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發生邊界突後，中蘇關惡化到了頂點，七八
月份，突從中蘇邊界東段發展到了西段，新疆有一個地區還發生了流血突。就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對中蘇關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九月三日越南人民的偉
大領袖胡志明去世了……

中蘇領導「機場會見」

　九月四日，周恩來赴河內唁，並於當日返回北京。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
金九月六日到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未能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接觸，只向中方傳話，
希望回國途中能經北京同中國領導人會晤。九月十一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飛
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周恩來、李先念等在機場迎接，這就是後人所說的「機場
會見」。

　被臨時「抓來」擔任翻譯的是已被造反派斗得疲憊不堪的方祖安。臨走前他
要我協助他整理一個中俄文對照的中蘇邊界東西兩段突地區的地名資料和示意
圖，以備兩國總理會談提及時參考。然而兩國總理並沒有討論界邊突的細節，
會談就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在「坦率和求實的氣氛」中進行的。

周總理指揮籌備談判

　雖然那時兩國兩黨公開論戰有增無減，邊界上兵戎相見，武裝突不斷升級，
但一見面，周恩來同柯西金還是以同志相稱。柯西金聲明，前蘇聯領導人決不
願意為領土問題打仗。周恩來總理也向柯西金說明了中方的原則立場：通過和
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在解決之前維持現狀，雙方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避免
武裝突，雙方邊民照常從事生產。對此，柯西金均表同。雙方約定，一周後由
周恩來總理給柯西金一個照會，經柯西金確認後，雙方以換文形式肯定兩國總
理諒解的內容。但出人意料的是，柯西金回到莫斯科後對周恩來的照會未予確
認，只是籠統地表示同意在北京開始邊界談判，在談判中蘇方願意討論中方提
出的所有問題。

　周總理親自領導和組織了此次邊界談判的技術準備，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談判
代表團成員開會。由於當時正處「文革」，外交部黨委尚未恢復，這個代表團
又集中了許多高級外交和軍事官員，所以它很快就變成了總理身邊的一個重要
外交、軍事參謀團。

變成馬拉式談判

　當時雖然還沒有後來出現的那種明顯的「中美蘇三角關」和「玩牌遊戲」，
但人們已經普遍意識到，除了談判桌上面對面的對手外，還有不出席的對手，
那就是美國、日本等國。代表團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管存在着前蘇聯威脅和襲
擊中國的現實危險，但更可能出現的局面是，邊界局勢取得一定程度緩和之後，
中蘇邊界談判將變成一種曠日持久的戰略性的談判馬拉。

　十月十九日，以副外長庫涅佐夫為首的前蘇聯代表團抵達北京，喬冠華副外
長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機場迎接。邊界談判一開始雙方就因兩國總理諒解的內
容發生爭執而陷入了僵局。中方堅持認為，雙方代表應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的
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然後轉入邊界走向談判。而蘇方的立場則是先着手談判邊
界走向，拒絕討論兩國總理一致同意的維持邊界現狀的臨時措施協議，談判陷
入僵局。

毛澤東倡「好好談判」

　一九七○年五月一日，同往年一樣，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慶祝「五
一」勞動節晚會。蘇方代表團副團長甘可夫斯基中將應邀參加了晚會並同毛澤東
主席進行了交談。

　毛澤東主席問：「你們的團長呢？」甘可夫斯基答：「庫涅佐夫團長奉命回國了，
一個星期以後就會回來參加談判的。」

　毛澤東主席說：「幹嘛要急急忙忙回來？回來還不是吵架？」

　甘可夫斯基說：「蘇聯代表團到北京不是為了吵架的，我們是來爭論的。」

　毛澤東主席說：「爭論還不就是吵架！回來也好，要好好談判，談出個友好
睦鄰關來。要文斗，不要武鬥。」

黑河航界談判艱難

　一九七○年八月，我奉命一同去黑龍江黑河市參加第十六次中蘇航行例會。
周總理十分重視這次例會，認為在北京中蘇邊界談判一開始就陷入僵局的情況
下，必須把黑龍江航行例會也納入中蘇關的總體來加以指導，既不能簡單地破
裂，也不能單方面讓步，業務問題的解決必須服從於外交大局。周總理的指示
方針是，不主動破裂，不急於達成協議，堅持就是勝利。這不僅是為了與邊界
談判大局相銜接，更重要的是與中美蘇大三角關有關。當時中美關緩和與接觸
剛開始，中蘇關不可能有進展，談就行了。另一方面前蘇聯急於與中國搞點名
堂，以加強其在對美談判中的地位。但到了黑河後我們發現，情況與我們估計
的並不一樣，要實現總理的意圖絕非易事。

　世界各國外交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談判進程和結局，如僵局、進展、倒退、
破裂等。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定條件下的中蘇談判，除了上述情況外，還
出現了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毫無進展的情況下，進行升級式吵架。
黑河航行例會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召開航行例會本來是為了解決界河航行中
的業務問題，但由於「左」的擾，雙方都不希望因立場軟弱而遭到上級批評。
可想而知，爭吵是很激烈的，而且爭吵的內容有時遠遠超出了業務的圍。因為
業務問題上的分歧而給對方扣「大國沙文主義」、「強盜邏輯」等帽子幾乎成
了家常便飯。

航行例會拖而不決

　由於航行例會拖而不決，我們在黑河住了將近半年。到了十二月十四日雙方
仍未就航行安全問題達成三點協議，但通過了工作報告並商定第十七次例會於
一九七一年在前蘇聯境內舉行。這一結果說明雙方沒有從前一次例會後退，維
持了原來的狀況，從而圓滿地完成了周總理的指示。

　一九七一年初，前蘇聯代表團來京談判也已將近一年半，管沒有什麽實質性
的進展，但無論如何，從禮遇上說應當給予適當的接待。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
個晚上，周總理接見前蘇聯新任大使托爾斯季科夫和蘇邊界代表團團長伊利切
夫。總理對一年以來的兩國關作了一個回顧。關於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總
理說，由於前蘇聯在我國北部集結重兵，對中國的威脅情況沒有改變，蘇方不
同意搞維持現狀的臨時措施協議，因此邊界局勢並沒有真正緩和。

首允去莫斯科談判

　中蘇邊界談判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持續了將近十年。管談判是秘密進行的，
但是雙方官方通訊社或接近官方的新聞界偶爾也能向外透露一些談判的內容和
進程。談判雖然沒有達成重大協議，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文件，但對緩和中蘇
之間的緊張局勢起了一定作用。雖然在談判的主題維持邊界現狀臨時措施協議
和討論邊界線走向問題上毫無成果。但藉助於邊界談判這一渠道卻解決了一些
邊境居民實際生活中迫切而帶有隱患性的問題。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順利訪美之後，中央明顯感到，在改善中美關的同
時有必要調整「大三角」中的中蘇關，以保我國現代化建設能在一種更為有利
的國際環境中進行。另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即將到期。出於這些
考慮，一九七九年中蘇兩國決定舉行兩國國家關談判。

　鄧小平、葉劍英作出指示：「要堅持原則，不要示弱」，「不要罵娘，要講
道理」，「談而不罵，僵而不打」，總的精神是「綿藏針」。與前面的談判不
同的是，這是談判十年來第一次破了毛澤東關於談判只能在北京舉行的框框，
同意去莫斯科談判。

十五年來首次赴蘇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以原駐蘇大使王幼平為團長的中蘇國家關係談判
代表團一行十三人從北京飛往莫斯科。這是長達十五年以來中國派往蘇聯的第
一個高級政府代表團。雖然雙方許多人都是老相識，但還是為這一歷史性的時
刻感到激動。在機場，一位前蘇聯電視台記者為了拍好這一歷史時刻，一面攝
像，一面一步一步倒退著走，竟未發現後面的台階沒有護欄，一腳踩了個空，
從兩米多高的石台階上連人帶機摔了下去。這一事故驚動了許多在場的蘇方安
全人員。幸好蘇方還有另一名後備攝像記者，補拍了幾段供電視台「晚間新聞」
節目用的錄像。

　中蘇國家關係談判從十月十七日開始，至十二月三日結束，會談是在前蘇聯
外交部別墅舉行的。雙方在預備會議上很快商定了工作程序，包括全體會議的
形式、輪流當主席、各自負責翻譯記錄等技術性問題。

第二輪談判被推遲

　但當會談涉及談判主題時又陷入了僵局。蘇方提出了蘇中兩國《相互關係原
則宣言草案》，重申了和平共處、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不謀求霸權等原則。
中方提出了《關於改善中蘇兩國關係的建議》，重申和平共處、蘇方減少邊境
駐軍、從蒙古撤軍、停止援越反華等要求。雙方在發言中重複了各自在關係正
常化、反霸、邊界問題和其他國際問題上的立場。由於雙方立場尖銳對立，談
判沒有取得結果，雙方只就下一輪國家關係談判在北京舉行達成了原則協議。

　十二月三日，第一輪中蘇國家關係談判結束。我回到北京後不久就應聯合國
秘書處的招聘前往紐約工作了。一九八○年一月蘇軍入侵阿富汗，此舉激起了
世界各國一片抗議。中蘇第二輪國家關係談判也因此而被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