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世貿大樓倒塌的煙霧，一個在過去為人所忽視的圖象卻變得更加清晰，這就是美國與歐盟之間日益加劇的衝突。如果說科索沃戰爭是北約內部團結一致的標誌，那麼，在國際反恐怖主義的鬥爭中，大西洋兩岸的意見分歧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在環境保護，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鋼鐵和農業的貿易保護等一系列問題上，二戰結束後美國與歐洲之間形成的盟友關係正在逐漸走向破裂，並且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這個從夥伴到對手的轉變過程並非來自偶然，它有着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的深刻原因。隨着冷戰時代的結束，北約似乎也成了一個恐龍的化石。這也是繼蘇聯的解體後，世界格局重組的又一重大事件。

　　歐盟與美國的分歧首先體現在外交政策上。即使美國官方一直強調北約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但美國外交的實際核心卻是對世界石油能源的控制。自從三哩島發生核物質泄漏的事故後，美國全面凍結了國內的核電發展。作為它的直接後果，美國對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就遠大於擁有眾多核電設施的歐盟。由於世界上可開採的油氣儲藏大多集中在中東和中亞，因此美國外交活動的中心就是對石油通道的安全保障。儘管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王室並非民主的模範，甚至是獨裁的典型，但是出於能源提供的考慮，美國的歷屆政府還是盡力支持它們。（順便說一句，許多反對美國的恐怖分子的來源是在本國失寵的阿拉伯精英。因為他們在當地的世襲王室的制度下得不到任何政治地位而產生了對本國體制，進而對美國－－這種制度的靠山的絕望和仇恨。）美國能源政策的目的是建立一條或幾條從石油產地到地中海的輸油管，並且輸油管應該繞過俄羅斯，以便排除莫斯科對石油通道的影響。為此，美國在這條理論上的輸油管地區要尋找可靠的盟友，他們是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及亞，土爾其。甚至，在911事件發生以前，美國與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權一直保持着曖昧的關係。與之相反，在這個地區對美國利益構成實質性威脅的國家就是伊拉克和伊朗，這就是美國為什麼會把它們看作是“邪惡軸心”的原因。至於俄羅斯，美國的態度是十分矛盾的。冷戰結束後，美國在裁軍和歐洲重新布局的問題上需要俄羅斯的理解與合作，但又要防備它在中亞地區對石油通道的安全構成威脅。北約東擴的意義在於把俄羅斯的注意力吸引在西北方，而車臣，格魯及亞和阿塞拜疆的不穩定狀態也能使北極熊自顧不周，無力在中亞地區與美國爭奪利益。

　　在國際政治的領域裡，歐盟無法與美國形成共識，因為冷戰結束以後，來自前蘇聯的威脅已經不復存在，歐盟的戰略是實現內部的經濟一體化，並且保證周邊的安全。歐盟對石油的依賴大大低於美國，但十分迫切地希望在它的外圍（東歐，俄羅斯，北非，中東）有一個和平的環境。科索沃戰爭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動亂和難民在北約干預前就已經存在。正是為了制止大量南斯拉夫難民湧入歐盟國家，北約才出兵平息了這場動亂。但是，歐盟自身的力量不足，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科索沃戰爭的結局難以預料。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美國對歐盟“忘恩負義”，不在中東問題上支持它大為不滿。而歐盟恐懼的正是中東的不穩定，而謀求現狀的保持。打擊伊拉克的後果會使整個中東局勢惡化，使巴以衝突久無寧日，使整個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為敵。美國本土遠在天邊，可以對此不聞不問，而歐盟將是中東混亂的直接受害者。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打擊伊拉克計劃，在歐盟國家遭到一致反對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對俄羅斯的政策也是歐美的分歧點。歐洲人深知俄羅斯人希望融入歐洲的願望。一個與歐洲融為一體的俄羅斯是歐洲大陸和平的最佳保證，也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相反，一個經濟困難，民族矛盾不斷的俄國會滋長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泛濫，對西方，特別是歐盟產生威脅。自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和歐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客觀上形成了遏制華盛頓的中東政策的力量。

　　在政治分歧的的背後，經濟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盟和美國的關係。雖然兩者都是巨大的經濟實體，歐盟與美國的經濟結構並不是互補的，而是重疊的。歐盟雖然是世界貿易大國，但80％的貿易額都是在成員國之間完成的。在歐洲的消費市場上，出了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快餐店，幾乎沒有其它美國商品的影子。靠着微計算機的潮流，英特爾和微軟總算打入了歐洲市場，但由於歐盟採用了GSM移動電話的標準，風靡一時的手機市場的受益者是Nokia, Ericsson, Alcatel等歐洲公司，而不是美國的摩托羅拉。在航空和航天領域裡，空中客車與波音平起平坐，阿里亞娜運載火箭更是世界排位第一的商用衛星發射手段。在高速鐵路和民用核能的技術上，歐洲也比美國遙遙領先。歐盟和美國都是農產品出口國，在含激素的牛肉和基因轉移的玉米問題上，歐洲人用歐盟制定的衛生標準極大地限制了美國產品的流入。反之，今年美國制定的鋼鐵業的貿易保護法律也限制了歐洲鋼鐵對美國的出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類型的貿易衝突將會越來越頻繁，因為它們反映了兩個大致相仿的經濟實體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利益的事實。

　　除了貿易上不可避免的競爭以外，貨幣市場將是美國和歐盟衝突的另一重要領域。自從1999年歐元發行以來，歐洲的統一貨幣逐漸地取得了國際貨幣，至少是歐洲通用貨幣的地位。除了石油，歐洲人能用自己的貨幣支付任何實物。貨幣的統一避免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兌換危機，開闢了一個11國的大市場，並可以用它在國際市場上發放債券，而不受到與美元比值的影響。事實證明，歐元對美元的大幅度比值浮動（1歐元在不到4年中在0，82到1，17美元之間波動）並不影響歐盟內部的價格穩定。隨着歐元信譽的建立，越來越多的非歐盟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會擴大其中央銀行的歐元儲備，這就在客觀上降低了美元儲備的重要性，在中長期將會造成美元的回流，間接的引起美國的通貨膨脹，這正是聯邦儲備局不願看到的前景。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反對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在歐元成為既成事實之後，美國也不承認其競爭能力。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並未在實質上抑制歐元在國際市場上的流通。對於美元的統治地位來說，歐元的存在必定對之產生嚴重的威脅，進而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袖地位。

　　經濟利益的衝突也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差異。自然，在這個領域裡，所有的討論都帶有主觀的性質，但群體的主觀意識往往會決定社會的導向。在歐盟和美國的民選制度下，公眾輿論更是執政者決定取捨的標準。到歐洲旅遊的美國人會覺得歐洲是一個保存古董的博物館。他們認為高福利的歐洲社會正是大量失業的原因。而歐洲人認為美國社會的競爭過於殘酷，拜金主義過於流行。歐洲人重視環境的保護，而對美國拒絕簽署“京都協議書”不會理解。而美國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居於世界首位，如果受到“京都協議書”的規定限制，會對美國的經濟活動產生高度的抑制，這是正處於衰退階段的美國經濟所不能忍受的。歐洲人有着國家主權讓位於國際規則的傳統，因此對美國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庭大加批評，而美國的主權意識不會允許本國公民受到一個外國法庭的判決。更為細小的事情，比如娛樂的方式，也體現了美國與歐盟的差異。在巴黎郊區化了巨資建造的迪斯尼樂園竟然年復一年的虧損，原因就在於歐洲人認為好萊塢文化庸俗和幼稚。歐洲的很多精英人士也是對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嗤之以鼻的，認為美國（除了波士頓和紐約）是文化的沙漠。

　　歐盟與美國的文化淵源卻是共同的，這就是希臘的哲學，羅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它們之間並不存在類似二戰時期納粹主義與自由主義，或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的爭論。歐美的分歧是非意識形態的利益紛爭，也許這就是21世紀國際競爭的模式。兩個同根而生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嚴重的衝突，這正是西方文明的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