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談“戰略機遇期”與中美關係
2003-01-22 11:05:47 了望新聞周刊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２１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全局”自然少不了國際戰略方面的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美關係。

　　自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來，發展中美關係就一直是中國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關鍵環節。

　　由於中美雙方的實力存在着相當大的差距，雙邊關係是不對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是影響雙邊關係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判斷未來２０年內中美關係的前景，主要是看美國對華戰略和政策的變化趨向。而美國的對華戰略又直接受其全球戰略或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因此，要考察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必須首先考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確立了以維護美國霸權為總目標的國家安全戰略，即霸權戰略。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又確立了三大具體目標，即：維護美國及盟國的安全；擴展美國經濟；在世界推進民主。冷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是圍繞這“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展開的。在克林頓時期，三個基本點或三大支柱基本上是並立的，在安全戰略報告中，維護安全放在第一位，隨後才是擴展經濟和推進民主；但在許多場合，克林頓政府又宣稱擴展經濟是它的首要任務；從克林頓政府的外交實踐來看，它又特別關注推進民主，由於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安全形勢和經濟形勢比較好，克林頓政府實際上是將推進民主當成了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內容。在維護安全層面上，美國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是遏制能夠挑戰美國一超地位的大國，即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二是對付恐怖主義和“無賴國家”的直接威脅，特別是它們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主要是核、化學和生物武器、英文簡稱ＷＭＤ）所帶來的安全威脅。不過這兩個方面基本上也是並立的，很難分清孰輕孰重。

　　布什政府上台後，主要是受共和黨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和軍工利益集團的影響，開始調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其基本取向是：在三大支柱中，突出“維護安全”；在維護安全層面，又突出對付中國和俄羅斯等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在中、俄這兩個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中，將中國排在俄羅斯之前，作為第一號的競爭對手，為此，布什政府加快了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正是由於這種調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美中、美俄之間的磨擦明顯增多。

　　然而，“９·１１”事件打斷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這一調整進程。恐怖襲擊事件表明，是國際恐怖主義而不是所謂潛在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了現實的威脅。正如約瑟夫·奈所說的：“９月１１日使一切都變了”，“美國的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護我們免遭敵人在美國本土上對我們進行攻擊”。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家們就一直在為美國尋找對手，並為此而爭吵、煩惱，“９·１１”事件幫他們解決了這一難題。另一方面，“９·１１”事件雖然給美國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人員、財產損失和社會心理創傷，打擊了美國的經濟，但客觀上卻為布什政府鞏固執政地位創造了機遇。對“９·１１”危機的處理以及隨後的反恐戰爭，使布什政府的威望大為提高。“９·１１”事件極大地激發了美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激情，如何順應民眾的願望以爭取民心，也是布什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兩方面的需要，都促使布什政府對國家安全戰略作出新的調整。

　　以２００２年９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公布為標誌，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出台。與以往相比，雖然美國推進霸權戰略的總目標未變，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確實有重大的調整。最突出之處就是核心任務發生了變化。在新的安全戰略中，打擊恐怖主義成了第一要務。這與“９·１１”事件後美國國內安全問題凸顯密切相關。布什政府不僅將“打擊遍及全球的恐怖分子的鬥爭”看成是一場戰爭，要“利用擁有的一切手段”來打贏這場戰爭，而且還認為反恐“是一項長期的全球性任務”。與反恐密切相關的是防止ＷＭＤ擴散。雖然“基地”組織製造“９·１１”事件時並沒有使用ＷＭＤ，但美國堅信，恐怖分子和反美的“無賴國家”正積極尋求掌握ＷＭＤ，如果它們使用ＷＭＤ襲擊美國，對美國造成的危害會成百倍地增大。所以，反恐必須與防擴結合起來。從阿富汗戰爭基本結束後美國將主要注意力轉到“打伊倒薩”上的實踐來看，美國已經將反恐與防擴合二為一。新的安全戰略一方面使克林頓時期的三大支柱不再並立，而是維護安全這根支柱遠遠超越其他兩根；另一方面使維護安全中的對付恐怖主義、“無賴國家”、ＷＭＤ擴散等直接威脅遠遠超越對付潛在戰略競爭對手。

　　核心任務的變化必然帶來實現任務手段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處理大國關係。新的安全戰略對俄羅斯和中國進行了重新定位。美國不再把俄羅斯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是戰略夥伴。新安全戰略明確提出：“在２１世紀，美國與俄羅斯已不再是戰略對手”，“美國已經着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新安全戰略還指出，美國正在進一步拓展與俄羅斯在全球性反恐戰爭中業已寬泛的合作，幫助推動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對俄貿易和投資，在北約——俄羅斯理事會（２００２年５月份成立）的框架下，與俄在歐洲安全問題上深化合作。

　　美國新安全戰略對中國的戰略定位雖然與俄羅斯相比有相當大的區別，但是也不再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而是提出“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出現。”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在２００１年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中國仍被不點名地視為可能出現的“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而新安全戰略則認為，美中在經貿、反恐、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夠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戰略還強調，目前美中的年貿易額已超過１０００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中國目前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將進一步促進美國公司對中國的出口，並且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正是由於美國新安全戰略對中國有了新的戰略定位，所以對華政策才會出現明顯的回調，其基本取向是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這種以合作為基調的對華政策，其主要內涵是同中國進行反恐防擴以及經濟和地區安全方面的合作。

　　從中國的角度講，美國安全戰略的調整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首先，美國將反恐防擴作為核心任務，從而暫停了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進程，這就減輕了中國的戰略壓力。其次，美國在反恐防擴上積極尋求中國的合作，從而使中美關係發展又增加了一塊基石，而且這塊基石有可能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第三，美國將維護國內安全放在安全戰略的突出位置上，從而相應降低了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地位，這有利於緩和中美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減少磨擦。第四，美國的對華“合作政策”有助於抑制“台獨”勢力的發展。美國的對台政策是與對華政策掛鈎的，布什政府要尋求中國的合作，就必須在發展對台關係上有所節制，這無疑不利於“台獨”，從而為維護台海地區局勢的穩定創造了條件。而台海局勢的穩定又有助於減少“台獨”勢力干擾、破壞中美關係的機會。

　　當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隻是階段性的。待反恐防擴任務完成或告一段落後，美國可能還會撿起“９·１１”之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到那時，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將會有實質性的改變，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只能是一個時段，而不會是無限期或長期的。此外，現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消極方面，如“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更加明顯的贖武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借反恐之機加緊軍事擴張，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擴張等，也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一定的挑戰。如何化解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充分利用機遇發展中美關係，使之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戰略機遇期”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良好的中美關係本身是制約美國對華戰略向“敵化”中國方向滑動的重要因素。

　　總之，中美關係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支點，而“戰略機遇期”又為發展中美關係創造了極好的機遇；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又會為“戰略機遇期”後中國外部環境的營造和新的“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創造條件。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劉建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