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後，歐洲與美國一樣悲傷、憤怒，他們一同悼念死難者，一同發誓要懲罰恐怖分子，並全面配合參與美國的反恐戰爭。

　　那時的歐洲是美國最堅定和親密盟友。

　　但如今，很多事情在悄悄改變：

　　在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問題上，歐洲最主要的兩個國家法國和德國的態度截然相反，法德反對美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要求美國在聯合國決議框架內行事；

　　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歐洲大陸更強調自己的主權和利益，不再盲目聽任美國支配；

　　以法德為首的強調歐洲本土利益的聲音日益強勁，他們從文化、經濟和政治上抵制美國的“入侵”，他們希望美國知道，歐洲人有自己的道路要走，美國無權再對歐洲的每件事情發號施令。

　　價值觀分歧，歐美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

　　歐洲和美國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愛恨交加。歐洲說，美國太狂妄，美國信奉的霍布斯的弱肉強食哲學與我們格格不入；美國說，歐洲太懦弱，歐洲康德哲學的道德能讓世界真正和平嗎？這樣的價值觀分歧讓這對曾經的盟友之間裂痕越來越無法彌補。

　　“忽視危險或者原諒侵略只能暫時地逃避衝突，但是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

　　——喬治·W·布什

　　這是一個舒適的私人聚會，聚集了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城中頂級精英，聚會主人是布魯塞爾的首席建築師。美國金融服務公司董事長、比利時美國商會會長利奧納德·斯克蘭克參加了這次私人聚會，他身邊坐着的端莊女士奧納德被認為是比利時最富有的人之一。悠揚的音樂在房中迴蕩，人們輕聲地聊天等待開餐。坐在奧納德身邊的那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9·１1事件對美國人的打擊也許是一件好事，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教訓。”奧納德馬上大聲說：“該死的，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死了3000多人！”對於奧納德來說這個小插曲的寓意十分明顯。奧納德說：“她只是在重複她聽來的說法，真正的問題在於她每天接觸的人中有90%同意這種說法。”

　　布魯塞爾宴會上的那位女士可能屬於歐洲的上層社會，但這些天來歐洲的每一個階層都害怕發生戰爭，他們厭惡美國數十萬軍隊開赴海灣備戰攻打伊拉克，厭惡美國崇拜喬治·Ｗ·布什，厭惡美國又在做自以為應該做的事。對美國欲攻打伊拉克的反對呼聲只是歐洲人反美情緒的最新催化劑；隨便問問一個歐洲人對美國的看法，將會得到令人吃驚的回答，歐洲人討厭美國文化、討厭美國在經濟領域上的統治地位，討厭美國的驕傲自大，美國人思想的偏狹和僵化、美國人對全球暖化、世界貧困和巴以糾紛等問題的愚昧和盲目認識。

　　一年前，歐洲人說：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

　　9·11事件發生後，出於同情歐洲人曾說：“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歐洲人對美國遭受的悲劇是一片同情。

　　不要說與美國一直保持特殊關係的英國，就連時常同美國鬧點摩擦的法國也是如此，希拉克總統第一個給布什打電話表示慰問，隨後又第一個去訪問美國。法國《世界報》總編科羅巴尼當天表示：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當時歐洲民眾確實表達出一種與美國人民休戚與共的感情。歐洲民眾毫無保留地擁護政府支持美國進行反恐戰爭。

　　但是隨後美國的單邊主義變本加厲，特別是提出“邪惡軸心論”，使得美國在歐洲得到的同情喪失殆盡，歐洲人開始覺得，美國完全是一種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形象，而不是受害者。

　　一年後，歐洲人說：我們與美國有價值觀分歧

　　一位在歐洲的資深美國外交官指出這一次歐美之間不是貿易分歧，而是價值觀分歧。正是這個分歧讓這對曾經非常親密的盟友成為歷史。

　　“9·１1”事件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傾向日益突出，如美國單方面終止1972年美俄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強行推進NMD；單方面退出京都協議；退出全面禁止核試驗協定；不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對美國的制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巴以衝突中布什政府放棄了克林頓政府的立場，轉為更明目張胆地偏袒以色列。

　　美國保守派認為，這種分歧讓兩者關係已經到了不能回頭的地步：美國信奉的是霍布斯的弱肉強食哲學，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強者才能生存；而歐洲信奉的是康德哲學，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講究公平和理性。美國認為實行多邊主義是軟弱的表現，能挑頭搞單邊主義才是強人的表現。這種分歧在美國看來是“歐洲懦弱”。

　　這種感覺並不是單方的，美國和歐洲都認識到了嫌隙。曾比布什最親密的朋友布萊爾更加親美的英國保守黨前內閣大臣，最近在一次午餐聚會上形容布什為“令人恐怖的”、“無知的”、“一個堅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的人”、“像一個手拿已被拉開引信的手榴彈卻到處跑的孩子”。

　　布什有多正義拉丹有多邪惡

　　“我們現在生活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新一代的爭戰中，布什是新基督教的極端主義代表，本·拉丹是新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的代表。”

　　——皮艾爾·哈森納

　　隨便聽聽歐洲人對美國的抱怨，經常會聽到用那個“有毒的德克薩斯人”來稱呼布什，這個稱呼是一個美國外交官給布什的外號。布什總統處理美國內部事務的原則讓許多歐洲人不是非常厭惡就是感到奇怪，例如：美國的槍支文化、過分崇尚基督教、反對墮胎、狂熱愛國。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一份世界性調查顯示，美國人的基本價值觀明顯比歐洲人傳統，這種價值觀與印第安人和土耳其人的比較接近。

　　歐洲人最討厭的是布什的驕傲自大、強硬的語氣、在演講中經常借用上帝，這些是布什在美國遭遇9·１1事件後逐漸養成的習慣。巴黎的政府官員德科瑟伊說：“我們這從來沒有人用布什那樣的口吻說話。”

　　位於巴黎的國際關係研究和調查所研究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專家皮艾爾·哈森納說，“‘我們是正義的化身’，這樣說簡直是廢話。畢竟，謙卑是人類的傳統道德，給敵人戴上邪惡的帽子並賦予自己正義的使命是不道德的。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教授恩哈德·西德巴德特說，如果將戰爭放到道德的領域討論，“歐洲認為這種說法是美國有意將強權掩蓋在邪惡和正義的區分之下。”德國外交部德美關係研究員簡單地說：“美國的自信顯然比我們要強很多。”

　　攻打伊拉克，激化歐洲反美情緒

　　隨着攻打伊拉克這一場並不受歡迎的戰爭的逼近，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埋怨和憤恨明顯增長。這對同盟之間目前保持着的仿佛是山雨欲來之前的平靜。其實，真正讓歐洲感到擔心的是日益甚囂塵上的美國單邊主義政策傾向。英國一位議員公開宣稱，“布什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讓世界感到擔憂，日益被視為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不是別人，而是布什”。

　　“我們是華爾街、議員和跨國公司的奴隸。”

　　——本傑明神甫

　　在歐洲，對美國的厭惡一天比一天強烈，法國最暢銷的書是《極度可惡的騙子》，而在英國最暢銷的書是《為什麼人們討厭美國》。反美運動的隊伍里甚至出現美國人自己的身影，美國批評家邁克爾·莫爾就是其中一員，2001年他寫了一本書《愚蠢的白人》，結果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到現在正進行第31次印刷。然後他盯上了美國槍械文化，按他自己所說他的紀錄片新作《科倫拜恩的保齡球》，是對美國畸形的靈魂所作的一次研究。

　　一位年長的美國外交官說：“歐洲的反美情緒正在急速上漲。”一名英國官員說，美國除了武器核查以外再沒有更好的理由向伊拉克開戰，而美軍向海灣地區軍事集結的還在一步步進行，“人們變得特別躁動不安。”

　　生於法國的吉恩·本傑明神甫，也是意大利知名音樂家，用音樂來反抗布什政府。本傑明神甫的小說《瞄準伊拉克》第一次印刷出版在3個月內就賣出了1萬本，現在又在趕印第二版。本傑明還創作了一首流行歌曲《總統先生》，意大利的電台經常播放這首歌，“嘿！總統先生／我們都已經知道／我們是華爾街、議員和跨共公司的奴隸／英國人的稅收到了美國人的荷包／為了消滅一整個民族／去統治伊拉克和庫爾德人”。

　　上星期，美國和英國繼續討論對海灣的調兵遣將，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賈維爾·索拉納警告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薩達姆研製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歐洲“很難”支持這場戰爭。歐洲三大國的領導人也被夾在兩股強大的勢力之間左右為難：一邊是自己國家的公眾反站；一邊是堅決要顛覆伊拉克政權的美國。

　　德國：反對攻伊我不想再跟着美國跑

　　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德國人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間，德國總理施羅德競選連任時就向公眾保證德國不會出兵幫助美國“倒薩”。德國是美國在歐洲大陸最強大的盟友，施羅德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態度讓布什非常失望，這導致了美國和德國關係惡化。而柏林的觀察家認為施羅德此舉簡直不可思議，一直想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德國竟然會對美國投出反對票。

　　有分析人士因此指出，大選之前德國政府作出反對軍事打擊伊拉克的決定，其內政方面的考慮比外交方面更多一些。施羅德在社民黨動員大會上就說了，德國是個有自信的國家，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德國都將走“德意志道路”，不會效仿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施羅德的這些話顯然是說給選民聽的。

　　法國：模稜兩可我必須給自己留一手

　　法國總統希拉克雖然公然宣稱反對美國越過聯合國對伊動武，但還是給自己留了一手。希拉克曾說過這麼一句模稜兩可的話：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法國一定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避免異常中東地區所“不需要的戰爭”。此話一出，引起多種猜測。有說法國將對美國提案行使否決權；有說棄權；還有說是暗示法國將參與對伊動武。但不管怎麼解釋，這話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也是說給阿拉伯人聽的，法國給自己今後的行動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活口。

　　上星期，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即使聯合國安理會同意美國攻打伊拉克，也僅有15%的法國人同意法國參戰。到現在為止，希拉克的動聽言論還暫時可以安撫法國民眾，但是這是不能長久的。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專家分析，“希拉克和他的同夥深信如果法國以後要在中東地區扮演一個角色，那麼我們就必須和美國在同一邊。”而如果希拉克真的因為種種原因站到了布什的身後，那麼他的選民和支持者將會有被背叛的感覺，而且還會責備美國“欺軟怕硬”，同樣也會這樣責備他們的領導希拉克。

　　英國：支持布什我只能不遺餘力相助

　　而布萊爾在自己的工黨內部仍不遺餘力地支持布什攻伊，上星期布萊爾警告聯合國核查小組應該竭盡全能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他還在一次演講上長篇大論地講述反對美國的壞處，布萊爾稱之為“愚蠢地放任”。但是布萊爾也裝模作樣地對華盛頓提出建議，“人們傾聽美國的聲音，並且同意美國，但是人們也希望美國能夠聽聽他們的聲音。”

　　在攻伊問題上，布萊爾對布什亦步亦趨。但在中東問題上，布萊爾有自己的打算。布萊爾已經發現布什對中東問題的冷漠觀望態度，因此布萊爾曾在對英國外交官發表講話時，呼籲美國“對除反恐和伊拉克之外的其它事務予以同樣的關注”，言下之意就是美國也應真正致力於推進中東和平進程。

　　但美國仍然在這一問題上保持曖昧態度。英國倡導召開的中東問題多邊會議，也因以色列不允許巴勒斯坦代表參加而未能如期召開。在布萊爾的一直堅持下，會議14日終於在倫敦召開，可是巴勒斯坦代表只能通過電話會議參與討論。

　　像其他歐洲領導人一樣，布萊爾深信未能成功解決巴以問題，導致伊斯蘭國家認為，不論是反恐戰爭還是對伊開戰都是為了向伊斯蘭世界挑戰。

　　布萊爾上周發表演講含蓄地譴責布什對巴以問題的漠不關心，他說：“如果不能出現真正的力量來帶領世界持續和平，那麼無辜人們的未來還會被恐怖主義侵擾。恐怖分子在我們消滅老成員的同時會以最快的速度吸收新成員，除非我們去主動爭取那些傾向中立、容忍和理性的人。”

　　歐洲不買布什的賬

　　在歐洲國家眼中布什的另一大難以容忍的外交政策就是將伊朗、伊拉克和朝鮮歸入“邪惡軸心”。不論這種說法是基於什麼理由，“邪惡軸心”這個詞將幾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混為一談在歐洲看來是不妥當的。

　　布什要攻打伊拉克的最根本說法是，薩達姆實在是壞得無可救藥，因為他使用化學武器、進攻鄰國，並且長期以來致力研究核武器。朝鮮沒有使用化學武器，但是朝鮮長期就和日本就“朝鮮綁架日本人”案糾纏不清，10日朝鮮發表聲明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且稱短期內要重新啟動核反應堆。布什說談判才是解決朝鮮問題的恰當途徑，許多歐洲國家要問，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伊拉克，而非要用戰爭解決呢？

　　歐洲認為答案就是：石油。根據調查，76%的俄羅斯人，75%的法國人，54%得的德國人和44%的俄羅斯人認為，掩藏在布什好戰主義後的就是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欲望。而美國人，包括那些反對戰爭的美國人，則更加願意相信布什是為了給世界帶來和平。但是歐洲人不是那麼容易欺騙的，歐洲不買美國的賬。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關係調和組織領導克萊門斯·羅納菲德說：“伊拉克從上次海灣戰爭攻打科威特後，就再也沒有侵略別的國家。伊拉克這次對聯合國核查小組非常合作。真正驅使這場戰爭的是經濟利益——石油利益。”克萊門斯和他的夥伴們策劃在德國組織一次全民遊行抗議攻打伊拉克，還策劃在歐洲各個國家首都組織聯合遊行示威活動。

　　歐美的未來，斗而不破和而不從

　　歐美未來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鬥爭將繼續下去，使雙方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一再受損，但不會動搖其根基，同時，歐美“冷戰”期間那種“夫唱婦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歐洲在與美國合作的同時絕對不再“盲從”美國，而是勇於與美據理力爭。可謂歐美“斗而不破、合而不從”8個字概括大西洋兩岸關係未來之走向。

　　“如果美國單獨行動，那他就是單邊主義者；但如果美國要拉上些盟友，人們還是會在後面亦步亦趨。”——布萊爾

　　歐洲和美國其實也很相似

　　那些經歷過一些歲月的歐洲人和美國人可能會說：不要再互相抱怨了，我們以前也曾這樣。

　　過去歐洲和美國一直虎視眈眈地盯着對方，而且雙方經常發生糾葛。從英、法、以聯合對埃及的發動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到里根總統上台後決定在西歐部署新一代核導彈，歐美一直糾紛不斷。

　　其實就某些方面來說，目前的歐洲和美國非常相似，這種相似程度前所未有。雙方之間商業滲透的程度、年輕人橫跨大西洋到對岸去學習和工作的人數、迪尼斯大眾文化的傳播等等，都比以前更加頻繁和廣闊。這種文化的交換十分微妙：儘管雙方都在互相影響，但是美國的觀點影響的力度和範圍更大更廣，歐洲人在享受美國好萊塢帶來的樂趣同時又在憤恨它的存在(不管美國流行文化多棒，它造成的過於廣泛的影響都為它帶來反面效應)。總的來說，在歐洲的許多地區，美國既受歡迎又被謾罵，這種充滿矛盾的色彩非常鮮明。

　　從歷史的角度看，法國曾經是受美國強權壓迫最嚴重的歐洲國家。但法國和美國尤其相像：都相信自己的國家被賦予獨特的使命；都有非常強烈的愛國情緒；都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法國一家調查機構負責人史蒂芬·羅茲斯稱，“法國其實也希望將自己的價值觀帶給全世界的國家，就像美國現在所做的一樣。但是法國也看到了美國利用自己的超級強權，並沒有為全世界的利益造福，而是只給自己國家帶來利益。”當然，也由國家認為法國其實也是一樣。A?

　　強權是難以抑制的誘惑

　　一個和平委員會的負責人日納托·馬蒂諾，用一個比喻來形容美國的獨斷專橫，“權力是一種誘惑。房內有一瓶酒，而只有你一個人，你就忍不住會不時地去喝一口酒，而到最後你必定會酩酊大醉。同時你完全忽視了那些可能只想要喝一小口的人。”

　　對歐洲而言，當美國開始用“你必須做出選擇，服從我或反對我”的方式對待歐洲後，雙方的盟友關係就開始漸漸結束。法國廣告協會常務董事，58歲的傑克斯·比利認為：“不論雙方在外交和國家戰略方面有多大的爭議，底線是我們還應該共同分享利益和目標，”基本上來說，歐洲仍然認為美國毫無疑問是這個世界的領袖。

　　但是問題的關鍵不是這個，比利認為，“美國看起來根本無法接受別的想法存在，即使其他人的想法合理也合法。歐洲和美國的關係已經不再是互惠互利了，我們做許多事情在美國看來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只因為我們沒有按照美國的模式去做而已。”一名地位較高的英國官員說：“歐洲不滿美國的強大力量，在文化、經濟方面的美國的成功。”但一名捷克外交官認為布什的囂張只是反映了事實，“當你非常強大了，你很難約束自己不使用強權。”

　　上周，布萊爾發表講話試圖再次“勸阻”布什政府“老子天下第一”的觀念，這些東西已經使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布萊爾希望美國政府能夠“放開眼界更多關注世界的貧困問題，關注穆斯林世界的反應，讓美國和英國所持有的價值觀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以使世界接受他們所主張的自由、人權、法制理念以及民主觀點”。布萊爾還指出要實現這些目標，只有“通過公正、平等和合作……否則，世界上其他國家將認為我們(美英)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他們(強加)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布萊爾這番話的潛台詞很明顯：喬治，這些話本來是該你說的。

　　除了由於美國的單邊主義造成的這些緊張之外，歐美關係其實一直以來都處於徘徊狀態。歐洲人喜歡美國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是這一比例依然很高：德國達到了61%、法國達到63%、意大利達到70%，在英國更是高達75%，而俄羅斯則升高了24點，達到61%。即使那些在大街上高呼反對美國未經聯合國批准就打擊伊拉克口號的群眾(比如去年11月意大利佛羅倫薩50萬人反美遊行)中，喜歡和推崇美國的人也不少。烏比諾大學現年33歲的講師／研究員卡特琳娜·多納蒂抱着自己1歲半大的孩子參加了佛羅倫薩的遊行，但她承認她“熱愛美國”，而且“美國人能夠用自己的邏輯推翻歐洲人堅持了幾個世紀的教條和惡習，而歐洲人自己不具備分析和批評的能力。”但面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多納蒂還是忍不住憤怒想表達一些不滿。

　　唯有討論才能消除分歧

　　大西洋兩岸的首腦人物都意識到雙方之間的分歧可能帶來的危險，並且努力消除這種危險發生的可能性。雙方希望能夠有一個討論的環境，以便消除分歧，並把危害歐美關係的影響降到最小。

　　英國保守黨的幕後領袖邁克爾·哈沃德已經把“大西洋合作關係小組”的規模擴大，這個小組專門招募歐美的資深人物，為歐美關係出謀劃策，哈沃德說：“我們希望雙方能夠有這麼一個討論的環境，以便消除分歧，並把危害歐美關係的影響降到最小，這樣做的重要性很大，不僅關乎到歐美關係，也關乎到世界的各方的關係。”

　　同時華盛頓方面似乎注意到歐洲的不滿情緒，也很配合，儘量不弄出什麼事端來。不管怎麼被妖魔化和諷刺，布什在去年11月北約峰會上的演講還讓各國的首腦認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跟各方的溝通也很到位。

　　首先，布什要處理好伊拉克問題，他要走哪條路，在歐洲人眼中意味着美國是要選擇領導這個世界還是選擇與國際社會合作，從長遠來看，由於非歐洲裔移民只會越來越多、而美國的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向西南地區，美國對歐洲的關注度只會越來越低，而歐洲自身也越來越“向東看”，加快了歐盟東擴的步伐，不斷吸收新成員，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將會更加緊張。

　　其實，盟友關係就像家庭關係，隨着成員的越來越“大”，爭吵是不可避免同時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也有的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和造成了威脅和仇恨，有時候古老的決鬥方式要比平心靜氣的說理受歡迎得多，但是，不管怎麼說，任何智者都會告訴你，要保持家庭和睦，各成員就要經常談談。

　　一個歐洲人的看法

　　對歐洲人來說，美國是一個躲在傲慢自大和無知的堡壘里的國度，美國需要向世界敞開心扉�

　　歐洲是美國最傳統和最大的盟友，同樣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使得它們總能保持同步行動。然而，隨着美國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日益穩固，它為了實現保障和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必定會損害其他國家甚至犧牲盟友的利益。因此，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裂痕就出現並日益加深。我們在這裡刊登了一名歐洲人對現在美國的政策、文化和社會的看法，從中不難看出歐洲人對美國的不理解和對自身的自豪感。雖然本文的看法並不表示歐洲與美國有了根本性的利害衝突，但也可以看出歐洲與美國並非鐵板一塊，各自的利益追求使得雙方的衝突不斷發生。

　　歐洲人曾經將美國看作是一個魅力與迷惑的混合體，現在，歐洲對美國的懷疑與時俱增。一個為自己的經濟成就而無比自豪的國家怎麼會有那麼多極其貧困潦倒的人？一個堅持不懈追求法治的國家怎麼會總是游離在國際組織和各項國際協定、法律之外？一個世界的民主政治為何掌控在少數富人集團的手中，並為其利益服務？對於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為何一個創造了如此豐富多彩文化和巨大物質財富的國家，法律對它來說會變得如此沒有約束力？”

　　以“9·11”恐怖襲擊事件為分界線，美國對待外來事物的態度由充分包容轉變為敵視，現在輪到歐洲人要求美國不要“閉關自守”了。

　　我可以列舉出滿滿一頁紙的美國人的姓名，他們有力地影響着我，給予我殷勤的款待，並教育着我。他們的表現使我對美國充滿欽佩：這個國家充滿不斷創新的思想，它總有信心將事物改變得更好。那就是我於1978年至1983年期間居住過的美國，我曾非常享受在那裡的生活。那時的美國擁有一種法治的信念，這種信念使得美國人只相信“文化、種族、宗教多元化”對美國的發展所提供的充足養分，而不是認為這些“舶來品”是“異端威脅”；這種信念使得美國擁有充分的寬容精神，歡迎來自全世界的不同思想，並從中汲取自己所需的養分。但自從“9·１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這種寬容的信念已被“懷疑”所取代，美國變成了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只通過美國特有的猶太人形態的翻譯來衡量一切外來事物的國家，它被加上了一道“部落的大門”，這道大門的自我防衛性相當強。為了將“其他(人或事物)”拒之門外，美國開始消除其社會裡固有的多樣性的社會階層網，其社會變成了單個人的隨意而雜亂的集合體。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變得偏執而孤立。

　　上述種種確實不應是任何一個人所夢想的美國所該具有的；這是一種終極手段，而不是任何人的選擇。對於上個世紀美國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社會、經濟、政治和哲學方面的新貢獻來說，美國出現的這些變化尤為諷刺。在那段時期，由於沒有受到歐洲人那些勢利思想的阻礙，美國的思想家們進步速度飛快，他們勇敢、富有創新精神，他們堅定地用公眾語言作研究和發表意見。但不幸的是就在同一時期，美國媒體產業獲得飛速發展，對一些簡單故事和瑣碎新聞的關注度超過了其他事物，媒體只注重如何為人們提供娛樂。作為這樣發展的惡果，美國真正的財富——原創思維和精密的思想被大大浪費了。

　　美國信仰正統派基督教的右派勢力和大的跨國公司充斥着政治舞台，其領導層由於無知而產生的傲慢令歐洲人十分反感。

　　美國人這種目光短淺的思維，由於左派在政治舞台上的淡出而更趨惡化。事實上美國媒體漠視，使得左派從美國對自身文化的反省批判中退了出來，並日益邊緣化。左派人士看起來已滿足於對瑜珈術和性的研究，這就使得美國信仰正統派基督教的右派勢力和大的跨國公司充斥了政治舞台。教會與政府的分離看起來也遭到了破壞。政治演講在各種說教方式中占了支配地位，就像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促進美國人的“家庭價值觀”，就是通過演講向外傳播的，他還通過演講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就是不愛美國。布什說的“你們要麼和我們站在一起，要麼成為我們的敵人”，簡直不像是美國總統發表的講話，反倒像一個狂熱的伊斯蘭教極端分子說的“黑話”。

　　當歐洲人對美國發出如此這般的批評時，美國人一定認為他們是出於嫉妒，那種“他們想得到我們已經擁有”的思想會自然湧現於美國人的心頭，美國人還會認為“如果他們(歐洲人)得不到，他們一定會阻止我們得到”。但是每個人都想要美國人已擁有的東西嗎？這個嘛，歐洲人只想要這些東西中的一部分，卻不會要剩下的那些東西：比如一直高企的暴力犯罪率，經濟上的種種不平等，功能性文盲，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污染以及本國的毒品泛濫。美國總統布什最近公然宣稱，美國是“人類前進過程中惟一倖存的典範”。或許一些美國人會認同布什的這種自信，但其他美國人和所有歐洲人卻將布什的表態看作由於無知而產生的笨拙的傲慢。

　　歐洲人更關注整個社會裡大多數人的成功與進步，美國則更強調競爭，強調“適者生存”，這令歐洲人認為美國社會孕育着較大的動盪與危機。

　　歐洲人更趨向於關注免費的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失業者的利益，社會住房供給等諸如此類的人類前進過程中更應關注的問題。這並不僅僅是利他主義，而且是一種諒解，一個社會中如果有着太多的失敗者，將會傷害到社會裡的每個人。對社會中的每個人來說，有一個保障網絡總好過由於失敗事件而產生憤世嫉俗的低下階層。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些想法意味着社會主義，龐大的政府和保姆式的國家。就算這樣又怎麼樣呢？結果是：歐洲的持槍犯罪率和殺人案件更少些，貧窮人口更少，生活質量比美國要高，這些都使歐洲人感到很詫異，為什麼美國人不想得到歐洲人已經擁有的東西呢。

　　美國常常將“美式道路”看作惟一道路，堅持認為它的自由市場達爾文進化論是“人類社會前進”惟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但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當人們在無情而殘酷的達爾文進化論所奉行的“競爭”中深受其害時，他們不該停下來想一想，是否該多考慮一下共同利益和分享生活呢？美國作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強權大國，它可以築起足夠高的圍牆保護自己不受21世紀裡種種煩擾的糾纏，它可以安枕無憂。但這裡有一種比上述方法更好的安全形態可以為美國所採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再次結合，不要與它們斷絕聯繫；停止製造敵人，開始發展自己的朋友。也許這麼做將要求美國採取與所有曾經出現過的帝國不同的行事方式，但那不正可以表示美國與以往帝國的不同之處嗎？

　　文章來源：《時代》周刊

　　本文作者：BRIAN ENO

　　一個美國人的看法

　　對美國人來說，歐洲人幼稚、膚淺而且只看重自己得失�煔W洲需要變得更真誠

　　歐洲人對美國看不順眼，美國人自然也看歐洲不順眼。雖說兩者是“表兄弟”，但到了關係自身利益的時候，“表兄弟”又如何？照貶不誤！從以下刊登的一名美國人對歐洲的看法，可以得知美國人對歐洲的不滿正在日益加深，表面上和睦相處，實際上卻勾心鬥角。

　　任何在歐洲呆過的美國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景——通常在晚上11時，與客人們享受完波爾多葡萄酒後，邀請你的這位歐洲朋友眼睛就開始變得有點呆滯，眼珠子盯着餐桌緩慢地轉動，直到你開始注意到他憤怒的言論。然後，他就開始炮轟美國現有的外交政策和美國，從美國總統喬治·Ｗ·布什是個牛仔到美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到美國的死刑制度再到安然的經濟醜聞。當然，這是歐洲人的傳統，但是當你聽到曾經在“9·１1”後從巴黎打來電話慰問，並抽泣着要跟美國同甘共苦的人這樣數落美國時(就像我最近所聽到的)，心裡當然會感到不舒服。

　　“9·11”後的片刻團結未能使歐美真正走到一起，反美情緒依然高漲，歐洲人已經開始質疑美國曾經繁榮的民主制度。

　　是什麼促使歐美之間的團結髮生了變化？“9·１1”後，歐洲各國首都的美國大使館前擺滿了悼念的鮮花，德國舉行了悼念音樂會，歐洲大陸進行了3分鐘的默哀，這種團結都到哪裡去了？這些現在看來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大多數的法國人和俄國人都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他們認為美國只是為了尋找一個藉口來攫取伊拉克的石油。一個財政紀錄極度糟糕的德國官員因為在每一駐足點都嘲笑美國的自大傲慢而得以連任。

　　歐洲人在“9·１1”後致以哀悼的誠意是無可置疑的。但在這以後，歐洲人的轉變卻顯得那麼突然，那麼強烈、那麼集中以致我開始擔心歐洲人反對美國並不是因為美國要攻打伊拉克，而是因為他們自己。這就是我的意思所在。幾十年來，無論是哪種意識形態的歐洲人都在質疑西方繁榮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經越來越衰弱，以至於不能保護他們了。當美國開始在阿富汗驅逐恐怖分子支持的塔利班政權時，歐洲面對着的是，它的盟國正在做一些歐洲自己不會也不能做的事情。這時，歐洲人就可以選擇到底現在美國是不再那麼衰弱了呢，還是不再像歐洲那麼民主了。但是基於歐洲大陸的自我形象，相信這個選擇不難做。

　　歐洲人強烈反對經濟全球化，認為美國將因此成為壟斷者；美國人認為歐洲人其實是一群愛吃白食而又滿腹牢騷的人，他們容不得歐洲人對美國品頭論足，他們覺得歐洲人總是給美國帶來麻煩。

　　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使歐美兩塊大陸的分歧越來越大。美國人從來都不支持對全球化的批評，因為我們並沒有經歷像法國那樣起伏不定的罷工潮或是德國膿瘡般的失業率。在完美的市場邏輯下，歐洲反全球化分子抱怨鼓勵專門化的經濟全球化模式將使美國成為西方軍事防禦領域的專家—專利者。有了專利權後的表現當然就會像壟斷者那樣目中無人，而美國的情況就是，不成比例地製造污染，到處仗勢欺人，藐視歐洲在某些問題上的標準，如多邊協商和死刑。而且在壟斷的情況下，如果你恰巧看中了他們的產品，你必須用更好的商品去換。

　　美國人的觀點是歐洲人其實是一群愛吃白食而又滿腹牢騷的人。他們接受了卡內基基金會的防禦戰略家羅伯特·卡恩所說的“免費安保”，也就是由美國人在歐洲駐軍並提供武器，保護歐洲大陸。如果歐洲人想在西方防禦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他們就必須付出代價，即使這意味着他們要少買那些垃圾的卡車或是去纖顫器或是歌劇院。所以當歐洲人在餐桌前做那些熱情洋溢的評論時，美國人會懷疑他們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

　　在一些美國人看來，歐洲人對美國品頭論足，頗有點“占了便宜還賣乖”的勁頭兒。“歐洲人的麻煩是，每當遇到麻煩總是要向大西洋彼岸求援；而每當麻煩過去，又總是期望美國人能聽他們來講該如何治理美國。”這就是一個美國人對歐洲人的評價。

　　美國人在諸多方面都對歐洲感到不滿，譬如政策、文化遺產，在美國人眼裡，歐洲沒有一樣東西是在行的，卻又自以為是。

　　但美國人卻不僅僅是說到做到那麼簡單。我們會不斷地改變戰後歐洲人一貫的反美思想。我們認為自己是歷史的一部分，即使其中有些必要卻醜陋的行為，但是歐洲人卻居住在一個膚淺的世界裡，只是居於歷史的表層。歐洲人是物質主義者；歐盟國家對於戰略戰術這些問題的概念比較模糊，因為她們的戰略都是由那些沉溺於交易和金錢的當權者制定的。歐洲人比我們更重視身體上的快樂：他們為快樂而做交易，而且對他們的食物特別講究(順便說一句，他們的食物已經不再比我們的優勝)。從歐洲古老的觀點來說，如果是“遺產”是根據家庭傳統和宗教價值來判斷的話，那麼歐洲人已經不再擁有這些遺產。在美國人的眼裡，在一個許多丁克家族的地區里根本就很難擁有家庭傳統(歐洲國家每個婦女的生殖率是1.47個嬰兒)，在一個只有不到20%的人會定期參加禮拜的地區(歐洲)，也很難擁有宗教價值。

　　但在美國人內心深處埋怨的是，歐洲人幼稚又粗野，這又一次顛倒了老歐洲人的觀點。歐洲人要從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些毫無價值的東西來挑剔美國人，嚇唬美國人的話，這非常容易。但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有什麼是歐洲人真正感興趣的呢，這比她(歐洲)的業餘愛好更重要。歐盟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拿出對伊拉克的可行計劃？對中東的？對朝鮮的？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不再相信強權政治，這是我們應該感到高興的。問題是，戰後的歐洲人覺得他們在戰略戰術方面與美國的差異是，他們所得到的不是特定的歷史經驗，而是一個新的，更高層次的道德觀。這就是喬治·伯納德·莎所談到的，他認為一個野蠻人的定義就是把他部落的風俗認為是法律所規定的。

　　文章來源：《時代》

　　本文作者：CHRISTOPHER CALDWELL

　　本版編譯塵塵 阿哲 盆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