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後，御用戰略問題專家們正在經歷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話語轉換，從一切以階級鬥爭掛帥的話語中，轉換到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話語中。這種轉型當然是為了與政治領袖們把國家前進的中心由政治轉換到經濟建設上相呼應，沒有了領袖思想的轉變也就不會有什麼專家話語的轉換。我之所以稱之為換湯不換藥的轉換，是指這種話與轉換一方面體現了與其他國家包括自由國家和非共產黨的軍事獨裁國家的某種話語接軌；另一方面又在實質上繼承了改革開放前鼓吹無產階級利益時時採用的非正義化和空洞化手法。在專家們的操作下，無論是過去的無產階級利益還是現代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被神聖化和絕對化了，甚至都可以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同時這些xx利益的核心也被掏空了，xx利益最終無法實現。

冷戰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所謂無產階級利益高於一切（列寧）的狂熱年代，無產階級的基本自由甚至溫飽都無法得到保障。而當這些國家轉型到市場經濟時代時，無產階級相對於資本家階級和官僚階級，在利益的角逐中，又再次處於絕對的劣勢。廣大無產階級在利益分配中占有最小的配額，在利益損失中占有最大配額，這就是無產階級利益實質的空洞化。

另一個方面，改革開放以前，對本國甚至外國的資本家，個體勞動者、勤勞致富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採用剝奪、鎮壓等方式，而這一切又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的，不可避免的使無產階級的利益帶有非正義的色彩！

但是，進入市場經濟後，這種原始的無產階級利益訴求遇到了巨大的挫折。權利與資本的勾結產生的龐大利益集團希望維護自己的利益，依靠勤勞致富的中低階層也希望自己用血汗換來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得到保護，底層的無產階級更是希望冷戰時代被空洞化的利益得到彌補。這種情況下，空洞化和非正義化的無產階級利益訴求當然就要與時具進，升級到國家、民族利益的訴求。既然美國口口聲聲“國家利益”，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國家利益，既然馬來西亞、印尼聲稱“民族利益”，那麼我們也可以要求民族利益。這種升級既可以掩蓋階級利益的巨大差異，也不妨礙對xx利益實質操作手段的繼承。

當戰略專家們轉型到“國家、民族利益”的熱心鼓吹者時，他們無疑繼承和保留了非正義化和空洞化兩個基本特徵。對外政策上他們認為國家利益就是通過不擇手段來獲得的。從韜晦到對抗再到劃分勢力範圍、與自由世界進行最終的戰略對決。他們認為只要支持薩達姆、塔利班、米洛舍維奇或者金xx就符合國家利益，且不論這種支持是否真的符合國家、民族利益，即使符合，那麼這種國家、民族利益也顯然是非正義的；內政方面，某些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是眾所周知的非正義經濟的鼓吹者，從“原始積累”到瓜分國有資產，他們的理論都儘可能屏蔽了普通勞動者參與的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些人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

問題是，他們無法將他們所謂的國家、民族利益具體化，對內就不用說了。在國際戰略問題上，他們同樣不能把從韜晦到對抗的國際戰略 具 體 到 普 通 民 眾 的 身 上，無法 具 體 地說 出 這 種 帶 有 繼 承 特 色 的 冷 戰 戰 略 會 如 何 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就以最近的例子來說，“維護祖國利益、反霸權主義者們”在為911叫好的時候，卻不願承認，911同樣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損失，至少沿海的外來加工者要丟掉很多訂單。“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空洞化的特點，不能不使我們想到“無產階級利益”的空洞化。無法具體到個人權利和尊嚴的國家利益、民族尊嚴無非是緣木求魚的老套路。

當我們用宏觀寬闊的視野觀察觀察歷史時，不難發現非正義和空洞化的xx利益帶來的只有災難。東條、希特勒以至於最近的米洛舍維奇，薩達姆，他們無不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極力鼓吹者，但是他們那種毫無正義可言xx利益都無法實現了。相反，美國，從二戰到韓戰再到解放科索沃、科威特和阿富汗，都能很好的將國家利益與正義的原則相結合，不僅為當地民眾帶來安定和自由同時維護了世界的和平。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霸主地位是不可能被撼動的，更不可能以非正義的國家利益訴求所撼動。那麼如果真的按照專家們開出的非正義國際戰略藥方，就只能蹈薩達姆和塔利班的覆轍了。

如果真的到了美國不再稱霸世界的時候，我們只會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所有國家的國家利益是建立在正義和自由基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