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火災引發的心靈震顫

劉向群

2008－12－26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層住宅的一樓突然起火，當時家中無人，大門緊鎖，現場施工人員不得不破窗而入進行滅火。好在救火及時，只燒毀朝北的一間書房，但其它房間由於濃煙彌散及消防液體的浸泡，牆壁和天花板都變成了黑色，地板翹起，家俱和被褥都被煙塵及污水浸染。

據了解，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來的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現已九十八歲的老人——朱旦華。幸虧失火當時老人住在醫院，不然的話，僅是有毒的濃煙霧汽對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據現場調查，這次火災的原因，責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處負責的樓上裝修嚴重違章作業，電焊火花掉到一樓所引起的。

我在讀高中時，就多次從這個院子的大門外展覽路騎車經過，只聽說是省長大院。望着高高的圍牆，紅漆的大門，威武的哨兵，總給我一種既神秘又好奇，還參雜着某種莫名的，想說又說不出的感覺。這大院裡住的都是省級高官，想必裡面環境優雅，設施豪華，是我等南昌草民絕對可望不可及的殿堂。

由於朱旦華老人的家已無法居住，她的親屬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只得將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廢舊紙箱中，準備搬到附近一間空房臨時存放，以便對房間進行必要的重新維修。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里並沒有派人幫忙，應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單位的老總親自率領十來個人趕來幫助搬運。我也就第一次跨進了這座神秘的大院。

走進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電視機（據說是她兒子的一位朋友剛剛送給老人的98歲生日禮物），再沒有一件象樣的家具。沙發、桌椅、櫥櫃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早已破舊不堪，加上煙薰水澆，即使扔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人撿回去；窗簾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確涼藍布拼軋起來的，上面居然還有不少手縫的補丁……

難道這真是1937年隻身奔赴延安並被黨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後被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受盡磨難，文革期間又被誣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審察下放勞改，最後從江西省政協副主席位置上退下來的朱旦華老人的家嗎？就連我單位一個小小科長的家都比這裡強得多了啊！

然而，掛在客廳牆上，已經被濃煙薰得黑糊糊的兩幅照片，卻說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澤民烈士和朱老抱着兩歲兒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長方志純同志的遺像。這兩個人曾經是朱老一生中最親密的戰友和革命伴侶。毛澤民烈士是毛澤東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黨，曾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他參加了長征，負責保管運送黨中央及中央紅軍的全部錢財，紅軍到陝北後，他任國民經濟部部長，手握共產黨中央和工農紅軍的全部家當，卻從來沒有為自己多花過一分錢，194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新疆。方志純同志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黨員，方志敏烈士於1935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南昌。方志純同志繼承了堂兄那篇歷史名篇《清貧》所述的真正共產黨人的作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據說1993年他去世時，全家的積蓄只不過四萬元人民幣。

再想想我們自己現在的生活，我和幫助搬家的同事們的心都為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顫！

“同志們幸苦了，來喝點水吧。”一位高個子満頭銀髮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礦泉水走過來。向我們老總一打聽，此人是這個家庭年約八十的老司機，他是這次搬家的總指揮。

我主動靠上去和老司機攀談，從他那沒有牙齒的嘴裡，又從我們老總的嘴裡，我得知了有關朱旦華老人更多的情況：

省委為了照顧老幹部，在風景優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級以上幹部的別墅樓房，給朱旦華老人分了一套省級幹部的別墅樓，老人家只需花十萬元左右，就可買下屬於自己的別墅樓，而這套別墅目前就價值270萬。在許多幹部都爭着購買別墅樓時，朱旦華老人給省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寫信，說感謝省委對老同志的關心，但明確表示自己不要，還說把這個指標分給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來作朱老的工作，說這套房子可以作為遺產留給子女，勸她還是買下來。朱老卻回答說：我參加革命時，連自己的命都交給黨和人民了，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要什麼財產。至於說給子女留下遺產，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不惜獻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純同志一心為人民利益奮鬥，一生正氣，兩袖清風的精神，就是留給子女最好的遺產。據說，孟建柱同志要求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老人的晚年。

朱老對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曾說過：從報刊上看到，一些過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後，他們的子女為了爭奪遺產鬧得不可開交，甚至鬧上了法庭，真給他們的父輩丟臉，也給我們共產黨臉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輩人革命一輩子，就是為了給自己子女弄這點財產？實在太令人寒心了！

朱旦華老人在給省委的信中還說：我現在住的房子（就是這次起火燒了的房子）是公家的，等我死後，全部交公。我在銀行還有點存款，等我死後全部用於我的後事花銷，不要給組織再增加負擔。

我問老司機：“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決定嗎？”老司機笑了笑，指着旁邊一位正忙着指點保姆在捆好的舊紙箱上做標記的人說：“你去問他，他就是朱老的兒子老李。”

我沒有當過記者，始終沒敢直接去向老李問這個問題。

當老李幫我們放倒一個三合板釘的大立櫃，準備抬出門時，我問他：“為什麼整個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獨你們家不整修呢？”

老李說：“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說不願意浪費國家的錢。要不是這把火……”他搖搖頭，沒再往下說。

我說：“價值二百多萬的別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費國家錢財，這樣的幹部現在打着燈籠都沒處可找！”

一個同事說：“這把火燒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吶，恐怕是連老天爺都看不過去了。”

抬立櫃另一頭的同事大聲嚷了句：“應該請那些貪官們來幫助朱老搬家，要他們看看，共產黨的官應該是什麼樣的！”

老李抬頭看了我們一眼，沒說一句話，又去忙別的了。

回到單位，我就從網上查找朱旦華、毛澤民、方志敏、方志純的相關資料。

當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裡的情景，一幕幕像放電影似的從我眼前閃過，雖然我從來沒親眼見過朱老，但又好象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在敵人的監獄裡還是在自己的家裡，她心裡只有國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這樣既普通又偉大的人。

從朱旦華老人，我想到了毛澤民，想到了方志純。又從毛澤民想到了毛澤東，從方志純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這樣一批人組成的共產黨，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建設起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

我小時候，在課本上就讀過方志敏的《清貧》，那是他犧牲前，在敵人牢房裡親筆寫下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是秘密托人經魯迅先生之手轉給了黨組織。文中最後一段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作風，朱旦華老人不正是這種作風的優秀代表嗎？

附文：

傳奇女性朱旦華
 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012/08/rw120805.html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朱旦華的本名姚秀霞，祖籍浙江寧波，在上海長大。２０年代，朱旦華考入上海務本高中師範專科學校。
在這裡，她接觸到上海地下黨，開始參加進步活動。１９３７年冬，朱旦華被黨組織送往延安。１９３８年１月，朱旦華在陝北公學入了黨。從陝北公學畢業後，朱旦華被組織分配到新疆一所女中教書。在那裡，朱旦華經鄧發介紹，結識了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１９４０年兩人結婚。１９４１年２月朱旦華生下她惟一的孩子毛遠新。１９４２年９月，盛世才“翻臉反共”，突然間將新疆共產黨人一一抓進監獄，連小孩也不放過。毛澤民被秘密殺害。那一年朱旦華剛剛３０歲，和毛澤民結婚不到４年。

１９４５年，朱旦華和一百多名關押在新疆監獄的戰友一起，被營救回到延安。第二天，朱旦華帶着毛遠新去看望大伯毛澤東。那天毛澤東正在窯洞外邊散步，一聽警衛員介紹，雙手就把毛遠新抱起來，兩眼望着侄兒，眼睛慢慢地潮濕了。毛澤東動情地對朱旦華說：“你們受苦了。”又連忙吩咐李訥快叫“嬸嬸”。李訥很喜歡這個比她小半歲的弟弟，當時還遞上她捨不得吃的半塊烙餅。

不久，朱旦華被分配到中央婦委，和蔡暢、康克清、帥孟奇等女革命家一起工作。她編報紙、寫材料，夜以繼日忙得很。毛遠新被送往中央托兒所，和不少中央領導的孩子寄宿一起，毛澤東一家人也經常把毛遠新接過去，和李訥一起玩耍。

１９４９年的端午節，這時中央機關已搬到了北平。由帥大姐作為介紹人，鄧大姐作為證婚人，朱旦華和方志純舉行了婚禮。方志純是江西革命根據地創始人方志敏的堂弟，曾和妻子方朗一起被黨派到蘇聯學習，４０年代初回國也留在新疆工作。朱旦華與方志純夫婦是多年的好戰友。後來方朗在西柏坡因病逝世。婚後沒多久，毛澤東簽發了方志純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委任狀。

解放初期，朱旦華先後擔任了江西省婦聯宣傳部長和江西省婦聯副主席、主席。１９５１年朱旦華作為江西省婦聯代表到全國婦聯開會，毛遠新也吵着要到北京去。毛遠新從小在中央托兒所長大，後來這些烈士和高幹的孩子多讀育英小學，毛遠新也鬧着重回北京讀書。朱旦華把他帶到會場，康克清一邊摸着孩子的頭，一邊慈愛地說：“開會帶個孩子怎麼行，我們把他送到他伯伯那裡去。”休會時，朱旦華帶着毛遠新來到大伯毛澤東的家裡。毛遠新跑到毛澤東跟前，纏着說：“大伯，我要來這裡讀書。”毛澤東搖搖頭：“在我這裡是溫室的花朵，跟媽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毛遠新大聲“搶白”：“我也不住你這裡，我住學校，怎麼是溫室的花朵呢”侄兒天真有個性的反駁，引逗得毛澤東哈哈大笑。江青在一旁也笑了起來。江青把朱旦華拉到一邊，說：“自去年毛岸英犧牲後，潤之從來沒笑過。今天頭一次大笑。孩子就放這兒吧。”解放初期的江青，倒沒有後來那樣專橫跋扈，大面上還是很嫻靜的。這樣，毛遠新留在了毛澤東身邊，而不是像有些報刊上宣傳的朱旦華臨回南昌前“跪拜託孤”。

毛遠新雖然只比李訥小半歲，小時候個子卻比李訥矮一個頭，李訥、李敏都親切地叫他“小豆豆”，關係非常融洽，江青也很喜歡他。５０年代，毛澤東休息時出外散步，暑期到北戴河避暑，身邊往往帶有三個孩子，那就是李敏、李訥、毛遠新。在假期隨主席外出，暫時不能回南昌的時候，毛遠新總是給母親寄上一封信提前告知。回北京後，毛澤東往往囑咐毛遠新回南昌探望母親。這樣，毛澤東和朱旦華的關係一直是比較親近的。毛澤東南行南昌或在廬山開會，往往會接見方志純和朱旦華。１９５９年７月賀子珍上廬山，晚上和賀子珍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朱旦華。

“文化大革命”中，朱旦華、方志純都受到衝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朱旦華、方志純恢復工作。後來方志純病重直至病故，朱旦華都是盡心盡力地照顧他。在此同時，朱旦華老驥伏櫪，先後擔任了江西省婦聯主席和省政協副主席。現在朱旦華已離休，仍堅持學習和寫作。

（摘自第１１期《人物》作者：馬社香）
 

附：方志敏烈士的文章：《清貧》

《清　貧》

方志敏

　　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於革命事業。這在國民黨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蹟，或認為誇張；而矜持不苟，舍已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身邊有沒有一些積蓄，那我可以告訴你一樁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個最不幸的日子，有兩個國民黨軍的兵士，在樹林中發現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麼人的時候，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發個意外之財。哪知道從我上身摸到下身，從襖領捏到襪底，除了一隻時表和一支自來水筆之外，一個銅板都沒有搜出。他們於是激怒起來了，猜疑我是把錢藏在那裡，不肯拿出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左手拿着一個木柄榴彈，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雙腳拉開一步，作出要拋擲的姿勢，用兇惡的眼光釘住我，威嚇地吼道：
　　“趕快將錢拿出來，不然就是一炸彈，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 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存；想從我這裡發洋財，是想錯了。”我微笑淡淡地說。　　
　　“你騙誰!像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拿榴彈的兵士堅不相信。
　　“決不會沒有錢的，一定是藏在那裡，我是老出門的，騙不得我。”
　　另一個兵士一面說，一面弓着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襠過細地捏，總企望着有新的發現。　　
　　“你們要相信我的話，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着發財啦!”我再向他們解釋。　　
　　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麼的時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圍，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也毫無所得，他們是多麼的失望呵!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也將拉着的引線，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里， 轉過來搶奪我的表和水筆。後彼此說定表和筆賣出錢來平分，才算無話。他們用懷疑而又驚異的目光，對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幾遍，就同聲命令地說：“走吧！”　　
　　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裡有沒有一些財產？請等一下，讓我想一想，啊，記起來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 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里保藏着--怕國軍進攻時，被人搶了去，準備今年暑天拿出來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但我說出那幾件"傳世寶"來，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　
　　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寫於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