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國家安全領域正面臨一場思想風暴 |
| 送交者: 郭飛熊 2003年02月16日19:25:18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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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人權高於主權”。 因為它是真理，它的真理性幾乎不證自明。 在今天這個文明時代,任何一國都沒有大規模屠殺本國民眾和實施種族滅絕而不容另一國干涉的權利，任何一國都有將鄰國人民從大規模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危境中解救出來的義務。 是可忍孰不可忍？！98年印尼被暴徒虐殺的華人婦女，這是所有有血性、有良知的人的恥辱，中國人的恥辱 我認為下述例子是經典性的：假如鄰國出現了大規模滅絕人民生命的慘劇，而且正在進行時，一個國家只要還有天良，那麼，為了正義，它就應該而且有權出動軍隊打入鄰國，拯救斯民於水火。 假如軍事實力不足，假如可能付出的犧牲太大，一國可以軟弱，但這是出於力的原因，不是義的原因——出兵捍衛人的生命財產等基本人權，乃是義之所在。 2, 捍衛人的基本人權，必須有武力作後盾。正義的武力,必將損及部分主權。 國家主權不受限制、神聖不可侵犯，乃是一個神話。 在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擁有對內最高管轄權。但是，這並不等於一國主權可以不受國際社會的平行制約，不受國際道義和國際法的居高制約。 由於保護一切人類的基本人權的正義要求,由於國與國之間在經貿關係和科學文化交流上的相互依存，任何一國的主權都是開放的，都已經潛在地將它的一部分讓渡給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干預權利的存在,對一國統治者可以產生有效的制衡,使之把可能的暴政約束在正義的絕對底線以上。 3,“一個國家有權為捍衛異國人民的生命權利使用武力”,和"人民在遭受暴政時有起義的權利"一樣,是人類的神聖權利,是最基本的、最高級的正義。 前者針對異國暴政,後者針對本國暴政。 4，把人民的權利置於國家、政府和統治者之上的思想 早在數千年以前，就已經被中國的思想家孟子闡明。孟子這樣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馬克思和毛澤東都堅決支持其他國家被壓迫人民反抗邪惡統治者的鬥爭。他們在張揚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同時,肯定有超越一國主權的更加神聖的精神價值存在。用馬克思主義的專用術語，這叫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把國家主權視為高高在上、不可逾越、不受任何制約的神物，乃是歷史的反動。 5,1999年科索沃危機中北約對南聯盟的空中打擊，開創了世界歷史上大規模人道主義干預的先例。事件中西方列強的行為，為世界各國奉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論”者所垢病，認為這是打着人權旗號的強權政治。 的確，美國的戰爭決策受到嚴重的動機不純的質詢，有克林頓總統為掩蓋“性醜聞”的負面效應轉移美國國內視線的嫌疑，但是對於歐洲各國，此次軍事行動的正面意義值得正視。 使用武力匡扶正義，在操作上涉及到自身利害如何取捨的問題。能夠擺脫自私和綏靖，擔負起地區強國或者世界大國應盡的道義責任，乃是國際社會健康的、積極的走向。 6，真正的問題在於，北約的干預，只是部分地具備道義上的正當性，卻並不合乎國際法。 按照聯合國憲章，只有安理會授權，才能對一國直接動用武力、採取干涉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這樣評價北約的行為："一方面，區域性組織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使用武力是合法的嗎？另一方面，（我們）能夠放任大規模、有組織、會導致嚴重後果的侵犯人權的狀況不斷持續下去，完全置之不理嗎？" 正如在一國之內，一個公民無權採取古代江湖俠客的方式，使用私人武力裁決民間衝突，而必須由公共司法機關依法斷案一樣，任何一個國家為捍衛異國人民的生命權利使用武力，都必須遵循使用武力的合法程序——經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明確授權。 程序正義（合法性）是實現實質正義（正當性）的必由之路。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天下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天下危。 聯合國就是今日的天子，美國和北約這個諸侯，未經天子的授權擅自進行人道主義干涉，嚴重危及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國際安全體系的核心。 7，北約在科索沃的作為，是強權政治手段與人權保障目標結成的奇異聯盟，中間存在着嚴重的干涉權濫用的現象。 在空襲之初，為了給動武提供口實，美國國務院宣布阿族人遭到“種族清洗”，“50萬科索沃阿族人失蹤”，“人們擔心他們已經死了”，從而贏得了西方社會的輿論支持。戰後的當年11月中旬，前南問題國際法庭對科索沃等地進行了實地勘察，才找到2108具屍體。 而“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永遠閃爍着正義和人性的光輝，它的精神價值，決不會因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胡作非為而被抹殺。隨着國際安全體系的發展，將有越來越多飽受暴政壓迫遭受生命威脅的人民享受它的福音。 8，人們指責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的道德虛偽，不是空穴來風。 在科索沃，被屠殺人數有2000餘人。但是在盧旺達的種族滅絕中，被屠殺人數達百萬人。在這個最需要人道主義干預的地方，美國人為什麼按兵不動？ 直接簡單的回答是：盧旺達地處偏僻的中非，與美國的私利無關，與美國的霸業無關。 西方一些政治學家就曾批評美國政府沒有及時干預盧旺達的種族衝突，以至於最終發生了種族大屠殺的悲劇，他們指出，如果美國派出哪怕只有五千人的部隊進行干涉，則圖西族人至少可以少死五十萬。當然，克林頓總統事後為此做出的道歉值得關注。但美國人在遇事時經常是，私慾壓倒公心。 美國人在戰爭中的道德記錄歷來不佳。早在二戰中，在美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它的軍隊就對德國和日本無辜的平民進行毫不留情的空中絞殺，戰後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美國的空軍都是恣意非為，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民死於非命。 在美國人的血脈里，還流着他們的祖先大英殖民帝國的叢林野性，剛剛被揭露的南韓老斤里屠殺，還有在越南戰場發生的屠殺，就是例證。 在美國戰後唯一一次同時擁有了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海灣戰爭中，仍有十幾萬伊拉克人民被美軍的空中打擊奪去生命。 幾十年來，同在伊拉克一樣，美國空軍在作戰中，對平民百姓的目標完全不作規避，表現了非常可怕的冷血心態。 假如中美之間因為台灣問題發生常規戰爭，只要槍聲一響，美軍的轟炸機對中國大陸的平民百姓絕不會有絲毫的憐憫，發生在德國、日本、朝鮮、越南、伊拉克、南聯盟身上的事，將同樣會發生在中國人的身上。 假如你束手挨打，它可能會來一點精確打擊，僅僅“誤殺”一些平民。假如你正常反擊，把它打痛了，它會毫不留情地對平民百姓實施大規模報復。 美利堅帝國在冷戰期間幹了不少壞事，冷戰結束後它當然有所改良，但是它在道德上依然存在着極其嚴重的缺陷，與它自我吹噓的仁慈帝國相距何其遙遠。 9，但美國還不至於淪為邪惡帝國，它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擺脫擴張土地情結的國度。二戰以後，它的對外軍事行動基本是為了冷戰的理念、自由的理念和霸業的理念以及保護海上貿易能源線，它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要求。 與此相反的是，列寧、斯大林把國際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叫得震天響，列寧甚至作出要歸還沙俄侵占中國的領土的口頭承諾。然而在實際行動上，他們卻毫不手軟地把外蒙古分裂出去。抗日戰爭中斯大林乘人之危，策動新疆的獨立。要不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實力在抗戰中業已崛起，前蘇聯將擁有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 “美國霸權，是世界歷史上最先進的霸權，是新式霸權。它不需要殺人滅國，不需要占領和兼併別國土地。它需要的是服從和裹挾，把你納入它所主導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貿易秩序。” [1] 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的行為對整個世界有明確的規範和導向作用。它對於國際社會擺脫殖民帝國時代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進入今日相對文明和有着一定依存合作的國際秩序，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 人們不會忘記，是羅斯福總統首倡建立了聯合國，是羅斯福總統有力地制衡了兩位強權主義的戰爭領袖斯大林和丘吉爾的野心，是羅斯福總統把中國拉進四大國和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列。 由於美國對盟友集團內部矛盾採取了文斗而非前蘇聯式的武鬥方式，它在世界上擁有相當的信用，這信用乃是對它的某些文明做法的回報。 10，連中國大街上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世界總得有個頭兒才行。 聯合國當然是合法的頭兒。但它不是實體性的世界政府，而是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進行國際安全合作的機構。 美國有一些全球行為體現了它作為世界頭號大國肩負的責任，比如海灣戰爭。 美國的一些行為帶有無可奈何的性質，比如在索馬里的干涉行動。 反觀美國的一些對立者，比如中國、俄羅斯，不少高論僅屬於坐而論道的清談。當然無助於履行大國職責，建立大國信用，維護國際公義。 11，有一件事永遠不能忘記——1965年，在蘇哈托將軍策動的印度尼西亞軍事政變中，近百萬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包括大批華人，死於印尼軍隊的屠刀之下。歷史檔案證實，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澳大利亞政府在幕後一手策劃並全程參與了整個屠殺事件。 [2] 在與美國冷戰的年代，中國政府無力保護海外華人的生命安全，只有任人宰割，用船拉回一部分難民了事。 然而，在我們能力許可的範圍內，我們又做的如何？ 1978年，紅色高棉波爾布特政權為了進行烏托邦實驗，對“階級異己分子”實施血腥的屠殺，殘害了100-200萬生命，其中，身為本國富裕階層的華人首當其衝。在他們財產蒙受重大損失、生命受到威脅時，柬埔寨華人確曾基於自己的中國僑民身份，尋求過祖國政府的解救。然而，他們未得到來自中國方面的任何公開的正面的反應。當時，華人所能接觸到的祖國親人僅僅是中國援柬專家，但是，當他們向這些親人投訴的時候，得到的回答則不能不使他們失望：要“顧全大局”、要“忍”，要“忍”下去。他們只好這樣一直忍到沒有腦袋可忍為止。中國作為波爾布特政權的主要靠山，在柬埔寨華僑問題上採取的不聞不問的“不干涉內政”態度，令柬華人處於絕望的境地時，不免發出感嘆：“我們枉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3] 在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在世界主要大國能夠進行一定的合作的年代，在需要發揮智慧和實力的時代，我們又做的如何？ 1998年5月印尼發生排華騷亂， 12，天天歌唱“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就得為此承擔責任。在海外，我們有5000萬華僑和華人，他們的基本人權和生命財產如何保護？ 在未來，海外華人的人權，還會受到蘇哈托式的人物的嚴峻挑戰。中國本土的民眾，能夠允許紅色高棉大屠殺和印尼排華騷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而自己無動於衷嗎？ “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是一個從華人社會的切身利益都可以引申出來的結論。 只要拋棄“不干涉內政”的陳舊觀念，與全球共通的人權思想相接軌，在捍衛自身權益上，中國擁有廣闊的空間。 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捍衛華人的生命財產上，可以有效地運用國際影響力，可以尋求國際社會的幫助，包括尋求美國的幫助。 隨着中國現代化軍事力量的興起，必要時，我們可以在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明確授權之後，主動出擊，絕不能讓印尼式屠殺華人的暴行再次出現而不遭受任何懲罰了。 13，兩年前北約針對南聯盟的軍事行動，曾引起中國一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彈，他們認為，建立在“人權高於主權論”基礎上的干預主義理念，對中國具有非常可怕的含義。西方列強可能會把同樣的理念運用在中國的西藏、新疆問題上，對中國進行集團式軍事入侵。 這種擔心其實是一種缺乏有效根據的莫名的恐懼。西藏、新疆地處中國腹地，中國的國力、人口和強大的陸軍力量，使得任何干預成本大得可怕，令干預很難發生。 撇開利害關係不談，單從道義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在西藏、新疆實行滅絕種族的政策，國際社會原則上也有保留武力干涉的權利。 在這以前，首先是中國人民負有反對並制止本國統治者進行種族滅絕的責任。 這種事如果發生在美國，道理也是同樣的。 但事情的真實情況是：1949年在中國大陸誕生的新政權，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秉承了民族平等的理念，中國是在一百多年來飽受西方列強的凌辱中奮起的，它不願把自己不願承受的命運，施加於別人身上。“壓迫其他民族，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格，口說無憑，只要看一看少數民族在中國的地位就知道了。” [5] 可以拿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作見證——中國少數民族，享有着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所沒有的加權。 西歐各國難道會不顧中國龐大的市場，不論事實、不講是非地登上美國的霸權戰車，對中國進行軍事圍攻嗎？對此我表示強烈的懷疑。 的確，中國在西方社會受到了一定的孤立，但這種孤立的原因是什麼？既有我們長期拒斥全人類普遍適用的自由民主人權思想方面的因素，也有我們長期在“交友”方面不夠檢點——常和國際社會公認的流氓國家攪和在一起，支持一些打着反霸招牌、對內實行暴政的獨裁者——的因素。 西歐對中國的道義抵制，和中美之間戰略利益的對抗，乃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為什麼不去消除道義上的被動局面？與國際基本的道義原則接軌，最大限度地團結朋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對手，才是上策。 14，“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與中國當下的關係大略如此： 第一，“人權高於主權”的思想乃是真理。 第二，它對中國保護華人的基本人權具有深遠的價值。 第三，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沒有傷害，對中國擁有新疆、西藏的主權沒有傷害。 第四，它對我們在世界上的角色提出了挑戰。 二、國家的地理依存高於民族自決權 15，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其實不是由人權問題引起的，並不嚴重涉及主權和人權的矛盾，而是由一部分人企圖謀求“藏獨”和“疆獨”導致的。 “藏獨”和“疆獨”，以及所有的民族分離主義，他們的思想基礎是民族自決權理論。 民族自決權，是指每一個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它的核心內容，就是把每一個民族的命運和地域的集中獨立聯繫在一起，主張一族一國。這顯然是參照了西歐單一民族國家的經驗。而對於多民族國家和民族雜居的國度，乃有削足適履之虞。 在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浪潮中，民族自決權理論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用。 到了二十世紀末，它對多民族國家和民族雜居的國度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露出來。 16，聯合國憲章肯定了民族自決權的合法性。 憲章第一章第二條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這一條是由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力主寫入聯合國憲章的。 1960年，又是在蘇聯的倡議下，聯大通過了著名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闡述了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它，廣大被殖民或外國統治下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權利。 在《獨立宣言》通過的第二天，聯合國大會對民族自決權的行使規定了明確的限制與條件：被視為擁有自決權的領土指的是其統治國不僅“在地理上與其分離，而且種族或文化上也與其不同的地域”。由此，就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區的各種自決要求。 [6] 這一新時代的《獨立宣言》，成了亞非拉西方列強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合法武器，接下來發生的事令天地改色。 17，應該說，二十世紀中,蘇聯在鼓吹“民族自決權”思想並促進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功不可沒。當然，這樣做，也是它在冷戰中與歐美爭奪全球意識形態主導權的一種手法。 但是荒謬的是，蘇聯本身，卻在二十世紀末,被自己力主的民族自決權思想的爆破力，弄得分崩離析了。 這可不是它的初衷。 在並沒有發生種族滅絕、歧視和隔離，甚至並沒有發生特別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這種分崩離析乃是主體民族的巨大失敗，也是歷代統治者的巨大失敗。 在蘇聯究竟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了後來的敗局？ 18，事情得從源頭說起。 在二十世紀早期，不遺餘力宣揚民族自決權的，有兩位著名人物：列寧和威爾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幾乎是在世界上首倡併力推民族自決。出於喚起各民族的反抗、促進沙皇俄國的滅亡的考慮，列寧主張，一切民族都有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分離的權利，都有成立單獨國家或自由選擇他們願意參加國家的權利。顯然是受了西歐一族一國狀況的直接影響，列寧主張民族國家邊界應與民族分界線相吻合。 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起而響應，發表了“十四點”宣言，稱民族自決應是重新劃分“戰敗國”領土的依據。因為遭到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的疑忌，這個宣言後來無疾而終。威爾遜的國務卿承認，如真正貫徹“民族自決權”，美國和加拿大均將不復存在。 [7] 但列寧卻完全沒有這種警覺。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就開始把作為革命手段的民族自決權理論予以社會制度化，組建了一個由十幾個加盟共和國構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批加盟共和國，是按照民族國家理念，採用迅烈、人為的方式組建起來的。 儘管，在操作層面，蘇聯的統治者對民族分離主義打壓甚烈，比如對獨立後的波蘭發動大規模軍事攻擊，派出百萬紅軍進軍華沙。但是，在理論和法律上，他們的姿態幾乎是完全一邊倒，對民族自決權不加任何限制，反而確立了它至高無上的地位——1922、1936、1977年的蘇聯憲法，都鄭重地寫入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憲法則從未給予各州“退出權”。 19，列寧和斯大林建立的制度，乃是一個對本民族實行嚴酷的暴政，對整個國家實施高度集權管理，而對多個民族設計了紙面上的民族自治的奇異混合物。 在沒有民族國家、民族成份複雜、民族意識淡薄的地方，輕率地人工製造“民族國家”，這大概就是當年蘇聯民族共和國創建的實情。 [8] 一位西方學者指出：蘇聯的這一套體制，對於非主體民族來說，“喚醒了他們的民族分離意識，使地方民族主義高漲，一旦條件具備，半文明的小民族必然將甩掉自己的老師。” 一旦嚴酷的暴力不能再使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喪失，血腥的歷史真相被揭開，國家的凝聚力渙散,各民族之間的聯繫紐帶馬上斷裂，當非主體民族援引憲法規定的“自由退出”權時，合法性站在他們一邊。 而蘇聯統治者企圖把各民族融合成一個新的、歷史性的、更高級的共同體，融合成蘇聯人民的努力，沒有得到各民族人民的認可。 蘇聯的崩潰命運，似乎早在列寧建立這套制度之初，就已經奠定了。 同樣屬於斯拉夫種族的南斯拉夫人，對他們斯拉夫人的“原創”，敬佩得五體投地，他們按照蘇聯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地建立了南聯盟。當落幕的鑼聲敲響時，此地四分五裂，而且一片戰亂。 民族自決，既是沙俄解體的理論，也是蘇聯瓦解的實踐。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揣測，列寧鼓吹民族自決的初衷，恐怕是為了用共產主義思想和蘇聯的武力統一全球，而預先建立的一種有包容性的國家機制，它預備着讓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國家加入進來，成為眾國之國。其所謀者深且遠。不意核時代的到來，讓傳統的陸軍優勢失去了決定人類命運的力量，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夢幻泡影。 20，蘇聯崩潰的核心原因，在於把完整的地理空間，分割為一個個民族國家的版圖，長期的國界意識，暗示和培養了民族主權和半獨立的情緒。 地理的依存被打破，領土的完整必然被動搖。 過去，人們比較重視不同地區和民族之間的歷史和文化聯繫，其實，地理——軍事和經濟意義上的地理——依存關係，要更為重要。它其實就是國內地緣政治。 所以在歷史上，不同的民族為了一座山脈、一道關隘，可以打數百年的仗，形勢格禁，利害相關，不得不為也。 現在的世界上各個主權國家的疆域，都是歷史上複雜的軍事運動和經濟運動造成的。它的地理，有一種內在的相關和勾連。 如果這種地理依存關係被人為地割裂，將導致怎樣的局面？ 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國家的主要的一條河流沿岸，分布着十幾個不同的民族，依賴這條河的水源灌溉莊稼，沿着河流進行商品交易。假如這些民族都分別獨立了，將發生什麼情況？任何一個上遊民族國家都可以控制水源或者引水另行，從而使下遊民族國家對其產生依賴關係，甚至引發曠日持久的爭奪水源的戰爭，那種十幾個民族國家達成協議公平合理地使用水源的概率極小，有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為證。倒是長期的爭奪戰的結局,又是誕生一個統一的國家。 可以再做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國家內有幾個民族共存，其中一個分布在本國主要礦藏資源區，假如它要獨立出去，對於其它民族，乃是一種巨大的不公平。其它民族自然不服,又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21，美國偉大的總統林肯曾經論述過一國之內的地理依存，他說：“一座房子不能從中間裂開。” 為了維護聯邦的統一，林肯不惜打了一場傷亡數百萬人的南北戰爭。 內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並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從美國內戰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爭爆發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穀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鋼軌增加523％，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以上，原油從300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萬噸增到900萬噸。 [9] 數十年內，美國一舉躍升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登上了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寶座，乃是水到渠成。 假如當初美國一分為二，那麼，今天這個不可一世的唯一超級大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22，在1960年聯合國大會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解釋說明中，擁有獨立自決權的領土，指的是其統治國不僅“在地理上與其分離”，並且無歷史文化聯繫的殖民地。它的適用範圍，特指歐洲殖民帝國和距其數千里之外的亞非拉殖民地之間的關係。 而對於一個傳統國家的疆域，聯合國大會強調：“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相違背的。” 一國的領土完整，其內在的實質，就是對一國在歷史中形成的軍事、經濟、文化上的地理依存關係的法律確認。它受國際法的保護。 蘇聯式的民族自決權理論，暗含着一族一國的主權要求，如果在多民族和民族混居的國度實施，將極大地破壞本國的地理依存，從而人為地製造民族衝突，把統一的國內法律和政治體系治理下的國內地緣政治，化為無法無天的國內強權政治。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伍得渥德指出，通過全民投票公決以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民族自決方式，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國家內，必然邏輯上導致種族清洗。這是因為，只有把“不可靠的人口”強迫轉移出去，才能確保全民投票公決投出“獨立”的結果。 [10] 世界上大約有三千多個民族，假如都有權獨立，在只有這麼大的地球陸地面積內，將分離出三千多個獨立國家。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總統說：“少數民族的權利在今天往往與各民族自決直至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混為一談，如果抱定這種態度，世界上就可能出現幾千個經濟上薄弱的主體。”“在民族自決的掩蓋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國家完整性都受到懷疑，使之分化的分離主義將會沒有止境。” 所以，我提出，對民族自決權必須進行國際法意義上的約束，要在國際法中確立“國家的地理依存高於民族自決權”的思想。 23，在當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流行。 比如黑格爾式的“民族獨立是自由的最高形式”信條。 對於一個人口不大、歷史無多、安全係數很高的少數民族來說，這種自由有什麼實質意義？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鬧起了獨立運動，因為它所在的地區經濟比較發達。 而法國的巴斯克人首先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並以此感到自豪，沒有分立要求。 一個少數民族，如果生活在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這樣的大國，可以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他的優秀分子可以以一個大國為平台參與國際競爭。 一個小島居民拿破崙，可以登上法國的舞台，演出征服歐洲的活劇。 一個中亞小民族出身的斯大林，可以出任蘇聯帝國的統帥,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 很難想象，在太空時代和高科技時代，一個獨立的微型國家，和一個大國內的小民族，他們的發展空間，會是對等的。 假如人權和民族平等問題已經解決，那麼，一個更大的國家，意味着更大的經濟需求，更大的科技文化交流空間，更多的高級智力競爭和參與，還有更多的獨特文化和風俗習性的展示平台，更好的多樣性，更大的包容性。 所以，對於一個少數民族來說,最重要的是享有人權和民族平等，而不是民族自決。 還有一種謬論：“有了國權、族權，才有人權。” 美國的少數民族，沒有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就沒有了人權麼？ 假如將來的中國，實現了普遍的人權，而依然沒有讓苗、滿、回、藏、蒙獨立，那麼，他們就依然沒有人權麼？ 持此論者，喜歡拿庫爾德人的悲慘命運作例子。的確，庫爾德人分居在土爾其、伊朗、伊拉克等不同國家之內，如果成立一個獨立國家，能為根本性地解決他們享有的人權開闢道路。 但是，這樣做的阻力極大，將分割上述國家的傳統地理依存。假如因為種種原因，庫爾德獨立國長期甚至根本無法建立，那麼，庫爾德的人權問題就一直無法解決麼——比如，可不可以通過國際施壓，來幫助庫爾德人民合法的正義鬥爭，以根本性解決他們的人權狀況？土爾其人的文明水平就一直保持在今日的水準，永遠不會進化？其實這裡面，美國人的縱容鼓勵了土爾其人的放肆，乃是更深邃的問題。 很明顯，國權、族權，只是人權的一種實現方式，只是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還有不通過獨立和自決也可以單純地為了人權而解決人權問題的途徑，對於每個國家和整個世界來說，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它見證着普遍的文明水平。 24，上述高論，和民族自決權的一族一國論一樣，都是一種“國家崇拜”，而不是純正的“人權崇拜”。 一個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國家內的非主體民族，最重要的是贏得完全的人權和完全的民族平等權以及適度的加權，而不是贏得民族自決、獨立和分離權。 而一個主體民族，擔負着保持地理依存和領土的完整性，保持各民族和平共處，保持國內地緣政治的法治狀態，保持非主體民族的加權等諸多重任。 完全的人權和民族個性的尊嚴，才是民族自由的最高形式——假如存在這種集體意義上的“自由”的話。 正如今日文明世界處處存在妥協並且處處需要妥協一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乃是多民族利益妥協和意志妥協的產物。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某一個民族實施自決，乃是以犧牲其它民族包括主體民族的正當權利為代價，本質上是利己主義。而地區龜裂和國家龜裂，本質上是利己主義大規模的泛濫成災。 25，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全世界大張旗鼓地傳播，它的合法性，引起了不少多民族國家的恐慌。為了防止本國的分裂，一些國家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少數民族的權利，甚至否定少數民族的存在。 在印尼，華人曾長期被剝奪學習漢語、使用華文的權利。 在土爾其，只有土爾其民族才可以要求民族權利，其他民族不能有這種要求。 在伊朗、柬埔寨，法國，不承認少數民族的存在。 大民族頑固地不承認多民族現狀，壓制國內的少數民族，並強制同化小民族，小民族受誘惑搞民族自決和民族分裂。這種異常心態，正是民族國家論和民族自決權論蠱惑的結果。 不加任何限制和約束的民族自決權，乃是一種封閉、排他的思維，是對當代政治的反動。在過去六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國家的理論以及基於人民是一個民族便有權取得國家地位的理論都已過時。 [11] 在對民族自決進行嚴格的操作限制的同時，倒是有必要在國際法中，把少數民族的權利，列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26，中國西藏、新疆地區發生的少數人要求獨立的運動，即是受到民族自決權理論長期鼓舞的結果。 且不說新疆早在漢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華統一的地理空間，單單就國內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安全來說，西藏和新疆也已經和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利害攸關。 王力雄先生在《西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軟肋》一文中指出：“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喇嘛現在主張的西藏高度自治，範圍所指都是‘大西藏’。而若‘大西藏’的 250 萬平方公里與中國分離，中國的西部邊疆將向腹地收縮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國版圖上打兩條對角線，交點也就是中國的中心在甘肅天水。‘大西藏’獨立，天水離‘新邊界’只剩 100 多公里距離，現在的中國中心就變成了邊疆。中國以往出現國難危機，腹地四川往往被當作‘大後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會成都，距‘新邊界’也只有 100 多公里，成為邊防前線。所以，一旦西藏獨立並且別無選擇地與印度結盟，印度就可以不發一槍一彈長驅幾千公里，把軍事力量徑直部署到中國腹地，其導彈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國全境。失去西藏天險屏蔽和不怕戰火的西藏高原之迂迴空間，戰爭就將在中國內地進行，生命財產必會遭受重大損失。可想而知，讓中國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軟腹’，從國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防備與印度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是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西藏獨立的底線所在。中央政府不可能對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的要求後退或妥協。 “還有一個相關因素也要保持清醒認識：對西藏問題的任何特殊處理，都可能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連鎖反應。漢族人口雖占中國人口的 93 ％，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卻占中國領土面積的 60 ％、草原面積的 89.6 ％、森林面積的 37 ％、木材積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資源的 50 ％以上。少數民族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通盤考慮，慎之又慎。固然不會發生 55 個少數民族全跟着西藏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的情況，但哪怕只有維吾爾族這樣攀比（幾乎可以肯定），兩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萬平方公裡面積，超過了中國領土的 2/5 。中國嚴峻的現實，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是中國不可能以蘇聯解體的模式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制約所在。” 而新疆的戰略地位尤其重要。它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是中亞五國僅次於中東的油氣資源向東亞輸送的必由之路。這條線路不僅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發展，尤其是對東北亞日本的下世紀經濟持續發展,意義都十分重大。這條線路可以使中國擺脫日美間為控制太平洋石油運輸線的衝突，從而就可以使中國以更為超脫的地位來處理目前大量存在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雙邊或多邊矛盾。 [12] 在新疆，當年的獨立運動的背景支持是蘇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蘇聯插手新疆三區革命，為三區革命政府培養、訓練、輸送幹部的過程中，灌輸“民族自決”思想，對新疆政局影響是深遠的。斯大林當時的意圖，乃是建立一個外蒙古式的僕從國，或者乾脆加入蘇聯，成為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今日新疆的民族分離主義與蘇聯當年長達二十年的以“民族自決”為題的反華煽動是脫不了干係的。現在的情況是，疆獨的指揮大棒由土爾其國接過，疆獨分子夢想成立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最後好與土爾其合併。 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所有的民族分裂運動，都有幕後的黑手。這些分離分子即使獲得了表面的獨立，也無法享有真正的主權，還是要依附某一個大國。而它對中國的打擊，乃是致命的。它的成功，將割斷中國軍事經濟文化的地理依存，將割走地下豐富的能源，割斷中國汲取中亞五國油氣的通道，將中國的腹地裸露在敵對軍力的直接打擊範圍內，那將是對中國軍事安全和經濟發展空間的強力打壓，那將意味着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大國地位的喪失。 27，台灣島的情況，和美國南北戰爭的雙方頗為類似。海峽兩岸出自於同一個民族，有着共同的血緣、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文化認同。 為了繞開民族的同一性和聯合國憲章保護主權國家領土完整條文的束縛，台獨分子杜撰了一個“住民自決”的概念，主張由台灣島居民實行“全民公決”決定台灣是否獨立。 美國南北戰爭就是對“住民自決”的回答。 正如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達爾所指出，民主選舉只能決定既定政治體內部的事務，卻不能用於決定政治體的邊界，因為民主選舉的多數原則的計算，已經預設了大家共同接受的政治體的邊界。 台灣地處東亞海上要衝，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戰略生命線，都處在台灣和南中國海方向。台灣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國土概念，而且設定着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空間。 即使出現最不利的局面，美國的軍事力量參與進來了，第一次格鬥中國失利，但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格鬥，以中國飛速上升的國力發展軍力，台灣的獨立永遠沒有前途。 如同過去人們常在某一思想潮流面前走火入魔一樣，台獨其實是做了扭曲的自決權和國家崇拜的犧牲品。 28，近年來，作為對於美國的打壓的反彈，中國民間出現了自稱為“民族主義”的思想潮流。它的初衷不無美意，但從理論的邏輯立足點來說，“民族主義”乃是一種虛假的概念和理論體系。 從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談起吧—— 民族，什麼是民族？漢族、蒙族、滿族、藏族、維族、苗族，這是具體的、真實的民族。 民族主義的民族概念特指的是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概念是不真實的。它是一個虛構的概念，是根據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虛構出來的單一“綜合民族”——一個新的、高於任何一個具體民族的、由主體民族統率的更高級的共同體，在文化同質的民族群中,如西南地區的壯族、苗族等，對它可能產生認同，而文化異質的民族，如蒙、藏、維族等，對它是不大買帳的。 在前蘇聯，塑造新的綜合的蘇聯民族的努力是失敗的。那美國呢——美國民族是否是綜合的民族呢？ 不是，美國民族其實是單一民族。美國是一個完全由歐洲移民建立的國家，在那裡，愛爾蘭移民、意大利移民都不是少數民族，印第安人才是少數民族。美利堅民族乃是由不同國家移民融合而成的新的單一民族，儘管它的成員還各自保留了昔日母國的一些習俗。而且，與中國和前蘇聯少數民族占據了廣闊的地域並擁有古老的歷史文化不同，在美國，主體民族幾乎占據了絕大多數地域，古老的印第安人則幾乎被殺光了。 單一的綜合民族的概念，是典型的小鐵鞋套大肉腳。它實際上是以抹殺少數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和民族個性為代價。它犯了我在前面分析的民族國家、一族一國概念的毛病。 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里，如果大講民族主義，那實在是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民族主義在中國實際上是一種誤用。它的理論和歷史述說都是大漢民族主義，它的蔓延，將在實際上對其它民族造成離心傾向。 如果漢族大講民族主義，其它的民族必然仿效，它是不會跟着你講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它會講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藏族講藏族的民族主義，蒙族講蒙族的民族主義，維族講維族的民族主義，結果將是什麼樣的情形？ 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典型的食洋不化的產物，它藉助於它所反對的藏獨、疆獨同樣的理論基礎，卻完全不自知。 29，其實在理論論證和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上，早已經有了純正的概念——愛國主義。何必找來一個漏洞百出的民族主義概念？是否因為愛國主義在西方不常用，因而不夠時髦？ 愛國主義乃是和現代文明主要價值兼容的真實概念。 愛國者——不是異族的奴隸，也不是本國的奴隸，不是被迫的奴隸，也不是自動的奴隸，而是公民，覺醒的公民，擁有公民權利的公民,擁有公民意識的公民. 愛什麼樣的國——不是愛“單一民族國家”，而是愛“公民國家”。不是愛主體民族一己的國家，而是愛所有民族和平共處的國家。不是愛統治者實施暴政的國家，而是愛人民爭取完全的公民權利的國家。不是愛軍國主義擴張的國家，而是愛正義、和平、正當防衛的國家。 怎樣愛國——不是通過“合群的自大”、“封閉排外”、“懷疑一切”的方式，不是通過虛張聲勢、誇誇其談、自我哄騙的方式，而是堅守全球共同的基本文明價值，通過開放的、務實的、戰略與策略兼顧的、胡蘿蔔與大棒互用的方式，謀求國家最佳的利益配置。 中國今日的民族主義者，除了進行大量的理論混亂、概念虛假、經常性違反形式邏輯的網絡話語權爭奪戰以外，還在忙於清除傳播普世文明價值觀的“二毛子”，它的前鋒已分櫱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這是值得人們關注的。 民族主義在中國還有一定的前程，當為統治者提供合法性的主導意識形態走向衰敗時，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合法性真空，從而可以幫助維持統治秩序的穩定。民族主義無法擺脫被政治操縱的命運。人們常常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口實，來壓制公民權利，通過民族主義鼓譟，打壓普世文明價值的傳播，用訴諸非理性的民族情緒的方式，愚弄長期接受經過過濾的信息的民眾。 30，做大國，以人為本。 中國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應建立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普世文明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在人權和主權同構的基礎上。 在國家安全領域，既需要操作上的主導權，又需要理論上的主導權。 有一種普遍的預計：十年內， 一場由威權政治向着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社會將出現五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我對這種估計抱有審慎的樂觀態度。 藏獨、疆獨、台獨正等着那一天。他們把這場轉型，視為夢幻成真的唯一機會。 他們希望那一天到來時，發生在前蘇聯和南聯盟身上的事，同樣發生在中國身上。 在民主自由不可避免地來臨之際，我們得研究，不要把領土搞丟了，不要把軍隊搞丟了，不要把歷史搞丟了，不要把現有的經濟成就和上升勢頭搞丟了。 在分權不可避免、自治不可避免、聯邦制不可避免之際，我們得研究，不要為了聯邦而聯邦，為了分權而分權，為了自治而自治。不要學南聯盟對着蘇聯依樣畫葫蘆，要對後代負責，要設計出一個實質性的、實用的、安全的、有張有弛的聯邦制度。 31，未來的政治改革，不要走戈爾巴喬夫的老路，他把美國人的承諾全當了真。不要走葉利欽的老路，他一個人大筆一揮，就決定了一個大國的命運，事後又後悔得酗酒消愁。 不要盲目崇拜列寧、斯大林的強權，他們對蘇聯的解體負有更大的責任，在史書上，他們得為建立這個四不象的古怪制度負責，得為實施血腥的暴政導致後代民心渙散、國家失去凝聚力負責，得為長期實行愚民政治使得民智不開，培養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思維狹隘、智力有欠活躍、既天真又神經質的政治家負責。 不要走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他想篡奪赫魯曉夫的大權，首先想的是暗殺。不要走克格勃的老路，他們連蘇共一號人物兼國家總統戈爾巴喬夫都有能力關起來，連葉利欽都要從橋上丟到水裡，這兩個人後來本能地報復，先把蘇聯共產黨給關了門，後把蘇聯給關了門。 還是得走人性、人權的道路，走法治的、程序的道路，走穩健、溫和、強有力的道路，走和平演變的道路。 32，落後就要挨打，是中國人從一百多年悲慘屈辱的歷史中得出的經驗教訓。 這個落後，既包括經濟實力的落後，也包括政治制度的落後。 北洋水師的覆滅即是明證。滿清經濟實力乃是日本的數倍。北洋水師船堅炮利，亞洲第一，卻依然慘敗在後進的政治改革較為徹底的日本手下。可見一個落後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利用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 長期不搞政治改革，導致整個國家腐敗到骨子裡，糜亂到骨子裡，軍隊也休想置身事外，最後必然挨打。 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拒絕陷入特權和裙帶式市場經濟，需要政治改革。 實現完全的人權和公民權利，需要政治改革。 實現軍隊改革和軍事現代化，需要政治改革。 真正的、徹底的政治改革，是保護毛澤東、鄧小平業已取得的成就的最好方式，是使當代中國走出傳統的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的唯一選擇。 33，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有利於消除台灣民眾的恐懼和隔閡，剝離台獨勢力的真實用心和骨子裡的狹隘偏執。有利於清除雜亂干擾，凸顯經濟相對落後的大陸對於先走了一步的台灣內在的吸引力。也有利於消除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偏見，有效地避免美國的民意為美國的戰略鷹派所操縱。 它可以一舉扭轉意識形態上的被動，贏得處理台灣問題的道義主動權。 台灣民主轉型的基本成功，證明了民主與中華文化是相融的，對大陸具有強烈的示範作用。 既然同文同種，血脈相連，台灣人民有權利強烈要求大陸民主，正如大陸人民有權強烈要求自己享有民主的權利一樣。 李登輝、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中放棄對大陸民主先決條件，乃是他們包藏禍心的一個見證。 在台灣，人民的真正民意並不在尋求台灣所謂“新創民族主義”或台灣的獨立主權，而是在尋求台灣人民的高度自治、安全尊嚴和經濟繁榮。這種民意才真正值得珍視。現在需要做的，乃是把兩岸的民意直接勾連融合起來。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攻城之戰為不得已。大陸政治改革對台灣民眾產生的親和力，與大陸對台灣民意和自治權的高度尊重，還有大陸市場對於台灣的機會，乃是攻心戰的核心內容。 大陸的民主進程，是對台獨分子最有殺傷力的戰略武器，是和平統一台灣必須優先完成的戰略步驟。 34，假如出現了萬一的局面，台獨勢力成功操縱了台灣政局，把台灣引向了獨立的不歸路，那麼，大陸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戰爭。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但暫時的流血，可以避免美、日，台對中國進行亞太會戰產生的大流血。 幾十年的持久和平，讓一些人產生了嚴重誤覺，以為實力不需要作出見證，就可以自發贏得和平。他們甚至認為，台海危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使用武力。 這是一種沒有底線的、盲目的、絕對的和平主義。 20世紀30年代是絕對和平主義犯罪的歲月。絕對和平主義的綏靖已經讓世界流了太多的血。 需要的是實力支撐下的相對和平主義。需要的是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命運的責任意識，需要的是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 還是拿民主的模範國家的歷史作例子：“美國南部各州的最終與北部分立，超越了和平的底線，在這時候是選擇戰還是不戰？性情溫和、厭惡戰爭的林肯沒有猶豫，堅定地以武力來捍衛聯邦的統一。” 35，危機時刻一致對外，真誠地、堅決地、不喪失原則地支持政府謀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乃是現代人的倫理底線之一。 在中國，防止王明博古式的親美和喪失自我，與防止極端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喧囂的誤導，同樣值得關注。 一個國家經受不了民族分裂，也同樣經受不了人民的分裂。在中國，由於長期在政改問題上存在歧見，人民的思想存在着大分裂的嚴重傾向。 如果由此導致將來內鬥高於外斗，那才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危險。 謀求人民的和解和多元兼容共處，實為當務之急。 中國大陸的政治力量，應該與海外力量實現歷史性的和解。 這當然不是泯滅原則和道義的和解。利害在流變之中，正義卻永恆存在。 海外人士，在以美國人民為主要訴求方面，可以發揮戰略性的作用，那將誕生一個罕見的院外活動集團。他們中的濟濟多士，可以為中國本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進程發揮積極作用。況且，他們的背後，還有業已成型的數十萬科技精英。 如何建立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社會，如何建成一個正義強盛的世界大國，需要大家一起來研究。 三、中國軍事力量的戰略重心，將由國土防衛，轉移到保衛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貿權益上來 36，這次發生在南中國海上空的中美撞機事件，誠為兩大強權的實力碰撞。這種事遲早要發生，而且，還會有許許多多的事遲早要發生。 中美對峙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家實力的持續增長，引起了美國的恐懼。 美國的戰略家們擔心，以今日的發展速度，數十年內，中國將擁有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實力。 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因應，反映了中美之間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結構性戰略矛盾。 37，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必將催生一個超級龐然大物。 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地域和經濟基數，中國的改革成功，必將引起世界經濟和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動。 “當今中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繫一體的歷史運動。”自此，已沒有獨立的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 對於中國將迅速加入世界歷史的主唱角色，我們似乎有些始料不及。 同樣，對於市場經濟的天然全球性和與之同步的國家安全利益的變動，以及必然面臨着對世界事務發言權的客觀需求，我們缺乏預見性。 中國初步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但是中國現在缺少一套全球戰略。 38，以全球貿易和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全球化運動，業已使世界聯結成一個互相滲透、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 依存，乃是今日世界一個基本的哲學概念和戰略概念。 市場經濟是一種無邊界的物質運動,中國國內市場購買力的當時性飽和，與生產能力和資本擴張力的持續遞增之間的矛盾,只能靠產品的海外市場來解決。 同樣，在現代經濟的血脈——能源問題上，中國存在着巨大的必須外向才能解決的短缺。 儘管中國正在尋求水電和核能資源，但是保證可靠的進口石油的途徑仍然是中國現代化成功與否的關鍵。 反過來，中國為其現代化建設而謀求所需的能源，又將會影響世界能源市場、環保標準和防務。 39，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如果達到了一定程度，就同美國一樣，具有了全球範圍的經貿利益，也就具有了全球範圍的安全需求。 戰略學家張文木指出：“我們……常常不理解美國人為什麼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國經濟，乃至美國本身與世界的聯繫程度，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國年度安全戰略報告，不難發現，美國人眼中的國與國的限界遠不如東方人感覺得那麼明顯：對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人是從世界的範圍來看問題的；對地緣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關鍵島嶼；對國家經濟、政治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場及能源資源關鍵地區；美國國內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也是從國際問題的解決入手的。” [13] 40，中國今日面對世界的情勢，正如100多年前馬漢評價當時的美國：“我們沒有必要四處去冒險，但普遍的觀念和政治上的認真思考肯定地告訴我們，在海那頭的既不由我們造就也不由我們控制的情勢中，存在着自發生成的、需要我們保護的利益。” 中國的國家利益，已越出國境，不可能局限於一國之內。 把中國定義為地區強國，是美國人的需要，它很容易誤導一部分人，根據實力現狀而非國家利益需求，把中國的視野局限於本地區之內。 地區大國只是中國的部分定義。中國真實的位置，是一個世界大國，但眼下還不是世界強國。內在的需求，決定了中國必須走向世界強國。 41，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就起因於它拒不承認中國國家利益的世界性需求的正當性。 蘇聯解體後，美中之間的戰略合作基礎已不復存在；兩國之間最重要的聯繫紐帶，由軍事潛結盟，轉為貿易紐帶。 美國的戰略意圖，不是要封閉中國，而是要把中國納入它主導的國際政治和戰略體系。 美國人其實面臨着“兩難”困境：一方面，它希望中國加入它的遊戲圈層，服膺它在國際政治和軍事領域的霸權。另一方面，一旦中國全面加入它的遊戲圈層，由於中國巨毋霸的塊頭和綿綿內力，在經貿和文化上，美國很可能失去它的先導優勢，使世界格局演變為真正的多極化。 經濟無霸權，文化無霸權。並非人們不想，而是它們的實際效用，來自於人們自動的認同，根本無法形成宰制性力量。經濟和文化是柔性的、離散的物質運動，並且天然對強制的、集中的政治軍事運動構成了制衡。 42，有人說，整個20世紀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的殖民主義化，通過全球國際分工，讓英美成為資本和技術的供給國，然後把其它國家變成外圍工業化的國家。 把全球化說成是一個陰謀，乃是一種階級鬥爭理論的殘餘和陳詞濫調，把敵人想象成全面的險惡和無所不用其極的邪惡帝國，那個時代已經過時了——不要忘記，中國今天業已取得的經濟成就，與美國制度的正面性和美國人的善意密切相關。 其實，能做發達國家外圍工業化的國家，也是一種難得的機遇。 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國家，實在太龐大，最先進的產業和最落後的產業同時並存，並且成梯級分布。要求七八億勞動力都進行最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乃是極不現實的。中國產業布局，必然是各種梯隊千舟齊發,最大限度地開發潛力。如果發達國家願意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簡直多多益善。至於它們假如想永遠把中國打壓為外圍工業國家，純粹是缺乏操作性的夢幻，迄今為止看不出美國人和歐洲人有此明確的用心。 持陰謀論調的誇誇其談者，完全無視中國數億民眾的就業需求。 43，日本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曾面臨產業升級、需要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國外的壓力。出於一種險惡的心理因素，它對選擇中國作它的外圍工業國家、把中國養肥心有不甘，後來它選擇了東南亞。 由於東南亞社會的整體素質有嚴重問題，它們栽進了金融危機的泥淖，這一來，日本至少有上千億美元的投資陷了進去。為此，日本曾宣布再投入千億美元用於救援東南亞經濟。 人算不如天算。日本拒絕發展和中國的相互依存的結果，乃是失去與中國共同發展的機會。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海洋般吞吐能力，養起一個島國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綽綽有餘。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有一萬個越王勾踐在算計，也無法擺脫中國超越日本的大勢。 44，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論述中美之間的關係，既是戰略競爭對手，又是經貿夥伴。可見他也不否認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 1999年中國大陸是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中美貿易占美國對外貿易的5.5%，再加美國對台灣貿易占總數的3.2%，以及美國對香港貿易占的1.3%，一共就有10%。基於這一點與其他原因，有不少美國學者開始反對美國為了台灣而和中國作戰，認為那將是“荒謬的，高度危險的”。 問題在於中美之間開放得不夠，使美國經濟對我依存得不夠，足夠的開放、足夠的經貿比例才足以制衡美國。 當中美貿易占美國對外貿易20%——30%以上時，當美國經濟的增長有很大部分來自在中國的市場消費時，美國人又能跟中國對抗到什麼程度？ 中國的市場業已上升為保衛國家安全的戰略力量。 中國巨大的人口總量，又是潛在的消費市場和長期消費動力，從這個天文數字的人口中，將誕生一波又一波的有效需求。我敢大膽預言，在未來五十年中，隨着中國經濟的全面現代化和社會的全面福利化，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和中國的關係究竟如何。 45，真正的戰略危機，將出在中美走向高度的相互依存之前的歲月，出在美國國內經貿需求和霸業需求這兩股力量同時遞增的歲月，出在中國正走向世界強國卻未能使自己的全球戰略明晰從而引起西方疑懼的歲月。 美國希望按照它的意圖來定型中國的發展軌道。它企圖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富而不強、一直遭受它的強權單方面制衡的國度。 但中國人肯定不會接受美國的枷鎖，它有所不為，有所必為。美國學者保羅·布拉肯說，通過改變超級大國的定義，北京是在削弱現在擁有這一頭銜的國家的地位。中國的崛起不會自然地轉變為美國的衰落，但對其超級大國地位是一大挑戰。美國要保住超級大國地位的代價將會大幅度增加。 [14] 中美之間的長期競爭關係不可避免，這是由於兩國各自的全球戰略利益的分立決定的。需要做的，不是抹殺它的存在，而是如何把它引向文明的競爭。 46，中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就是如何在全球範圍內製衡市場和資源的配置、變動，以確保中國市場經濟和全球貿易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 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享有全球經貿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正當權益，更是考量國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個與依存相聯繫的世界性的概念；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就從傳統的“保家衛國”,即從保衛國家本土安全的概念，轉變為保衛國家世界範圍內權益的安全的概念。 依存時代的國家安全概念，必須顧及相關國家的利害。所以，它追求的是國家利益的最佳值，而不是最大值。 47，古老的陸地擴張運動已經過時，近代以來流行的生存空間理論已經過時。生存空間理論主張一種排他性、而非滲透性的國家權力，背離了經貿與科技文化天然要打破一切地理界限的事實。世界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使得地理空間成為兼容開放式的。 歷史上所有的爭奪生存空間的努力都失敗了，事實證明，其他民族的正當權益，還有國內人民的權利，比一國疆域的遼闊更重要。 二戰以來，人類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幾種軍事戰略力量的多元制衡，由於國際道義對強權政治的部分反作用，由於核力量的出現，使得到傳統的建立在高度工業化基礎上的常規軍力失去了決定人類命運的權力，強國蠶食鯨吞、殺人滅國的時代基本結束。 前蘇聯的崩潰，對中國本是一件戰略佳訊，它使中國從此擺脫了陸地入侵的威脅。但由於蘇聯末代統治者的極端輕率，世界失去了一次實現多極化、防止任何一方坐大的機會。世界地緣政治的天平傾斜了。 蘇聯的崩潰證明，在依存時代，在不再有最後勝利者的核時代，任何窮兵黷武的國家戰略，都是一條不歸路。發展以經貿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才是人間正道。中國的根本利益在於獲得世界範圍內的經貿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根本利益損害就是發展停滯。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產生的負面體認，本身就說明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性。中國需要這樣一直走下去。眼下，加入WTO，與對內實行完全的經濟自由，同樣是當務之急。 48，發展軍備、實現中國軍事現代化，防止台灣分立現狀日久生變，維護西藏、新疆的民族團結，在未來可能的衝突中，擁有保衛經貿和能源交通線的海上力量，針對可能發生的印尼式對華人的種族滅絕，實施聯合國主導下的道義干預，乃是中國國家安全的幾項主要指標。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極易發生忽視軍事建設的偏差。自古以來，富未必強。古代中國富甲天下，卻在經濟力要差幾個數量級的邊緣民族的軍事攻擊下數次亡國。戰略學者張文木對盛行一時的“綜合國力”崇拜提出了有份量的批評——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爭中，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爭的關鍵並不是綜合國力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因此，中國現在必須迅速加大國防與軍事力量的建設。 [15] 中國政治家長期實施的韜光養晦策略，對本國民眾也有很大的蒙蔽作用，激起了一部分人對美國國家本性過分的幻想，容易犯下喪失自我、盲目相信美國的善意的錯誤，而決策層“對於國家安全的分析判斷被嚴重靜態化”，“一些重要的國防技術的研製工作廢弛”。 [16] 中國的軍事實力，必須足於捍衛自己的核心國家利益，擁有遏制戰爭爆發的能力。在發展與贏得制空、制海、制天、制電磁權密切相關的高科技和戰略產業方面，中國急需補課。 49，中國隨着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海洋國家，中國的視線，正從近海，走向太平洋，走向印度洋。 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到2015年，中東地區四分之三的石油都將銷往亞洲，只有十分之一進入西方國家。美國的石油供應將更多依靠大西洋海盆。 中東對於中國、印度和日本都將是石油資源最豐富、戰略上最重要的地區。 要到達中國和日本，運輸中東石油的輪船要從波斯灣出發、經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指出，目前是西方海上強權保證這條石油運輸線自由航行。但中國願意讓其它國家，尤其是美國控制自己的生命線多長時間？ 中美南海衝突，以及圍繞台灣發生的鬥爭，都是發生在這條海路上，都有着關乎這條海路未來主控權握在誰手的深度背景。 美國1997年白宮文件《新世紀的國家戰略》認為：“美國基本能源需求４０％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約一半左右依靠進口，而石油進口大部分——儘管其份額正在減少——來自波斯灣地區。……從長遠看，絕大部分已查明的石油儲藏仍位於中東地區，而且全球石油市場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賴的。從更長遠來看，隨國內資源趨於枯竭，……即使採取了各種節油措施，美國對確保獲得這一關鍵資源仍有着生死攸關的意義。” 在數十年內，存在着全球能源緊張的可能，幾個主要大國之間也就存在着圍繞石油展開一場劇烈競爭的可能，美國現在的布局態勢，乃是未雨綢繆。 而中國的海上力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需求，簡直很不相稱。 50，中美現在的軍事實力，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但中國仍可以通過不對稱的對抗和作戰，來擊破美國軍隊干涉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的企圖。 當世界地緣政治的天平發生嚴重傾斜、出現唯一的超級大國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時，中國必須及時地發展起對美國軍力能產生有效制衡的戰略打擊力量，從而遏制戰爭，以實力支撐起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共處的地緣格局。 以戰略導彈和戰術導彈為中心的不對稱作戰方式，具有打破美國常規海空優勢的潛力，運用得當，可以達到遏制戰爭的目的。 假如需要，中國可以和美國進行一場不對稱的軍備競賽，既發展起對美國海空力量具有摧毀能力的導彈系統，又可以避免犯前蘇聯愚蠢的全面開花的錯誤，從而影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目標。粗略匡算，只需要花費不到美國十分之一的投資，就可以達到目的。 至於反導彈系統， 在當下，以美國的實力，研製它也是很困難的。TMD和NMD乃是一個沒有止境的攻防遊戲，它有可能削弱導彈的攻擊能力，但不可能抵消核武器對人類的毀滅能力。 現代戰爭的門坎太高。任何一國都經不起對方對其主要城市的戰略打擊。 中美關係中美國的強權作派，歸根結底，還是起因於中國的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夠。假如中國發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部署以戰略轟炸機為平台、載有核彈頭的空基中遠程巡航導彈，從而使中國的戰略核武形成陸基、海基、空基的立體威懾，中美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中國被迫擴充核武庫的結果是，美國將不得不在中國全新戰略核實力面前妥協，尋求建立美中戰略平衡新格局。 51，這樣做的另一種好處是，可以結束多年來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疑懼。 有美國專家認為，日本儘管軍費開支高於中國，但已經很難對中國構成真正的威脅，因為中國可以給日本以毀滅性的打擊，而日本對中國卻不行。在和中國對抗時，日本的王牌，還是美國的核保護傘。 日本現有25座核電站，並計劃2020年以前再增建20座，使核電達到其能源消耗的百分之二十五。這樣一來，日本經濟將很難經得起現代戰爭的打擊。數十座核電站一旦遭到摧毀，國民經濟將陷於癱瘓。 如日本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那麼，中國可在東北吉林省部署中程地地彈道導彈，或在黃海部署中程潛射彈道導彈，或跨過輕津海峽，在日本海部署中程巡航導彈。這些導彈在衛星精確制導下，都可輕易毀滅日本諸島。此外，中國還可用海軍潛艦布設核水雷，在日本近海的傳統地震帶核爆，引發地震海嘯淹沒日本諸島。 [17] 假如無法用強，又撿不到中美直接發生戰爭使中國國力受到決定性削弱的便宜，日本有可能尋求與中國走和平共進之路。在亞洲潛在的能源安全問題上，中國、日本、韓國和朝鮮有着共同的利益。在經貿合作上，中國和日本實際上存在利益上的互補。 美國現在最擔心的是，隨着中國的強大，發展出對日本的決定性制衡力量，日本將不得不脫離美國的霸權戰車，在中美對抗中保持中立，在保護經貿能源交通線的目標上尋求中日合作，並且汲取中日相互依存的甜頭。當然韓國可能更早走上這條路。 韓、日的中立，將意味着美國在東亞霸權的崩潰。 為預防出現這種局面起見，美國定會幫助放出日本軍國主義的潘多拉盒子，並且拉起美——日——印聯盟，以扼住中國海路的咽喉，使日本看到與中國的親近並無實際好處，而與美國保持深度結盟，可以扮演亞洲地區主導大國的角色。 這樣一來，未來的亞太地區戰略格局，將充滿變數。 52，中美如有一爭，中國爭的不是霸權，而是正當的世界權益。 中國近期內也沒有能力爭奪世界霸權。 看一看中國的現狀就知道，至少在三十年內，中國人的主要精力，將用於解決國內問題。 如果下面中國能夠持續保持十年以上的社會穩定，那麼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可以成為世界強國。從二三十年後的某段時間起，中國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坐二看一。 中國的穩定非常重要。民主化是維護中國穩定的唯一道路。 中美對抗，與制度無關，即使中國實行了民主制度，中美之間的戰略對峙也依舊存在。但中國必須及時實行民主制度，否則，憑着一個千瘡百孔的政治體制，無能力發展強大實力，無能力和美國進行高智力的全面競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一改戰後在國際道義上的被動局面，反以自由民主價值的代言人自居。而俄羅斯和中國在道義上則顯得非常被動。 在道義上被人壓着打，將無法爭取對手的國內人民，無法建立統一戰線，無法分化瓦解對方的盟友。而且面臨着捍衛正當國家利益卻被人誤解的危險，更面臨着在危機到來時對手以自由民主旗幟拉起多國部隊圍剿中國的危險。 必須一舉解脫這種意識形態的被動局面，在民主化問題上作出決斷。如同二十年前的毛澤東，為了解脫四面楚歌的危境，毅然啟動了與勢不兩立的最大敵人美國和解的進程一樣。 國家的利益高於任何私利。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與美國打一場道義戰必須走出的一步。 53，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對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寄予厚望：“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於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後中國所肩負的使命？” 美國人的成功在於它的包容性。中國人民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包容性的人民。美國做到的一切，我們也可以做到。而美國人無法做到的一切——比如克制自己，不要濫殺別國無辜的人民，以大事小，尋求世界所有民族真正的平等，幫助一切弱小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發展自己——我們依然能夠做到。 同美國一樣，超級大國的地位不是追求可以得到並且守住的，而是一個大國建立了最多自由、最少枷鎖的制度並長期勞作的結果。 [1]、[5] 《自由民主和中國國家安全》，郭飛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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