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危機改變中國安全環境

　　從去年10月事發直至當今，大多數有關跡象提示人們：當今的朝鮮核爭端是一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研發危機。作為這樣的危機，其升級過程若非有效地予以緩解、阻滯或阻斷，就難免強烈地趨於形成一種特殊的“心理動力學”(psychologicaldynamics)危險，即由焦慮、恐懼之類“最壞情況”揣測和拼賭型“邊緣冒險”情緒合成的衝突導向性心理互動危險。 不僅如此，這場危機爆發在一個差不多歷來緊張、容易產生各種就短期和中長期而言實屬嚴重的連鎖反應的地區，況且朝鮮內在的特殊性質使其危機行為方式具有公認的極難預測性和非常規特徵，因而其失控可能和國際安全／政治後果可以說甚於當前的伊拉克危機。特別對我們中國來說，僅僅因為毗鄰朝鮮半島，連同毗鄰與朝鮮局勢密切相關的日本和美國西太平洋存在，情況就更是如此。中國同朝鮮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和現實聯繫，從而更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利益和政策關切的必然捲入程度。一位西方著名學者最近說：“朝鮮(核)危機是中國今年最危險、最關鍵的外交和安全考驗。如果弄得不好，它可能基本改變區域安全環境。”這絕非危言聳聽，亦非過頭警示。

　　朝鮮核危機同中國戰略安全的關係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兩類事情：一是危機本身失控、轉變為大規模軍事衝突或戰爭的可能性，二是朝鮮恢復核武研發的動機。前一類事情主要涉及眼前性質的“危機處理”(crisis management)，是多數觀察家注視的焦點，也是就其一般大道理而言人們比較明白的問題，而後一類事情則較為深遠，得到的討論和思考顯然不足。此次核危機初期，國際上不少朝鮮問題專家將其估計為朝鮮再次使用製造危機、以求談判的策略，而談判的目標起初較多地被猜測為獲取更多經濟援助，同時打破布什政府上台後堅持的不同朝鮮對話的政策。美國政府內部起初的主流看法似乎也與此類似，用《華盛頓郵報》一則報道中的話說，是判斷“那可能是朝鮮的一次叫牌，以便創建一個美國窗口”。此類“叫牌”目的肯定存在，而且至關緊要。從現在的情況看，它在於不僅逼布什政府棄置不對話、不妥協政策(這一點現在它事實上已經做到)，還在於迫使美國進行根本性談判，以至做出永不對朝動武的條約承諾。為此，朝鮮顯然着意利用兩項契機，即美國優先關注對伊戰爭和韓國民眾反美情緒高漲。

　　然而，即使純粹假設美國到頭來願意如此，朝鮮是否肯用可核查的、永不研發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相應承諾為交換條件？

　　至少相當可疑。出於朝鮮與美國及美韓軍事同盟之間異常經久和激烈的“安全兩難”，連同由此而來異常深切和強烈的互不信任與互相恐懼感，也出於朝鮮內在的特殊性質和特殊抱負，可以認為它一些年來有着一種情不自禁、頗為強烈的核武裝意願，亦即擁有“絕對安全”手段的願望。在這方面，自“9·11”事件以來發生的，只是此一願望由於布什政府“邪惡軸心”論、“先發制人打擊”信條和“核態勢重新評估”的惡性刺激而大為加劇，或者更廣泛地說由於9·11後美國國家安全基本戰略態勢(乃至美國的整個對外政策思想氛圍和民族心理)而大為加劇。因此，朝鮮核研發的動機可以說是兩重性的：既當作國際政治策略，也當作國家基本戰略。如果考慮到外界遠不明白、但一定至關重要的國內政治因素，它或許還同時被當作國民動員和國內操控戰略的一個重大組成部分。如果核危機不能以朝鮮非核化告終，朝鮮極可能(1)迅將擁有(如果不是已經擁有)極少數核武裝置；(2)在不多幾年內擁有一個規模可觀的核武庫，連同其短程、中程甚至遠程運載工具。

　　既然如此，從中國的戰略安全視野出發，接下來的一個緊要問題便是：朝鮮擁有核武器對中國有何危害？最宏觀地說，考慮中國的外部基本安全環境時，應當提出地緣政治框架中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就這可稱為“最高層次”的軍事安全問題而言，中國周邊最值得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警惕或憂慮的，不僅有美國目前強大得不可比擬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國”和潛在核國家實在和潛在的核武庫，後者在某些方面對中國大概更危險。對中國來說，這是近年業已開始相當迅速地浮現出來的一個重要憂患。

　　就這裡討論的核武化問題具體看，中國不能不警覺的未來可能危險在於：(1)從最壞處着想，中國並非全無可能有朝一日在什麼問題上遭到核訛詐，而倘若發生這種情況，中國或許會一時處於進退兩難的戰略局面或對外政策境地；(2)如果朝鮮擁有規模可觀的核武庫，日本就難免被刺激走上核武化道路，或者說必定使日本右翼得到一個關鍵論據，據此能夠說服日本多數公眾同意日本核武化；這大致如《紐約時報》去年12月底的一篇報道所說，“在日本，逐漸增長的核威脅已驅使某些專家審慎地談論日本需要原子彈的問題，那自從1945年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以來一直是個不能談的話題。雖然官員們(一般)規避此類談論，但日本政府就北朝鮮核威脅正越來越直言不諱”；(3)如果朝鮮有核攻擊能力，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就始終有因此被顯著加劇了的、美國及其盟國與朝鮮爆發戰爭的可能，包括甚至發生核衝突、核戰爭的可能；而如果爆發新的朝鮮戰爭，中國即使不被捲入其中，也必定遭遇某種戰略決策困境，並且遭受種種相當嚴重甚至危險的間接損害。此外，中國還很可能由於朝鮮擁有核武器而面臨種種可以設想、以及現在還設想不到的外交困難。

　　需及早分辨至高戰略利益

　　上面的分析導致了一個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結論：不管朝鮮核危機乃至總的朝鮮問題有多麼複雜，也不管處理這些問題必須有多麼慎重和多麼詳密的思考與政策，中國在朝鮮核危機方面的至高戰略利益或首要戰略目標，在于堅決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由於這些問題高度複雜，特別是包含種種多少帶有“熊掌和魚難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選擇、政策選擇甚或倫理選擇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戰略利益，及早堅決確定首要的戰略目標。做到了這一點，其他戰略目標和戰略工具的選擇範圍和輕重緩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確定的首要保障，並且也會變得不那麼困難。這並不排斥在可能和可行範圍內大力爭取“熊掌和魚兼得”，而是強調要大致明了可能和可行的範圍或限度，準備在如若確實“不可兼得”時做出正確的抉擇。總之，在朝鮮核危機問題上，中國的最高利益(同時也是對中國和東亞來說的最高道義)在於盡最大可能同美國、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政府有原則地協作，盡最大餘地向朝鮮施加對中國安全和東北亞安全而言非同小可的有益影響，以堅決達到使朝鮮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絕緣之目的。

　　在1月10日晚上應約同布什總統通電話時，江澤民主席指出：中國不贊成朝鮮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國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中國認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對話是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最有效途徑；中國將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朝鮮核問題早日和平解決。這些表示實際上已經非常正確地確定了中國在朝鮮核危機上的首要戰略目標、首要道義立場和首選戰略工具，同時也保留了為達到這一目標所需的工具選擇餘地。

　　對話和外交有相當大困難

　　對話和外交途徑是第一工具選擇，也是最好的選擇，這至少是因為它能防止一種對所有各方都有異常嚴重損害的局面：因危機惡性升級而爆發軍事衝突乃至新的朝鮮戰爭。為此，除朝鮮必須大幅度修改自己的行為方式外，美國至少必須認真考慮非常正式地向朝鮮做出持久安全承諾的問題，並且開始切實地履行曾在1994年朝美《框架協議》中原則性地確認了的一項義務：逐漸爭取朝美政治經濟關係正常化。美國政府還應當認真反思和修改它自“9·11”事件往後時時異常顯著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黷武主義態勢。說穿了，這些東西不予大反思和大修改，天下將永無基本太平，美國將永無基本安寧。

　　然而現在看來，對話和外交解決雖有希望，但也有相當大困難。首先，朝鮮至今為止的行為方式大半是以極端的言詞和某些接近極端的舉動使危機升級。其次，美國至今仍不肯做根本性讓步，特別是締結朝鮮所要求的美朝互不侵犯條約，因為這在美國看來，不僅意味着總統、政府和輿論在心理和面子兩方面都不能容忍的所謂“重新支付訛詐費”，而且將最終使美國在韓國保持大量駐軍失去理由，由此而來的連鎖反應很有可能逐步傾覆美國在東亞的很大部分基本戰略陣地。第三，外交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在於反對朝鮮核武化的主要各方進行充分的外交協作，然而這方面有個巨大和深刻的障礙，那就是韓美之間近來突出的嚴重分歧和韓國從上到下相當強烈的反美情緒，按照《遠東經濟評論》的就地觀察和分析，“可能破壞迫使平壤放棄其核彈計劃的努力，並且使韓國安全的關鍵———歷時50年的韓美同盟陷於癱瘓。”此外，朝鮮關於不要“第三國”插手的宣稱，觀察家們多有談論的、迄今為止它對中國外交勸導的某種排斥，使人隱約感到的它玩弄“俄國牌”的企圖，也阻礙着通過對話和外交解決危機並實現半島無核化。

　　因此，從堅決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這項至高利益或首要目標出發，應當從政策選擇規劃的角度，考慮經濟手段的替代或必要補充作用。必須盡最大努力使用外交手段；但如若不成功，就代之以經濟手段，或它們和外交手段的結合：這是從根本戰略目標和利弊權衡原則出發順理成章的選擇。

　　將中國安全和發展利益置於首位

　　自從此次朝鮮核危機爆發以來，越是觀察朝鮮問題，就越會涉及它的一些根本性的深層因素。就中國———在其中有着重大的利益、憂患以及機遇的中國來說，需要全面、透徹和深遠地重新思考整個朝鮮問題的所有基本方面，連同其所有可能的基本事態發展趨勢及其所可能的基本後果。與此同時，在應對朝鮮核危機的當今實踐意義上，最重要的是將中國主要的安全和發展利益置於首位，從而在堅決致力於防止危機引發戰爭的同時，將堅決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當作堅定的頭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