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篇讀罷頭飛雪 |
| 送交者: 李書磊 2003年02月07日20:55:25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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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舊書店偶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的中譯本《十三天》，羅伯特·肯尼迪回憶１９６２年古巴導彈危機的這冊小書讀來竟久久難眠。在如今這一夕三驚的多事之秋，重溫那場終於化險為夷的危機使我們的心情略得慰籍，不禁對當年的赫魯曉夫主席與約翰·肯尼迪總統臨危而懼、知難而退的特殊勇氣生出敬意，雖然那險難本身就是他們本人親手製造的。危險生於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脫險則緣於並非人人都有的知止之明，赫魯曉夫和肯尼迪也算是經歷了一場"發乎情、止乎禮"的人性的悲喜劇，過後連他們自己都大鬆了一口氣。今天看來那已是"逝去的舊日的好時光"了，那時候超級大國的領袖們還有些成色，還算是些歷史人物，那時候大國之間還有大致的均勢，還不至於出現會把任何好人都變成惡棍的為所欲為。真是不勝感慨。 我不免要對這起國際政治事件有所議論，也顧不得學界同仁極力捍衛的學科領地權了。近年來學界對中文系出身的文學中人參與經濟政治問題的討論頗多微詞，認為是一種不守本分的越界、越權，不合學術規範，沒有合法性。這些"學術規範"的捍衛者往往以輕蔑的口氣提及"文學批評家"的社會研究，將"文人"一詞的貶義大加張揚，看起來是要將文學中人趕回到中世紀吟風弄月的圈子裡去。這種封建式的禁錮企圖是同文學的現代解放趨勢大相違背的。在現代文學家看來，社會生活的整體都是文學觀察、描述與評論的對象，從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社會科學家對文學畫地為牢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社會科學家在當代語境中倚仗着科學及其體制的權勢，往往顯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而蠻橫的面孔，自以為可以為一切知識立法，不經商量就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置於從屬的地位，不僅要剝奪人文學科對社會生活的評判權，而且日益將自己的方式與標準輸入到人文學科之中，要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化。什麼是文化專制主義這應該說就是一種新形式的文化專制主義了。社會生活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且是人文學科研究、判斷的對象，學問是天下公器，不為任何特定的領域所專有。我們承認科學能夠達成一種理性的認識，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它亦可能墮入理性的偏執，亦有可能將人類領入"１９８４年"與"美麗新世界"的惡魘之中。所以我們堅持認為自身當然不無缺陷的人文學科對於同樣有缺陷的社會科學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校正力量。人文學科所依憑的感性、情感、玄思與智慧是健康人性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在塑造世界的過程中它們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更進一步說，人文學科獨立存在、獨立評判的權利不僅是一種知識權利，而且是人文知識分子的一種公民權利。政治、經濟和軍事不僅僅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軍事家的事情，也同樣是哲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與如今倍受非難的"文學批評家"的事情，金融崩潰也同樣會奪去文學批評家的財產雖然他們的財產遠比不上當今的經濟學家，戰爭爆發也同樣會傷及文學批評家的生命，你憑什麼不許他對政治、經濟與軍事問題發言科學與技術專家壟斷話語與權力資源是現代性的嚴重弊端之一，日益複雜化的經濟社會結構使非政經、非科技專家包括人文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對影響他們生死存亡的重大決策越來越處於不知情、不參與的無權地位，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危險的。在這種局面下應該儘可能地動員非專家們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認知與利益以增加社會平衡，而不應通過科技與學術體制的霸權去進一步壓抑非專家的聲音以鞏固這種失衡格局。事實上，代表着常情、常理與常識的非專家們還是很有觀察力與理解力的，他們也許不清楚細節但還是可以看清楚大趨大勢、大是大非的，包括看清楚專家們在討論與決策過程中所加入的集團利益。文學家怎麼能將決定自己生死存亡的經濟政治問題放手交給自己既不信任也不喜歡的"專家們"去議定而放心地去吟風弄月、尋章摘句呢專家們越是如此勸導越讓人心生狐疑。 言歸正題，且來看古巴導彈危機。 二 古巴導彈危機的經過說起來十分簡單。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肯尼迪總統接到報告，說蘇聯正在古巴布置導彈與原子武器。其實前一天的晚上８點半中央情報局就已將情報上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喬治·邦迪，邦迪先生擔心總統將要員們從各處的晚餐會上召來連夜開會會引起猜疑，而且他認為總統在處理如此重大的事情之前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覺，因而他直到次日上午才報告肯尼迪。１如此為總統着想並替總統作主，將十萬火急的軍情晚報十幾個小時，我不知道這是否符合美國官僚機構的運作規矩，反正在常人看來這是十分可惱的，而邦迪先生竟沒有因此受到指責也十分可怪。接報後肯尼迪找來了他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全文中對此人都稱以全名以區別於其兄商議，並於上午１１時４５分召開有關要員會議，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執委會"。接下去的幾天"執委會"反覆開會、激烈爭論，最後肯尼迪在他們提出的轟炸古巴與海上封鎖兩套方案中選擇了後者。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將事件和決定通知內閣成員與國會領袖，並於當晚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予以宣布。海上封鎖得到拉美國家組織會議的支持，於２４日上午１０時生效。２６日赫魯曉夫給肯尼迪寫來情緒激動的信，譴責戰爭，並提議在美國公開承諾不侵犯古巴的情況下蘇聯停運並撤除導彈。２７日肯尼迪又收到赫魯曉夫另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以美國撤除布置在土耳其的導彈作為蘇聯從古巴撤除導彈的交換條件。美國方面決定接受前者而拒絕後者，遂回復了前信而淡化了後信。２８日，蘇聯官方正式通知美國，他們將在適當監督下拆撤導彈。危機結束。那天近晚，肯尼迪引了林肯總統的話說："這是我該上劇院的夜晚了。"２１３天來，核戰爭一觸即發之勢使千萬人乃至整個人類徘徊在生死邊緣。 羅伯特·肯尼迪在這場危機的處理中曾經舉足輕重，我們看他事後對危機的反省也語重心長。他後來被刺身亡，未能繼續檢討他縈繞於心的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政府或任何國家的政府根據什麼情況或理由如果有這種情況或理由的話擁有道義上的權利，可以把它的人民而且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置於核毀滅的陰影之下"３對於一個差一點就將"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推向核毀滅的當事人來說，能來追問這個問題可以算是一種覺悟；但對我們這些可能遭到核毀滅的"人民"來說，將這個問題拿來討論本身都使我們不寒而慄。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是不容討論的，我們毫不猶豫地認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擁有製造核毀滅的道義權利。核毀滅意味着人類的滅種，而保存種類是人類高於一切之上的第一命令，它超出於道義肯定或否定的領域之外，它是人類自設的不受一切標準評判的前提性原則。核毀滅還意味着對無辜者、對平民無限的殺戮，只有在談及這一點時我們才可以退回到道義的立場上說"不"。 如果再往下思辯羅伯特·肯尼迪的問題，我們就會從原則的和道義的領域進入歷史的、現實的領域。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們上面所說的"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擁有製造核毀滅的道義權利"必須定義為"任何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擁有首先進行核打擊的權利"，首先進行核打擊就已經充分意味着"製造核毀滅"了。在這裡，暗含着一種一旦公開說出連我們自己也感到吃驚的邏輯，那就是：我們應該對針對核打擊的核報復給以道義上的認可。不是那種積極的道義上的讚揚，而是一種消極的道義上的認可。核報復無疑是將人類帶入核毀滅的一個步驟，因而如果絕對地看它乃是一種絕對的惡，但如果考慮到它又是對於"首先的核打擊"這種無上之惡的一種否定，考慮到對於真實的人類來說它乃是牽制這種"無上之惡"的唯一真實的力量，我們給予它道義上的認可是必要的。我們很清楚這種認可意味着一種"自殺式的自救"，但不幸得很，"自殺式的自救"往往是人類在危境中自救的唯一方式。不管人類對自己的文明程度有怎樣的自誇，但迄今為止文明不過是罩在其野蠻本性上的一層紙衣，野蠻性隨時隨地會掙脫而出；儘管人類製造了無數美麗而純潔的說詞、宗教教義與意識形態，但縱觀歷史我們很清楚這些東西並不能單獨地引領人們棄惡向善，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還會成為人們作惡的掩飾甚至旗幟，在核安全問題上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是恐怖的平衡，是圖謀首次核打擊者對於核報復的恐懼。在這種恐懼之下人們才會不得已地保持自己的善心，才會使口中的善良辭句真實起來。恐懼是文明的保證。不錯，人們都有惻隱之心，但這種"仁之端也"是極其脆弱的，在利慾的激情之下會立即枯死，是長不成孔夫子所期望的大樹的。我們為什麼對今天美國的ＮＭＤ有這樣強烈的反應，就是因為它試圖打破保持人類安全的基本戰略平衡，試圖建立進行核打擊而不受核報復的絕對安全，對於人類來說沒有比這種安全更危險的東西了；我不止一次聽見人說ＮＭＤ是"保守的自衛"因而是正當的，真是瞠目結舌，天下還有比這種"自衛"更兇險、更富有侵略性的事情嗎 要深究羅伯特·肯尼迪的問題，我們還必須討論另外一種也許並非天方夜譚的危險，即"核恐怖主義"。在相對的核均勢的條件下，"第一次核打擊"很可能不表現為民族國家間公開戰爭的形式而表現為核恐怖主義。民族國家相對地說較有理性、較受制約並受到核報復的較大威脅，而恐怖主義者是更有條件從心所欲的，恐怖手段的核與非核對他們來說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心理障礙。極端的恐怖主義往往是絕望的產物，而絕望者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對於核恐怖主義我們從任何方面都沒有一絲一毫寬容的理由，不管恐怖主義者是否像他們所聲稱的那樣"正義"；在我看來，人類之間的鬥爭必須有一定的限度，必須有包括利益、尊嚴甚至生命本身在內的任何理由都不能突破的限度，"不能首先進行核打擊"就屬於這樣一種限度。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人類所預設的道義限度從來就缺少真正的制約力量，現實生活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行邏輯，所以我們還迫切需要從現實層面現實地討論國際恐怖主義問題。對付恐怖主義一方面是嚴厲而堅決的打擊，這是任何正常人都會想到也都會贊同的；另一方面則必須改善世界的統治，這卻並非是所有人都樂於承認的。恐怖主義是一種反抗性行為，它與統治行為是互動的。統治往往對應着反抗，所以恐怖行為是很難根絕的，從歷史的角度看恐怖行為的存在就象一般犯罪的存在一樣並非反常。然而，如果一個時期世界上恐怖主義突然增多而且日趨極端化核恐怖主義就是其中最可怕的極端，那麼就該是檢討一下世界統治的時候了。是否有人在謀求非理性的、隨心所欲的統治是否有人在謀求覆蓋性的、不給弱者以出路、使他們陷入可怕絕望的統治"雞必回窩"的逆耳之言同譴責恐怖主義並不矛盾，不義的統治正是極端恐怖主義"敵對的同謀"，它一樣要對無辜者的死傷負責。這裡說"敵對的同謀"並非僅僅指客觀的因果關係，而且指引發恐怖主義的霸權者可能懷着借鎮壓恐怖主義進一步謀求霸權的陰暗心理。必須使他們明白這是一種火上澆油的危險遊戲；如果他們對好言相勸的法布施對面不識，那他們就只配讓更猛烈的恐怖主義來做他們的"獅子吼"。核恐怖主義的陰影就籠罩在各國所有無辜平民的頭上，我們能否對這種"敵對的同謀""做點什麼"呢 三 古巴導彈危機得以和平解決，赫魯曉夫的屈服和讓步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同時，肯尼迪兄弟在最初遏制極端的轟炸計劃時所表現的冷靜以及在後來執行封鎖時所表現的謹慎也起了重要作用。美國軍方則始終表現出了過分好戰的態度，這種態度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其情節在我們今天讀來仍覺困惑與可怕。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一致要求立即採取軍事行動，對古巴進行轟炸併入侵，在決策過程中軍事將領同主張封鎖的肯尼迪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的總統特別助理肯尼思·奧唐奈所記的一段對話特別能表現軍方的愚頑： 星期四上午，在總統出席的一次執委會會議上，固執的空軍參謀長柯蒂斯·李梅將軍力主儘快進行空中打擊。 "俄國人會作出怎樣的反應"總統問他。 李梅說，俄國人一點也不會有什麼反應。 "你真的這麼想嗎"肯尼迪說，"你是想告訴我，他們將讓我們去轟炸他們的導彈，殺害許多俄國人，而他們卻一點也不作出反應嗎即使他們在古巴沒有作出任何反應，他們肯定也會在柏林搞點什麼名堂。" 會後，總統對我說："你能想像李梅會說出那樣的話嗎在這些將軍的意見里有一點是極其有利於他們的：如果我們聽從他們，並按照他們要我們做的去做，那麼，以後我們就沒有一個人會活下來對他們說他們錯了。"４ 也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問："你能想像李梅會說出那樣的話嗎"這種不問青紅皂白先打後商量的風格正是把世界引向核戰爭的捷徑。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回憶的那樣，１９６１年美國軍方一致建議派軍隊去平定老撾；幸虧有一個人多問了一句：如果美軍遭到攻擊與殲滅怎麼辦"軍方代表說，這樣一來，我們將不得不去摧毀河內，而且有可能要使用核武器。"５估計在場的文官們聽了軍方這樣胸有成竹、卻又並不情願事先與大家分享的計劃後都會如夢方醒，嚇得一身冷汗，肯尼迪總統也立即另謀他方了。 在整個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軍方將領都堅持採取對蘇方挑釁的姿態，幾乎到了文官統帥按不住的程度。蘇聯船隻遭遇美軍封鎖後停航掉頭，美軍高級軍官大失所望，氣得用下流話破口大罵，他們原本希望就此打起來的。肯尼迪嚴令美軍不許攪擾攔截區外正在退卻的蘇聯船隻，並派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前往海軍指揮中心監督執行。麥克納馬拉在指揮中心的標航板上恰恰看見一艘美國軍艦在離開攔截區很遠的地方監視蘇聯潛艇。麥克納馬拉重申了總統命令，而海軍作戰部長喬治·安德森上將回答說如何掌握封鎖海軍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並建議部長可以離開那間屋子了。６直到危機結束之後，軍方還不依不饒："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星期天早上，當俄國人已經答覆說，他們正在撤出導彈時，我們的一位高級軍事顧問還建議，無論如何，要在星期一發動進攻。另外一位則認為我們有點被出賣了。"７ 軍隊將領如此咄咄逼人，使肯尼迪總統很苦惱，他深幸美國有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並特別讚賞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８麥克納馬拉與文官領導制也許能使肯尼迪放心一時，但卻無法使世人永遠放心：如果美國的哪一任文官國防部長碰巧是一位同將領一樣狂熱的好戰分子呢如果他作為一名政客恰好是軍火集團的代理人呢如果情況再糟一些，哪一屆總統本人就是一位輕率之徒呢如果好戰的國防部長與輕率的總統在任期間恰好遭遇一場危機呢那恐怕美國軍隊就會趁勢把世界推到血火之災中去。 即使我們假設美國文官統帥能夠永遠有理性並能夠永遠在戰略決策層面上控制軍方，戰術層面上的危險仍然使我們憂慮。現代的軍事裝備條件會使對峙的兩軍高度敏感，危機之中任何一方無意的技術細節失誤都可能使對方誤解為進攻信號並予以回擊；而如果一方的軍隊有意於戰爭，他們就有無限的機會不經過國防部長與總統批准用無懈可擊的手段得到它。古巴導彈危機中多虧蘇聯的軍隊太克制了，多虧赫魯曉夫太害怕打仗了，或許還多虧蘇聯"黨指揮槍"的制度太有效了，否則仗早就打起了。且不說海軍作戰部長不顧總統的嚴令對蘇聯潛艇作超出封鎖區的乘勝追趕，但看一架美軍Ｕ－２偵察機偏偏在危機正熾時侵入蘇聯領空就夠使我們捏一把汗了。美軍解釋說這是Ｕ－２飛機在北極地區作空氣取樣時迷航於蘇聯領空了，並派出噴氣式戰鬥機到其迷航地領航。９這航可真是迷得好。事後美國軍方當然可以給出它喜歡的任何解釋，但在那樣的時刻軍用偵察機與戰鬥機入侵蘇聯領空則無疑是再明確不過的戰爭信號。事實上，肯尼迪總統曾明確禁止過在危機期間作所謂的"空氣取樣飛行"。１０但凡蘇聯軍隊有美軍一半的活躍程度，後果就不堪設想。 仔細看來，美軍的好戰已超出了各國軍人普遍喜戰言戰的程度，已形成一種值得探究的"美國性"。武器好、軍力強、軍費多肯定是這種獨特的好戰品性的原因之一，這是容易理解的，用中國村話就是"誰槍好誰牛逼"。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可能也是一種重要因素，美國人以基督徒歧視"異教"、以白種歧視有色人種、以"自由世界"歧視"專制國家"是一種淵源久遠的心理傳統，直到今天仍未斷絕。心理優越到一定程度會生出野蠻的戾氣，會把他人並不當作人看，會把殺人當成正義，但看對印第安人的屠滅、對黑人的私刑就會明白。這種心理自然會影響到軍隊，軍人會以為自己的民族果真"獨特"，果真是上帝特別選定的，下意識中會把殺掉他人當成特權。在這種心理背景下，軍人的恣意妄為、桀驁不馴雖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法度制裁，但又會在社會輿論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在公共形象方面得到更大的報償。巴頓在二戰後期口出狂言、聲言要去殲滅作為盟軍的蘇軍贏得了不少掌聲，麥克阿瑟在韓戰中屢抗軍令、擴大戰火被杜魯門總統撤職，回到美國時卻受到將他視若神明的熱烈歡迎，"全國處在感情激盪的狀態中"。１１沒有比這種民眾態度更能鼓勵軍人的胡作非為的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ｉｏｎ的右翼綱領與極端傾向可以看作是美國民眾與軍人好戰情緒相聯結的一種象徵。我偶然讀到霍華德·法斯特Ｈｏｗａｒｄ Ｆａｓｔ的一本小書，該書記述１９４９年在小城皮克斯格爾Ｐｅｅｋｓｋｉｌｌ，當地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組織數百名暴民血洗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Ｐａｕｌ Ｒｏｂｅｓｏｎ音樂會的經過，１２真是驚心動魄。之所以要血洗音樂會只是因為歌手是個黑人。 在鼓動戰爭的強烈衝動下，將領們顯示出的是一種軍事機器的非人化特徵：他們並不介懷無數士兵與平民的死傷。肯尼迪關心士兵的生命與家庭，他親自給在古巴上空執行偵察任務被擊落身亡的飛行員安德森恰與好戰的海軍作戰部長同姓的家人寫信安慰，他憤懣的對人說起高官們"坐在家裡神氣十足地高談重大的原則和問題，作出決定，同他們的妻兒宴飲，而那些英勇和年輕的人卻死了。"１３他對戰爭的憎惡來自對生命真切的關心："最使他感到不安的，以及最使他覺得戰爭的前景會變得比原來還更可怕的，是想到本國和全世界兒童的死亡的幽靈--這些人年紀輕輕，他們沒有起過什麼作用，沒有發言權，甚至連對抗都一無所知，可他們的生命卻同其他每一個人一樣突然死掉了。他們從來就沒有作出決定、投票選舉、競選公職、領導革命和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１４念及最無辜、最軟弱的兒童，就足以讓肯尼迪在開戰的問題上有所躊躇了。而在軍事機器的概念中，傷亡不過是數字而已。據當時的估算，如果對古巴發動空襲與占領，美軍將死傷二萬五千人；１５如果戰爭爆發，僅蘇聯已布署在古巴的導彈就足以殺死八千萬美國市民。１６但將領們還是要打。將領們已成功地將這些生命抽象化，將數字與血肉之軀相剝離，這就是現代按鈕戰爭賦予將領們的特殊的殘忍。生命不過是數字而已，可以在辦公室里算來算去。我讀到過一個為美國軍方工作的科學家關於一次防務討論會的回憶，他的回憶使我特別清晰地看到了軍事決策圈將人的生命數字化的情景："一次，我們重擬一套攻擊方案，採用了稍微不同的設定，結果發現立刻死亡的人數由原來的三千六百萬降到了三千萬。每個人都坐在那裡點頭稱是，說：'太好了，真是了不起，才死三千萬人'。突然，我意識到了我們在說什麼。我脫口而出：'等等，我剛才一下子明白過來我們談的是什麼--才死三千萬人才死三千萬人'沉默立刻籠罩了房間，沒有人應答一個字。他們甚至連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氣氛真是可怕。我覺得自己像個女人。"１７在軍事機器的運行規範中，是不允許討論數字後面血的真實的。否則你就會被視為女人不是男子漢，而且你還將被開除。我想很可能在軍方將領的眼中，肯尼迪總統就是一個女人。 或許更深一步看，美國軍事機器的惡性膨脹只不過是人類現代劫數的一種顯現。安東尼·吉登斯曾深刻地揭示過現代性與軍事暴力互為因果的關係，１８他的論述乍一看來難以置信細細想來卻又入情入理，大可一讀。工業與技術驟然賦予人類匪夷所思的軍事力量，這些力量躍躍欲動，按其自身的欲望要求充分的自我表達，而人類在倉猝之間尚未積累起足夠的文明力量來馴化、掌控它。不幸又是美國成為世界軍事的執牛耳者，而美國乃是一個過份年輕的民族，它還沒有來得及與人類千百年來偉大的文化與智慧充分地溝通，沒有來得及克服自己內心勃勃的野性，它手握着決定人類生死的兇器東指西戳實為亙古以來未見之險象。本來應該有偉大的精神領袖與先知來教化它、引領它，但不巧美國又是一個有反智主義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傳統的國家，從來不太信知識分子的邪，正如米爾斯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所描述的那樣，它已經成功地使精神文化機關變成了當局甚至就是軍事當局的"科學機器"與"思想庫"１９。如今美國化又成為全球發展的目標，這使得形勢更加嚴峻；如果人類不能迅速找到自製之機，恐怕佛家以萬物為芻狗、視劫數為當然的可怕的世界觀就要坐實了。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一種發自生命本能的不安。 順便回應一種淺見識。中國知識界一直有人以美國國內的民主自由為其國際上的霸權擴張辯護，或認為一個"自由國家"在國際上所干的一切必定都是正當的，或認為其國內的民主自由至少可以減輕它對外霸權的罪衍。我想一個稍有常識感而沒有被美國的"民主人道"八股弄壞了腦子的人都會看清美國在正義旗幟下的國際霸權，而霸權者沒有不高舉正義旗幟的，他還往往比受害者舉得更高；在這裡，只要能做到"聽其言、觀其行"就夠了。美國選中的軍事打擊對象自然都有惡行，但它的過當打擊則是一種更大的惡行，它借打擊以逞其利慾的算盤更是一種可誅的居心。至於對內民主是否能抵銷其對外霸權，你哪怕是問一位頭腦正常的美國人都會得到正確的答案。而且，就力量互動的規律來看，內部自由與外部霸權的奇特結合只能是暫時的，在長時段中對外軍事霸權必然導致內部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化。吉登斯所揭示的現代政府與企業對軍事組織的必然仿效還只是軍國主義的遠因，而對外軍事擴張還會造成許多軍國主義化的直捷之因。經常的對外用兵會使國內的緊急狀態經常化，不鬆懈的軍事緊張會使國內的統治神經時時繃緊；戰爭養肥了的軍工集團作為超級財閥會收買傳媒和大學製造輿論一律，發展軍事科技帶來的無微不至的監控手段掌握在政府手中會自然變成監控人民的工具；而對外用兵招怨帶回國內的花樣翻新的恐怖主義會摧毀公眾的心理安全防線，使國家的警察化成為順理成章的步驟。美國能自外於這種規律嗎任何國家能自外於這種規律嗎世界是一個變化的世界，上帝不會把任何一個民族鎖到民主自由的保險箱裡。相比之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恐怕只算是民主國家法西斯化的牛刀小試呢。 四 《十三天》中有兩個情節特別使我覺得可貴。其一是羅伯特·肯尼迪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轟炸古巴的計劃，他說："我象別人一樣不能接受這樣一種主意，即美國將大規模轟炸古巴，在一次突然襲擊中殺害成千上萬的平民。我們的種種可供選擇的辦法也許並不十分理想，但是，我簡直無法理解，我們怎能為我們的國家而接受那種行動方針呢。"２０"我說如果我們想在國內外保持美國的道義立場的話，我們就不能這樣做。"２１肯尼迪總統最後接受了其弟的金玉良言。他在蘇聯核導彈的瞄準下居然還能夠保持的這樣的道德感。如今這種聲音已成空谷足音。美國早已開了轟炸小國平民的殺戒，這個曾經想藉助道義地位謀求世界領導權的大國如今只想做一個恃暴取勝的草頭王了。 其二是肯尼迪恰好在危機前讀過巴巴拉·坎奇曼所著的《八月的炮火》，這本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史書使他對誰都不情願但誰都又添了一把火才糊裡糊塗爆發的戰爭懷着高度的警惕。那書中有這樣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前德國首相馮·比洛親王對他的繼任者說，'這種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回答是，'啊，要是我們能知道就好了。'"２２肯尼迪從史書中獲得啟迪，這對他妥善處理危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反覆向決策者們談起這本書。在危機中他曾希望馬上把這本書發給每一個艦艇的每一個海軍軍官，但他馬上又想到"他們也許不會去看它。"２３ 使我感慨的是肯尼迪還是個讀書的人。那時候世界的領袖們大都還讀書。讀書才能有文化，有文化才能正確地引導世界，這應該是小兒皆知的道理。而今天，世界似乎落到了不文之徒的手中。１９９８年的某期《新政治家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雜誌卷期失記刊登過一篇文章嗟嘆當代文明歐洲的領袖們為什麼都是不讀書、沒文化的人，雖然他們都是大學畢業。那文章重點挖苦了布萊爾。由此我想起狂熱反共、極力推行"星球大戰"計劃的前美國總統里根也不讀書，他主要是看電影。半年前我還有幸讀過吉米爾·肯尼Ｊａｍｉｅ Ｋｅｎｎｙ的一篇文章，寫的是美國現任總統小布什，倒是把小布什的不讀書狠狠誇獎了一番："布什的前助手說他儘可能不去讀任何東西。他也聲稱自己在讀書，卻又說不出書裡寫的什麼。一些觀察者現在確信布什正苦於迭斯烈西ｄｙｓｌｅｘｉａ症，這是一種閱讀無能症。患此症者不能將文義與表達它們的詞句對應起來，這意味着他們不能不經常將意思轉嫁到形或音相近的詞彙上。……不過，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妨礙他干總統這個差使。閱讀無能症患者通常有高於常人的智商，科學家說他們有較好的對人的理解力。因為他們讀不了書，他們就轉而讀人：而這對於一個有權力的崗位來說真是一種好資質。"２４不知小布什總統最近"讀人"有何心得。 在這"讀書人一聲長嘆"的娑婆之世，唯願執掌人類生死之柄的領袖們在讀人之餘也讀讀書，像肯尼迪總統那樣。 注釋： １Ａｒｔｈｕｒ Ｍ．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Ｊｒ．，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Ｇ．Ｇ．Ｖａｎ Ｄｅｕｓｅｎ／Ｈ．Ｊ．Ｂａｓｓ 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ｕｍｅⅡ：Ｓｉｎｃｅ １８６５ Ｐ．４３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８． ２羅伯特·肯尼迪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十三天：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第５６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 ３《十三天》，第６９頁。 ４６９１０肯尼思·奧唐奈：《同赫魯曉夫攤牌》，《十三天》，第８２-８３頁，第９９-１００頁，第１０７頁，第１０７頁。 ５７８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十三天》，第６１頁，第６２頁，第６２頁，第５３頁，第５３頁，第２１頁，第８頁，第９-１０頁，第１０頁，第６８頁，第９７頁。 １１威廉·曼徹斯特著，廣州外國語學院美英問題研究室翻譯組等譯：《光榮與夢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國實錄》第三冊，第７９７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年。 １２Ｈｏｗａｒｄ Ｆａｓｔ ＰｅｅｋｓｋｉｌｌＵＳ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９５１． １７Ｃａｒｏｌ Ｃｏｈｎ Ｗａｒｓ Ｗｉｍｐ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ｒ Ｉｎ Ｇｒａｙ Ｇｏｓｈｇａｒｉａｎ 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１６６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５． １８見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越力濤譯，王銘銘校：《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９８年。 １９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Ｐ．４０５－４２２ 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２４Ｊａｍｉｅ Ｋｅｎｎｙ Ｂｕｓｈ Ｉｎｖｅｎ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ｏｖ．２ ２０００． 原刊於《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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