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 - 六十年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最驚心動魄

英雄者，乃才能超常並勇於為了公眾利益犧牲自己的人也！

按照這個定義來審視中共塑造的英雄，都是假的，因為被中共吹捧為英雄的人無一不是其為了自己的需要捏造出來的宵小，比如，女英雄劉胡蘭（一九三一～一九四七）實際上是被共黨挑唆起來謀害人命後被迫償命的共產童工，而張思德（一九一五～一九四四）則是在延安燒鴉片時因故而死的共匪。

今年是共產黨在中國篡奪政權的第六十年，歷史證明真正的英雄必定會挑戰中共並遭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換言之，一個才能超常並勇於關注公眾利益的人必定會被中共打成敵人，雖然他們可能身為中共黨員比如張志新（一九三零～一九七五）。

共產黨在中國篡奪政權前後都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其中之一是迫害和殺害有思想的中國人。王實味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就被砍了頭。

中共在文革時頒布了“公安六條”（一九六七～一九七九），將殺害無辜合法化，但在這之前和之後，共產黨都沒有停止迫害和殺害無辜。

英雄不論性別

張志新們的可悲之處在於他們在被中共殘酷折磨甚至在被殺害前，都沒有認識到導致他們被迫害的正是他們用生命捍衛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好在他們的鮮血讓後人明白共產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主義。而寫下《共產黨宣言》的馬剋死、恩格死及其用他們提供的思想武器打出了紅色政權的列寧、斯大林與他們的後繼者毛澤東等是億萬人無辜喪生的罪魁禍首。

六九年，被囚禁的張志新在加入共產黨十四周年紀念日寫了一首題為《迎新》的詩歌而遭到毆打與凌辱。她憤而用小木棒代筆，在手紙上寫下一封控訴書，其中寫道：“……一首未寫完的革命詩歌，做為導線藉口，行兇毆打凌辱女政治犯！你們以為一個女共產黨員就可以這樣隨便凌辱的嗎！行兇者、幫凶助威侮罵者，你們可以逃之夭夭嗎？不！我要向黨向人民控訴你們，要聲討你們。”

張志新雖然錯把謬論當真理，但她卻認識到了中共的錯誤並勇於加以糾正。在她的遺言中有如下語句，“不去為真理、為捍衛黨的利益而鬥爭，見錯不糾，不促其改變，還算什麼共產黨員？！”中共不就是依靠像她這樣的理想主義者而騙取了民心，篡奪了政權？

與張志新相比，林昭（一九三二～一九六八）顯然更有見識，這位先積極投身於“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才女在被打成“右派”後，認識到了共產主義的荒謬。《為林昭塑像倡議書》表示她先信仰共產主義，後信仰基督教，不過從林昭的言行來看，她有“為真理不惜任何代價”的聖徒勇氣，但她不是因為信仰基督而受到迫害，所以，與其說她信督徒，還不如說她信自由，更何況被選為碑文的林昭血書為：“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這兩位女中豪傑在經受了慘無人道的迫害（張志新甚至被多次輪姦）之後倒在中共的槍口下，前者四十五歲，後者三十六歲！

而李九蓮（一九四六～一九七七）和為李九蓮鳴冤叫屈的鐘海源（一九四八～一九七八）被殺害時不過而立之年。

三年前，作為文革同齡人的我在反思文革四十年撰寫的《我看紅色文藝及其源頭》時，誤把李九蓮的藝術化身“黎蓮”當成了李九蓮，這之後才讀到《“黎蓮”（“黎九蓮”）即李九蓮真相考》。作者朱毅筆名祭園守園人曾因像鍾海源一樣為李九蓮鳴不平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他筆下的《浴血並蒂蓮——李九蓮年譜》折射出在共黨的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光輝與扭曲。

二十三歲的李九蓮因為在給心上人的匿名信中寫下了對文革的質疑和自己的理想而被對方告密。在信中李九蓮表示，“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的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按馬克思所說的去度過自己的一生。”

李九蓮像無數中國人一樣被中共打造出來的“馬剋死”的光輝形象所迷惑，不知道馬克斯和魯迅一樣為了一己私利欺騙甚至虐待自己的妻子，是偽類，非偉人，但這不影響李九蓮自己言行一致，勇於追求和捍衛自己的尊嚴和理想。她也因此贏得了民心，在紅色恐怖中居然有包括朱毅在內的三十餘人連署張貼“眾手掀翻獨霸天”大字報，抗議李九蓮第二次被捕。他們認為，“李九蓮精於學習，勤於思考，勇於實踐，敢於探索，充滿獻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蓮以對林彪的及時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獻身革命、酷愛真理、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敢想敢為、無私無畏的好青年！”

在中共的暴政下，一封高尚的情書居然導致了兩位女英雄被殺、朱毅等六十位打抱不平者被判刑、六百餘參與者遭黨政紀處分和被株連的還有上千人。

英雄不論出身

四十三年前，當遇羅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的《出身論》在北京問世時，我剛轉生在遙遠的康定。遇羅克寫下《出身論》初稿後十二天（八月二十六日）在日記中寫到：“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就是說，作者深知挑戰共產社會的不公會遭到迫害。因此，他在《一九六七年總結》中寫道：“從《出身論》一發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宗旨。”

四十三年後，身在德國的我才第一次讀到《出身論》。《出身論》是份難得的歷史文獻，遇羅克描寫的社會狀況與我在大陸的經歷（一九六六～一九八八）不同，現在又過去了二十多年，實況自然又有變化，然而在中共的領導下大陸社會不僅沒變公平，而是更加不公。過去會因出身被歧視被迫害，現在則因信仰被歧視被迫害！

遇羅克作為被中共打成黑七類而遭受污辱和損害的中國人的代言人借文革之機奮起反抗。在家人和友人的幫助下，他在出了七期的《中學文革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四月十四日）上發表了《出身論》等將近占報紙文字總數四分之三的作品與當局較量，直到報紙被迫停刊，作者繼續筆耕不輟。

當因出身被歧視，因反抗而被囚禁直到被殺害的遇羅克在紅牢中與張郎郎相遇時，或許他會對出身、對文革、對共黨有新的認識。因為張郎郎屬遇羅克批判過的紅衛兵組織“聯動”。聯動成員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中共高官的子弟。高幹出身不能保護張郎郎（一九四三）不受迫害。在中共暴政下只要你有獨立思想、個人追求，無論什麼出身你都會遭受迫害甚至殺害。

可喜的是遇羅克與張郎郎兩個出身不同的中共囚徒都在文革時就認識到德國法西斯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什麼區別”。

不過從小就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遇羅克與上述的女英雄們一樣都帶着黨文化的烙印。他們雖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中共意識形態的錯誤並加以抵制，但因為中共的信息封鎖，他們難以完全看透中共的邪惡統治。

最難能可貴的是遇羅克能認識到“青少年的墮落難道與他們所受的教育不無關係嗎？聯想到給學生灌輸的東西，使學生只懂得鬥爭不懂得愛，整個教育界是有責任的。說是因果報應也不為過。”可惜遇羅克卻敬佩魯迅，不知正是魯迅將仇恨和謊言引進了文壇，被中共利用，矇騙世人，後來還編入教材，灌輸學生。

在中共篡權的六十年裡，在中國因言論獲罪，因思想被殺的英雄們何其多也！我知道的還有王申酉、武文俊、史雲峰、劉文輝、陸洪恩以及文革中被槍斃的級別最高的軍官——大校蔡鐵根等。只要中共還在當政，他們的冤屈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申訴，更何況中共從未停止製造冤案，殺害無辜。

這些年，為了汲取中國文化，關注中國大陸、反思中共歷史我讀了不少英雄事跡，其中最驚心動魄的則是林立果（一九四五～一九七一）、劉沛豐（～一九七一）、周宇馳（一九三五～一九七一）和於新野（～一九七一）等中共軍官的事跡。他們都在暗殺毛澤東的計劃落空後，壯烈犧牲！

九十年代末，在我第一次讀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後寫過一篇文章，讚嘆林彪是中共暴政下唯一一個敢於暗殺大獨裁者毛澤東的中國人，而企圖暗殺大獨裁者希特勒的德國人層出不窮，能證實的就有三十九起！

但後來獲知了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張戎的毛傳和舒雲的林傳後，我才知有心刺殺暴君的不是林彪，而是他的兒子林立果。張戎認為林立果是中國的施道奮貝克（Claus von Stauffenberg）。施道奮貝克是德國的英雄，最有名的企圖刺殺希特勒的德國軍官。

林立果因為是林彪的兒子，能夠接觸遇羅克等不可能獲知的信息，因而能對中共尤其是毛澤東有非同尋常的深刻認識。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和三個朋友一起寫下了至今令人驚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他們自己享有特權，但卻關心民生，了解民情，知道“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配），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林立果們希望用“武裝起義”推翻毛暴政，“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林立果們對中共的認識至今沒有過時，他們不僅譴責毛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義”，而且知道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所以，中共可以給張志新、林昭、李九蓮、鍾海源、遇羅克等“平反”，但至今沒有給林彪冤案“平反”，而這正是林立果的功勞！

寫於萊茵河畔 林立果遇難三十八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