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你的，我干我的。用這話來形容日本利用當前國際反恐怖主義時機，“借船出海”，是再確切不過的了。去年10月份，日本先後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三項法案，隨之即派遣現代化戰艦遠赴阿拉伯海和波斯灣支援美軍作戰，其規模和範圍已達日本戰後之最。去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下令保安部隊、自衛隊在公海上擊沉一艘不明國籍的船隻，則是日本軍備擴張，走向軍事大國的必然結果。其背後，是與日本右翼勢力日益猖獗，極力推動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密切相關，有着深厚的經濟和政治根源。

　　當今日本社會的右翼勢力與日本經濟界的大力支持密切相關，日本經濟界與右翼勢力的聯繫十分緊密，形式多樣。

　　輸血打氣，提供雄厚財力支持。據日本《選擇》月刊2000年5月號保守估計，日本右翼團體目前至少有900個，人數高達10萬人之眾。這些門派林立的右翼團體，都與日本經濟界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都靠日本財團提供經濟援助。成立於1997年1月30日的日本極右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之所以勢力強大，如此囂張，很大程度上就是背靠日本大財團。據初步統計，近3年來，“編纂會”出版了100萬冊否定和篡改歷史的各類圖書，每年在日本7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舉行各種集會和報告會，年均活動經費至少需要4.2億日元，這些經費90%是靠日本財團提供。在“編纂會”編寫和出版嚴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教科書過程中，得到了95個企業、16個財團的資金援助，援助資金高達5億日元。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多次染指我釣魚島的右翼勢力——“日本青年社”，也得到日本財團的暗中支持。據日本媒體披露，一些大公司和財團為“日本青年社”登島活動提供了大量經費，而且規定，如果成功登上釣魚島，每人獎勵數千萬日元。

　　拉幫結派，形成強大陣營。日本財界不僅是右翼勢力的“財神爺”，而且它們自身也通過各種形式組成陣營，表現出明顯的右傾化。財界陣營，既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影響並不亞於“編纂會”這類右翼團體。以三菱重工業公司、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公司、川崎重工業公司、富士重工業公司、三井造船公司、住友機械公司為代表的軍工企業所組成的“國防族”，就是一支能量巨大、影響深遠的右翼陣營。海灣戰爭後，“國防族”就以敦促日本向海外派兵為突破口，加緊調整防衛戰略，加速向軍事大國目標邁進。為此，它們與日本軍方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公司老闆成為日本防務廳和自衛隊的常客；它們與一些自民黨元老關係密切，經常請這些元老出山，左右日本政局；它們還以“公司董事”或“公司顧問”的名義，網羅了一大批自衛隊退役的高級將領。在陣容強大的“國防族”的影響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每年都以近500億美元的防衛開支穩居世界軍費支出第二位；日本防衛廳在新的五年計劃中增加了許多大型裝備的訂貨，使日本上述大公司今後5年的軍需訂貨率達到100%；本來應由日美共同研製、聯合生產的F-2先進戰鬥機，也改由日本公司單獨生產，僅此一項，就能為其軍工企業帶來數百億美元的利潤。日本防衛廳長官近日表示，日本將考慮自主開發導彈防禦系統。日本防衛廳長官的這一最新表態，與日本大公司的私下工作不無關係。

　　公開表演，提出各種極右主張。日本大財團並不僅僅甘心於幕後操縱，它們總是從後台走向前台，扮演各種極右角色。一方面，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右翼組織。如日本大企業華歌爾公司的董事長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團體“日本會議”的會長，而“日本會議”的分會“大阪會議”的核心成員，也是來自大阪有名的企業。另一方面，一些大財團首腦還頻繁出頭露面，發表許多極右主張。

　　介入外交，打造日本“遠航之船”。日本右翼分子將實現“政治大國”稱為繼明治維新、確立經濟大國地位後的“第三次遠航”，而將推行“大國外交”視為“遠航之船”。日本經濟界的右翼人士與右翼分子相互勾結，直接跳到前台，企圖打造日本“遠航之船”。日美安保體制是直接制約日本實現“政治大國”戰略的最重要外交因素。日本經濟界的右翼人士以擁有的8000億美元之巨的美國債券為籌碼，或說服美國給予日本更多的防衛自主權，主張利用日美安保體制，“借船出海”；或公開對本國和美國政府施壓，主張拋棄日美安保體制，“獨船出海”。這兩派雖在具體方式上有所區別，但都對日本擴充軍力、加速走向“政治大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日本經濟的保守化，是日本政局右傾化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根源。日本政局的右傾化，則為右翼勢力的猖獗提供了政治溫床。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並未使日本經濟界對其僵化體制和保守思維進行革新與反省，反倒使保守勢力得到強化和膨脹。以某些大財團、大商社為代表的經濟界保守勢力，通過各種途徑影響和介入政局，使日本政局右傾化日益趨強。

　　捐獻政治資金。日本許多大公司和大財團，往往通過以金錢為誘餌，在執政黨內拉攏政客，尋找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代言人，以此來影響日本政局。據日本媒體統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團捐獻的政治資金占日本政界所獲政資金的98%。根據1976年修正的《政治資金限製法》，團體向某個政黨或議員提供的捐款不得超過150萬日元，超過100萬日元的須向政府有關機構(自治省)申報，但對政治團體則沒有捐獻數額的限制。這樣，許多大財團便紛紛以“政治團體”的名義進行捐獻。如日本經團聯所屬的“日本政治懇談會”、石油聯盟的“全國石油政治聯盟”等。50年代中期至1993年8月“55體制”瓦解前，自民黨是大財團政治獻金的重點。1975年，自民黨號稱有115萬黨員，但繳納黨費的正式黨員不過11萬。1985年自民黨總收入為1897億日元，其中黨費收入僅占19.2%，其餘均為政治獻金。“55體制”瓦解後，自民黨還是大財團政治獻金的重點。因為支持以保守著稱的自民黨執掌政權，就是維護大財團自身的利益。2001年3月，自民黨黨員數增加到236萬，但繳納黨費的黨員卻不足10萬，每年數千億日元的政治資金都靠大財團提供。據日刊報道，小泉純一郎競選首相時，日本100多個財團和企業共向他提供了100多億日元的政治資金。另據日刊揭露，日本政府公布的政治資金數字，不過是大財團政治獻金的“冰山一角”，而自民黨資金來源的“透明度”，大約只有10%左右。

　　提供政策諮詢。日本自民黨、總理府和各省廳都設有為數眾多的諮詢機構，據初步統計，這些諮詢機構目前已超過350個。如日本自民黨的“日本安全保障懇談會”、決定政府經濟政策最高方針的“經濟審議會”等等。日本大財團要麼提供資金援助、要麼直接提供研究報告，進行政策諮詢，影響政府決策。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日本一些大財團還有自己的政策諮詢機構，這些機構實力雄厚，能量頗大。以日本和台灣的關係為例，部分親台財團充當了日台政治關係提升的急先鋒。中日邦交正常化後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前，日台經貿總額一直超過中日經貿總額。90年代中期後，親台財團扮演了重要政治角色。1995年，以三井、三菱為代表的大財團勾結政界的親台派人士，成立了“早日促成李登輝訪日協會”，頻繁向政府施壓，力主李登輝訪日。與此同時，“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日中議員友好聯盟”也緊相策應，聯名支持李登輝訪日的國會議員就有100多人，新任首相小泉當時也公開支持，最終導致首相森喜朗於去年4月20日決定允許李登輝訪日。據日刊披露，去年有90名日本國會議員訪台，僅8月就有40餘名日本國會議員赴台。這些訪台的日本國會議員，或由日本大財團直接策劃，或由大財團提供資助，或參加由大財團舉辦的日台經濟會議。

　　直接參與內閣。這是大財團影響政治的重要途徑。戰後初期，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團的家庭成員和大管家都曾擔任過首相、大臣。戰後初期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是岩崎家族的女婿，幣原內閣的大藏大臣澀澤敬三是澀澤財團的老闆，第四屆吉田內閣的大藏大臣向井忠晴是三井家庭的大管家。90年代以來，大財團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參加了歷屆內閣。

　　密切個人聯繫。就是利用私人關係接觸政治家、高級官僚，進而影響決策過程的方式。建立私人關係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大學同學、社交密友、經人介紹，都成為與政界高層建立私人聯繫的有效渠道。日本歷屆首相與財界頭面人物領銜參加的“私人團體”，是大財團與政界高層密切私人聯繫的重要場所。

　　操縱輿論導向。近幾年來，在日本一些財團支持乃至直接參與下，日本右翼團體頻繁舉行遊行示威，大肆宣揚極右主張。1997年，日本右翼勢力動員180個團體、出動約400輛次街頭宣傳車，在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問題上喋喋不休。1998年，針對朝鮮發射人造衛星事件，日本右翼勢力又動員了820個團體、出動約900輛次宣傳車，大肆鼓譟“朝鮮威脅論”。今年以來，日本右翼團體多次舉行遊行和集會，堅決支持政界一些人修改和平憲法的主張、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日本財團和右翼勢力合夥導演的這一場場鬧劇，對日政府的政策走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