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子黨（比太子黨要矮級的太子黨---高乾子弟）被斃案與胡耀邦的下台

事發時間順序
1985年7月，青海省辦公廳主任楊國英（分管保衛工作）的兒子楊小民被槍決
1986的3月，原新四軍情報頭目上海市委書記胡立教的兒子(養子)胡曉陽與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陳冰郎被槍決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

所以說中共太子黨問題是共匪的死穴，一動就死，不動等死-一動，就是總書記也得死。可見，中共的惡靈在徘徊，連中共的總書記也不放過，消滅中共惡靈，只能靠法輪神功了，否則只有腥風血雨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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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中期，全國上下對高乾子弟在社會上的胡作非為多有不滿，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便殺一儆百，恰有兩起案件送到他的案前

一是青海省辦公廳主任兒子楊小民殺人案，楊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殺人多年後，仍逍遙法外。總書記批示：“殺人者償命”，1985年7月31日,青海省召開公判大會,將楊小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西寧市萬人空巷,爭睹正義戰勝權力的大快人心場面。

另一起案件即為胡曉陽等人的流氓團伙案，此案在上海影響很大，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請示。一身正氣的胡總書記批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據此批示，胡曉陽、陳小蒙和葛志文在1986年3月以強姦和現在無法理解的“誘姦”罪被執行死刑（被槍決）。就在宣布執行死刑的當天下午，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吳邦國在全市幹部大會上，表明要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甚麼人，不管是哪一級幹部，也不管是甚麼人的子弟，只要觸犯了刑律，就要嚴肅查究，秉公執法，決不姑息。

而陳其五的另一個兒子陳冰郎同時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在獄中自殺。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在上海逝世，享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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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胡立教是“紅小鬼”出身，1928年，15歲的胡立教即參加紅軍。長征中，胡立教在紅軍總部(軍委)二局做通訊情報工作，任副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新四軍軍部三科(通訊科)工作，皖南事變那場惡戰中，胡立教和楊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長)兩人，從槍林彈雨的重兵包圍圈中，最先冒死殺突圍出來，可謂"“英雄虎膽”。

陳毅和劉少奇重組新四軍軍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長，他領導的情報部門被稱為“胡立教部隊”

胡立教在解放後不久(1953年)即到李先念(前新四軍五師師長)主持的財政部任副部長

胡立教當一把手的時間較短，魄力卻不一般。他在牡丹江任地委第一書記兼軍分區第一政委時，因工作意見分歧，和軍分區司令員發生攤牌性衝突，連省軍區也惹不起胡立教這位級別相當於中將的老紅軍、大校軍銜的司令員，只好在胡立教的嚴厲斥責聲中，捲鋪蓋去了吉林，據說那位大校因禍得福，在吉林升了少將。

胡立教雖是“紅小鬼”出身，但“國共合作”時期他曾在廬山受訓，還長住過香港。在以 “土八路”為主的老幹部中，他算是比較講究生活的，除了夫妻二人跳舞成迷之外，舉止瀟灑的胡立教還酷愛打網球和下圍棋，他對起居條件也要求頗高。在牡丹江時，他的座車是從北京運去的“道奇”。他對為他和另三位書記蓋的，附有簡易網球場、假山和噴泉的寬敞新居還不滿意，派人改建了不止一次才肯搬進去。

胡立教中年喪子，他的親生兒子現在要是活着，也該有50歲了。
胡曉陽是胡立教夫婦抱養的，胡夫人姐姐的二兒子(哥哥小名大陽)。胡立教的岳父母一直同胡氏夫妻和小外孫住在一起。

有養子在側的胡立教，還是忘不掉他那早早夭折的親生兒子。他的老同事們都記得，有好多次，當別人的兒子從他身邊路過，胡立教嘆口氣，對孩子的父母說，“我的兒子要是活着，也該有你們的孩子這麼大了，”這時候，胡立教那充滿憂傷和落寞的眼神告訴大家，中年喪子，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大概是胡曉陽的親生父母既想念小兒子，又不好常來探望。他們有時送大兒子“大陽”到姨媽家住一段時間，和“表哥”在一起玩，是胡曉陽小時候最開心的日子。哥兒倆拿出胡立教珍藏的各種長短槍支，當玩具在院子裡玩，那些只同五四手槍和7.62步騎槍打過交道的武警戰士們，也趁機開了眼界，任憑兩個外孫拿着真槍在院子裡玩，外公外婆從來沒有干涉過，也許是兩位老人的溺愛，為胡曉陽後來的悲劇種下了遠因。

幼年的胡曉陽並不是以“首領”的架式出現在孩子群里的，和年齡相仿的孩子們的交往中，家庭條件優越的“曉陽”雖然經常從家裡拿出好吃和好玩的東西分給大家，卻經常扮演吃虧受氣的角色。有好多次，“曉陽”捂着被打出血的鼻子，或被沙子迷了的眼睛，喊着外公外婆，哭着回了家，像普天之下無數受溺愛的孩子一樣，有些嬌氣的“曉陽”是在兩位老人的精心呵護下長大的。

順便說一句，胡立教的岳父母，是兩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他們分擔了外孫子在外面受的氣，卻從未訓斥那些“欺負人的”鄰家子弟，更沒有向孩子們的家長或自己的女兒女婿告過狀。

還是在牡丹江的時候，一位保衛地委書記大院的武警戰士，端着小口徑步槍，追打一隻受了傷，藏在丁香樹里的麻雀，一顆子彈打掉一根麻雀毛後，穿透兩層玻璃窗，鑽進了地委第一書記胡立教的家，萬幸的是，子彈從兩位老人的身邊經過，在他們房間的牆上撞了個坑。兩位受到驚嚇的老人，看着那個闖了大禍，嚇得魂不附體的“大孩子”，動了惻隱之心。關於這次“槍擊事件”他們始終瞞着女兒女婿。

隨着年齡的增長，胡曉陽的性格漸漸受到朋友們的喜愛。除了他“大方”以外，他還從不記仇，不會算計朋友，更不歧視那些家庭條件比他差得多的孩子們。有些“缺心眼兒”的曉陽，經常在別人的慫恿下幹些“淘得出格”的事。出了事胡曉陽倒霉，得到好處大家分享，曉陽這樣的性格，在父母的管教和“庇護”下，倒也平安無事，可一碰上亂世，自然凶多吉少。

在胡曉陽剛滿十歲那年，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降臨了，在動盪起伏的政治鬥爭中，胡立教夫婦飽受衝擊。與此同時，北京社會上卻“玩兒”起來了一幫幫只知道吃喝，打群架、拍婆子的、流氓似的“老紅衛兵”，涉世未深且無父母管教的胡曉陽，很快卷進了這些團伙之中。68年和69年，北京的大哥哥姐姐們下了鄉.，留下胡曉陽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們 “獨領風騷”。十年動亂一過，弱冠之年的胡曉陽，變成了地道的花花太歲。

七十年代末，胡立教攜眷去河南任省長，和一機部老部長、八路軍115師出身的段君毅“搭班子”。“家世顯赫”的胡曉陽，到了鄭州後，自然不甘寂寞，他和本地的流氓團伙一拍即和。幾年時間，胡曉陽多次被刑事拘留，看在其父的份上，又被迅速被放了出來。“省長兒子”的劣跡，很快傳遍了鄭州的大街小巷。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調到上海任市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和新四軍系的老戰友陳國棟、汪道涵等人組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子。此時，身為深圳某報駐上海記者的胡曉陽，又在短時間內和另兩位“惡少”陳小蒙、陳琳瑚兄弟等人勾結到一起，“淫人妻女”、無法無天。他們的惡行，,使胡曉陽成了當時群眾對上海市委領導們的“三個意見”(陳國棟的秘書,胡立教的兒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陳氏兄弟的老爹、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也非“等閒之輩”，他名字中的“五”，乃抗戰時期劉少奇的“點睛”之筆。據說，“毛澤東選集”裡面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即由陳其五”原創”。

照當時的眼光看，胡曉陽等人的行為，是有些“罪大惡極”的味道。這群公子哥兒們，利用在鬧市區深幽處的住所，以幫助調動工作和組織舞會為名，招引大量年青漂亮的女性，並使用各種手段誘姦，猥褻婦女42名，強姦甚至輪姦婦女9名。在胡曉陽等幾個首領每人名下都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位的受害女子。據知情人士講，這些受害婦女中，絕大多數來自上海文藝界或企圖進入上海文藝界的年青女子，有的甚至事後多年還在春節聯歡會那樣的大場面上走紅。那些被列為被”強姦”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動獻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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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七大案---青海省楊小民殺人案

1979年，青海省發生了一起震動全國的高乾子弟殺人案，即楊小民故意殺人案。此案因官官相護、徇私枉法而導致死罪輕判，在青海省激起公憤，群眾反映強烈，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干預此案，要求複查，但因官官相護織成的關係網太厲害，此案拖了５年未能糾正。

當地熟悉情況的同志告訴我：青海這張關係網在全國各省來說，有其顯著的特性。當年人民解放軍解放青海後，是由西北野戰軍的某軍幹部及一批西北革命大學幹部，轉業組建青海省、地(州)、縣三級政權機構的，他們大多是陝北籍幹部。剛解放，為解決青海省幹部缺乏問題，曾到四川省招聘過一批有高中學歷的女青年到青海。而這批年輕漂亮又有文化的女幹部，後來成了當權的陝北幹部的新寵。許多人與元配的小腳太太離婚了，當了四川女婿。所以，青海當年許多領導幹部的家庭組成是“四川婆姨陝北漢”，男人們是陝西同鄉、戰友或同學關係，女人們則是四川同鄉、同學關係，非常親密。他們不但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而且還有共同的生活習慣和鄉音。這張關係網的聯絡之緊密和信息傳遞之快速，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在“二·二七”案中策劃密謀、通風報信、公然壓制正確意見或暗中串通作弊等等的法官、檢察官或黨政幹部，基本上都有這個關係網的特殊背景。當然也有個別不是網中人但卻投向這張網的其他省的人。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家屬院內發生一起殺人案(以下簡稱“二·二七”案)。兇手楊小民，時年25歲，青海鋁製品廠工人，其父時任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被害人王強，時年17歲，系《青海日報》職工王水之子。兩家同住一個院內。

1979年2月26日上午，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楊國英之子、25歲的楊小民到水房挑水，與《青海日報》編輯王水之子、17歲的王強相遇。楊與王是鄰居，同住在青海省委家屬宿舍內。事情的起因是正在水房的王強倒水不慎，水濺到楊小民褲子上，兩人發生口角。

1979年2月27日上午9時，兩人再次在水房相遇，並再次發生口角。王強回家後躺在床上休息時，戴着口罩、眼鏡、白色衛生帽，經過化裝的楊小民突然闖進來，乘王強不備，用五寸藏刀連刺其胸部、腰部，王王強連呼救命，並向楊小民哀求：“哥哥饒命！”,並撲向門口，掙扎奪門逃命。楊小民堵門攔截繼續刺殺。直到驚動鄰居趕來敲門。門開後王強倒在血泊中，楊小民持刀木呆，而後手握滴血的刀揚長而去。王強當即被送到醫院搶救，終因傷勢過重，於28日凌晨5時死亡。經法醫鑑定，王強頭、胸、腹、背部刀傷14處，10處深抵內臟，肺被捅穿。

“二·二七”案發生的當天晚上，兇手之父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楊國英害怕被害人的家屬報復，不敢在自己家裡睡覺。他從省委辦公廳保衛處拿了一支手槍，躲在省高級法院院長家過夜。2月28日凌晨5時，王強搶救無效死亡，有人立即通知說，現在人已經死了，主任你再躲藏在法院院長家就不合適了。讓他“趕快走吧”！當年沒有手機，傳遞信息必須靠有線電話。電話總機接線員說，那晚上值班她好緊張，領導交代過，要保證那兩家的線路暢通，隨時通話。她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了什麼事情，只知道那家的電話幾乎未間斷過。

這個現代衙內在看守所狂妄得很，他揚言：“我不怕，我爸爸是省委辦公廳主任，他管保衛，有辦法。”

城中區法院審理此案時認定，楊小民犯有故意殺人罪，手段兇殘，罪大惡極，於9月6日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很快核准這一判決，並於11月3日報青海省高級法院覆核。

西寧市核准楊小民死刑後上報省高院覆核，為了使省高院能從輕發落，楊家為省高院院長楊樹芳擺了一桌酒席宴請，負責楊小民案的審判員、副審判員也出席了宴會，楊樹芳的灰色小汽車就停在辦事處的院子裡。就是在這次宴會之後，省高院推翻了西寧市的判決，改判楊小民為死緩。

青海省高級法院院長卻公開袒護罪犯，恃權凌法。此案後被報到省委，省委常委會12月7日開會討論，結果也是同意改判死緩。

楊小民改判的消息一經傳出，社會輿論大嘩，被害人家屬在西寧市大街上拿着血衣哭訴。群眾也一致譴責“官官相護”。《光明日報》駐青海記者站站長陳宗立聞訊感到震撼，繼而感到義憤填膺

楊小民殺人案發生後兩年——1982年1月，殺人兇手的父親卻由原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升為省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副主任；1983年又進而提升為省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同時，在楊小民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法院院長被提升為副省長，那位“有功”的州公安局長被提拔為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有關人員也得到提升。在當權者的庇護下，兇手楊小民入獄後即被培訓了一年，穿上了白大褂，當上了醫護人員。入獄兩年後，楊犯被改判無期徒刑。

原西寧市公安局城中區分局預審股長，後調到城中區檢察院任檢察長的張維城。這位來自江蘇揚州的老公安說，兇手的逮捕和預審都是我和治安股的另一個同志進行的。案件起訴到法院後，我剛調到檢察院，又要我出庭公訴。我們辦案的人認為，楊小民不殺，法律說不過去，民憤也難平！區法院一審，法庭里群情憤慨，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報市委研究，也是死刑。省法院改判死緩，真是不可思議。張維城說：開始我們義憤填膺，寫好了抗訴書。但上面有領導說，改判死緩是省委批準的，抗訴就是抗省委。這頂大帽子一壓，作為基層黨員幹部只得服從，沒辦法抗訴了。但王家來找我時，我明確說過，你到北京告狀，我支持。

原省高級法院副院長蘭路遠，這位因“右傾”問題當年從公安部下放到青海的幹部，坦率地說：我不說他們是貪贓枉法，但他們是徇私枉法、循情枉法！

在“二·二七”案件中為楊小民改判死緩出了力有“貢獻”的人，後來都得到獎賞。比如省高級法院的院長提升為副省長了，一名審判員提升為省院副院長了，另一名審判員被提拔為海東地區副專員了。

相反，那些在案件討論中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張對楊小民執行死刑的人，有的不斷收到威脅、警告或好言勸告的電話，有的則被免職、調離或儘快辦手續離休退休了。

王強的姐姐王歡茹性格堅強，矢志不移上訪告狀，是少見的剛烈女子。1979年12月16至18日，王家連續3天在省高級法院門前張掛血衣，王歡茹的血淚控訴吸引成百上千的群眾圍觀，圍觀群眾達十數萬，當場就有400多名過往群眾簽名聲援。由於圍觀的人太多，交通為之堵塞。王歡茹連續３天在高級人民法院大門前哭訴，天天有許多群眾圍觀，高院領導竟連續３天大門緊閉，法院工作人員上下班都走後門。

憤怒的群眾還擁到城中區檢察院要求對楊小民殺人案抗訴。該檢察院就此召開幹部大會討論楊小民案，11人參加，10人同意抗訴。市檢察院也同意抗訴，但是，省檢察院檢察長卻說：“這個案子是省委研究決定改判的，你們抗訴就是抗省委！”

1980年春，青海省人代會召開。對此案，人大代表普遍表示同情，紛紛在會上提出質詢。鑑於此案在全省的影響極大，官官相護實在太明顯，幾乎到了群情激憤的地步。省高級人民法院、省政法委、省委常委會相繼多次討論，多次複議結果都是維持死緩的判決。

1984年，迫於群眾的壓力，省委將楊案材料印發西寧地區各單位討論，結果84個參加討論的單位的8789人中，有6725人要求判處楊小民死刑。討論中，群眾對改判楊小民為死緩提出尖銳的批評，要求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可是明確的結果卻無明確的行動。

王歡茹5次自費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中央有關部門和最高人民法院都給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去函或去電要求該院複查此案，可是毫無效果。

被害人親屬在5年多的上訪申訴求告無門的悲慘經歷中，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太多的體驗。他們給我提供的線索，比如誰在這個案件上講的真話，誰在同情支持他們，誰欺騙作弄了他們，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5年中她們11次在省高級法院門前上訪求見院長，7次上京告狀，家中積蓄和自行車手錶等微薄的家當散盡了，生活十分窘迫。“二·二七”案件的基本情況、三級人民法院審判的前後變化、省高級法院的改判理由、兇手親屬的關係人對受害者家屬的軟硬兩手、北京最高法院信訪的指示信函與青海省高院的推磨式軟抗術……他們都有詳細的記載和深刻的記憶。尤其是王家保存的王強那件被刀子戳了許多窟窿的浸透了鮮血的暗紅色汗衫，還有王家在省法院門前張掛血衣控訴判決不公時群眾自動買來筆墨紙張簽名支持王家上訪的5米長幅。

1984年6月，《光明日報》駐青海記者站站長陳宗立與李蔚共同署名發回第二篇情況反映。但這篇未公開發表的情況反映卻產生了比公開報道要巨大得多的效應：鄧小平、胡耀邦、習仲勛、陳丕顯、薄一波、胡啟立等8位中央領導作了批示。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徇私枉法，官官相護，封建家族關係”，要求嚴肅處理。隨之，中央派出了第一個調查組赴青海調查。迫於壓力，青海省委於同年10月12日重新研究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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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太子黨的問題也許是胡耀邦下台的真正原因，但是胡應南認為是太上皇的問題而致胡耀邦的下台。

胡應南研究發現，導致胡耀邦下台的原因雖然複雜，其中決定性的因素是「鄧小平是否全退」的爭議。

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傳》透露：

一九八六年五月，鄧小平約胡耀邦到家中談論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已年過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而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鄧小平過八十一歲生日，在北戴河擺了幾桌酒席，表示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為真，在與香港記者陸鏗交談時將鄧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不料引起軒然大波。

一九八六年十月，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黨中央領導班子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着手實行。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人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的同志讓路。」

胡耀邦講話後，鄧小平沒有任何表示，但神情嚴峻。

胡耀邦的講話得到了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得志、人大副委員長聶榮臻、倪志福和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贊同。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還在會上發表了支持胡耀邦的專門講話。

但中共元老王震卻被激怒，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

萬里這時插話說：「王老啊，你不要激動。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想糾正一下，我們要樹立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的最高權威。」事後，鄧小平曾問萬里：「耀邦為何偏要我下？」萬里答：「可能是失言。」鄧小平說：「要樹自己。」萬里說：「耀邦不是那種人。」

從此以後，胡耀邦的權力開始被削弱，他失去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主導權。這個人事權居然交給了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鄧小平安排由薄一波等七人組成的小組，分頭找有關人員等徵求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見，尤其徵求對總書記胡耀邦的意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由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學潮蔓延至北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千多名學生與校長、黨委書記辯論民主問題，並且上街遊行。學潮有擴大的趨勢，給中共高層「倒胡耀邦」行動找到了藉口。

一九八七年的元旦來臨，鄧小平在家中與薄一波等人商量。聽到風聲後，習仲勛對胡耀邦說：「耀邦，我為你擔心啊。趙紫陽也提醒胡耀邦「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過幾天就晚了」！胡耀邦終於聽了趙紫陽的勸說，於第二天來到了鄧小平家。鄧先是為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思想分歧，鄧擺擺手說：「那是工作的正常範圍，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纏了。」

鄧小平繼續說：「我打算召開一次『民主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攤，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臨走時，鄧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但這一刻他們彼此都明白：這是政治上最後的道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 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還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僅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元月初，北京學潮進一步發酵，北大學生燒了《北京日報》，指它為「造謠」的報紙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日，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召開。

薄一波一上來就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中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玩水，譁眾取寵。」

楊尚昆說：「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黨亡國的話，你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就不必呆在這裡了。」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的態度。」

有充分準備的鄧力群對胡耀邦作長達五、六小時的批判發言。連續多天的「生活會」上，發言者矛頭都指向胡耀邦，斥責他只講「反左」，不講反右。

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辭職

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們大多數的意見。」

面對如此場面，習仲勛忍無可忍，指着薄一波等人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說着說着，習仲勛激動起來，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胡耀邦沒讓習仲勛說完，就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干，我就辭職。」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五日最後一次「生活會」散後，胡耀邦出門坐在台階上大哭。
田紀雲默默站在旁邊，久久不願離去。
萬里回到家也難抑心中不平：「耀邦沒有錯。」為了安慰胡耀邦，萬里叫廚師燉了一鍋胡最喜歡吃的狗肉送到胡家。
「生活會」開過不久，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回家對夫人李昭說：「我沒有錯，顧全大局，我只能辭職。」

一九八七年十月，胡耀邦下台十個月後，中共召開十三大，選中央委員時胡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差幾十票就是全票。選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又當選，差七票是全票，未投票者包括他自己。

當初醞釀胡耀邦下台的鄧力群和胡喬木，則在選舉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