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簽署第四個公報並非當務之急

● 杜平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最近發表文章，呼籲中美兩國談判和簽署第四份聯合公報，以便更新和提升雙邊關係。本文作者認為，霍爾布魯克關於更新和提升中美關係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簽署第四個公報卻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樣做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還是一種冒險。

　　本月2日，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在《華盛頓郵報》上就中美關係發表一篇文章，其觀點和主張引起廣泛注意。霍爾布魯克認為，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因此現在就應該着手談判和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此使雙邊關係得到更新。

　　霍爾布魯克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善於通過外交斡旋和談判來處理國際糾紛。1995年，他主導了關于波黑問題的和平談判，最終達成的《戴頓和平協議》使其名聲大噪，他也因此連續五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少人認為，如果戈爾成功當選總統，那麼，霍爾布魯克現在可能就是國務卿。

　　霍爾布魯克之所以就中美關係高調提出自己的見解，是因為他自己也是中美關係的行家。早在1977年，他就被卡特總統任命為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親自參與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工作。他現在是美中協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理事。

粗線條的“三段論”

　　霍爾布魯克的文章題為《對華關係的定位時刻》（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 ）。作者首先把中美關係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這是雙邊關係的第一階段；從1989年開始到去年的九一一事件，這是第二階段；自此開始，中美關係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

　　上述“三段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把中美兩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作為分水嶺。這種劃分法自有其合理性，而且大致上也能反映出兩國關係迄今為止的演變進程。但是，這種大刀闊斧式的劃分顯得過於粗糙和簡單化，因為它忽略了對雙邊關係更具實質內涵、更具深遠影響的政策性事態。其中，鄧小平時代的內外政策向西方傾斜、江澤民時代明顯把西方作為借鑑目標的重大社會變革，都是直接影響、甚至主導中美關係的因素。

　　然而，雖然上述“三段論”不能準確反映雙邊關係的深層特點，但這種粗獷手法正是霍爾布魯克的一貫外交風格。他可能並不十分在意如何更準確地劃分，而只在乎如何使自己的主張表現得更具說服力。他把九一一事件作為中美關係進入第三階段的標誌，目的就是為了順勢引導出自己的核心論點，那就是：中美談判和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的時機到了。

第四公報沒有緊迫性

　　中美之間現有的三個聯合公報，是規範兩國關係的基本框架。這三個公報是：1972年2月尼遜訪華期間發表的上海公報；1978年12月兩國宣布建交時發表的建交公報；1982年8月17日雙方就美國對台軍售問題簽署的“八一七公報”。

　　霍爾布魯克認為，上述三個公報簽署以來，至今已經過去了幾十年。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和世界局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包括冷戰結束、台灣成為民主政體、“六四事件”、香港回歸中國、中國入世以及西藏出現緊張情況等。這些事件已經造成了新的形勢，而上述三個公報的起草者們都未能預見。因此，為了在新現實主義基礎上處理新問題，對雙邊關係進行重新定位，“現在該是華盛頓和北京談判達成第四份公報的時候了”。

　　為了進一步論證簽署第四個公報的必要性，霍爾布魯克在文中着重強調了兩個看法：一、北京和華盛頓的戰略利益再次出現了交匯點。他認為，如同蘇聯曾經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一樣，恐怖主義現在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戰略對手；二、簽署第四份公報有利於台灣海峽局勢，能夠幫助台灣與大陸展開建設性對話。

　　作為民主黨資深的外交智囊，霍爾布魯克觀察中美關係的視野很開闊。他過去提出的一些建設性的看法，特別是反對布什政府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的忠告，都曾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美國輿論曾經說，只要他一開口，別人就會靜聽。　

　　但是，儘管如此，霍爾布魯克為簽署第四公報所提出的種種理由，卻不能令人信服。特別是就中美關係現狀和國際局勢而言，這一建議不太現實，可行性不大，更沒有勢在必行的緊迫性和不可迴避的必要性。

恐怖主義不能促成三角關係

　　霍爾布魯克認為，恐怖主義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這一點沒有錯。但是，如果誇大恐怖主義對雙邊關系所具有的積極作用，那只會顯得一廂情願。恐怖主義不屬於國際關係範疇，它不是國際交往中的一個角色，所以不可能取代蘇聯而與中美兩國形成新的戰略三角關係。在對付蘇聯的威脅時，中國在美國戰略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但在對付恐怖主義的威脅時，中國的作用不再是獨一無二。

　　不可否認，九一一事件使華盛頓開始重視反恐。但是，傷疤好了之後，痛苦還是容易忘記的。久而久之，在華盛頓戰略決策者眼中，恐怖主義雖然罪大惡極，但它畢竟不是美國的政治敵人，更不是頭號政治敵人。因此，反恐鬥爭並不能促使中美兩國相信，如果不立即把雙邊關係推到更高的層次，雙方的戰略利益就會面臨空前的威脅。

　　霍爾布魯克說，中美關係千頭萬緒，沒有與生俱來的穩定性，甚至潛藏着太多可能導致關係破裂的問題。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的確，自1979年建交以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一直時好時壞，甚至波瀾起伏。但是，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也必須指出，那就是，雙邊關係之所以不能一勞永逸地穩定下來，最大原因並非是少了一份聯合公報，而是多了一個台灣問題。

要避免節外生枝

　　在文章中，霍爾布魯克雖然沒有明說，但他顯然希望第四份公報應該進一步就台灣問題達成某種共識，以避免爆發不測事件。可是，中美關係的歷史和現狀都在說明，即使雙方能夠達成什麼共識，那都是非常有限的，與過去一樣照樣還會留下很多麻煩的尾巴。而更可怕的情況是節外生枝，舊問題不能解決，反而還會製造新的分歧。與其如此，當然不如存而不論。

　　中美一旦就第四份公報展開談判，那就意味着雙方將不可避免地要把新帳老帳重頭再算一遍。霍爾布魯克在文章中說，前三個公報的起草者沒有預見到現在出現的問題，這是事實。可是，他所提到的西藏、人權等等，卻與中美關係毫不相干。這正是談論第四公報時的最大冒險之處。因為，它很容易把其他問題也統統扯進來，結果就像滾雪球一樣，分歧和糾紛會越來越多。

　　中美之間的問題已經夠多了，雙方現在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要集中精力做那些更加緊迫、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事情。美國人常說“不要惹是生非（Let the sleeping dog lie）”，中國也有“求同存異”的說法。這是目前處理雙邊關係最穩妥的態度。

　　中美簽署第四個公報的提法，霍爾布魯克並非首創。大約在克林頓總統1998年訪華前後，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elton Roy）就曾提出這一設想。相隔三、四年之後，同樣作為民主黨外交智囊的霍爾布魯克再次正式提出，這並非是巧合。實際上，它代表着一種聲音，意味着中美關係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也表明美國一些有遠見的外交家一直在想方設法把中美關係推到更高的層次。

　　因此，筆者雖然不苟同簽署第四公報的具體建議，但對霍爾布魯克就中美關系所發表的很多言論印象深刻。他一直堅持認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雙方必須正確處理，必須不斷予以更新。這無疑是一種高瞻遠矚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