高其策略行動的水平，結果是林立果有能力策略一次謀殺毛澤東的計劃並付諸行動，同時卻缺乏足夠的水平保障行動成功。非常可笑的是，直到所有謀殺預案都失敗之後，林立果才去求助於攀附於他的空軍英雄魯珉，要他開戰鬥機去轟炸毛澤東專列，魯珉為了避免直接拒絕林立果這樣一種不利的表現，按照醫生老婆的建議用鹽搓揉眼睛至紅腫從而住進醫院裡，並在事後揭發了他。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毛時代的人遠非個個大公無私，應該說大部分人還是時刻謀劃着去競爭稀缺的向上爬機會的，在這些積極向上爬的人看來，與林立果交往有一種積累社會資本的實際效果，有可能讓他們在以後的稀缺機會競爭中間處於優勢。林立果的眼光很有限，他能夠看到很多人圍着他轉圈子，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之所以有很多人願意圍着他轉，僅僅意味着要積累社會資本以便於自己以後的升遷，而林立果策劃的謀殺行動，恰恰會葬送那些攀附者的預期收益，這種事情按照古代陰謀家的經驗只能通過“養死士”去完成的。林立果本人做事的能力很低，但是他身邊卻麋集着一大批看起來很忠誠很能幹的精英，他簡單地以為這些人隨時都可以為他所用，這讓他產生錯覺——一種誤以為自己很強大可以掌控一切的良好感覺，而前者卻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母的光環讓感到自己應該高人一等，大量的攀附者也證明了他高人一等，但這恰恰是太子黨“眼高手低”並往往長期陷入“眼高手低”的境地。
　　
　　林立果實施了一種永遠都不可能成功謀殺，結果葬送了林彪的後路，促使他的父母也不得不選擇外逃並摔死於異國他鄉，其實，就算他們不是運氣太差而是如願到了蘇聯，也不見得晚景多麼愉快。本來，廬山會議之後，林彪雖然陰謀敗露，但是他本人表現仍然十分強硬，拒絕檢討和認錯。這很好理解，因為他本人的歷史地位和功績擺在那裡，毛澤東未必就會把他怎麼樣，就算像1959年彭德懷那樣被打成“反黨集團”，也依然能夠保持政治局委員待遇，這對於身體狀況極差本來就缺乏擔任領導工作條件的林彪來說，甚至說不上是一種多麼大的利益損失，所以，他才表現得格外有恃無恐。
　　
　　非常不幸的是，林彪的兒子策劃了一場為人們所不齒的未遂謀殺，這就斷絕了林彪後路——他再也不能認定自己是有功同時無罪的人了，而作為一個政治謀殺案主角的父親，要在當時的中國尋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去養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林立果身邊曾經圍繞着很多攀龍附鳳角色的話，顯然，這些人無非是希望通過與林立果的交往來積累社會資本，目的顯然為了自己的升遷和前途，這種現實說明，此後那些積極分子會反過來以十倍的堅決百倍的主動去批判和踐踏林家，以從反面積累政治資本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只要看一下林立果身邊的馬屁精有多少，就算是閉上眼睛，林彪也能夠匡算出來以後轉變過來向他們身上吐吐沫的人數有多少了，中國肯定不再是林彪能夠安靜養老的地方，所以，林彪吃了安眠藥之後也依然爬上了三叉戟飛機。
　　
　　從林彪的前期看，他對毛澤東思想領會的比較透徹，這也是他能夠超出同儕建功立業的奧妙所在。在文革之前，林彪的政治表現機會很少，看不出什麼特點來，我個人不相信什麼林彪一貫投機鼓吹個人崇拜的說法，如果真有人大肆鼓吹個人崇拜，按照中國的黨政體制，那應該在中宣部的“五大閻王”中間去找罪魁禍首。
　　
　　文革開始之後，林彪在政治上的表現開始積極起來，他的一些講話，從後來的歷史演變看應該說有一定的預見性。在文革前期，客觀上出現了軍隊幹部替代黨政幹部的換班進程，期間林彪一直是很積極的。到了1967年春夏文革陷入膠着狀態之後，軍隊幹部大多數表現出強烈的反文革取向，此時林彪的態度晦暗未明，無從判斷。等到軍隊幹部在現實政壇中間占據絕對優勢之後，確實如林立果所言產生了新的政治機會，這個機會需要通過整肅文革派而贏得，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確實有熱衷於把握機會的舉措。但是，鑑於林立果策劃謀殺的水平過低，我個人傾向於相信林彪未曾事先參與，但是，林彪並不能因為避免承擔後果。是他兒子的愚蠢舉動斷絕了他的後路，這是明擺着的。
　　
　　有些陰謀史學權威說，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耍手腕逼走林彪，林彪因此接收到錯誤的信息並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這完全說不通，從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拒絕檢討的強硬態度中間可以得到驗證。要是硬要用權力鬥爭來解釋林彪事件的話，很顯然要把政治上的受益者考慮在內，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加速了讓支左幹部推出政治舞台的步伐並於1973年底進行了“八大軍區對調”，終結了軍隊幹部干預地方政治的安排，這個事情的得益者是鄧小平和葉劍英，但是，這兩個人恰恰缺乏搞宮廷陰謀的條件。
　　
　　二○○九年六月十二日
　　
　　首發於“六十年代”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