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剩餘勞動力何處去?

程：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有將近一半的年份因為推行強制農業集體化而加劇了農業低產、農村貧困的局面，但因為同時又實行了嚴格的戶口和遷徙管制，農民基本上被束縛在祖輩居住的村子裡，即使再窮也只能乾熬着。八十年代初，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而農民也多少有點陶醉在失而復得的小農田園夢當中。但很快中國的一個致命問題--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就重新暴露出來，農業收益遞減，對農民的攤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來越多的農民另尋謀生之路。農村剩餘勞動力如何轉移，成為一個關繫到中國社會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

何：過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近三百年來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被新增人口蠶食殆盡。原來的人民公社體制按人口分口糧的機制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生產積極性獲得提高后的農業生產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機意識。後來認識到這一問題時，大家也以為只要進行人口城市化，就會逐漸縮小城鄉經濟的二元對立。我記得那時候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是大學裡經濟學專業學生最愛看的書，勃興的鄉鎮企業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無限希望。中國農民的所謂“三元就業模式”——指農業、鄉鎮企業、跨區域流動就業——也就是在這時形成，並被大家視為消化農村過剩勞動力的一條長期有效的途徑。

在中國城市就業還不算非常艱難的1998年，“農村人口就業和勞動力市場課題組”曾對38個縣市做過一個調查，農民外出就業占38縣市農村勞力的1/6；在低收入縣市，外出就業占農村勞力的20%，相當於當地非農就業的85%；而在高收入縣市，流入勞力相當於當地勞力的28%，當地鄉鎮企業職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縣市1989—1996年共寄帶回家鄉348億元；在22個低收入縣中，1996年帶回鄉的資金為45.3億元，縣均2億多元，1989—1996年寄帶回鄉資金220.3億元，縣均10億元。這筆收入對低收入縣市的農村農家來說，是一筆有份量的收入來源。[28] 從全國來看，1998年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約占1/3，農民的收入中來自農業的為57%，來自非農部門的已達43%。[29] 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不少已經告別土地，如浙江農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到1998年，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均收入已超過8000元，其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勞動力人均收入超過萬元，是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國的情況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由於人口基數過於龐大，而農村人口增長率又相當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始終無法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城市化過程後，農村勞動力就逐漸轉移到城市經濟部門去了；而中國的城市經濟部門本來就一直面臨着連城市勞動力都無法充分吸納的困境，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鄉鎮企業中就業，使得這成為三元就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元”。而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收，也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一項引以自豪的成就。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一年，超過1.3億人。[31] 此後，隨着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突出，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開始面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於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一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後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於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陷於枯竭，1996年以後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所以現在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低於1.2億人。[32]

幾乎與鄉鎮企業吸收農民工就業發生變化同步，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開始變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長期用銀行貸款餵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率和城市就業，也得以迴避國有企業改革這一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任務，但卻埋下了銀行壞帳高築、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火種。九十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於崩潰，政府不得不部分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即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四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四個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規定，要求企業僱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機會。一些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發展小城鎮提高城市化進程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當前城鄉共同面臨的巨大而緊迫的就業壓力相比，總令人有遠水不解近渴之感。

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並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後有一隻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隻“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範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範”，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像，蘇南的基層幹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城鄉差距返回原點

程：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小農階級的萎縮相伴隨的，是城市化之後城鄉差別的消失。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論》裡談到過一個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那些相對於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於在這種經濟的較大部門裡，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者等於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裡，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這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社會現象：城市的高度發展似乎是以農村的衰落為代價。尤其是在亞洲國家，許多超級大城市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人口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向城市。不久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還以自己的城市擁有上千萬人口的規模而自傲──中國現在還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萬人口大市懸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而列入該市發展規劃──但人口的這種快速機械式增長，卻使得城市的發展陷入一種極端無序狀態，形成一種“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築，這些建築缺乏排污系統，周圍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瘡疤；大多數城市的市內交通系統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過時的公交系統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離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變得坑坑窪窪，難於行走。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用各種各樣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種“現代化的櫥窗”，炫耀着該國的現代化水平。對那些喜歡讓國際社會從這些“櫥窗”中了解“信息”的國家來說，這種與國內其他地區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確有必要。但不管這些“櫥窗”多麼漂亮，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孔百瘡，成為這些國家難以癒合、正在流血的傷口。

何：中國確實存在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那就是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下面一組數據說明了這種情況：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積減少4.5%至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銳減24.3%至780平方米，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33] 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很遙遠。

程：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和城市的畸形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於農業經濟的增長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幾年各地農產品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供過於求的局面，價格大幅度下跌，因此這幾年出現了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民收入增長放緩的局面，再加上農民跨地區就業速度放慢，因此造成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局面。可以說，在二十多年改革當中，城鄉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馬鞍形的變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縮小，但是從80年代後期又開始不斷擴大，到1999年這種情況就非常明顯。1999年農民現金收入的名義增長率是1.9%[34]，而同年城鎮居民的年收入增長率是7.9％[35]，在城鄉收入增長的差距本來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該年10月份國務院又給城市的幹部和職工增加了一筆工資，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差距。

有人算過一筆帳，在目前的情況下，2.7個農民的收入相當於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慮到因家庭人口結構、支出結構和攤派等因素，農村勞動力的家庭負擔係數高於城市勞動力，農戶的收入中要支付生產經營費用乃至投資，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於消費，再加上農戶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種攤派奪走，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差距之大是顯示而易見的。從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來看，年均生活費支出方面，中國農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費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個檔次；只有近兩成（20.91%）的家庭年消費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國農村的貧窮還可以從消費市場的份額上看出。城鄉差距再度擴大的直接後果就是農村消費市場的萎縮。70%的農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費品市場與20%的城鄉儲蓄，而與此同時，卻是全國主要耐用消費品市場的生產能力普遍過剩50%。以彩電為例，城市普及率已經達100%，而農村卻只有10%。[37]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另一組數據，從1995年至1999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從49.9%下降為41.9%，農村居民從58.6%下降至52.6% ，後者比前者少下降兩個百分點。[38] 這樣一種結構，明顯表示中國經濟遠未步入良性循環。

程：我也用《中國統計年鑑2000》的數據做過計算，發現1999年中國內地二十個省約7億鄉村人口人均年購買消費品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區農村人口約有2.6億，其人均年購買消費品的數額也僅為1603元；而京滬兩市及廣東、江蘇、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國總人口的4.9％，他們人均年購買消費品數額達11,819元。也就是說，全國將近1/4的消費品是賣給這僅占全國人口不到5％的兩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國人口56％的內地省份農村人口只購買了全國消費品的1/7不到。事實上，在兩市三省這些中國最富裕的城市裡，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費能力並不高，所以這個關於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費力的數據掩蓋了人數約在千萬左右的中國精英階層的超級消費能力。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出，大約眼下全國有1％到2％的人口高居於收入和消費金字塔的頂端，全國媒體上的商品廣告基本上是做給他們看的，而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內地省份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能力只是前者的1/25。這就是今日中國之城鄉差距，而且這一差距正在繼續擴大。

小農經濟與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程：八十年代農村改革這種一次性的制度變遷效應，不可能長期支撐農村經濟的持續高漲和不斷繁榮。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從此就可以踏上順利發展的“康莊大道”了。可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鄉差距擴大的一個比較具體的原因是，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後，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這種傾斜加快了資源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劇了對農民的盤剝。先是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壓住農產品價格，以施惠城市消費者。然後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裡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何：說老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說法。因為中國農村的貧困並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傾斜是事實，但即使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多兼顧一些農村，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貧困恐怕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從事實出發來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的根源是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餘少，而“亂收費”問題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國長期以來進行的所謂“扶貧”，實際上就是那些資源稟賦太差的貧困地區的人們，“依靠餵奶過日子”，即通過國家力量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維持他們的生存。在中國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無法從根子上解決中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從短期內來看，克服城市偏倚傾向可以緩解一下農村問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給農村餵奶”這一思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因為根本問題是必須解決人口與資源比例失調的問題。

如果回溯歷史，中國的農民問題是積累了三個世紀的問題。中國其實早在清代乾隆時期開始，就已經面臨人口的巨大壓力，乾隆六年開始，中國人口登記在冊的就達1.4341億人。人口劇增帶給社會的壓力並非沒有反應，當時的著名學者任啟遠、洪亮吉等人都曾談論過這問題，洪亮吉的《意言.生計篇》集中談論了如何控制人口，洪書成於1793年，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年）從時間上看還要早好幾年。只是兩個社會解決人口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英國通過大量向美洲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以後該國又繼經濟起飛之後連續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轉變與第二次人口轉變。而我們那時雖然也通過華工出國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華人就已經多達1000萬人，相當於一個小國家的總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還是在中國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鬥爭之慘烈，可以從一些歷史材料中看出來。1999年3月我到台灣講學時，曾偶然發現台灣的“有應公崇拜”與移民有關，一篇研究文章記述了這一歷史事件。該文談到，台灣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構成的社會，這些先後來到台灣的移民，為了爭奪土地、資源和生存的空間，再加上種族、語言、祖居地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在閩粵之間、漳泉之間、漢番之間、宗姓之間、村落之間團體之間，經常爆發各種各樣的衝突，演變成武裝械鬥或者大規模的武力衝突。歷年來各個族群死於這類衝突的人不少，而他們的屍首卻往往無人收葬，其後必須仰賴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幫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資，加以集體埋葬，並在墓旁建立一個簡單的廟，而廟前往往掛有“有求必應”的紅布條。[39]至於太平天國起義是由於人口壓力所致，當時的汪士鐸在事變後就有反思，後來的羅爾綱先生也有過專門論述。可以說，自從19世紀中葉起，中國就一直在圍繞着緩解人口壓力這一問題進行各種嘗試。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實際上都是想通過改變土地資源的占有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通過這種土地資源占有狀態均等的辦法，暫時解決了這一問題，但結果卻是人多了，但只是窮人多了。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人口從4.5億增長到了13億，如果說上一個世紀中國農民的問題是讓耕者有其田，那麼這一個世紀的問題就演變成了如何讓農民有工作，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不要成為遊蕩在城市邊緣的遊民。

每當我仔細閱讀有關人口、環境與農民問題的資料時，我就不自覺地想起我在復旦寫的那篇《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和人口壓力的關係》，諸如農村閒置勞動力過多、農業邊際效益下降、賦稅過重等導致小農經濟破產，以及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等許多問題幾乎都是驚人地相似，幾乎在重複上個世紀初至三十年代那段歷史。對這段歷史我們不是沒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幾乎從不真正觸及應該揭示的問題。優秀的經濟學家為什麼能夠解答有關國計民生的深奧問題？答案很簡單，他們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觀察，尤其是觀察經濟事件的歷史記錄，所以，道格拉斯.諾斯一再重申掌握經濟史的重要性，經濟學家薩繆爾遜則用更尖銳的語言強調了解經濟史的重要性：“忘記過去的那些人，應被宣判犯有重複過去的罪行。”我在台灣與中國現代史專家陳永發先生見面時，我對陳先生說，當看到他在他那本傑出的著作中強調人口壓力因素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的基本規定因素時，心中非常高興，因為總算有歷史學家明智地將這個問題作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規定性因素引入歷史研究。而陳先生則有點意猶未盡地表示遺憾：“由於書的體例的關係，我只能談到人口壓力這個因素，整本書應該說強調得很不夠。”

程：對中國來說，最可怕的是，這類邊緣化人群正處在一種無限增生的狀態中，這與中國現在擁有的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以及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調有關。中國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9畝[40]，是世界人均數的43%；而且質量不高，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79%，有水源保證的和灌溉設施的只占40%，還有不少是大於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質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人口的增長率恰恰偏高，本地的農業產出微薄，非農就業機會稀少，窮鄉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這就逼得那些既無適當教育、又無求職技能的農村剩餘人口外流，當都市再採取就業限制政策時，這些回鄉無活路、在外衣食無着的流動人口就很難靠正當職業糊口。從李自成、白蓮教、太平軍到紅軍八路，都最歡迎這樣的流民。今天，這類邊緣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許不會再演變成一批“水滸山寨”，但卻很可能為黑社會組織的生發壯大提供豐富的後備軍。

何：自從十多年前寫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國的懸劍》以來，我就一直有一個這樣的看法：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牢固地根植於該國的自然性質，亦即資源稟賦、人口與資源的比例關係之中，中國的這種人口-資源狀態決定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這個看法可能會被人看作“地理決定論”，而“地理決定論”這個理論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人類首先是環境的產物，而生存環境最基本的層面就是地理環境。孟德斯鳩曾嘗試用“地理決定論”解釋某些問題，但由於他對地理因素的神學解釋從而使“地理社會學”成為學術笑柄，再加上馬克思對“地理決定論”做過經典批評，而我國在很長時期內還非常熱衷於想超出自然資源的限制去改天換地，因此中國大陸的學者們長時期內不敢讓自己的學說中出現任何“地理決定論”的影子。

其實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構成了生活於這個國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前現代更是如此。中國的小農經濟結構就與中國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關係，這種農業與家庭畜牧業和手工業結合的小農經濟，彈性大，適應性強，在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長。不管在山區、丘陵地帶還是平原地區，它只要相應地調整一下家庭內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之間的比例，就能穩定地存在和發展下去。正是由於這種經濟結構對地理環境的適應性強，它才由中原地區逐步向周圍擴張，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在各地的主體經營形態。但這種經濟結構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生殖人口的無限衝動。遠的不說，就談二十世紀大家都看得見的後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前，由於農村是按人頭分口糧，這種分配機制使得當時的農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於是大家可着勁兒生，從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間，人口從4億5千萬變成了八億多人。而從改革開放恢復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以來，人口生殖狀況令人焦慮。凡屬民間進行的調查都說明了這一狀況。我曾看到過一份名叫“正北豐村調查”的調查報告[42]，非常典型。這個正北豐村是廣東東南沿海電白縣七逕鎮新屋仔管區下的一個自然村，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時，該村分田時是“見人有份”，全村為252人，每人0.6畝水田和0.4畝旱地。而到該報告記述的1998年，該村人口已經達536人（不包括此期間遷出的6戶共32人），一個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則由於徵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經不足0.28畝，至今全村沒有一個獨生子女，也極少二胎，最多的達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過4胎。該報告談到，農戶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擁有兒子的數量多少決定，同樣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數多而自豪，所以不會互相揭發超生。對於村民，節育是基本未意識到的事情。

程：我下鄉時在安徽省插隊，那時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情況與你談到的這個村差不多。現在全國都設立了計劃生育專職機構，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擋不住農民的多生多育傾向。《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鄉村作調查，發現那裡的農民家庭也很少有獨生子女戶，均是多胎化生育，當地幹部多次告訴他這樣的話，“有權的憑權生，有錢的買着生（付超生罰款相當於買超生指標），無權無錢的就逃着生（逃離本鄉好超生）”。[43]

何：正北豐村在中國既非國家級貧困縣，也不是鄉鎮企業發達的明星村，只是千萬個普通的中國鄉村當中的一個而已。它所有的問題，如報告中談到的鄉村組織渙散、官民對峙等問題，確實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只要生存的基本條件還存在，這些問題還有解決的可能。問題在於這個地方的生態系統已經根本無力支撐起這麼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傳統耕種的140多畝地養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該調查詳細記錄了該村失業嚴重、犯罪滋生這一現象。因為這是一份很罕見的尊重事實的調查報告，在此我將這部分內容抄錄如下：“在村民自身無技術、無資本、低素質和環境的無資源、無工業、無組織的內外因素結合下，300多勞力有幾人能以工作糊口？現在的就業情況除耕田者外有：教師6人，醫生、工人、跑運輸者各一人，飼養15人，開小店3人，小販16人，外出打工55人，飼養一般是養10多頭豬，今年（指1998年）多數虧本，小販多是販雞，每天賣出十隻賺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築，每天有30-40元，女的進廠或當服務員，每月有幾百元不等。而大多數常年遊蕩在村裡的三個小店之間的無所事事者特別是未婚男青年卻成了犯罪的主體。賭博是習以為常的公開擺明的事，也是他們最好的娛樂，盜騙搶卻並不明擺，只是附近村中時有禽畜、廚具、穀物失蹤，以及常是同齡人講述的生動的在外盜、騙、搶、斗的驚險場面，下面需要詳述的是近年來的吸毒和販毒現象……”

這裡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談吸毒的、讀了感到磣人的文字了。只想談談曾被世界各國視為反貧困策略良方的教育問題在這個正北豐村是什麼境遇：“北豐小學現有教師10人，其中2人高中畢業，其餘都曾讀過初中，現有3名公辦教師，其他為民辦或代課教師。對於這三年來廣東省大量轉正並逐漸取締民辦教師的政策，筆者從學校負責人陳北忠老師處了解不少有點不可思議的信息。縣教育局按文件通過考試轉正4000多民辦教師。規定於1993年前入教並有民師證和中師函授證者可考試，擇優轉正，另據教齡可加分，有28年教齡者免試轉正，考試內容為心理學和教育學。但是，據透露，中師函授是交錢抄書拿證，心理學教育學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冊子考試，而不考文化試（指語文和數學等）更是有人得以濫竽充數的關鍵。筆者（指調查作者陳鋒）曾於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學代課兩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師對比較簡單的競賽題都無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績好的學生。而一些較好的年青教師卻很快要下崗。對此陳老師的評論是‘好的卡緊，差的放鬆，重視教育不如說是在毀滅教育’。由於師資低劣，所以五年級的學生中能答出國家、省份、省城市、球類、中國皇帝中任一項的5個名稱者甚少。現在幾乎所有學齡兒童都入學，但由於每學期280元的學費，使在學人數逐年級減少，畢業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這樣，膨脹的人口給農村帶來了不堪承受的重負，同時村民又沒有認識到也無力從提高自身素質上獲得財富和地位。落後的教育只能釀出低素質的愚民。貧窮、封閉、落後、迷信、失業、犯罪等等就像惡魔一樣伴隨着今天的正北豐村。”

說老實話，這樣一份調查報告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我相信這種農村在中國絕對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說起來慚愧，我的家鄉邵陽市是個千年古城，舊稱寶慶府，歷史上算是文化經濟中等發達之地。但現在除了教育狀態比正北豐村好些之外，其餘的情況與這座正北豐村有些類似，由於國有企業90%以上破產、停產，除了少部分人能通過升學離開這個城市之外，大多數留在那裡的青年都沒有工作，賭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樂此不疲的娛樂活動，失業、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來謀生，以做娼妓、二奶為生，家裡人亦不引以為恥。這座城市市容極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當時的市領導說要將邵陽市建設成一座有百萬人口的大市。我當時就對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說：百萬人口當中，按照中國勞動力的撫養係數來說，勞動年齡人口按常規有40-50%，那麼總得為他們提供20萬就業崗位吧？否則大家喝西北風？

程：人口確實是個問題，但如果能在經濟結構和制度層面有所突破，情況應該有所好轉。我看過一些材料，介紹了一些藉助鄉鎮企業而發達起來的農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莊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戶，共有6000人，也是個無田可耕的農村，但由於選對了領導人，既成功解決了存在50年之久的亂占、搶占宅基地的紛爭，並且依靠9000萬元徵地款作為啟動資金，定下了“吃區位飯，借優勢興業，走產業升級，發展三產服務城市之路”的方略，從1996年開始，總共投入2個億，將當地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商業網絡，全村的三產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遞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財政總收入達2000萬，其中三產占到90%以上，架起城鄉經濟走廊，為村勞動力的就業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勞動力幾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從事三產的就達1200多人。雖然該村富裕以後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酗酒、賭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鄰里糾紛等問題都存在，但該村領導班子能意識到這些問題，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44]

何：這種依靠地緣優勢與領導人個人魅力發展鄉鎮企業成功擺脫貧困的例子，在中國確實還有好些。但是有兩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一、這些經驗具有不可推廣性，因為不是每一個農村都有這樣的地緣優勢與領導人。要知道這類農村在中國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義；第二，這些農村存在的問題也很嚴重，因為這些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終偏低，身份雖然變了，但思想意識卻還是農民。這個問題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農民做過典型研究。這些農村如何進行自治，使這些農村的社會-經濟格局不要隨着這些領導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還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比較起這些占農村總人口不到10%的鄉鎮企業明星來，我更關注占農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狀態。因為這些明星農村要解決的是如何發展的問題，而絕大多數農村要解決的卻是如何生存的問題。

我讀過不少資料，也看過一些農村，還專門向一些做農村調查的人士多次詢問，有一條信息是公認的，那就是不少農村的計劃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實際人口數與上報數嚴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統人口40.72萬人。[45]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而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卻將計劃生育罰款作為一種尋租的機會，聽任農民多生超生，罰來的款主要用於兩個用途，一是用於改善幹部們自己的福利，二是用來建鄉村幹部辦公場所。一位在農村做過長期調查的人對我說過：到農村里去，如果哪個地方的鄉、村辦公場所建得漂亮，那裡的計劃生育一定沒搞好。還有一份調查談到，農村里是富窮兩頭控制不住，因為富的不怕罰，願意交罰款生孩子；而窮的則不怕罰，反正家裡沒什麼好損失的，大不了流落異鄉當超生游擊隊。只有中間層次的，才比較害怕罰款，一般生上兩三個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蕭縣大屯鎮徐屯村的計劃生育證就可以買賣。該村村民向《半月談》的記者反映：從過去的老支書，到現任村支書、村主任，多年來就一直公開出賣准生證，將此做為發家致富的捷徑。第一胎價格從三十元上漲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則漲至上千元。幾年來，徐屯村先後共賣出准生證200多個，僅此一項村幹部就收款約3萬餘元。而村幹部自己就帶頭超生，現任支書40多歲，有3個兒子，他的大兒子生了3個孩子；計生專干張某30多歲，生了4個孩子；村委會主任的兩個兒子生了7個孩子；老支書的侄子生了5個孩子。該村上報人口2106人，而實際人口已超過2330人。[46]記得去年《中國青年報》登過一版圖片新聞“超級超生村”，談的就是廣東省吳川市覃巴村，該村總共600多戶，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戶，最多的兩家都生了10個孩子，而有5個孩子的家庭是該村常見的家庭結構。對於新村計劃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釋為幹部帶頭超生，說他們只想着多罰款。村黨支部書記容文秀的解釋是：村里超生戶多，很難管理。但據村民舉報，村委會主任容觀保、副主任梁亞孔各生了5胎，村幹部王偉生了4胎，村民小組副組長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沒有自來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還被迫飲用田邊溝水。村民說到了冬天，更是水貴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隨處可見臭氣熏人的糞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個廁所。該村的街道上，除了滿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濁的路面和難以忍受的氣味。[47]上述兩個村子可以說是已經不存在什麼鄉村社會，所有鄉村公共設施均不在村幹部視野之內。據正北豐村的調查者說，該鄉村除了金錢之外，已經沒有什麼能夠維繫當地鄉村共同體，整個秩序比半個世紀以前鄉村自治時期還要糟糕。

這類鄉村因為不是國家級貧困縣，也不是鄉鎮企業明星縣，所以不在政府與眾多傳媒的關注之下。這些鄉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滅，《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談到湖南安鄉縣的一個春峰村，那故事聽了以後讓人連淚水都為之凝固。這篇文章記述了湖南省桂東縣大塘鄉春峰村從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讓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農村的情況。與湖南省其他地區相比，春峰村是個自然資源稟賦較差的地方，該村共有1400多畝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間的梯田，地塊很小，不要說機耕，連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該村總共有1598人，人均一畝地都沒有。春峰村支書鄧建安告訴記者，春峰村是省級特困村，交通不發達，資源也十分匱乏，村里根本就沒有什麼企業，集體收入每年只有幾千元。村民們的收入來源除了每人不到１畝、每年只能種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養幾頭豬和外出打工。大約從1993年開始，春峰村“除非種田的和家庭負擔較重的人，其餘的都出去打工了”。這個村子的300多青壯勞動力，大約是每家一個，幾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約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廣東進了珠三角地區的一些玩具廠、電子廠。他們常年在那裡工作，每個月的工資大在400-800元之間。村民說，今年（1999年），大概是經濟形勢不好，去廣東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裡的男勞力大多在干一些比進工廠可能掙多一點錢，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險的活：在桂東縣周邊“做砂子”（挖鎢砂礦）、挖煤。因為挖煤經常發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係數比“挖砂子”更小，老闆也“比較厲害”，經常不給錢，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節性的，農忙時他們在家種田，農閒時則結伴前往礦區。宜章的瑤崗仙，郴州的柿竹園，臨武的香花嶺，江西大余的西華山，這些礦區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裡“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軀體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農閒時，每個礦區都有幾千人在“做砂子”，他們都來自春峰村這樣的村莊。他們“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國營大礦開採後廢棄的礦井，一些個體老闆把這些礦井承包下來。“做砂子”的人三四個人合夥向個體老闆取得某個礦洞的開採權，然後，他們自備鋼釺、炸藥和礦燈，沿着廢棄的礦洞走上幾千米，選擇一個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開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礦砂。由於礦井是廢棄的，沒有任何安全設施，爆破時很容易發生塌方，

那樣就可能把自己埋在裡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礦井塌方而死的。

這種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鄉不算特別，鄉長告訴記者，“整個大塘鄉都差不多。”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幾年間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幾人。該村村民根本無法依靠種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從1986年至今，這個村已經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過程中喪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後。沒有一個人自然死亡，全部死於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廣東的鎢礦、煤礦里因礦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勞動法，勞動合同，對“做砂子”的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字眼。從來沒有一個人和老闆簽訂過合同，他們與老闆之間只有一個口頭約定。“現在工不好做，你要簽合同，老闆就會要你滾蛋。”一位叫黃髮軍的村民說。也沒有一個死者的家屬和同伴試圖用法律手段索取過賠償。他們不知道自己和親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當地政府機關的一名幹部說，這不奇怪，即使在正規工廠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廠方簽勞動合同。因為，簽合同就要繳納保險金，老闆肯定不願意承擔這筆費用；或者，他會把這筆費用轉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願意因此影響自己的收入。“因為這樣的勞動力完全是買方市場，如果要簽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據統計，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約是4000元左右。這只是勉強維持生活和簡單再生產的收入。村支書鄧建安說，這些錢有的用來成家，有的用來供弟弟妹妹讀書，其餘就是維持生活，沒有哪個人用打工掙來的錢做起生意，甚至沒人用它起一座比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幾個衛星電視天線，大約值800元一個。

儘管打工帶來的實惠是那麼少，而危險又那麼多，但春峰村人幾乎沒有考慮過別的活路，因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們可能連基本的生活都維持不了。據大塘鄉農經委的統計，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880元，這其中打工掙來的血汗錢占了約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黃競成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因打工而被死神喚走的人。沒有人知道，誰將是下一個。但是，只要他們活着，只要貧窮繼續延續，他們就不得不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沒有機會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讓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態難民。說老實話，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態事實上支撐不起這麼多的人的生存。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狀態，整個國家的生態在人口壓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這方面的資料有不少，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斷流問題我在這裡就不談了，只談談視為財富之母的土地問題。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36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38%，有的地方的民眾已經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的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我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49]而生態問題由於與人們的生存狀態不像疾病之類那樣直接，中國國民的環保觀念始終還處於“坐而論道”階段。我這裡舉一個小例子：我所工作的報社，每發一篇某小姑娘被遺棄，或者生病無錢醫治的報道，可以幾天之內募到數量不等的捐款，多的達14萬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為拋家別妻十幾年、在長江源頭可可西里設立觀測站、致力於環保工作的民間環保人士楊欣先生登了一個整版的文章，並公布了捐款電話與帳號，委託值班編輯專管此事。但據編輯告訴我，居然沒有接到一隻電話詢問此事。這正好與發達國家的社會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態決定了中國的政治社會形態。從中國來說，整個20世紀是農民的世紀，這是由中國人口的“量”決定政治的“質”的一個世紀。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與財政扶貧的結果，摧毀了人起碼的尊嚴——健康人應該憑藉自己的勞動力生活，是人起碼的尊嚴。其結果是讓生育者不需要計算生育成本，不顧資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將撫養人口的責任由家庭轉移到社會。如何評說這個世紀對後世的影響，還有待歷史良心的出現。但人口資源狀態對社會的影響卻是現在可以分明感覺到的。前面已經談過，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除了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之外，每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都伴生着小農階級消失這一過程。而小農階級的消失，與城市化過程中現代經濟部門不斷吸納從土地上被拋出來的無地農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而中國由於人口數量過於龐大，再加上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日漸取代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未受過足夠教育、亦未經過任何技能訓練的農村勞動力無法適應現代經濟部門的要求，更兼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擴張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故此廣大無地農民無法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正成為整個社會“多餘的”邊緣化階層。老實一點的農民可能會像春峰村村民一樣做牛做馬地生活下去，不少報道都談到了在“三資”企業（主要是港台資本與南韓等東亞龍國家與地區開辦的企業）的打工者的悲慘處境，實際上就是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時曾處理深圳特區四海製衣廠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勞累過度而暴死事件。當時是生產旺季，該廠的工人連日加班，20歲出頭的徐章水連續加了48小時班，回到宿舍躺下後就再也沒醒來，七竅流血而死。我當時問該廠工人，這樣連續加班是違法的，為什麼大家不提意見？工人們面面相覷，最後告訴我，他們不敢，怕被開除。因為這份工來之不易。我再問該廠老闆，為什麼要這樣違反勞動法超時連續加班？釀出這麼大的事故，而老闆卻對我說：“我自己也奇怪，我這家廠的待遇確實不好，工作時間長，工資也不高。我經常對工人說，你們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還有不少人搶着爭着來這裡做工。”老闆說的話讓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國資本家曾說過一句被我們視為“國恥”的話：“在中國找四條腿的狗難，找兩條腿的人容易”，從根源上來說，勞動力的待遇完全與市場供求狀況有關。按照“博奕論”的原則，博奕雙方的利益完全與博奕者所憑藉的實力有關。在中國人權的不受重視與人口嚴重過剩有關。人權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權，生存都未解決，又從哪裡去談自由權、財產權？但還有不少邊緣人為了生存，只得從事各種非正常的經濟活動，如賣血、婦女則賣淫，還有的則是純粹的犯罪行為，如成群結隊到他鄉去偷竊（“拎包”）、買賣人口、利用各種手段行騙、盜挖古墓倒賣文物等，成為社會犯罪活動的主力軍。最近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張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團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於多子女的貧困農民家庭，張君自己就出身於有兄弟姐妹七個的多子女貧困家庭。試想想，就以我這樣的收入水平，生養一個可以過較好的日子，生兩個就比較吃緊，根本就沒有餘力支撐起三個子女的教育費用與撫養成本。農民們這樣生育，哪有不窮的道理？

我以前就說過，如果中國人不改變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後習慣，中華文明最後必將作為祭品犧牲在人口這個古老的祭壇上。對於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說老實話，我認為值得懷疑。我這裡只講一個戶均3.44人，這個數字與我們日常看到的情況有差別。只要對中國的核心家庭狀態有所了解就明白這數據的不真實。城市人口只有總人口的30%多，而農村生育兩個是允許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數。少數民族是允許生育兩個甚至更多點的。也就是說，真正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只是城市裡那些在黨政事業機關及國有企業工作的大部分人，對於不能以開除工作進行限制的人群，計劃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這樣一算，中國戶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過中國政府在統計數據上信息失真，這已經是多年的老毛病了。這種人口數據失真只不過是慣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對你的一些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你的“中國人口問題將會阻攔中國發展的悲觀結論和龐大的低素質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大障礙，這些論點有可能客觀上掩飾了加重這一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而且還可能為別有用心的精英專政論所利用”。[50] 你看到這篇批評沒有？另外，在中國的制度轉型過程中，制度問題始終是許多獨立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如果在討論“三農”問題時過於強調人口壓力，會不會淡化不良制度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因素？而且，人口問題不是個短期內就能指望解決得了的問題，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卻十分突出，把近期內需要緩解的難題與長程性因素聯起來，對解決近期問題似乎幫助不大？

何：趙誠先生的文章我看過，說老實話，我認為趙先生很少去解讀中國現實問題的文本資料，也很少去實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國人口對生態的巨大壓迫。否則他就不會那樣提出問題了。至於談到解決問題這點，我只能說，如果有人說他能解決複雜的中國問題，那肯定是不切實際之言。我進行問題研究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讓大家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一定的認識而已。而且我一直有個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數國民處於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狀態的時候，才期待有偉人橫空出世來解救他們。

我並不認為我過於強調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注意這一點的，所謂“天人合一”思想，這個“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國古代文化其實包含有樸素的人文主義思想，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就體現在培育人的社會、倫理、環境生態、文化教育等的綜合素質上。只要去翻翻中國的經史子集，包括醫書強調的五行相生相剋，如果不視文言文話語系統為封建文化，就會發現裡面有許多質樸的人文主義精神，這種精神通過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澱在民族精神當中。而這一點到了上個世紀後五十年基本上破壞了，這時候“人定勝天”、“向大自然開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等口號挾政治威力大行於世，向大自然過度索取成了一種時代精神。我記得一本《邵陽文史》上登載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幹部回憶自己五十年代後期奉命在漁業社蹲點的經歷。他先是讓漁民將漁網織得密密的，不讓小魚有逃生的可能，這樣做還覺得產量不能夠達到“大躍進”水平，於是在漁民當中推廣用炸藥炸魚，炸藥一引爆，滿河滿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魚，捕撈量成幾倍地增長。結果這位幹部乘坐的漁船受到好幾位老漁民的“圍攻”，老漁民痛罵他們：你們連小魚也不放過，以後我們就沒有魚可撈了。你們這樣是想打破我們的飯碗呀！但這種樸素的環保思想在意識形態的強力作用下節節敗退，發展到現在，沿海漁民用功能強大的電網捕魚，電網所過之處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記得我自己小時候吃魚時，家父總讓我將魚骨洗淨，放在爐火邊煨烤成焦黃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從不准我們剩飯。相比之下，現在這種在缺乏人文內涵的技術教育下成長的一代，哪裡懂得寸絲粒米，來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東曲阜，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個問題：一種文化能夠維繫一個民族幾千年於不墜，肯定是藉助於它內在的親和力以及平衡力。“文革”及“文革”以前的教育咱們且略過不談，只談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說，目前我們在人口、資源、環境生態、歷史文物保護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將人文景觀當作旅遊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就是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教育對社會的報復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貪污腐敗是對我們落後陳腐的幹部選拔機制的惡性報復一樣。

為這場對話做個總結，中國農村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最迫切的是鄉村社會組織問題，而穩定農村從而穩定社會的關鍵則是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然而這只不過是短期的反貧困策略。收功長遠的反貧困戰略則是教育問題。但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仰賴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我這裡強調的“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是有具體內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個理性、高效廉潔的政府，清楚地知道採用各種適當的政策對社會進行調控；其次，計劃生育要成為中國農村人口自覺的行為，而不是中國政府現在的紙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則需要不斷提高全體中國人的教育水平，以達到提高人口素質、最終達到反貧困的長期目的。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