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交換也就是貿易相當重要。 這是因為社會生產必然需要各種不同的東西，就像蓋房子，水泥，木頭，玻璃缺一不可。但是誰家也不可能什麼都有，所以要同別人交換。

落後國家同發達國家的交換是不等價的。比如建國初期修水庫，修公路，中國人沒有機器，那麼只能靠人挖人抬，效率低下工人艱苦。 一台推土機可以頂替百人的勞動， 中國沒有，想同美國交換，但是美國知道如果給了你推土機就可能讓你解放100個勞動力，水庫就能提前數年建成， 所以就堅決不給你。 你說自己造，可還是早拖拉機需要機床，你沒有，他還是不給你，如果你不努力那麼你這個水庫就要修到猴年馬月去， 中國人就要承受旱澇災害。 當然，我舉的例子並不是最重要的， 修水電站要用大型水輪機，大的不得了，他們不賣給你，或者賣給你但是要得是天價，三年的糧食，你買不買？ 中國最後可能是忍氣吞聲地買了， 因為不然百姓無法抵禦旱澇災害，發水的時候還要死人的。

毛澤東的中國從五八年開始發了瘋，決定不受別人勒索，什麼都自己做，當然是勒緊褲帶從螺絲釘做起。這就是被人詛咒的大躍進了。昨天看到一個網友發的文章講四川災區的工業，這裡摘錄一段，稍長點， 但是值得看的

其一，位於德陽的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原名為中國第二重型機器廠，媒體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重型機械製造企業和重大技術裝備國產化基地，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骨幹企業。”，到二重的主頁，看到一個標題“二重集團公司隆重舉行中國二重五十年慶祝大會”，50歲的二重，應該標誌着中國重型機械製造業發展的歷程，和中國西部地區工業發展的歷程，“其技術能力和製造能力代表了我國最高水平，產品行銷世界五大洲。”，人們可以看到兩個裡程碑：始建於1958年，1971年建成投產。

其二，在央視的新聞中屢屢出鏡的位於德陽綿竹漢旺鎮的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也簡稱“東汽”，該公司與哈爾濱汽輪機廠、上海汽輪機廠列為中國三大汽輪機廠，擁有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汽輪機製造設備，東汽主導產品是電站汽輪機，汽輪機產品在中國汽輪機市場的占有率超過30%。東汽在此次地震中損失極為慘重，據報道其綿竹漢旺鎮的廠區需要搬遷重建。回溯一下，東汽公司的前身是東方汽輪機廠，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1965年籌建，1966年開工建設，1974建成投產。

其三，位於德陽的東方電機廠，在中國的發電機製造行業堪稱巨頭，甚至領頭羊。生產了目前國內單機容量最大的李家峽400MW混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目前世界上轉輪直徑最大的長江葛洲壩170MW軸流轉漿式水輪發電機組，國產水氫氫型300MW、600MW汽輪發電機等。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始建於 1958年，1964年投產，1970年生產出第一台汽輪發電機。

其四，位於綿陽的四川長虹電子集團公司，涉足電視、空調、冰箱、通訊、網絡、數碼、芯片、能源等產業，為國內家電、電子行業的巨頭，《北京青年報》前些年曾經報道，綿陽人常說：“長虹撐起綿陽半邊天”，現今是否還如此認為未知，但長虹的規模擺在那裡。長虹的前身是國營長虹機器廠，當時是國內唯一的機載火控雷達生產基地。據說，長虹的廠址是朱德元帥在李井泉陪同下，於1957年3月13日選定的，

其五，位於綿陽的四川九州電器集團公司，被媒體描述為：中國規模最大的有線電視寬帶綜合業務信息網絡產品研發生產基地和數字電視設備研發生產基地，多次被評為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國內有線電視行業的產業巨頭。是國內高科技產業的代表型企業之一，其產業涉及雷達設備、有線電視設備、數字電視設備、應用電視系統、光纜電纜、光電子器件、LED光源器件、計算機軟件等。九州集團的前身是國營涪江機器廠，還可以追溯到涪江機器廠的前身國營航空無線電儀表廠。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1956年籌建國營航空無線電儀表廠，1958年8月在綿陽更名為國營涪江機器廠，1965年開始為國家提供二次雷達，正式投產。 1966年開始軍品出口，軍品工業產值達到1000萬元，外援產值達到343萬元，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產品大規模裝備部隊。

其六，位於綿陽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根據該院網絡主頁公開資料介紹，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實際上是我國是的核武器研製、生產基地。"兩彈一星"功勳獎獎章獲得者：于敏、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都曾經擔任過重要領導工作。兩個裡程碑： 1958年 10月，創建於北京，隨後主要工程和生產部門遷入青海（現青海海燕）；1970年，主要工程和生產部門遷往四川綿陽，之前的名稱是“二機部九院”、“核工業部九院”。

以上六例，看到的最多的時代標記有這麼幾個，一個是1958年，一個是1965、1966年，一個是1970年代。按照有些程式化的說法，那麼，這兩個標記，一個代表“大躍進”時代，一個代表“瀕臨崩潰的邊緣”時代，而偏偏德陽、綿陽這些西部工業、科技重鎮的處刑和青少年時代，又在這兩個標記的範圍之內。

最為有意思的是，《北京青年報》曾經報道，“長虹在‘文革’風浪未平的1974年就迎來了這樣一次難得的機遇——軍轉民上彩電項目，在這個轉折時刻，中國彩電業第一條生產線落戶綿陽，長虹從此蹣跚走上電視路，長虹抓住了一條不知命運如何的纜繩。”

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信息，一是在1974年，這個“瀕臨崩潰的邊緣”的邊緣，還在布局“軍轉民”；二是早在1974年，中國就開始引進彩電生產線了。這就有點費思量了，既然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哪裡還有心思，哪裡還有能力去布局軍轉民這樣的產業轉型，去生產彩電這樣的當時算是很時髦的電子消費品。

這些國家支柱性大企業都是 在74年之前建成的， 有了這些企業美國人的封鎖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中國在78年的時候幾乎沒有可以封鎖的東西，從水裡，天上，地下，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人不再封鎖中國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們重新感受封鎖是在80年代以後，我們放棄了自己的計算機研發，放棄了大飛機製造，放棄了聯動機床的研究，因為通過79年數萬將士的鮮血遞交的投名狀之後，在我們幫助美國打敗了美國的對頭蘇聯之後，我們認為我們是美國的朋友了，跟班了，不需要這些勞神費力的東西了。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美國人的封鎖清單越來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