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張藝謀、劃時代的《英雄》

作者：老幺

年初的時候，朋友從國內來電，大嘆《英雄》如何如何火爆， N名男士邀她看電影，竟然都是要看《英雄》。老幺揣度這些男士的“不良動機”，心中忐忑，然而寬慰道，“如此火爆的電影，想必就是多看幾場也是不枉的。”

朋友堅決地說，“No，No，我自己先去看了！”老幺暗喜，自作多情道，“其實與男孩看電影也沒什麼，只要你開心，我是不會反對的。”她笑了，“我是怕吵架！《英雄》炒得熱，吵得也熱。我擔心與人看完電影后，三言不合，就跟人辯了起來…”

接下來的幾周，《英雄》在香港、台灣甚至韓國都是所向披靡，媒介更是褒貶不一。這令我想起《英雄》的導演張藝謀，以及另一個議論紛紛的焦點---姚明。

關於《英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誰是英雄？究竟怎樣才算英雄？

不理解這個問題，就不能理解老幺為什麼把姚明、張藝謀、《英雄》寫在一起。就象司馬遷把廉頗、藺相如列為一傳，陳壽把關、張、馬、黃、趙列為一傳，布什把伊拉克、伊朗、朝鮮放在一起，李登輝、陳水扁對蒙古、西藏另眼相待，個個排列、種種組合，總有其共同的特性、內在的邏輯。

老幺對英雄的定義，就《英雄》小說而言，是指為了信念而無怨無悔的人。

這種信念可能是愛(如殘劍飛雪)，可能是恨(如刺客之恨秦王，秦王之恨刺客)，也可能是知己(如長空與無名之間，秦王與殘劍之間)；為了這種信念，英雄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忘我投入，面對死亡也是幸福的微笑(如無名之死)、未酬的長嘆(如太史慈遺言)。

這種信念可能是“共產主義一定實現”，也可能是“共產主義一定滅亡”；可能是獨立，也可能是統一；可能是“美國夢”，也可能是“美國恨”；可能是自由，可能是民主，也可能是人權；可能是“四個現代化”，可能是“小康社會”，也可能是“三個代表”(不許扔磚頭！說正經呢！)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因為英雄有夢，英雄追夢。

秦始皇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為是英雄，他的夢就是“統一天下”，至於焚多少書，坑多少儒，他或許都不在乎；

布什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為是英雄，他的夢就是“Iraq Disarming”，至於美國經濟如何，國家形象如何，他或許都不在乎；

李登輝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為是英雄，他的夢就是“做日本人”，至於台灣經濟如何，國家形象如何，他或許都不在乎；

鄧小平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為是英雄，他的夢就是“發展”，只要能抓老鼠，不管黑貓白貓，他或許都不在乎；

版主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為是英雄，他的夢就是“點擊率”，只要能提高點擊率，不管憤青漢奸，他/她或許都不在乎；

… …

Laoyao2008@yahoo.com.cn
2003年1月22日，於美國

後記：言歸正傳，說說姚明和張藝謀。他們倆，如同《英雄》這部電影，都是“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三國演義》描寫曹操的話)，也就是褒貶不一、很有爭議。

然而老幺以為姚明、張藝謀、《英雄》都有劃時代的意義。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國籃球、中國電影、乃至整個中國，正處于波瀾壯闊、世代交替的變幻時期。以張藝謀為代表的民間藝術家、民營企業家，籍着改革開放的春風，不僅深挖了民族的劣根(如《活着》、《大紅燈籠高高掛》)，也帶來了商業化的運作(如《英雄》)；以姚明為代表的新新人類， 不僅提高了國家的競技水平，也帶來了巨額的財富。(怎麼象在寫社論呢？呵呵)

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有了做夢人，也有了追夢人，不僅有了思想家，也有了實幹家，中國從萬眾一心的“毛英雄”時代，走到了萬花繽紛的“眾英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