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越共召開四屆四中全會，會議確定中國是“越南的直接敵人”，“頭號敵人”。

據統計，越南自1977年初開始驅趕華僑，到1978年4月初被驅趕回國的華僑每天達數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數千人，到1978年8月就有16萬華僑被驅逐回中國。被趕華僑在離越途中受盡折磨和凌辱，不少人還被無故毆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軍警開槍射擊，被打死打傷。

同年12月越南侵略柬埔寨。

1978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復出後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訪問日本。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1979年1月29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訪問後不到一個月，1979年2月17日中越戰爭爆發。

很顯然鄧小平訪問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國﹐是要尋求這些國家對中國出兵越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美國的支持。

訪問期間究竟鄧對美國說了些甚麼呢？美國的反應又如何呢?由於各國政府的文件記錄還未解密﹐至今仍然是個未知數。

可是﹐從美國前政府領導人的回憶錄中我們可領略一二。不可否認，美國總統卡特及其美國人民正因為幾年前越戰失敗的心態﹐亦渴望越南受到中國的“教訓”，出口氣呢？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rzezinski)先生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次日﹐總統與鄧兩人會面並勸喻再三謹慎行事。對於將會引起更大的國際反響﹐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軍事行動會影響美國國內人民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支持。總統亦親筆手寫了一封信給鄧﹐語調溫和﹐意思清晰﹐強調要抑制的重要性和慨括國際反應的可能性......。鄧充滿信心地確信中國有必要和有能力來執行整個軍事行動﹐並再次對我們保證﹐行動將會短暫﹐持續約十至十二天而已。他知曉國際的反應是分歧的﹐但他認為﹐長期而言﹐國際輿論將認同和感謝中國的行動。最後鄧說﹐真實說﹐能夠與朋友作坦率的討論是可貴之事。”

我們又看看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如何說的﹐他比前者述說得更為清晰﹕

“1979年1月29日，我們正準備進入宴席﹐但鄧小平希望在宴前與我密談……當我們兩人吸煙時﹐鄧對我說起中國對越出兵之事並詢問我的意見。我對他說﹐越南人因侵略柬埔寨而現在正被孤立。若中國軍隊對河內進行軍事行動﹐那麼情況就變了:越南將會是受害者﹐中國將被多個國家譴責。此外﹐一個基本爭議的問題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目的是加強亞洲的和平與穩定﹐而中國的軍事行動對這個問題毫無益處。副主席對我表示感謝我的意見﹐但他強調﹐這是對中國極為重要的事﹕對它的鄰國顯示中國隨時準備和有能力反擊任何的侵略﹐反對它和它的同盟……

翌日早上﹐我們都起得很早﹐兩人又相談﹐只留一個翻譯員在場。在他高聲說話後﹐我向鄧傳遞了寫下的一手稿﹐總結地列出我對(中國對越侵略)將導致所發生事件的立場。鄧對我說﹐若開展軍事行動﹐中國軍隊只占領一段短時間便撤軍﹐對越的懲罰適宜而止但要嚴厲﹐以致它不以忘記。在前一夜我已經覺察到了他是一個固執的人﹐作為一個堅持信念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態度﹐表現出他政府的堅強決定。他偽稱仍然有所猶疑﹐但我認為﹐他早已定下主意﹐越南將要被懲罰。”

明顯地﹐鄧小平要美國人事先接受一個既定的事實﹐而美國人那時由於患上了“越南恐懼症”﹐當然亦樂意見到越南被“教訓”的了。對於美國來說，西方國家當然樂於見到中國教訓一下越南這個蘇聯的盟友。中越戰爭之後，中美關係進入了近10年的黃金時期，直到1989年6月。

1979年底，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到了北京。當時覺得不好喝，仿佛就和20年後我為富亞公司喝塗料一樣。可事後都可口可樂。

中越戰爭爆發後，譴責中國，支持越南，要中國撤軍、停火的：

蘇聯古巴東德、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波蘭蒙古人民共和國、

阿富汗、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阿爾巴尼亞、安哥拉和柬埔寨親越的韓桑林政權。基本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

對中國表示遺憾，要中國撤軍的：老撾、印度。

反對中國及越南的軍事行動：加拿大、瑞典；並要求中國撤軍的：新西蘭。

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美國、日本、東盟五國、澳大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英國、意大利、荷蘭、挪威、芬蘭、伊拉克。

對中和越都表示遺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運的：的其他的國家

呼籲談判解決問題的：埃及、馬里、利比亞、馬達加斯加、孟加拉國、塞浦路斯和北歐其他國家。

公開聲明不表態的：葡萄牙。

支持中國的：民主柬埔寨、朝鮮、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