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今天的反戰立場，頗為類似於科索沃戰爭時的中國。對付中國的喋喋不休和在戰爭期間的一些小動作，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回應是“誤炸”中國大使館。這一回，對於法國，布什政府會不會也來上這麼一手？

這個問題不難得出結論：任何戰爭的進行，戰爭的參與方都必須在表面的名正言順下達到內部認同的統一。因此，戰爭的發起者必須在戰前開動宣傳機器，將對手重重塗鴉一番。對付中國，美國還可以斥之為“專制、邪惡、踐踏人權”等等；但對於“平等、自由、博愛”精神發源地的法國，美國能夠說什麼呢？最多指責其忘恩負義，見利忘義吧。僅僅因為盟友“忘恩負義”，不再支持自己的一切行動，就對其兵戎相向，以軍事手段修理對方，這恐怕不是具有現代意識的美國軍人所能認同的做法。

何況，還要考慮國際反響。如果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美國是□睚必報，老虎屁股碰不得，那麼這樣雖然也能收到一些威懾之效，但伴美如伴虎，誰還願意與之為伴？世界格局將為之改變：基於共同利益的美歐、美日等同盟關係將紛紛解體，而代之以懾服於淫威下的新型關係。原來意在維護共同利益的盟友將離美而去，剩下的只會是屈服於暴力的弱小者──這也是筆者認為美國在對付與自己社會制度相同的昔日盟友時，行為將受到較多限制的一大原因。

因此，至少在今天，美軍“誤炸”法國大使館的概率幾近於零。但世事無絕對，我們不妨暫且設想：如果萬一美軍“誤炸”了法國大使館，法國將作何反應？ 毫無疑問，各種聲音都會有：有主張以法美關係大局為重，能忍則忍的；有相信美軍只是“手誤”，並非有心的。但不管怎樣，相信主流的聲音不會是：“法美是盟友，大家哥倆好，道個歉，算了”；也難以相信法國知識界會有人站出來聲嘶力竭，大聲疾呼：主張強硬反應者，其用心為“迎合當局”的反戰立場（在中國，雖然現任政府的親美立場一直受到體制內外、學界民間反美勢力的廣泛抵制和牽制，但這並不妨礙有些人將民間的反戰活動歸結為“迎合當局”。這些人的誅心之論已經完全可以罔顧事實，天下邏輯之悖謬，莫過於此！不錯，反戰確實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難道這就是“迎合當局”一說的出處？）。法國政府也不可能將錯就錯，就勢接受“誤炸”之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必然要追究美方在此事上的用心和責任，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問題的解決。因為一國政府的責任，既要維護國家的尊嚴，又要警惕和杜絕各種可能的威脅。

美國之所以令人生疑，源於其國內國際行為的二重性：對國內講民主，在國際上講霸道。為此，美國的辯護士們和各國的親美派們不惜置國際公理公法於不顧，炮製出一套強盜邏輯：國內需要民主，國際需要強權；強權的目的是對付那些不進油鹽的“流氓國家”“邪惡軸心”──人家美國那麼強大，對你尚且和顏悅色，好言相勸；結果你竟然不識抬舉，拒不就範，那就讓你嘗嘗自由主義國家的鐵拳吧！

美國對強權的依峙，對國際法的漠視，雖然還沒有達到無所顧忌的地步，但確實是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之所以有所顧忌，一方面是由於國內民主程序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於冷戰時期所形成的國家行為定式和與其它國家關係的慣性所致。一旦美國徹底擺脫歷史慣性，完全進入新的角色意識，它的所作所為，將更加無所顧忌，更象一個“流氓國家”，世界將因此改變。

如果說美國也有可能變成“流氓”，那麼足以證明理想中的“正人君子”，在國際現實中並不存在；不管是加入信仰還是理念的支撐，都不能改變這一點。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民主憲政，也同樣是產生於對惡的制衡，而非出於對善的延伸；換言之，它是由惡而達到善，而非由善而體現善。這裡面並沒有什麼神秘的超驗因素起作用，真正發揮效果的，還是機制：國內有對惡的制衡，國際沒有。

國際社會缺乏統一的政治權力，不能有效壟斷暴力，各國政府都擁有獨自行使暴力的能力，這使得國際社會的規則邏輯迥然不同於一國內部。在國際政治現狀下，強權實力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價值和程序，相對作用力較小。但作用力小並不等於它們不存在，實際上，正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和抗衡着強權，阻止了暴力的肆虐。

無疑，美國的一強獨大和熱心事務，並非壞事，這對於彌補國際社會統一權力的闕如，尤其是強制性執行能力的欠缺提供了一個機會。但是，機會也有可能只是誤會，有可能蛻變成強權滋長和肆虐的機會。在伊拉克問題上，人們存在許多疑慮，其中首要的疑問是:美國的做法，符不符合現階段人類社會的普遍需要；或者說，冷戰後的今天，國際行為究竟應該遵循什麼樣的邏輯準則和價值標準。

今天，“人權高於主權”的聲音響徹雲霄。但這樣一個價值判斷，如果與生存權聯繫起來，就顯得很可懷疑。人類社會的整體追求，一要生存（已經步入中產階級富裕社會的國民，對此當然不會有迫切感受），二要安全，其它價值，都只能建構在此二者基礎之上。由於國際社會缺乏統一的政治權力和有效的秩序保障，和平共處的安全性需要就顯得更為突出；僅有的程序性設定（如國際法、聯合國憲章等），也就尤為珍貴。如果每個人動輒可以為自己的價值而戰，那麼天下雖大，也不會剩下多少安寧□土。

國際法的程序性設定為人類行為劃定了一個界線，由此才有秩序可言。這種秩序既保護自由主義的價值和制度，也保護其它價值和制度，符合政治學“模糊面紗”原則；它並不將任何一種理念或制度絕對化，而是讓它們和平競爭，因此才有人類的和平共處和逐步演進。

對程序性的堅持，必要時有可能須要暫時犧牲某些“普世”價值。舉例來說，在世界各國尚未普遍奉行民主憲政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某國的自主權力，有可能必須暫且擱置此國內部的部分個人權利及民主自由；至少不宜於用武力方式強迫該國改行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只能代之以其它較溫和迂迴的影響手段。道理很簡單，打仗要死人，武力干涉必然造成許多人生存權的喪失；而且此例一開，世界上必然會戰爭不斷，流血漂杵。實際上，現在流行的武力干涉主義所隱含的邏輯前提，並非什麼“人權高於主權”，而是“民主自由的價值高於生存權利”。

在現實條件下，為了優先保障生存權而暫時擱置民主自由的價值訴求，或者只是採取迂迴曲折方式來爭取逐漸實現，這種做法表面看似乎背棄了自由主義原則，實際上它卻既符合於人性需求的基本順序，也真正實踐了自由主義精髓：無論是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對私人領域的保護，還是市場秩序對不平等的容忍，都體現了自由主義對“必要的惡”的必要容忍。唯其能容忍，各種制度價值才能兼容，才能和平共處，才能在某種程序安排下進行有序競爭，優勝劣汰，逐步進化。這也是筆者主張多極的原因：因為政治操作的程序性規定是多種價值得以實現的基本保障，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唯有多極，才能制衡強權，才能保障程序性，保障有序和平。

對美國行為的另一疑慮來自於所謂的“義利之辨”：假設美國如前所述，是為了伊拉克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戰（當然筆者可以斷定它不是，但是在這裡只分析其客觀效用），那麼法德等國是否應該犧牲自己的戰略利益，去“迎合”美國這一高尚動機？

這裡面涉及到知識界一種慣常的模糊觀念：形而上的價值總是高尚的，形而下的利益總是可恥的；親美派的邏輯則是，美國的主張和利益都是高尚的，反美者的動機和利益都是可恥的。實際上，所謂價值，歸根到底也只是一種凝固化和抽象化的利益，它代表了一種較為普遍的利益形式。但具體到伊拉克問題，價值的普遍性又必然蛻變為利益的特指性，上述關於法德的提問可轉換為：為了伊拉克人民還不知道結局究竟會怎樣的民主自由機會，法德人民應不應該犧牲自己的戰略利益？並且，這種犧牲，其必然後果是助長美國的強權和利益；事情還不止此，被餵肥的美國，在其它競爭領域又可以更為有力地左右法德和其它國家。到那時，美國並不會因為法德曾經表現出克制就網開一面，在競爭中主動讓步，退避三舍；而只會立足於新的力量對比來討價還價，變本加厲地攫取更多的權勢和利益──這就是親美派所論證的“美國利益”的正當性，這或者也正是他們所願意看到的世界圖景。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自由主義內部的價值體系，還是從當今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必要順序，或者是從國際社會的義利之辨來衡量，只有當一國強權能夠導致一種統一的、能夠整合多種價值利益的全球性政權形式之時，強權不受現行程序性限制，以武力改變別國政治制度，才是值得稱道的（可笑的是，不少抨擊《英雄》一戲乃葆揚武力統一主題的自由派人士，今天卻支持美國的暴力行為；雙重標準的運用，登峰造極。秦國當年的統一，既符合當時天下大勢，又解民於戰爭之苦；秦之制，綿延兩千年，至少在前1500年，它具有某種先進性和合理性。這樣一種歷史的正當性，比之今天美國的戰爭行為，不知高了多少倍）；也只有在這時，強勢者才有可能不囿於一己私利，着眼於全球利益的整合。在此之前，在各種大義名份下打破國際規則程序的行為，實質上都可能成為牟取一己之私的利器；規則一旦被打破，越軌一旦成為慣例，各種強勢者就都可以以種種藉口為自己私慾而戰，天下大亂，將無有寧日。

和平和規則，都是脆弱的，需要精心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