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微妙時期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2002年12月20日，以豐田公司董事長兼日本"經團連"（經濟團體連合會）會長奧田碩為首的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在北京不僅未能實現與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共新領導集體會談的目標，甚至也未能見到"副總理級以上的政府要人"，只與幾名部級、副部級官員進行了禮節性會談後便匆匆打道回府。這個在日本財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團體第28次訪華，"卻首次沒能和中國副總理以上政府要人舉行會談，可以說，這樣的情況極為罕見"。對此，日本方面做出了這樣的分析："雖然中共新領導層已經誕生，但政府人事安排尚未確定。由於正處在一個微妙的時期，所以會見不能如願。"並特別強調指出：這不是輕視日本。 此事頗為典型地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對華外交的尷尬處境：在此之前，由政治強人開創的友好關係基礎紮實，根深葉茂，縱有起火，總能化險為夷；現如今，兩國關係積怨重重，發展差強人意，稍有風吹草動，不但無人能擔化解危機之責，而且動輒升級為政治問題，成為誘發下一次危機的不確定因素。小泉首相去年4月21日（日本的春大祭）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遭到中國的猛烈抨擊，致使原定於9月下旬訪華、參加北京的邦交正常化30周年慶典活動的計劃被擱置；2003年新年伊始（1月14日），小泉第三次參拜了靖國神社，卻不知道小泉計劃中的2003年北京之行何日成行。 可以想象，如果倒退10到15年，在這種關頭，日方只要派個什麼"友好人士"來，打聲招呼，說明情況，興許就能"擺平"--得到"中國的諒解"。但是，現在絕對沒這戲。 首先，那種在北京某大學講學的一個日本中國問題專家或者《朝日新聞》的一個駐北京的特派員，抓起電話就能與中方某位具有相當發言權的政要"說上話"的時代過去了。可以說，今天的日本缺乏可資疏通堵塞聯絡交通的"管道"（Pipe）。而有的時候，即使有"管道"也枉然。去年5月，發生朝鮮人闖入瀋陽日本總領館事件之後，包括現任駐華大使在內的被稱為"中國幫"（China School）的日本外務省一批"中國通"遭到整肅就是一個例子。用一位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的話來說："在日本，如果一說能講中文，而且對中國的事情又非常了解，他的信任度馬上就會下降。" 第二點更加重要：中國不再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中國的政治也不再是那個時代的玩法了。換句話說，即使可以得到某位政要的點頭，也未必能夠輕易地置換成"中國的諒解"。應該看到，像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對外關係一樣，中國的對日政策已經不得不重視社會輿論了。"相對於輿論而言，中國所能採取政策的餘地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的事實將成為中日兩國領導人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田中明彥在題為《21世紀的日中關係》的著名講演中說："總的說來，我認為光靠專家（中國通）來掌控日中關係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日中之間一旦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時，能夠阻止其發展的已經不是幾個專家，而是要靠雙方社會有更多的人形成一種共識，也就是認識到’這樣下去會越來越糟’，我想或許只有這一條解決途徑。"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也認為："現在的中日關係，不是靠幾個人就能推動得了的，而需要通過民間這種廣泛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來增進兩國國民的相互了解和共識，減輕歷史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才是改變中日關係的根本途徑。中日雙方已經過了互相試探的階段，應當進入一個更加理性的時期。"所以，回過頭來看，從政治家暗中操作的"自由度"而言，田中角榮、竹下登以及中曾根康弘執政的時代不啻為日本對華外交的"黃金時代"。 無獨有偶，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曾慶紅一向被日本媒體視為江澤民的"心腹"。由於他在去年4月作為中共組織部長如期對日本進行了訪問，被《讀賣新聞》等媒體渲染為"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後，頂着國內的反對浪潮，毅然出訪日本的’知日派實力人物’"。而"十六大"後，作為"新的領導集體（成員），其會見的首位外賓，選擇的對象是日本人（指曾慶紅接見日本"日中友協會長"平山郁夫）。"所以，他們煞有介事地做出預測說，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的對日政策有可能會"轉向"。至於如何轉、轉多大，日本媒體語焉不詳。他們表面上王顧左右而言他，實際上則四處觀望，暗中尋找一切可能的線索，對所謂中共對日政策的"調整"方向極盡發微索隱之能事。
一石激起千層浪 正當這個節骨眼上，一篇文章進入了日本的中國觀察家們的視線，並很快成了像救命稻草一樣的東西。2002年12月，在北京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的一篇談中日關係的文章，題為《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文章通過對"趙薇事件"（指演員趙薇穿着印有日本軍旗圖案的"時裝"進行表演，引起國人批評，後遭人潑糞的事件）、"姜文事件"（指演員姜文在日本出差期間，曾去靖國神社調查參觀，被一些媒體斥為"參拜"的事件）以及聲稱"禁止日本人入內"的深圳酒吧事件等典型案例的"剖析"，指出中國民間由來已久的反日、仇日情緒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打着’愛國’旗號的非理性盲動"。對於橫亙於中日間的"剪不清、理還亂"的歷史問題，馬文認為，"中國首先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刻，畢竟戰爭已經過去了近60年"；其次，"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等人已先後來到中國的蘆溝橋和瀋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作為結論，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從整個"亞洲"的立場出發為我們指出的"出路"是："更主要的是向前看……亞洲的樞紐是中國與日本，兩國國民都應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克服狹隘觀念，爭取向一體化邁進……這也是亞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文章發表後，在中日兩國均引起強烈反響。中國的"反響"主要是在網上，可以毫不誇張地用"一片板磚"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是"非理性盲動"--這先按下不表。在日本，以發行量冠日本之首的《讀賣新聞》為代表的主流媒體立即響應，發表馬文的雜誌在北京還未上市，重頭評論在那邊就已然出台。《讀賣新聞》以《著名評論員對自己國家"反日"行動的批判》為題，在對馬文的內容進行全面介紹的同時評論道："在’敲打日本’的煽情論調素來頗有市場的中國，這種論文能公開發表可謂極少的異例。""中國近年來，出現一種’過度的對日批判，導致經濟發展等國家利益受損"的基於理性和現實利益考慮的聲音。馬氏選擇了黨的領導層交替的時期，面向依據實事的日本觀的構築，可以說投出了最初的一塊石頭。" 一石激起千層浪，眾多媒體踴躍跟進。日本最大的中文報紙《中文導報》發表了題為《日本是亞洲的驕傲，謝罪問題已經解決--馬立誠對日關係論石破天驚》的評論，稱馬文"猛烈批判國內媒體和輿論中瀰漫的反日情緒，筆鋒直戳中日關係核心問題。作為’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的高級評論員，突發如此石破天驚之論，可以說絕非偶然"。並大膽預測："如馬立誠文章所表達的真是’喉舌’之’母體’的心聲的話，可以說中國的中日關係方針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 日本東海大學副教授葉千榮說："……我始終把他（馬立誠）的聲音看成中國不可缺乏的聲音，這決不僅僅是限於如何處理中日關係的問題，也決不意味着對客觀存在的日本右翼勢力的軟弱，而是警醒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看世界的思維方式，事實將會證明：形勢越發展，馬立誠的聲音將越重要，百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聲音有助於中國在國際上立於不敗之地並獲得更多的尊重。" 縱觀日本媒體（包括日本的中文媒體）針對馬文所做的一系列評論和訪談（包括對馬立誠先生本人的採訪）文章，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對作者的"黨報權威評論員"地位極為重視，言必提《人民日報》，有的甚至將"《人民日報》著名評論員"乾脆用作副標題；二是基於作者的特殊"地位"，對文章出台的背景等妄加推測，拼命往"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對日政策"上靠，有的甚至牽強附會到了可笑程度。而作者本人面對媒體的訪問，避免正面回答、時而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姿態似乎也為這些捕風捉影式的"論證"提供了某種"詮釋"。 《中文導報》的採訪具有一定代表性："在馬立誠的文章發表之後，本報記者曾問馬立誠：您的文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寫的呢，還是有什麼背景？馬立誠對記者所言’背景’不置可否，只是說，十六大以後，各方面都要革新、改革、開放與發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馬立誠正在暗示：他的文章有來自中共’十六大’以後新的領導集體的某種指示呢？" 恰好在同一時期，由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主持的第一次對日輿論調查結果揭曉。在對全國220個市縣、年齡從21歲以下的青少年到71歲以上的老人、各行各業共3400人的調查表明：中國民眾對日本感到"非常親近"和"親近"者僅占5.9%，而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者則高達43.3%（其餘為回答"一般"（47.6%）和"不清楚"（3.2%）者）。但是，我們沒看到日本媒體和學者對這件在中國社會廣為矚目的調查有什麼分析和議論。 一個怪異的現象是，日本的媒體和眾多的中國問題專家放着中國傳媒上每周、每月連篇累牘、數不勝數的關於日本的文章不去注意或熟視無睹，卻專檢"新鮮"的看。正是這種再明顯不過的"就好這一口"的"傾向性"，加上馬文作者一副仿佛口銜天憲、"氣定神閒"的姿態，使所謂"新領導核心對日政策的轉向"的神話被"坐實"。 值得一提的是，當被記者問到如何看待此次調查結果的時候，馬立誠先生答道："不知道這個調查是針對什麼樣的人群進行的調查。不同經歷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如針對25歲的白領的調查與針對75歲以上的人的調查結果會不一樣。針對農村人、城市人、幹部、學生，都會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調查有可信度，有的不一定。"在此，筆者很想冒昧地問一句：如果說此次調查缺乏"可信度"的話，那麼，馬先生認為什麼樣的調查才具有您所認為的"可信度"；在您的心中，什麼樣的數字才能反映中國國民對日本的"親近感"呢？
與馬立誠先生商榷 當然，無論馬立誠先生寫作此文的初衷如何、文章有何"背景"，也無論他得出的結論本身的對與錯，他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筆者想指出的是，馬文存在若干邏輯上的硬傷和常識上的問題，通過無視邏輯關係的論證而得出的"結論"，不但難以服人，甚至會混淆視聽，誤導輿論，使真正的問題隱匿不見。 第一、馬文在批判"狹隘民族主義"和"激進愛國主義"的同時，未能將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在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影響的對正常、理性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訴求與其批判對象區別開來，以偏概全，給人以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印象，仿佛舉國上下無人不在支持那種向趙薇身上潑糞的暴行、無人不在聲討姜文"參拜"靖國神社的"劣跡"，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同樣的問題還出現在作者對一部分在日中國人違法、犯罪現象的揭露中。應當承認，在日本的確有一些作奸犯科的害群之馬，敗壞着中國人的名聲。但他們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已經引起日、中兩國政府的重視，正在打擊和取締。這即使在中國社會也是一樣，並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大多數旅日中國人則遵紀守法，勤勉好學，默默而有尊嚴地為日本社會做着貢獻。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有越來越多的旅日中國人艱苦創業，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服務社會，為日本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和就業機會，成為在東洋社會倍受矚目的"新華僑"群體。至於馬文中所說的"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等"令日本普通民眾反感"的事情，筆者以為並非為中國人所獨有的"專利"，以馬立誠先生對日本走馬觀花式的訪問，道聽途說的一些宣傳，未必能如實地反映客觀情況。筆者在日本學習、生活有年，接觸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和華僑為數不少，可很少看到、聽到類似的問題。 第二、馬文以相當大的篇幅對一個署名"高興興"的網友的偏激言論進行了抨擊。這樣做本身並無懈可擊，但馬立誠先生顯然把這個也許只存在於"虛擬空間"的聲音當作了假想敵，漫無節制地傾瀉了一通炮火。其實，只消問一句誰是"高興興"，他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就能明白問題的所在--因為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個"敵人"的真實存在。一個真正嚴肅地對中日關係的現狀和將來做理性思考的作者，對一些出現於網絡論壇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聲音當然不能採取無視的態度，但一定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慎重取證，否則就會有打錯靶子的嫌疑。"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之先生在上個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治學原則如果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失敗以後仍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所踐行的話，不能不說是中國的不幸。不知馬先生有無瀏覽日、美等國網戰論壇的經驗，從來沒見過哪位嚴肅的西方學者把那種唾沫橫飛、近乎胡鬧的網上言論直接當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支持自己觀點的論據來使用的。除非有一天，網絡像金融機構一樣實行"實名制"，論壇的發言者也像傳統媒體的作者們一樣對自己的文章"文責自負"。朱鎔基總理似乎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2002年初訪日時曾談到："現在，中國互聯網上的反日言論十分強烈，我也沒辦法……我看其中30%是真心話，而70%看上去像是對日本的恫嚇。"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馬先生對"高興興"的批判，其實，原本就是一種"自說自話"，所提的問題也是"偽問題"。 第三、馬文借對"高興興"所謂"日本國民都是好戰分子"、"日本民眾是鑄就日本右翼勢力的肥沃土壤"等"戰爭歇斯底里"的批判，如此描述自己"在日本拜訪各界人士"所看到的"實際情況"："東京銀座和新宿燈火如海，應有盡有，比紐約曼哈頓還要繁華，一對對青年男女衣着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他們怎能企盼戰火？我在日本農村看到農民開着豐田小轎車……日子過得比東京市民還舒服，有什麼理由到戰場送死？"在此，馬先生顯然將人民反對戰爭、企盼和平的善良願望與國家--戰爭機器的遊戲規則以及戰爭本身的發展邏輯混為了一談。66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慘絕人寰的浩劫宣告開始。與此同時，在日本各地，慶祝"支那首都南京陷落"、"奉祝大日本皇軍武運長久"的慶典集會連夜舉行。在東京，人們打着五顏六色的燈籠，唱歌、縱酒、狂歡，遊行隊伍從皇宮前的廣場一直走到銀座大街……想必那時的銀座也是"燈火如海，應有盡有"，遊行的行列中不僅儘是"衣着光鮮"的"青年男女"，甚至還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少年兒童。翌年10月27日，武漢失守，日軍占領武漢三鎮。"捷報"傳來，更大規模的祝捷慶典隆重舉行。僅在東京一地，寫有"武漢陷落"字樣的燈籠就被緊急訂貨50萬隻，乃至日本國內的燈籠廠加班加點。 第四、對於中日之間齟齬不斷的歷史問題，馬文認為"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我們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此話不知從何談起。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等政治家"先後來到中國的蘆溝橋和瀋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是事實，但據此認為"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也許只能代表馬先生個人的意見。中日建交的三個基本文獻有目共睹，可以說，無一明確寫有日本就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的"謝罪"內容。對此，不但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8年訪日時，曾作為戰後首次訪日的國家首腦試圖為中國討回歷史公道，於2002年訪問日本的朱鎔基總理也曾在日本民營電視台主持的與市民對話節目中說過："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裡面，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過歉。" 第五、馬文中，充斥着對與其持不同觀點的人的斷章取義、無中生有的"批判"，對於拙文《光榮孤立論》，也進行了曲解。馬文寫道："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專門寫了’光榮孤立論’一節。該書作者認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國無法利用其間的矛盾，因此應該建立獨立自主的封閉經濟體系，自己與自己（不同地區）做貿易。"這簡直有點可笑，剛從扶桑歸來的馬先生大概是光顧了討日本人高興，而忘記了寫文章也得顧及最起碼的事實。其實，拙文寫得很清楚："’光榮孤立’決不是完全不搞結盟或縱橫捭闔，更不是不發展經貿聯繫。"斷章取義式的曲解也還得有個原文作為基礎，馬先生則是完全無中生有，無視（或故意無視）原文中白紙黑字的內容，一味地扣帽子、打棍子。我們常常聽到"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扣漢奸帽子"的申斥。其實，這種申斥本身已經反映出，現在決不是一個能給人扣漢奸帽子的時代，正相反，"清醒、理性"如馬立誠先生者倒是可以輕易地動輒給人戴一頂"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帽子。拙文《光榮孤立論》的主要立意，是針對中國一些國際戰略問題學者不切實際的利用"美日矛盾"、"美歐矛盾"的幻想，認為當前的國際形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提出："中國要搞結盟或縱橫捭闔。問題是，第一，不能對此有依賴思想；第二，不能不考慮可行性，一相情願地去搞，特別是幻想去挑動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等，完全是讓對手笑掉大牙的白費腦子；第三，要把眼光放遠大一些，除了西方國家，世界上還有其他許多國家，除了國家，還有次國家組織，除了正規的外交手段，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手段。"全篇文章斷無一處有馬文指責的"應該建立獨立自主的封閉經濟體系，自己與自己（不同地區）做貿易"的意思。
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剛剛度過而立之年，正如一個"而立"的青年一樣，他需要以強健的體魄和健全的理智去面對未來世界的挑戰。一種國與國之間的成熟的政治關係，理應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不斷地展開政府與民間、經濟和文化各個層面的交流與合作。然而遺憾的是，病途多舛、一波三折幾乎成了概括中日關係，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兩國關係的"中心詞"。日本國內一些人，面對一個經濟騰飛、日新月異的中國，不去全方位、多層次地理解和把握歷史劇變中中國和中國民眾的情感和感受，而是一味地沉浸在一種被放大了的"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中，墨守陳規，對中國的政策、變局妄加揣測，甚至根據自己的好惡，一廂情願地把中國的政治家、學者甚至普通國民分成什麼"親日派"、"知日派"和"反日派"。因發現了個把所謂的"親日派"而狂喜，各大媒體一片歡騰；而對所謂的"反日"輿論則不去認真思考其根源，一味地指責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的"導向"，動輒要求"調整"。少有人去真正理解一下不同的聲音，真正做一些踏實的努力來促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把嚴肅的國際政治混同於類似"有獎競猜"遊戲一樣的東西，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過於陳舊的、可憐的鴕鳥式思維。 事實上，筆者並不反對在對日問題上採取一些更加靈活的策略。但是，如果這種"策略"恰好是為日本政府和媒體所期待的方向的話，那麼就要考慮一下了。當然，在我國，輿論影響政府政策的程度也許並不高，輿論是輿論，政府依然可以按照自己慣常的方式來行事，這當然很好。但惟其如此，我們在輿論上才應該像韓國一樣，保持相當的壓力，如此才能保證政府在對日交涉時可以把"國內輿論"作為一張牌來換得實際的利益，否則，政府迴旋的餘地就會很小（事實上，日本對華外交恰恰有如此操作的跡象）。 簡而言之，日本作為經濟大國，其要成為普通國家的訴求也許可以理解，但是，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不應坐視，而應當積極出牌，把協助日本恢復"普通國家"當成一張牌來打。如果日本在未來幾年裡幾乎沒遇什麼阻力就順利過渡為"普通國家"，那麼，其"得隴望蜀"的根性就難免會抬頭，到那時，我們如果再想設障阻止其發展也就難了。
寄語中國知識分子 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想說：你們批判在對日問題上中方極少數人的狹隘民族主義，無疑是正確的，但你們是否也應該注意一下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馬文雖然也提到："當然,日本某些民族主義者利用經濟衰退引起的不滿,煽動日本民族主義情緒,企圖開倒車的言行也應引起兩國人民的警惕"，但整體的判斷卻是："實際情況是……各界人士，提到戰爭，大家都很厭惡。東京銀座和新宿燈火如海，應有盡有，比紐約曼哈頓還要繁華，一對對青年男女衣着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他們怎能企盼戰火？" 請問馬先生，"一對對青年男女衣着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就一定能保證他們熱愛和平嗎？若能夠的話，北京和上海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實際情況是什麼呢？我在中國拜訪各界人士，提到戰爭，大家都很厭惡。北京三里屯和上海衡山路燈火如海，應有盡有，雖然暫時還比不上紐約曼哈頓繁華，不過也已相當可觀，一對對青年男女衣着光鮮，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中，他們怎能企盼戰火？"如果這是中國的主流，那麼，對於中國網上的一些過激言論，我們為什麼不能以"當然……並不是主流"一筆輕輕帶過呢？馬先生又何須寫下如此雄文，口誅筆伐中國的"民族主義"呢？ 日本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不好，是中國人的責任；中國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印象不好，怎麼又成了中國人的責任呢？難道日本人就沒有任何責任嗎？記得有次在一個座談會上，有人批評了日本幾句，一位北大的教授立刻跳起來說："不要再說了，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在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呢！"筆者當即答道："教授先生，您從這裡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之間的差距沒有？日本的知識分子擔心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擔心的也是中國的民族主義。" 也許，中國的知識分子真應該好好追趕一下與日本知識分子的差距了：我們能不能在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同時，也稍微操心一下日本的民族主義呢？
21世紀的中日關係絕不是一場"有獎競猜"遊戲。不但沒有獎，猜不好，說不定還會有報應和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