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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白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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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喪的大陸
送交者: roger 2003年03月11日18:29:5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西方中世紀的學者,喜歡說“那些風一樣的王國”,一是指游牧人建立的國家,二
是指大陸上的強權,風起雲湧之後,終於煙消雲散。

這似乎成為大陸的宿命。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歷史上,所有大陸強國與海上強國
的對抗中,前者幾乎都失敗了。唯一的例外,是1066年,法國諾曼底人成功地侵入
並征服了英國。但是,應當指出,諾曼底人本來就是北歐海盜出身。而且,要不是
在戰鬥的緊要關頭,英軍統帥哈羅德國王突然受傷致死,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我寫東西的習慣,一般不喜歡使用諸如“人類的歷史”這種大而無當的提法,但在
這裡我無法迴避,人類的歷史,也許就是大陸和海洋對抗的歷史。有大陸強國建立
霸權,幾乎總有海上強國起而與之抗衡。反之亦然。本來,從感覺上,大陸強國挾
雷霆萬鈞之勢,制服地處大陸邊緣的海洋國家,應該不費吹灰之力,然而事實卻恰
恰相反。

大陸強國有自己固有的宿命。

【 希臘和波斯 】

波斯軍號稱一百八十萬,實際也有十八萬之眾,所以驕橫之極,派人到斯巴達和雅
典取水和土。但在溫泉關,他們卻被斯巴達王李奧尼達的三百人擋了整整三天。在
決戰中,波斯陸軍也連敗於馬拉松和普拉提亞。他們的海軍更慘,不是毀於風暴,
就是被希臘人剃光頭。希臘人的勝利是如此徹底,日後竟能以僱傭軍干涉波斯內政,
一直打到巴比倫。事見色諾芬的《長征記》。

公元前五世紀的希波戰爭,是大陸強國和海上強國的第一次對撞。希臘勝在團結,
勝在精良的步兵方陣和海戰技術。但是據人口歷史學家估計,當時希臘人口已達三
百萬,波斯人口不過千萬,而且是建立在征服和奴役的大沙堆上。在實力對比上,
希臘其實並不很吃虧。大陸強國,一般總有過高估計自己實力的傾向。

【 羅馬和迦太基 】

一百多年裡,雙方打了三次布匿戰爭。起初,迦太基是典型的海上強國,而羅馬則
更像一個大陸國家。但在公元前260年(就是白起坑殺四十萬趙卒那年),羅馬人在米
薩納海戰中大敗迦太基之後,雙方的地位似乎發生了逆轉。迦太基人在海上失去了
信心,更傾向於在陸地上一賭勝負。第二次戰爭中,漢尼拔取陸路翻越阿爾卑斯山,
從北面攻入意大利。他是個騎兵戰術專家,更依賴戰象的威力,起到裝甲部隊般的
突擊作用。羅馬人百戰百敗,迫得想出圍魏救趙的法子,從海上去進攻迦太基本土。


羅馬贏了。一條重要的經驗,海軍想要有出息,就得敢於開進看不見海岸的水域。
而當敵人求和的時候,首先要沒收他們的戰艦。當然,雙方實力對比懸殊。羅馬當
時已有四百萬人口,而迦太基滅亡時只剩十萬,加上潛在的盟友也不超過百萬。漢
尼拔是使用僱傭軍的藝術家,但在北非的扎馬決戰中,恰是他的僱傭軍先亂了陣腳。


順便說一句題外話。公元751年中亞怛邏斯,高仙芝的唐軍敗於阿拉伯大食軍隊,也
是僱傭軍陣前倒戈所致。對於中國文明在中亞的命運,這是決定性的一役。

【 拜占廷和阿拉伯 】

拜占廷能夠算得上一個海上強國,只是相對於阿拉伯人不爭氣的海軍而言。阿拉伯
人在海戰中贏過幾次,但是靠拚命貼近敵船,然後揮舞彎刀像陸地上那樣衝鋒。他
們是好戰士,但不是好水手。在地中海周圍的旅行中,他們寧願繞着岸邊騎上兩個
月的駱駝,卻不願坐哪怕兩天船。

拜占廷在陸上不是阿拉伯人的對手,但靠海軍穩住了陣腳。他們因此獲得了機動性
和補給線,有幾年,他們甚至從海上光復了埃及的亞歷山大城。一個二流的海上強
國,也足以自保了。

葡萄牙通過1502年和1508年兩次海戰,把阿拉伯人逐出印度洋。葡萄牙軍艦對波斯
灣和紅海的封鎖(1507年),導致了世界貿易格局。

【 威尼斯和奧斯曼土耳其 】

上述封鎖,特別是新航路的開闢,斷了威尼斯商人的財路,也打破了土耳其人作為
中間人的壟斷地位,使兩家在東地中海的爭鬥淪為二等戰場。這使我們想起半個世
紀前,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後遭到土耳其人圍攻的時候,他們苦盼威尼斯艦隊不至
的情景。那時,威尼斯就是希望。

威尼斯作為海上強國,已經有好幾百年了。馬可波羅如果不是上船服役,也不會被
熱那亞俘虜,從而在監獄裡口授他著名的遊記。但新興的奧斯曼土耳其太強大了,
又扼住了東進的商路,在很多時候,威尼斯不得不虛與委蛇。雙方在海上爭鬥了二
百多年,基本上勝負參半。

但是,一個城邦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了不起了。在後面,我們將談到這個
城邦的組織特色。那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東西。

至於土耳其,它把強大的艦隊交給最能幹的海盜指揮,從而使它的海上行動頗具海
盜色彩。這種海盜色彩,似乎是所有大陸強國對付海上強國的一貫做法。後來法、
德對抗英國,都是這樣。

【 元朝和日本 】

元朝,如果加上它的各個藩屬,應該是古往今來大陸強國之冠,但依然西敗於埃及
馬木魯克,東敗於日本,南敗於爪哇。後兩個都是島國,並不強大,能夠保住獨立,
似乎正應了那個著名的假設:任何一個大陸強國,如果不能統治整個大陸,便無法
取得對海洋國家的壓倒優勢。

忽必烈挾平滅南宋的餘威,於1280年和1281年組織了兩次對日本的遠征。第一次初
戰獲勝,但旋即颱風大起,遠征軍灰飛煙滅。第二次,登陸戰即告失利。元軍進退
失據,徘徊海上達一個月之久,終於等來颱風,全軍覆沒,生還者不到五分之一。
而登陸的殘兵,也被日軍全殲。日本人以手加額,把這次颱風稱為“神風”。

在大陸強國和海上強國的對抗中,氣候和地形往往很幫後者的忙。

元軍在爪哇的命運,不是一個重要的話題。爪哇本來已經投降,但很快發現元軍在
人數上,充其量只能算做探險隊,膽子立刻大了起來。

英國和路易十四、十五的法國有一個寓言,講一頭鹿站在海邊,一隻眼睛盯着陸地,
另一隻則盯着海洋。它以為這樣就安全了,但終於受到來自海陸兩方面的攻擊。十
八世紀,兩個路易的法國,很像這頭鹿。一方面,他們盯着歐洲的王位和霸權,另
一方面,又想在全球把英國打下去。結果,他們一舉兩失。

英國則聰明得多,知道把勁往一處使。它一般不會冒與法國單獨交戰的風險,而總
是適時地加入反法同盟一方,在歐洲大陸用錢打仗,在別處才使用海軍和陸軍。這
樣,幾經反覆,英國攻占了加拿大、印度、路易斯安那等大片法國海外殖民地,鞏
固了頭號海上強國的地位。而法國,由於在歐洲泥足深陷,在海外只能處於被動挨
打的地位。只有當後來美國人鬧獨立的時候,法國才嘗到了讓對手陷於兩面作戰的
甜頭。那幾年,在英國人面前,法國海陸軍都可謂揚眉吐氣,但可惜已經晚了。

英國人蹲在海島上,冷眼旁觀法國在歐洲大陸大展拳腳,靜靜地思考他們的“地緣
政治”哲學。一句話,不能坐視某一國家獨霸歐洲大陸。必須“鋤強扶弱”而不是
趁火打劫,才符合英國的利益。這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國家目標。而法國,從西班牙
王位繼承戰爭等一連串戰事來看,基本上還是抱着古典政治哲學的思路:要想自己
胖,必須別人瘦。

【 英國和拿破崙法國 】

正如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法國人把十八世紀看做
自己的世紀,也不無道理。十八世紀後期,隨着美國的獨立,英國進入相對衰落期。
這時,一個可怕的對手,法國的拿破崙,逼得他們重新振作起來,也把大陸和海洋
的對抗推向頂峰。

拿破崙本來想入侵英國的,但納爾遜粉碎了他的計劃,法西聯合艦隊在特拉法爾加
地角被這位獨眼海軍上將擊潰。拿破崙被迫從經濟上想辦法,於1806年發布了著名
的“大陸封鎖體系”。翌年,隨着俄國加入這個體系,整個歐洲大陸把英國排斥在
外,看來英國貿易崩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英國的報復,宣布從海上進行反封
鎖,不無拾人牙慧之嫌。

但拿破崙的“大陸體系”遠非鐵板一塊,整個歐洲大陸也還遠沒有都變成法國的行
省。他撒的網太大,以至縫隙太大,根本無法阻止各國對英的地下貿易往來。而英
國本身,擁有全球市場,國家更以軍火貿易刺激生產,同時大量發行國債,出口額
反而大大增長了。

這是大陸軍事動員效率和海洋政府組織效率的對抗。前者的維持,是強制的,而且
要靠不斷的勝利進行刺激(拿破崙說:“我的權力取決於我的光榮。”);後者的運
作,通過疏導,較易納入常規體制。兩下一比較,難易優劣自見。

【 英國和德國 】

一個新興的大陸強國,似乎總是想在大陸和海洋同時肩負起自己的使命,並且懷着
最高的期望值。德國人是最善於做計劃的,儘管這計劃有時因過高估計自己而不着
邊際。一方面,它的總參謀部在規劃兩線作戰的藍圖,另一方面,其海軍部卻在敦
促趕超英國。

英國的反應,是立即實行“雙強方針”,即保持自己的艦隊規模等於次強、三強海
軍實力之和。著名的“無畏艦”競賽,其實是不平等的。英國只有二十萬陸軍,而
德國卻要養八十萬。退而求其次,德國被迫採取“冒險戰略”,告訴你英國,雖然
我沒你艦多,但如果你想消滅我,必得付出沉重的代價,你掂量着辦吧。到了真打
起來的時候,德海軍主力龜縮於基地,還是要靠潛艇出去唱大戲。

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挑戰,英國再也不能置身局外,像原來那樣維持“歐洲大陸的
實力均衡”,而是被迫放棄“光榮孤立”政策,加入到法俄同盟中來。一次大戰爆
發。英國全面捲入歐洲大陸事務,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海上強國自由行動的傳統優
勢;作為海上強國,命運卻與大陸無比緊密地拴在同一駕馬車上,英國的衰落,既
無奈,又必然。

【 美國和蘇聯 】

美國本來是一個大陸國家,其可憐的海軍,也就僅夠在密西西比河上緝私而已。美
國成為一個海上強國,是在其擴張到西海岸之後,受到太平洋誘惑的結果。
英國稱霸海洋三百多年,但最好的海軍戰略理論家卻出在美國。馬漢的《海軍大國
對歷史的影響》對海洋的影響,可與德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在陸地上的影響相
比。1890年這本書的出版,可謂適逢其時,美國海軍就要對西班牙小試牛刀了。

美國和蘇聯對抗的歷史,為眾所周知,容不贅述。

【 海勝陸敗探因 】

勢與力

海上強國重勢,大陸強國重力。地球上71%為海洋,29%為陸地。海上強國占了外勢。
一般來講,外線作戰總會處於更優越的地位。

早期海陸之爭,雖有希臘勝波斯的輝煌戰例,但總的來說,大陸強國更占上風,而
海上強國處於守勢地位。這和古人的活動區域及地理觀念有關。人類文明的主體,
是在所謂的“舊大陸”上,指歐亞非三洲,重心在北半球,加上北美,面積幾可占
到北半球四成。以廣義的西方為例,包括中東、北非和歐洲,舉目所見,地中海、
紅海、波斯灣、黑海幾乎都處於大陸的包圍之中。歐洲、非洲雖臨大西洋,但在其
出口直布羅陀海峽,古人卻想象有一根海格立斯石柱(羅馬人稱為墨丘利石柱),認
為這是世界盡頭,再出去,便是不可預知的危險水域。一些勇敢的航海民族,像腓
尼基人,曾經駛出這個海峽,到達加納利群島,但終於不能長住。至於腓尼基人曾
做過環非洲航行的猜測,也是不可考證之事。

在這樣一個陸地包圍海洋的範圍內,大陸強國自然是天之驕子。傳統地理觀念也確
認了這一點。《聖經》認為,世界有七分陸地三分海洋。埃及人托勒密繼承了這一
觀念,在其著名的世界地圖上,甚至把印度洋想象成一個地中海樣的內海,而非洲
大陸南端與亞洲相接。正是把海洋想得太小的誤導,才使哥倫布敢於向西航行尋找
中國和印度。當他到達美洲的時候,就以為已成正果,根本不能想象前方還隔着一
個太平洋。

最終決定攻守之勢逆轉的,是十五世紀向非洲最南端的探索。這個探索的意義,不
但在於打通新的海上商路,也在於確證,地球到底是被大陸所封閉呢,還是存在着
更為廣闊自由的海洋。在這個探索中,西方是葡萄牙人,東方則是阿拉伯人甚至中
國人。阿拉伯人沿着非洲東海岸向南的航行(他們的航海術一般以海岸線為參照,很
少直接駛進大洋),到達馬達加斯加海峽,便裹足不前。因為真主在《古蘭經》裡說,
這世界上有一條界線,分開兩個海,南邊那個,非我族類所居,充滿了不可思議之
事和危險。這一信條大概來自《聖經》,托勒密也持這種看法。阿拉伯人認為他們
已到達了這一界線。至於中國人,李約瑟博士指出,十五世紀歐洲地圖學家曾經提
到,1420年,一艘從印度起航的中國大帆船,在橫跨印度洋的航行中,經過綠色群
島和黑暗海,連續向西南方向航行了四十天,情況變得險惡無比,遂返航,七十天
後才回到索馬裏海岸。李約瑟博士猜測,這艘中國船已經越過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
角,進入大西洋水域。這次航行,介於鄭和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間,應是一艘
獨立的商船。當時,由於鄭和的努力,中國在印度洋的聲望正處於頂點。但是無論
如何,這次孤航只是一個偶然事件,是被動的,不可能產生超越事件之外的意義。


葡萄牙人成功了。在近一個世紀裡,先是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推動,後來成為葡萄牙
政府的國策,迪亞士終於在1487年繞過好望角。但是在最初,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
一樣,也存在着一個心理上的障礙,就是位於西非海岸的博哈多爾角。他們認為那
里有“駭人的陰影”,雖在重賞之下,也要經過十年時間十五次航海探險,才打破
了神話。越過博哈多爾角的意義,並不下于越過好望角或到達印度,因為最大的障
礙,從來都只存在於人們心中。海上強國克服了這一障礙,前路已是一派坦途。

面對穆斯林世界的推進,歐洲人曾經驚呼被包圍。現在,輪到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
產生這種感覺了。他們發現,葡萄牙人出現在所有海面,而自己則被圍困在舊大陸
上。土耳其蘇丹自我解嘲:“看來,海洋是給基督徒留的。”至此,海洋終於凌駕
於大陸之上,開始主宰世界。

海上強國似乎從來不可能真正把勢力深入到大陸腹地,但他們懂得在外圍占據最有
利的地點,靠這些點拉成網,從而使大陸窒息。這就是造勢。從葡萄牙、西班牙開
始,英國達到了成功的頂峰。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英國已經占據了除土耳其海峽
以外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正是因為這個優勢,才使英國能夠先後挫敗來自法國和
德國的競爭。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優勢,皇家海軍就並非不可戰勝。上個世
紀末,美國人馬漢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得出結論:從歷史上看,制海權是一個極其
重要的戰略要素;而所謂制海權,並不僅僅是保持一支無敵艦隊就可高枕無憂,更
要在世界主要海道上建立具有戰略地位的海軍基地,以控制中間海域。馬漢的理論,
被列強當做掀起瓜分殖民地狂潮的宣言。

進入本世紀,美國繼承了這個傳統。

大陸強國,或者大陸民族,很少有這種取勢的意識,一般信奉力量,傾向於一戰定
天下,甚至根本不把水域放在眼裡。以色列人出埃及,據說上帝分開紅海海水,他
們便安然通過。波斯徑直把大隊人馬開過達達尼爾海峽。苻堅相信“投鞭斷流”。
拿破崙明知英國海軍厲害,但還是集結了艦隊,幻想順風一起,衝過英吉利海峽不
成問題;法國艦隊只要能在海峽堅持幾天功夫,掩護他登陸,他就能重溫征服者威
廉的輝煌。但大陸強國終於掉進海上強國的大網裡,越掙越緊。甚至,你都來不及
細解死結,因為人家海上強國也沒閒着。最典型的例子來自俄國。自彼得大帝在涅
瓦河口創建彼得堡以來,俄國一直夢想着真正的出海口,但始終無法取得陸上征服
那樣的成功。土耳其海峽是歷代沙皇覬覦的首要目標,恰值奧斯曼土耳其淪為“西
亞病夫”,居然不能得逞。1853年,土耳其眼見不支,英、法便干涉,一場克里米
亞戰爭打下來,俄國慘敗。在東方,1904年,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全軍覆
沒,旅順軍港轉入日本人之手。最後的努力,也許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指向
印度洋方向。這件事竟成為日後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那種理論認為,只要大陸強國還不能形成籠罩整個大陸的勢力,便無法
壓倒海上強國。事實上,古往今來,還沒有一個大陸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確,
要征服那麼多國家和民族,幾乎是痴人說夢。同樣,只要海上強國能夠在大陸上取
得立足點,它就有望保持優勢。這是很容易做到的。拿破崙可以把英國趕出歐洲,
但無法將它逐出世界;即便如此,英國人還是保住了直布羅陀要塞,並且在葡萄牙
登陸,然後進軍拿破崙勢力下的西班牙。英國人很清楚,如果它在歐洲大陸上失去
了立足點,也就喪失了與拿破崙對話的地位,所以不惜大範圍迂迴。

大陸強國迷信力量(不論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海上強國則強調造勢。所謂造勢,
就是不單獨出面與大陸強國對抗,而是集結所有潛在的盟友,在各個方向上對大陸
強國保持壓力。這樣,大陸強國在漫長的邊界線上就顯得顧此失彼力不從心;而海
上強國由於其機動性,便能在某些關鍵點上取得優勢。英國陸軍從來規模不大,卻
能在海外打贏所有戰爭,靠的就是這個。美國也是依靠這種戰略,終於將蘇聯拖垮。


英國曾經是運用這種“勢力均衡”戰略的大贏家。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就是全力支
持歐洲大陸上的第二強國,使最強者無法獨大,從而保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
這種“勢力均衡”只是表面現象,由於英國坐享外線之利,實際上已占盡優勢。在
那些年代裡,英國成為唯一有權“單獨行動”的國家;而在歐洲大陸上,各方勢力
犬牙交錯,誰也不能不照顧別人的臉色。

【 權利和義務 】

公元前490年,雅典與波斯在馬拉松對陣。雅典方面以11000步兵組成方陣,波斯主
力為萬餘騎兵,另有大量步兵作為支持人員投入戰鬥。激戰之後,雅典以寡勝眾,
大獲全勝。

最初的評價,認為雅典人勝在勇氣和體質。雅典人喜歡體育運動,身體靈活而強健。
他們嘲笑波斯人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身上全是肥肉。

後來的研究主要着眼於戰術。雅典人之所以能夠擋住波斯騎兵的衝擊,在於其密集
的步兵隊形。這種步兵方陣後來發展成為歐洲古典時期的重裝步兵,一般認為可以
戰勝來自亞洲的輕騎兵。海上強國依靠艦船進行機動,自然不可能以騎兵為主力,
而主張把騎兵配備在步兵方陣兩翼,起到把敵方騎兵逐出戰場的作用,為步兵決戰
掃清道路。

接下來,研究者開始注意到,雅典獲勝,根本原因在於制度上的優越。雅典步兵由
清一色的公民組成;波斯軍成分甚雜,騎兵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步兵則由各被征服
民族擔任,還有僱傭軍,這樣的隊伍,聲勢雖然驚人,但異常脆弱。遺憾的是,歷
來大陸強國的大軍,多有這種弱點。

雅典城裡人的構成,分公民、外鄉人(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奴隸三部分,另外雅典周
圍還有一些自耕農。公民是擁有一定數額財產的人,享有選舉的權利,能夠直接或
間接左右城邦的內政外交方針。同時,他們有服兵役的義務,而且必須自帶裝備,
也印證了他們作為公民的財產資格。

波斯是由游牧部落發展起來的帝國,行軍事貴族政治,其徵兵和徵稅,都帶有絕對
的強制性特點。

這樣兩支隊伍相遇,更關注公民權利的一方,相對於更強調強制性義務的一方,自
然更具積極性和戰鬥力。事實上,海上強國和大陸強國對抗的歷史,我們簡直就可
以看做是權利和義務對話的歷史。海上強國更講究人民的權利,是它們取得優勢的
根本原因。

我們注意到,希波戰爭前後,正是雅典及其周圍城邦民主化進程高漲的時期。梭倫
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都是意在壓制氏族貴族的權勢,擴大公民階層的構成,使公民
擁有更廣泛的權利。這時的雅典,迸發出極大的活力。而當希臘各城邦相繼進入僭
主政治後,一小部分得勢的公民踐踏了大多數公民的權利,希臘社會便衰落了。柏
拉圖在其《理想國》裡,對公民權利被僭主踐踏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但他由此主張
回歸荷馬的時代,即民主時代之前的王政時期,以少數賢明之士對群盲進行教化為
特點,則未免矯枉過正了。

羅馬組織形式上的優勢,不在於元老院和執政官,而是公民大會和保民官的設置。
公民大會雖起源于氏族大會,卻漸漸發展成類似國會的功能,而元老院不過起到咨
議的作用。羅馬在多次殆危期間,都是保民官肩負民意出面挽救了危局。公民大會
和保民官的消亡,是在凱撒、屋大維時期,一般認為是從共和國向帝國的轉型期,
但似乎更是一個從海上強國向大陸強權的轉折點。羅馬艦隊依然無敵,但由於地中
海已變成內湖,海軍的地位,也就下降為剿滅海盜和進行內戰的工具;此時,羅馬
陸軍的地位無疑上升了。為了進攻或防備“蠻族”,它不得不在漫長的陸疆上駐紮
強大的羅馬軍團。

古典時期,以貴族政治為特點,所以國王成為權利和義務對抗的焦點。歐洲大陸的
封建制,就是層層義務關係的總和。當時人們對權利的追求,是用錢向國王們買,
使他們的城市成為自由城市,自己成為公民。但這種方式不太牢靠,因為國王們一
旦手頭重新拮据了,往往會變卦。

在這種鬥爭中,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運動意義深遠。當時,貴族們利用國王約翰在
外交內政上的弱勢,強迫他簽定了長達六十三條的《自由大憲章》。文件規定,國
王未經領主代表會議同意,不得徵稅,不得增加貢賦,不得逮捕監禁領主並剝奪他
們的土地。

英國雖為島國,但當時英王為法王的附庸,英國也只是歐洲大陸政治體系的小夥計,
並沒有多少海洋國家的特點。大憲章運動發生在英國,除了借了宗教鬥爭的勁,幾
乎可以視同天意,使英國獲得了近代意義上海洋國家的特徵,從而與大陸體系分道
揚鑣。權利下放,使後來歷代英王如鯁在喉,痛感自己名不符實,每每企圖翻案,
終於激化為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革命中,國會一方的法律依據就是《大憲章》。


大憲章精神就是權利的精神。雖然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我們可以認為它還不夠徹
底,因為並沒有澤及平民,但貴族們迫使國王承認他們擁有先於義務的權利,已經
相當了不起。這樣的事情,大陸國家即使幾百年以後,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也是不可
想象的。

權利使人更像人,而義務則使人更像一架龐大機器上的零件。零件可以替換,而人
是不可以替換的。在對人的認識上,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在這裡存在着本質的分歧。
即使在今天,即使我們不再嚴格地劃分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那麼有着海洋傳統的
國家,面對個人的正當權利,國家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退避三舍;而有着大陸傳
統的國家,只要這義務被冠以國家的名義,任何個人權利都必須無條件服從,決不
允許討價還價。

一般海洋國家構成的基礎,是個體的人,再集合為整體,以個人的權利為紐帶;而
大陸國家的組成,是先有一個整體的框架,然後把個體的人填充進去,使人人各安
其位,以義務為準繩。海洋國家的精神,以裂殖為特點,漸趨興旺發達。而大陸國
家,以整體為出發點,最終只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導致離心力大於引力,由
崩潰而退回原點,重頭再來。這樣的例子,從波斯、奧斯曼土耳其到蘇聯,很多。


【 政府公司化和政府壟斷 】

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政府職能存在差異。很多時候,前者就像一個大公司,允許
個人把利益參與進去;後者則注重壟斷,與普通民眾的利益隔絕。

威尼斯作為中世紀的海上強國,建於許多小島之上,不易受到來自大陸方面的威脅,
遂全力經營其海洋事業。既以經商為國策,威尼斯政府的組織,幾乎純以贏利為目
的,商法甚至可以覆蓋其民法。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序言裡談到威尼
斯的這個特點時,舉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劇情為例,當安東尼奧無法還錢,依
照借據將被割掉一磅肉的時候,要不是有人機智地發難,法律竟準備如約執行。法
律是嚴肅的,在這裡卻完全成為商業規則的附庸,以至黃仁宇認為威尼斯政府本身
就是一個大公司。政府的公司化,也反映在它對民眾開放,允許民眾分享利益。任
何市民,不論販夫走卒鰥寡孤獨,都可以在政府的商業活動中投資,以自己的積蓄
入股。

大陸強國多以政府包辦一切,頂多授權少數代理人分享利益;至於民眾,則被排斥
在可預見的利益之外。中國是個典型的例子。南宋偏安一隅,傳統絲綢之路貿易幾
近斷絕,海上貿易成為政府收入大宗。為便於管理和徵稅,政府在各地設置提舉市
舶,很多時候,實際上就是代理人制。像泉州蒲氏,本為阿拉伯移民,擁有大量海
船,執海上貿易之牛耳,遂累代占據此職,凡百餘年不衰。明初,嚴禁任何個人私
出嘉峪關,也就意味着政府對西域貿易的壟斷。鄭和下西洋,所謂“朝貢貿易”,
百分之百的政府背景,所攜回珍玩,除滿足統治者的虛榮心,了無益於國計民生,
與普通民眾更是毫無關係。所以永樂朝樹立的海上強國地位,基礎實為脆弱之至,
一旦政府從海上撤退,實行海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蒙古草原的時候,沿海航海經
商之民便只能逆來順受。

海上強國有時也不免受制於這種大陸思路。地理大發現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並稱
海上強國。當葡萄牙全神貫注於壟斷東方貿易的時候,西班牙則一意從美洲掠奪金
銀,導致歐洲大陸的通貨膨脹,而國家並未因此致富。西班牙有政府壟斷貿易的傾
向,力有不逮,便向個人頒發單項貿易許可證,王室坐享分成。分成,而不是徵稅,
大違自由貿易的精神。另一方面,西班牙過深地捲入歐洲大陸事務,如用兵荷蘭以
及後來的王位繼承戰爭,都使它無暇顧及海外,終於從海上霸主降為二流國家。

英國失去北美,很大一個原因,是宣布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為王室領地,禁止東海
岸殖民地居民越界墾殖,引起這些人的強烈不滿。法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的海上強國,
本來領有北美的路易斯安納,但王室嚴禁國內受壓制的胡格諾教派向那裡移民,所
以在面臨英國挑戰的時候,它才發現自己在人數上處於令人絕望的劣勢:兩萬對三
十萬。這些,都是政府欲圖壟斷海外利益的結果。

海上強國政府公司化,以英、荷等國的東印度公司為代表。這本來都是一些股份制
的貿易公司,當取代葡萄牙在東方的地位,壟斷商路和貿易之後,政府便樂於讓它
們負起全責,公司政府化,不但授予貿易權,甚至授予軍事、外交上獨立行動的權
力,形成殖民地政府。英國對華鴉片戰爭,便由其東印度公司出面組織。海上強國
霸權的頂峰,政府、公司職能合一為典型特徵。前面提到拿破崙大陸封鎖,英國以
發行國債度過難關,便是以政府之名,行公司之實;而以往大陸強國遇到這類危機,
除了借債和徵稅等政府行為,幾乎別無對策。

進入本世紀,海上強國的意識形態繼續占有主導地位,各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幾乎都
是以此為藍本。但大陸強國傳統根深蒂固,政府依然在各層社會生活中居於壟斷地
位,外表的組織形式不過是皮毛。希特勒喊“要大炮不要黃油”,以意識形態和政
府干預把德國拉入軍國體制;而美國戰時的軍工業,則依靠政府訂單刺激。蘇聯的
計劃經濟,眾所周知,以政府配額代替經濟規律,導致發展高度畸形。二戰後,英
國曾打破傳統,大力推行國有化經濟,突出政府的職能,事實證明費力不討好。

大陸國家的政府,傳統上是一種框架結構,先有某種理念,然後在這種理念里規範
人與人的關係;海洋國家的政府,則是一種網狀結構,首先承認人與人之間關係(比
如拓殖、貿易)的合理性,使之合法化,然後上升為政府的理念。個人之於社會和國
家,在先還是在後,兩者互為逆反。在這方面,海陸強國的傳統精神差異甚為明顯。


大陸國家的政府框架結構,在同一文化圈內可以取得優勢,出於傳統習慣上的認同;
一旦越過這個範圍,效率立減。歷史上許多大帝國,由於包括了多種文化成分,不
能融合協調,終於崩潰,就是出於這個原因。而海上強國,既鼓勵個人的拓殖事業,
首先形成的是貿易關係,在經濟生活上結成牢固的紐帶;政府所起的作用,一般是
順水推舟,不像大陸強國的政府那樣,總是以理念先行而開頂風船。英帝國的瓦解
中,英國政府固然曾試圖力挽頹勢,而一旦無效,便可以英聯邦替代舊有模式,形
成一個經濟上的共同體。這樣的情形,在大陸強國那裡是不可想象的。

【 大陸強國的對策 】

當大陸強國無法取得優勢的時候,很自然會採取退出海洋固守海岸的策略。奧斯曼
土耳其人面對葡萄牙人來自印度洋的挑戰,便採取鴕鳥政策,索性承認海洋本來就
是基督徒的天下。他們從《古蘭經》裡找依據,反正真主只把陸地許給了穆斯林,
對海洋的歸屬並無安排。

明朝被日本海盜擾得不勝其煩,卻無意重整海軍,而是重申了海禁政策。朝廷認為,
倭寇猖獗,全是因為有漢奸做內應;切斷海陸之間的聯繫,便有釜底抽薪之妙。朝
廷改善了海岸防禦體系,不再依賴衛所駐軍,而是令戚繼光、俞大猷等組建野戰軍,
立足於做陸上決戰。

但漫長的海岸線太容易遭到攻擊。明朝能保住海岸線,在於倭寇缺乏統一指揮,互
不相統屬,易被各個擊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就沒這麼幸運,他們無法阻止葡萄
牙人占據紅海和波斯灣進入印度洋的通道。而在更早的十字軍時代,穆斯林在薩拉
丁的領導下,收復耶路撒冷容易,但拔掉基督徒扎在東地中海岸的釘子就難多了。
事實上,從大陸方向攻克得到海上支持的要塞幾乎是不可能的。直布羅陀就是這樣。


在海岸作戰中,海上強國擁有機動性上的優勢,但當他們過於深入大陸腹地時,這
種優勢便轉到大陸騎兵一方。公元前53年,羅馬克拉蘇軍團在美索不達米亞全軍覆
沒,就是中了帕提亞人的誘敵之計。從以往看,沒有哪個海上強國能夠在大陸深處
建立長久的優勢,如同大陸強國無法統治海洋一樣,這也是很公平的事。但大陸既
為海洋所包圍,海上強國取得支配地位也勢屬必然。大陸強國必須拿出對策來,不
僅是軍事策略,更是指立國之策。

事實證明,在海上強國的側翼尋找盟友,或誘使它捲入大陸事務、把它強拉到大陸
政治體系中來,是兩個辦法。英國超然於歐洲大陸之外的地位,曾是它保持全球優
勢的主因。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曾試圖干預蘇格蘭王位繼承問題,一是出於牽制英
國側翼的考慮,二是意欲以此將英國拖入大陸政治體系,使它在大陸泥足深陷。關
於第一個考慮,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法國終於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盟友,對英國占了
上風。第二個意圖的實現,是在一次大戰之前,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態勢,法國將
英國拉入法俄攻守同盟,最後形成協約國集團。英國就此結束了“光榮孤立”狀態,
實為半推半就。一方面它失去了單獨行動的自由,另一方面,面對德國的競爭,也
不得不如此。前邊說過,一個海上
強國過分捲入大陸事務,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當然,二戰中的美國可另當別論。
但有一點,在這場大戰中,出錢出槍與出人出力,要不是被迫捲入,美國人無疑會
選擇前者。而二戰後,即使是在大陸邊緣的朝鮮、越南,只要美國試圖更深地捲入,
便都無法成功,一再暴露出海上強國的局限性。

以上是就古典政治體系而言,現代大陸強國還有兩件法寶,一是極端民族主義,二
是強制統一意識形態。這兩條,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強大的向心力,使大陸強國
迅速崛起,取得抗衡海上強國的地位。因此,這兩條又可稱為大陸強國速成法。

極端民族主義的典型,是希特勒的日爾曼種族優越論,一方面重整德國人戰敗的士
氣,樹立信心;另一方面鼓吹復仇,以仇恨把守紀律而習於盲從的人民凝聚起來。
排猶運動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我們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幾乎所有和美國直接衝突和對抗的國家,多少都有極端民
族主義的傾向。我們可以從文化的衝突上尋找答案,也可以從本世紀以來的民族自
覺潮流中得到啟發,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劑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激素。吃了激
素的人會變得強壯好鬥,但對身體沒有好處。

極端民族主義是極端危險的。大陸強國應對此提高警惕。任何健康的關係都不應建
立在仇恨的基礎上。否則,今天的快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苦果。這是一種透支子孫
幸福的行為,就像現代人正在透支地球資源。

至於強制統一意識形態,前蘇聯集團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不做更多
的評價了。這也是一件最危險不過的事情。

說起強制統一意識形態,自人類產生宗教和倫理以來,本是各種社會的一般現象。
所謂信仰自由,由美國首倡,很大原因,乃是出於其早期移民對宗教迫害刻骨銘心
的記憶。

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航行,清教徒開始大批移民北美,便是受英國國內宗教
迫害所致。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愛爾蘭等國。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泛濫也有信仰危機的背景。上個世紀,隨着人類探索世界取
得飛越性進展,西方固有宗教信仰受到極大衝擊,尼采就聲稱“上帝死了”;幾乎
同時,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念崩潰,也進入一個信仰危機時期。大陸強國既無法放
棄政府的框架結構,就必須為這個框架重建一根主心骨,尋找一種理想作為旗幟,
使人民在思想上不致陷於混亂無序,國家才有作為可言。同時,與海上強國自由貿
易一類的理念不同,這種理想本身又是框架結構里的產物,具有形而上的特徵,未
必能夠完全契合於社會生活。大陸強國往往是在這種兩難中走鋼絲,越表現出強制
人民接受的特點,實際上也就越脆弱。“上帝死了”,德國變成唯力是從的暴徒,
鼓吹“生存空間”的信仰,徹底把民
族命運綁在了戰車上。然後是蘇聯,雖曾強盛一時,但受到來自各個方向上的包圍
和阻擊,並且沒有任何可靠的盟友,所處的國際態勢,卻是大陸強國有史以來最惡
劣的。它必須把一種意識形態作為理想發展到極致,才能撐住局面。

這些路都走不通,大陸強國就陷入宿命。今天,如果還存在大陸強國的話,似乎也
只有作為小夥計加入海洋體系,才有望分得一杯羹。但這杯羹得來不易,不但要裝
出朝聖者的樣子,還要忍受海洋文化的侵蝕。今天的對抗,已不僅僅是軍事、甚至
經濟上的競爭,更具有文化上的涵義。本來,文化也許可以成為大陸強國最後一張
牌。

【 說“不”為時尚早 】

中國正在重建她的強國形象。特別是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已隱然把中國看做最大
的假想敵,許多國際輿論也認為中國將無愧於這種待遇。這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
的時代。

一方面,我們憤憤不平於美國人無處不表現出來的敵意;另一方面,又在心裡不無
竊喜,以為我們受欺壓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復返了。甚至,知識界已在議論對美國說
“不”。

說“不”要以實力為後盾;無疑,我們尚未羽翼豐滿。其實,從毛澤東的“不稱霸,
不做超級大國”,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中國在其國際戰略中一直有着既定的
國策,就是避免做美國的頭號對手,這可以使我們爭取到更多周旋的空間。現下說
“不”,雖只是一種民意,卻不符合上述既定思路,因此不可飄飄然,倒應該有所
警惕。對美國說“不”作為一種民間思潮,很有可能把民眾導向極端民族主義的軌
道,並進而對國家對外整體思路產生影響。我在前邊說過,極端民族主義乃是大陸
強國應最為警惕的傾向之一。

今天,我們應避免與美國發生攤牌式的對撞,但說“不”主義很有可能把國家推向
這個境地。那時,也許必要的妥協將變成不可能,因為民眾的情緒已被上緊發條。
那時,我們的處境將極為被動。歷來,弱對強的一方,總不宜抱着畢其功於一役的
幻想,而應該在有限的對抗中,採用古羅馬將軍費邊的戰術,在不斷的拖延中等待
實力的天平向己方傾斜。費邊因此打敗了伽太基不可戰勝的漢尼拔。當時,費邊頂
着舉國上下要求一戰的壓力;今天或將來,我們能承受這樣的壓力嗎?

美國或許正在走向衰落,但海洋體系尚不可動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不宜把自
己推向大陸國家的前沿。考證中國對海洋的感情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中國的前景
也並不在其海洋事業。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只能是一個大陸國家。
這就是中國的宿命。如何能使大陸強國的宿命不應驗在中國頭上,至少說“不”不
是一個好主意,因為說“不”具有太強的主體意識,將益發引起潛在盟友的疑惑,
從而把我們推上英雄主義式的單幹路線。歷來,大陸強國都不乏英雄主義的豪情,
所失的卻是莽漢主義的單幹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說“不”不僅將使美國人對我們
更大聲地說“不”,更將導致原來的朋友也對我們說“不”。這只是逞一時之快,
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策略的。

更好的思路,也許是應該把整個大陸看做一個整體,而把我們僅僅看做這個大陸的
一部分,僅僅承擔一部分的責任,承受一部分的壓力,迎接一部分的挑戰,總之,
僅僅說一部分的“不”,從而把我們的“不”融入整個大陸的“不”字大合唱中。
這時,我們說“不”就不僅代表我們自己,也代表着整個大陸。這時,我們就底氣
十足,並且立於不敗之地。

今天,整個大陸固然還不可能聯合為一個整體,但在對抗美國上則不無共同的利益。
我們注意到,美國已在整個大陸的邊緣過多地分散了精力,就像用十個手指頭去按
十隻螞蚱,結果哪個也按不牢。這就構成了我們的機遇。只要在這個大陸的邊緣不
斷地存在和出現“熱點”,就完全符合我們的利益。同時,我們自己也會成為這一
連串“熱點”的一部分,但應時刻牢記,堅決不做這些“熱點”中最熱的一個。甚
至有時候,作為一種策略,妥協只是更大戰略中的一環,並不丟臉,因為只要實力
無損,就可繼續保持發言權。但說“不”派不會同意這一點。

海上強國所最擔心的,無非是出現一個籠罩整個大陸的強國,那將是它的惡夢。這
固然是不可能的,但退一步講,即使出現一個不斷強化的大陸意識,中間也將蘊含
着偉大的轉機。只是在這時,傳統的地緣政治已變得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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