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紛紛獨資的背後

外商獨資企業增多，合資企業紛紛獨資和謀求控股的現象，應該說已不是一個新問題，但其背後所反映出的我國政府、企業與投資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卻並沒有引起各方應有的關注。

事實上，從97上半年獨資企業合同外資第一次超過合資企業起，至今這一現象已持續了四年。98年獨資企業實際外資額第一次超過合資企業；99年實際到位外資中，合資企業比前一年下降了近8%，獨資企業卻上升了22.5%；到2001年，根據其1-10月的外資統計，新批外商獨資項目比合資多出70%，投資額更超過合資企業的2倍。

而在改革開放之初，合資企業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中一直占有絕對優勢，比例一般能占到70-80%，也因此有“合資中國”之稱。至今兩大投資形式上演如此的乾坤大逆轉，對於年引資額一直處於世界第二的中國而言，其背後的意義自然干係重大，不可不察。

合資雙方實力變化的結果

新建獨資企業劇增，已有合資企業也在通過各種形式紛紛謀求獨資或控股。寶潔與北京日化二廠分道揚鑣，並給自己廣州一家合資企業象徵性地留下1%的股份；西門子對中國境內多家合資企業發力增資，使其旗下45家合資公司控股率達到90%；再加上達能控股樂百氏；阿爾卡特以併購控股上海貝爾等，都在向我們展示着當下境內外企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方合資者尷尬的優勢缺失和無奈的黯然離場，特別是那些發生在合資3-5年後，企業度過虧損期走向贏利階段的“離異”，更使不少中方企業“悲憤交加”。

而如果僅以“棄婦”心理揣度外方，認為其以實力壓人、始亂終棄，在今天的市場環境中則顯得既不理智，也於事無益，因為很顯然，無論增資還是購併，這一切都是建之於實力基礎上的市場行為，而非不講禮的強買強賣，你不想被甩掉，就得拿出不被甩掉的實力。

分析外商紛紛由合資轉向獨資的原因，無非以下幾點：

一是政策變化所致。外資進入之初，由於開放程度低，國內很多行業不允許獨資，合資是外方進入中國的惟一選擇，以此為背景進入中國的外資，一旦政策限製取消，企業走向獨資則是必然。對於這樣的企業來說，走向獨資實際上是對中國特定時期非市場行為的一種糾偏。

其次是中國投資環境變化的結果。中國在開放之初，由於市場化程度低，企業運作賴以存在的各種要素均與國際慣例有較大差距，早期進入中國的企業在政府關係、政策法律、銷售渠道及人才等方面對中國市場均存在着很大的不適應，而選擇合資，則可以在這些方面獲得較好的解決方案。就像一個外來者進入陌生地需要導遊一樣，不少中方合資者在特定的時期充任了這一角色。

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國內的投資環境與國際日益接軌，加之合資中的外方對國內情況越來越熟悉，已能夠很好地解決政策法律、政府關係、銷售渠道等問題，“導遊”的作用變得可有可無，在此情況下，甩掉“導遊”就成為必然，無疑，這是一種市場行為，在實力決定一切的市場中，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卻沒有，我憑什麼要帶你玩？

本來，如果“導遊”肯動腦子，多點勤奮，也能在合作中擴大自己的優勢，甚至依靠本土優勢在合作中掌握主動，但可惜的是，由於體制、觀念等各方面原因，合資中的國內一方不少是躺在人家鋪好的路上不思進取，而一個幾年後仍然只會背着最初那幾句導遊詞，甚至不會隨着風景變化而變化的導遊，必然會被日漸熟悉陌生地的外來者所捨棄。

第三個原因來自合資雙方在企業文化、管理方面的分歧。一方注重的是如何獲取最大利潤，並把合資企業納入其全球戰略系統，另一方在乎的則是就業、穩定甚至政績等很多非市場因素，思維不同造成合資雙方相互掣肘，以至貽誤商機。

“導遊”作用已失而費用漸漲，結果自然是一方想盡辦法要獨自飛翔。

所以，沒能在合資過程中增強自己的實力，增加自己在合作天平上的砝碼，從而被飛速發展的企業快車甩下，是此次獨資潮里大部分中方合作者被甩掉的真正原因。

中方的無奈與尷尬

“你永遠不要期待一個喝計劃經濟奶水長大的人習慣市場經濟思維”——在經歷了一系列痛苦的管理摩擦終於走向獨資後，某合資企業的外方管理者說了這樣一句話。話說得如此絕對，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思考，難道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真的已使我們如此冥頑不化？

而事實上，窮則思變幾乎是人的一種本性。窮而不思進取，在少數人那裡可能是性格使然，而如果這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則必須反思我們企業賴以存在的外部體制和內部機制。

採訪“工業聯合會”市場與計劃處的馮寶珊主任，聽她談及挖掘機行業的分分合合，可以使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合資企業里中方的困境。

挖掘機是工程機械行業中的高端產品，目前市場份額的90%為外資企業占有，這些企業主要由二家獨資企業和二家合資企業組成。隨着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及奧運項目的上馬，急劇擴大的市場及良好的未來前景，不僅使上述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合資企業內部也發生着十分劇烈的震盪。

其中，剛剛如願完成獨資的一日資企業便頗具代表性。

此合資企業的中方合作者，合資前所產挖掘機是我國這一行業惟一的金牌產品，也正因為是棵梧桐樹，才引來日本這一頗具實力的合資夥伴。

要合資，第一步是要簽一個好合同，使自己在未來的合作中儘可能地占據主動。按說以惟一一塊金牌產品的招牌，應該能簽一個至少不被動的合同，可事實並不像想象的那樣。由於國內各地皆使盡渾身解數希望把外資拉到自己的地盤，因而在引資條件上競相壓價，從而使外方得以從容地坐收漁利，原本很有優勢的企業在如此的引資環境面前，也往往簽下不利於己方的合同，使自己在合作的開始便處於下風。

合同不利，表現為中方往往只能控制整個企業運作中的生產部分，而設計、備件、銷售及人財權等企業發展最重要的一些環節往往很少或沒有發言權，一些企業自有品牌被收買後雪藏起來，自己的銷售渠道則要交出。這樣幾年下來，一旦外方要獨資，中方往往處於既無技術，又無產品，更無品牌的狀態。

如前所述，中日合資雙方所簽合同規定：合資公司將生產日方品牌的挖掘機整機，原中方產品停產，品牌停用；新機配件進口歸外方，合資公司之外的老廠不再生產整機，改為合資廠的整機提供國內配件，銷售則由中方控制。

當時合資比例為日方49%，中方51%。合資之初，日方利用進口配件的權限，從其國內母公司高價進口配件，致使合資企業整機成本上升，銷售不利，造成合資初期的企業虧損，虧損的錢卻由兩家分擔，使得外方並未發生實際損失。

而在挖掘機市場前景趨好，即將進入贏利期的情況下，日方卻提出獨資要求，而地方政府為了避免日方從當地撤資，說服中方同意退股，最後，日方以1.4億買走了中方所持股份，完成了自己的獨資歷程。

而不再有整機生產能力及品牌的老廠，隨着此日本企業徵地建新的配件廠，也將失去生產配件的可能，企業前景十分黯淡。

類似的情況在另一家中美合資挖掘機企業中也有體現。因為要把外資留下，當地政府答應了很多甚至可以稱之為苛刻的條件，比如用地方財政彌補其整機進口18%的關稅，比如在還沒有達到預定生產能力的條件下，答應外方增資擴股，使得我國以40%的比例分擔企業初建時的虧損，而僅以15.6%的比例進入贏利期。
政績、地方稅收、就業等諸多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干預合資企業里中方的決策，從而造成中方決策的非市場化取向。類似的情況，可以說不同程度地存在於國內各合資企業中，這種無奈與尷尬，同中方在企業管理中種種自身弊病糾合在一起，成為合資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

開明評價 理性反思

在如何看待目前獨資企業增加，合資企業紛紛獨資的問題上，國內各界的看法可以用“輕鬆開明”來形容，少有96年外資高速增長時高呼“狼來了”的悲壯與緊張。

“不管合資還是獨資，既然在中國，就是中國企業，就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國家有《外資產業指導目錄》，只要不違反其規定，就沒有必要擔心產業安全”——可以說，外經貿部研究院的王志樂教授的觀點相當有代表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張文魁則認為這種情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市場經濟深化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以往不合乎經濟規律的行為的一種糾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朱恆源從這裡面看出了國內投資環境的進步。至於是否會造成技術引進上的缺憾，朱認為應該從更開闊的視野看這個問題，因為從根本上講，技術的載體是人，獨資企業從根本上來說離不開人才的本土化，而擁有技術的人才是可以流動的。如果國內企業有實力，通過人才流動獲得技術不是一件難事。

大宇重工的楊義華對此問題的看法比較獨特，作為挖掘機行業的另一家獨資公司，近兩年其銷售在市場上後來居上，斬獲了市場的頭把交椅，針對業內紛紛出現的獨資問題，楊認為獨資並不是外企發展最重要的東西，因為獨資同樣有很多弊病，比如風險增加，不利於調動中方員工積極性，企業缺乏社會歸屬感等。而且，楊義華認為合資雙方適當的摩擦甚至是好事，因為沒有制約沒有碰撞，同樣不利於企業發展，車在高速路上可能會快一些，但出大事故的幾率也增加了數倍，而且，從某種程度上看，企業的活力也來自摩擦與碰撞。

工業聯合會的馮寶珊處長在肯定了上述看法的同時，也認為我們合資企業的中方領導及地方政府的責任心也有待加強，要從企業利益出發，儘可能地增強自身實力，從而在合資中占據主動，而不是一再地放棄本屬於自己的利益。

正如外經貿研究院的馬宇所言，我們引進外資，目的不是引進其技術和管理，而是通過引進技術管理提高國內產業的競爭力。而目前合資企業的中方之所以被甩掉，正是由於在合資過程中忽視自身競爭力的提高所致，也因此，在如何評價當前這一獨資潮流問題上，是否有利於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提高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

目前我國每年的外資引進額度約為400—450億美元，專家預計，今後幾年，我國的外資引進還會繼續增長，但增幅不會太大：一是因為目前國內外資基數已較高，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中小型外資的投資空間已不是很大；二是國內較高的儲蓄率使得國內資金匱乏問題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三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投資環境和百姓購買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外資形成制約；再有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對國際流動資金的爭奪日趨激烈。

而即便保持現有的引資規模，以其中1/4為合資企業計，我國年合資金額也有100億美元，如何吸取以往合資中失敗的教訓，使這筆資金對我國的產業發展、技術進步發揮更大的作用，則是我們的管理者和企業界人士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