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十二月，我進入巴黎十二大學 。

　　我們每周都有一節對話課，為時兩個半鐘頭。在課堂上，每個人都必須提出或回答問題。問題或大或小，或嚴肅或輕鬆，千般百樣無奇不有。

　　入學前，前雲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編輯向我介紹過一位上對話課的教授：“他留着大鬍子而以教學嚴謹聞名於全校。有時，他也提問，且問題刁鑽古怪得很。總而言之你小心，他幾乎讓所有的學生都從他的課堂上領教了什麼叫做‘難堪’……”

　　我是插班生，進校時，別人已上了兩個多月課。我上第一堂對話時，就被教授點着名來提問：“作為記者，請概括一下你在中國是如何工作的？”

　　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寫我願意寫的東西。”

　　我聽見班裡有人竊笑。

　　教授彎起一根食指頂了他的無邊眼鏡：“我想您會給予我這種榮幸：讓我明白您的首長如何工作的。”

　　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的首長發他願意發的東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來。那個來自蘇丹王國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豎大拇指。

　　教授兩隻手都插入褲袋，挺直了胸膛問：“我可以知道您是來自哪個中國的麼？”

　　班上當即冷場。我慢慢地對我的教授說：“先生，我沒聽清楚你的問題。”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複一遍。我看着他的臉。那臉，大部分掩在濃密的毛髮下。我告訴那張臉，我對法蘭西人的這種表達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個中國”一說可以有什麼樣的解釋。

　　“那麼，”教授說，“我是想知道：您是來自台灣中國還是北京中國？”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飄。在這間三面牆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種突然凍結的沉寂。幾十雙眼睛，藍的綠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個人來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對面那位台灣同學。

　　“只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我說。馬上，教授和全班同學一起，都轉了臉去看那位台灣人。那位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同胞正視了我，連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來：“只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

　　話音才落，教室里便響起了一片鬆動椅子的咔咔聲。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遞來一句話：“您走遍了中國麼？”

　　“除台灣省外，先生。”

　　“為什麼您不去台灣呢？”

　　“政府不允許，先生。”

　　“那麼，”教授將屁股放了一邊在講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認為在台灣省問題上，該是誰負主要責任呢？”

　　“該是我們的父輩，教授先生，那會兒他們還年紀輕輕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聲。教授卻始終不肯放過我：“依您之見，台灣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的父輩還健在哩！”我說，也朝着他笑，“我沒有那種權力去剝奪父輩們解決他們自己釀就的難題的資格。”

　　我驚奇地發現，我的對話課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順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話去：“我想，您不會否認鄧小平先生該是你們的父輩。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決台灣問題？”

　　“我想，如今擺在鄧小平先生桌面的，台灣問題並非最重要的”

　　教授濃濃的眉毛如旗般展開來長起：“什麼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鄧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見，如何使中國儘早富強起來是他最迫切需要考慮的。”

　　教授將他另一邊屁股也挪上講台，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坐好，依然對我窮究下去：“我實在願意請教：中國富強的標準是什麼？這兒坐了二十幾個國家的學生，我想大家都有興趣弄清楚這一點。”

　　我突然一下感慨萬千，竟恨得牙根兒發癢，狠狠用眼戳着這個刁鑽古怪的教授，站了起來，一字一句地對他說：“最起碼的一條是：任何一個離開國門的我的同胞，再不會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這類刁難。”

　　教授倏然地離開了講台向我走來，我才發現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燦爛。他將一隻手掌放在我肩上，輕輕說：“我絲毫沒有刁難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是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國家的。”然後，他兩步走到教室中央，大聲宣布：“我向中國人脫帽致敬。下課。”

　　出了教室，台灣同胞與我並排兒走。好一會兒後，兩人不約而同地看着對方說：“一起喝杯咖啡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