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悲憤誰訴―-記丁盛將軍晚年


遲 澤 厚

1976年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打倒，舉國歡騰。然而，就在人們翹首期待着徹底清算“四人幫”的罪惡、撥亂反正之時，卻傳來了與“四人幫”既無歷史淵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成為 “四人幫”的同黨被“揪”出來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多年，這一消息在廣州軍區機關引起很大震動。我作為長期在廣州軍區機關秘書部門工作，對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驚詫，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領袖華主席”親自點名

丁盛被定為“四人幫”同黨，是由因領導粉碎“四人幫”而被稱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親自點名的。1977年3月24日，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座談會全體會議上突然宣布：“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硬往 ‘四人幫’那裡鑽，他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葉帥再三告誡他，初犯從寬，再犯從嚴。‘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把他當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參與‘四人幫’在上海餘黨密謀搞叛亂。他的談話有記錄可查，‘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聽了丁的談話以後加緊發武器，發了7萬多件，並急忙派人到北京來向‘四人幫’密報。一個大軍區司令參與‘四人幫’搞陰謀，搞奪權，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有些了解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時間軍隊權力極大，華國鋒是靠廣州軍區“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腳的。1970年，47軍軍長、湖南省革委會主任黎原因部隊移防而調離湖南後，時任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亞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順理成章接替黎原職務，但丁盛和軍區政委劉興元卻力主由華國鋒當一把手，卜占亞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於華國鋒的。那時的華國鋒每遇大事常先徵求劉興元、丁盛的意見，對劉、丁畢恭畢敬，有如下級對待上級。為什麼如今時隔幾年，華國鋒竟會對丁盛說出這樣的狠話來呢？
有的研究者對此的解釋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的華國鋒已經是全黨的“英明領袖”，撫今追昔，想想當年他仰廣州軍區領導之鼻息的那段經歷，他心裡大概會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報什麼恩，倒要謹防他找碴兒報復。歷史上這種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來造反的陳勝，曾對一起給地主幹活兒的同伴說過“苟富貴，無相忘”這樣仗義的話，可等他當了大王之後，窮哥們兒來投奔他，他卻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來人殺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灘的舊交，也是這樣一種心態。華國鋒除了整丁盛之外，還整了廣州軍區一大批幹部，絕不是偶然的。再說，華國鋒要整丁盛，也是有由頭的。1972年，華國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決心把卜占亞打上林彪“賊船”，要丁配合，丁卻認為卜占亞即使有錯誤，也只是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便敷衍了事，讓華很沒面子。以後卜占亞屈打成招，丁盛卻因毛澤東說了他的好話而逃過一劫。如今有了機會，豈可錯過！
當然，要整丁盛的絕不止華國鋒一人。起碼，如果沒有軍內有力人士的點頭、支持，華國鋒不會有此膽氣。

磨難

被華國鋒點名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撤職，抄家，無盡無休的拉往各處批鬥，兩次長達兩年多的不說任何理由、沒有任何手續的關押，妻子兒女被趕出軍區大院……

1980年之後，“英明領袖華主席”不再英明，他說過的很多話，做的一些決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對丁盛的定性，卻被不走樣地繼承下來。

1980 年開始的“兩案”審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沒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丁盛的起訴書稱：“1976年8月，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談。丁盛說：‘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軍’，‘這個軍我根本調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隨後突擊發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為發動武裝叛亂作了準備。”

據說，起訴書的材料來自“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的供詞。我看後的第一感覺是：荒唐、幼稚，丁盛怎麼能講出這樣沒水平的外行話來！稍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建制部隊的調動大權集中於中央軍委。對像丁盛這樣的大軍區領導而言，只要報請中央軍委批准，哪個部隊都能調動；未經中央軍委批准，哪個部隊也不能調動。因此，不存在哪個軍調得動、哪個軍調不動的問題。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訴書為什麼偏偏提到60軍？要知道，60軍在南京軍區所屬的幾個軍中，在歷史上並不是很強的部隊。倘若起訴書認定丁盛真的講了60軍他調不動這樣的話，這可算是對這個軍的褒揚，那麼，反過來豈不是說南京軍區的另幾個軍，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頭六連”所在的第1軍，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調動他們參加“四人幫”的叛亂嗎？這豈不是在政治上對另幾個軍的的莫大的侮辱嗎？

這個起訴書的材料雖然經不起推敲，但其執筆者在其它方面還是頗有心計，頗下功夫，可算是一個老到的刀筆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帶做戰備勘察後住進延安飯店，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禮節性拜訪的，但他卻寫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談”，筆尖輕輕一轉，就變成丁盛是專門去上海與馬天水等人密謀了。丁盛與馬天水等人這次會面前後不過一個小時，當時丁盛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時任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都可作證，起訴書則寫成“作了半夜密談”！好個“半夜密談”，要多嚴重有多嚴重！

又過了1年零8個月。1982年7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才對丁盛下達了一個《免予起訴決定書》。決定書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訴書中所列的丁盛罪狀，“已構成策動武裝叛亂罪”，而且“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只因為丁盛是“從犯”，於是 “決定免予起訴”。

《免予起訴決定書》對丁盛“罪狀”的表述與《起訴書》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這樣兩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丁盛）他們談了在毛主席逝世後可能打‘內戰’”， “丁盛還表示：‘我是準備殺頭的’”。這兩句話分量很重，對丁盛投靠“四人幫”的決心表述得淋漓盡致，但是，卻又引起我的一連串疑問。這裡最大的疑問是：丁盛與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對他們毫不摸底，特別是徐景賢和王秀珍，還是為丁盛所鄙視的“造反派”，他們又沒有預先串連，丁盛憑什麼對他們竟會一見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籌碼，毫無顧忌地同他們密談“打內戰”的問題呢？難道他不知道，從古到今，竊議最高領導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後事，都是要命的彌天大罪嗎？

“免予起訴”自然是寬大處理，但就性質來講，仍屬刑事犯罪，行政和黨紀處分那是免不了的。職務早在1977年就沒有了，決定書下達之後，接着是命令“退出現役”（有人乾脆稱之為“開除軍籍”），交地方安置，開除黨籍。原有的物質待遇自然都沒有了，每月只發生活費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條件的：滬寧線不行，回廣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爭來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給了南昌市老乾局的一個干休所，而且不得隨帶子女。

由於心情不好，生活、醫療條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醫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臟病發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來遭受的無數屈辱鬱積心頭，他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這個打了半輩子仗、人稱丁大膽的老兵，竟然如江河決口，失聲痛哭！在場者無不悽然。他認為自己不能這樣糊裡糊塗地背着黑鍋死去，他還是相信組織，相信共產黨，他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要求派人來聽聽他的最後陳述。總算不錯，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紀委各來了一位處長。聽了丁盛的陳述，兩位處長也為之動容，卻愛莫能助，只能答應回去後如實匯報。丁盛的病情日益嚴重，到了10月間，終於同意他回南京治療。軍隊醫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進了鐵路醫院。

漫漫申訴路

丁盛是個性情剛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他也在風口浪尖經受了不少磨練，吃了不少苦頭，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人會把“參與政變陰謀”的罪名加到他的頭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憤怒，他豁出去了。他從不認“罪”，他奮起抗爭。他同每一個要他交代問題的人吵，對着幹。以後感到這樣做沒有什麼用處，就橫眉冷對，不理不睬。

他寫過許多申訴，但都是泥牛入海。

筆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訴活動。

我與丁盛其實並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軍解放贛西南地區後，軍主力奉命就地駐防剿匪。這裡是丁盛的家鄉，當地一些群眾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個丁盛。此時他是45軍135師師長。1960年，丁盛率由44軍和45軍整編而成的54軍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參加了這場鬥爭，才第一次見到他，並有過短暫的交談。1968年春他從新疆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一年多後任司令員，我先任軍區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科長，後任辦公室副主任，才與丁盛有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我從1951年開始做秘書工作，1953年調中南軍區司令部。幾十年間，除當過幾年作戰參謀外，一直在秘書部門圍着領導轉。幾十年的秘書工作經歷使我得出一個結論：領導幹部的活動，從工作到私生活，很難逃出一個盡職盡責的秘書或秘書部門的眼睛。以我對丁盛的了解，從一開始我就對加在他頭上的罪名深感懷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證材料”，更感到難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東探親，在煙臺意外地與丁盛夫婦相遇。他們住在一個老戰友的孩子家。我與丁盛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問他：定案材料中講，他曾於1976年8月8日對“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講，60軍“我根本調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激動地說：“根本就沒這回事！60軍是我到南京之後，為了戰時加強長江口的防禦，經我提議，報中央軍委批准，才從江北調到滬寧線的。如果我指揮不動，為什麼要自找麻煩？”

如果不是心存偏見，應該承認丁盛講得確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講，“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聽了丁盛關於他指揮不動60 軍的談話之後，便給他們控制下的民兵突擊下發了大量武器彈藥，準備發動武裝叛亂。材料的炮製者竟然沒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發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早已認定“今年（1976）6月，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病重後，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領導人給上海民兵發武器彈藥”。可見此事早在所謂丁盛關於60軍的談話之前兩個月，“四人幫”就已作了決定，現在卻又扣到丁盛頭上，露了大馬腳。這種造假水平實在太低，用一句山東話講，是顧頭不顧腚啊！

聽了丁盛本人的陳述和研究了若乾材料之後，我感到對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綻百出；而且對丁盛這樣處理，並不是對他一個人的問題。我有責任幫他把此事弄出個究竟。

1989 年冬，丁盛來廣東，先到深圳他女兒克西家住了一段時間，春節後應廣州軍區原副司令員楊梅生的遺孀劉堅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李維英之邀，又到廣州住了一段時間。1990年2月27日，在李維英處，丁盛夫婦、李維英夫婦、丁盛的老秘書陳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訴問題。大家得出一個共識：解不解決問題在你，但不可中斷、放棄申訴，即使申訴無用，“立此存照”也好。隨後，由我執筆寫了一份《我的申訴》，針對《免予起訴決定書》所列罪狀，逐條進行了辯駁。

這年5月，丁盛夫婦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後又找中紀委、軍委總政治部。幾個部門似乎都有權力、有責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幾個月，沒有一點結果。最後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級、十大元帥中唯一在世的聶榮臻元帥。這年聶榮臻已是91歲的老人。聶榮臻元帥辦公室負責人周均倫很同情丁盛的遭遇，親到丁的住處看望，建議丁盛給這位老帥寫個報告。隨後，周均倫拿着丁盛的報告向聶榮臻匯報了丁盛的問題。聶榮臻對丁盛在戰爭年代的表現和解放後的工作成績都給予很高評價，但對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情況，則因他在1967年後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沒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採取了客觀、負責的態度，交代周均倫以他的名義把丁盛的報告批給中央軍委的一位副主席和軍委秘書長，請他們認真受理丁盛的申訴，弄清情況，按照黨的政策作出適當處理。丁盛得到消息，不勝歡喜，但他苦苦等了一個多月，卻再無下文。以後他了解到，軍委這兩位領導人根本沒把聶榮臻的批示當一回事，其中一位還口出不遜，說是“多管閒事”！倘若聶榮臻當時還在台上，事情肯定不會是這樣了。
這件事讓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帥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經毫無意義，而且北京的天氣也冷起來了。他應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請，又到天津住了幾天，到民權門和金湯橋一帶默默憑弔了當年攻打天津時犧牲的烈士，便又兩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兒家。

不願解鈴的系鈴人

沉寂了幾年，丁盛決定繼續申訴。筆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勢：要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其複雜處就在於他被扯入了一個集團案，整個集團定性未變，他的問題很難單獨解決。因此，要有長期思想準備。但是，如何申訴，還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條罪狀，即由於他講了60軍不聽指揮的話，結果導致 “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加快準備叛亂。而此事據說是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受審查時交代的。我想了一個“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讓三人中的一人講出他們當時是如何編造出這個口供的，豈不就可以從根本上推翻對丁盛的指控了嗎？由於馬天水已經死亡，而王秀珍是個工人，我建議從徐景賢身上突破。丁盛讚同我的意見。

1998年4月14日，我先給上海一位作家寫去一信。這位作家以寫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重大事件內幕和風雲人物秘聞而蜚聲文壇，他與徐景賢是老關係，我與他有一面之交。由於不知道徐景賢的通信地址，給徐的信需請他轉交，同時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氣，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發出後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訪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給徐景賢寫信問題向他求教。這位作家表示願意幫忙，並就該如何給徐寫信提了很好的建議。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給徐寫去一信，請作家轉交。徐景賢等人的“證詞”讓丁盛毀掉了一生榮譽，飽受磨難，但丁盛在信中卻表現了極大的寬容大度。他先是對徐熱情問候，然後講了他的現況，最後才懇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賢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說明關於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證詞”的來歷。信中寫道：“如前所述，給我定罪的由頭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們三位的會面與交談，而惟一的證據則是所謂你們三人的‘證詞’。同樣，這‘證詞’又成為拒不受理我申訴的擋箭牌。我深知你們當時的處境，倘若真有什麼‘證詞’，也不難想見它是怎樣產生的，其責任並不在你們。實際上對我的處理早已內定，有沒有你們的‘證詞’，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丁盛在同時寫給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對作家的熱心表示感謝外，並提出如認為他給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寫。
然而，信發出後，徐景賢卻未回應。

2000 年春，我去大連看望我的入黨介紹人，曾目睹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程摶九同志。歸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訪那位作家，專談丁盛問題。他說，收到丁盛寫給徐景賢的信後，便經由徐的小女兒將信轉交給徐了。作家說：“丁司令（他確實是這樣稱呼的）的信寫得很明白，徐景賢看後也會認真考慮的。” 但是，“根據我對他的了解，他現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會為丁司令員作證的。他知道，如果現在由他出面來推翻他原來的供詞，那會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如果是由組織出面，比如中央組織部收到丁司令員的申訴後向他作調查，那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種情況，他會一五一十地把問題講清楚。”“這個人很聰明，可惜太聰明了！”“聽說他現在正在寫回憶錄，不知道他會不會提到這件事。”“他雖然已經恢復了公民權，但是仍由市××局×處管着。”最後，這位作家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丁司令員的問題，只有一個人可以解決——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認為這位作家對我這個新交的談話是坦誠的。我提出，想爭取和徐景賢直接談談。他把徐景賢女兒的電話告訴了我。我隨即給徐女士打電話，說1969年開“九大”時我曾同她父親打過交道，也可算是舊交，我定於22日離開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親。第二天，徐女士來電話告訴我：他父親和幾個朋友到郊區去了，可能當天不能回來！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顧慮，不肯見我，豈能勉強？罷了！

2004 年，徐景賢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十年一夢》。他自稱此書是“忠實於事實，對歷史負責”，卻對他在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下干的壞事極盡洗刷、粉飾之能事，並多有訛誤。如書中講：“九大”期間，上海代表團僅於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賓館對陳毅元帥批鬥了兩次，即聽從周恩來的勸告“適可而止”。這是公然撒謊，實則對陳毅的批鬥幾乎貫穿“九大”的始終。他把時間、地點也弄錯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開幕的；上海代表團也不住京西賓館，而是與我所在的廣東代表團同住北京飯店。對丁盛問題，他在“特別法庭”上所作的“證詞”中承認曾與丁盛有過“密談”。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卻根本未提此事。這麼一件關乎他和丁盛命運的大事，豈能疏忽遺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說，這人“可惜太聰明了”！

總算有了一個“窩”

丁盛時斷時續的申訴，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結果。在物質待遇方面還是多少有些收穫。

1993年8月2日，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聯合向南京軍區發出通知，將丁盛的生活補助費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與當地退休幹部相同的生活補貼和與當地城鎮居民相同的價格補貼；醫療由軍隊按正師職幹部安排。

1995年，經中紀委和軍委紀委協商，決定將丁盛收回軍隊，由廣州軍區接收安置。廣州軍區為丁盛在軍區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師職離休幹部住房。從此，丁盛夫婦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漂泊生涯，終算有了一個“窩”。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較隨便，隨遇而安。自從遭整之後，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憤怒，他抗爭，但是在生活上，他卻努力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過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現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麼都干。1984年10月之後，丁盛因病從南昌回南京治療，以後幾年大部分時間便與妻子兒女們住在一條小巷內的一棟舊民宅里。當地居民經常看到一個70多歲的老人，提着籃子出入菜市，買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這是原來的南京軍區司令員，是個老紅軍、老將軍。有的鄰居和他攀談，感到這個老頭兒很和善，很隨和，怎麼看也不像個壞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趕緊擺擺手說：“咳！別這麼叫，我現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軍很嚴，但平時關心愛護幹部，尤其關心下級疾苦，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後，54軍和原45軍曾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幹部，幾乎沒人相信老軍長會幹起訴書所指控的那種事情。過去一些與他沒有聯繫的老部下，在他遭難之後，反而通過多種渠道與他聯繫，有些人還邀請丁盛到他們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軍和原45 軍在解放戰爭時期從東北打到兩廣，不久後參加朝鮮戰爭，回國後改隸成都軍區，參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邊境作戰，以後又先後轉隸武漢、濟南軍區，因而全國很多地方都有54軍的轉業幹部和離退休幹部。丁盛應老戰友和老部下之邀，與妻子一起到過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訪者應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慶等地，因為要來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訪的人太多，便有熱心人組織聚餐會，北京的聚餐會竟然到了近200人。有的人與丁盛分別幾十年，見到當年英姿煥發幹練豪放的老首長，如今歷經磨難，竟像是換了另一個人，無不為之黯然。丁盛夫婦要走了，大家爭着為他籌措路費。有些早年轉業的基層幹部，生活相當困難，也一定要湊幾塊錢，表達一點心意。丁盛曾多次對熟人講，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兒女，二靠組織，三靠老戰友。前兩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這些當年同生死共患難的夥伴，在他遭難之後，不僅在生活上關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繼續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會參與“四人幫”的陰謀活動。老戰友、老部下對自己的關心和信賴，使丁盛得到極大寬慰，更激勵了他為討還政治清白而鬥爭的勇氣和信心。一講起同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誼，丁盛就滿懷深情，激動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兒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確實一直得到妻子兒女的極大關愛，但在經濟方面，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點名批鬥之後，還沒等到正式處理，他的妻子兒女便都受池魚之殃，幾個孩子或轉業，或下放，全家在經濟上頓時陷入困境。上世紀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費，他要用於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儘量省錢。1993年8 月，他和妻子乘火車從濟南回南京，嫌軟臥太貴，買了兩張硬臥。是老式的三層硬臥車廂，售票處按慣例賣給他們一上一下。丁盛讓妻子睡在下鋪，他費盡氣力，戰戰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後，又是連日酷暑難耐，這年他整80歲，哪能經得起如此折騰！結果大病一場，差點兒送了性命。這種日子，對一個過去的大軍區領導人來說，心中會是什麼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為一位開國上將作傳，去深圳採訪住在女兒家中的丁盛。此時丁盛的幾個孩子通過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較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經濟狀況明顯改善。採訪完了我要離去時，丁盛起身從窗台上拿來一個裝有許多硬幣的罐頭盒子，對我說：“你坐公交車，車上不找零，你拿點零錢去。”他夫人在一旁說：“深圳上車7毛錢，實在彆扭，還不如乾脆像廣州那樣，收1塊錢算了。”丁盛聽了一本正經地說：“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見，我就不嫌麻煩，還是願意省這3毛錢。”他的話讓我感慨萬千。有句俗話：“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沒有過過苦日子的人，是不會有丁盛這種感受，說出這樣話來的。

丁盛在軍區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後，物質生活有明顯改善，心情也舒暢了許多。這裡畢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廣州軍區的前身是第四野戰軍，再往前追溯，抗日戰爭時期是八路軍115師，紅軍時期是中央紅軍。丁盛一參加革命就在中央紅軍。說是宗派、山頭情緒也罷，懷舊也罷，軍人對老部隊都懷有特殊感情。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到一個沒有一點歷史淵源的新環境和在老部隊的感覺是大不一樣的。特別是這個干休所的離休幹部，大部分是丁盛任軍區司令員時的司令部機關幹部，丁盛對其中許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談的話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備。丁盛喜歡下象棋，情報部的一位副部長是和他經常交手的棋友，兩人有時一下就是半天，殺得難分難解，旁邊還經常圍着一圈為兩邊支招的人。干休所領導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況，對他儘可能給予一些照顧。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棟30層新樓。新樓各方面的條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樓。丁盛對新房十分滿意，他最喜歡的是主房的南面有個大陽台，夏天可以乘涼，冬天能曬太陽。他在陽台上擺了一個茶几和一對沙發，經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對我說，他住過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歡的是兩套，一套是他當軍長時在重慶住的，再就是這一套。這套房子設計合理、適用。

最後的關懷 最後的遺憾

1998年8月，為討還政治清白而堅持鬥爭、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傳來的喜訊：丁盛的老首長、“兩案”審判時擔任特別檢察廳廳長的黃火青，決定親自出面請求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關事宜。丁盛興奮不已，立即和妻子趕往北京。

抗日戰爭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當時黃火青是黨校秘書長；解放戰爭時期，黃火青曾兼任熱河軍區政委，丁盛是熱河軍區下屬一個軍分區司令員；稍後，黃又任冀察熱遼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這個軍區的一個旅長。新中國成立後，黃火青專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東北局書記處書記、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決定對“兩案”進行審判時，他被指定為“特別檢察廳”廳長。在認真看了對丁盛的起訴材料後，他認為證據不足，建議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訴名單。但是，他的意見被否定。

見到關心自己的老首長，丁盛格外激動。黃火青是一個律己甚嚴而又和藹可親的老革命家，他過着恬淡簡樸的生活，屋子裡擺的還是幾十年前公家配的舊家具。這年他已是98 歲的老人。

黃火青簡單地問了丁盛的一些近況，便很快轉入正題。他說，雖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還一直記掛着丁盛的問題。他對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將盡最大努力，爭取使丁盛的問題得到合理解決。他給丁盛出了個主意：當時正值印度進行了核彈試驗，又在中印邊境炫耀實力，丁盛曾在1962年參與指揮中印邊境戰爭，對中印邊境地區和印軍情況比較了解，不妨給中央軍委領導寫個報告，先對加強中印邊境戰備建設提出建議，然後再順便提出自己的申訴。報告由他轉呈，他也寫個報告，提出對丁盛問題的處理意見，一併上報。估計這樣比較容易引起領導人的重視，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丁盛隨即按照黃火青的指點寫出報告。考慮到報告的文字不宜太長，丁盛對加強邊境戰備建設問題寫得比較簡略，而另寫了一份《對當前中印邊境鬥爭的幾點建議》，作為報告的附件。丁盛在報告的申訴部分，扼要地談了他當前的困境，“今年85歲了，右眼失明，又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個老病號，動過5次手術。多年來，全靠子女和戰友們接濟生活。”他懇切表示，自己“熱愛黨，熱愛軍隊”，“希望能回到黨和軍隊中來，在有生之年能解決黨籍軍籍問題，並提高一點生活待遇”。

報告呈上去了，因為是黃火青具名，軍委主要領導作了批示：請軍委紀委調查了解情況後處理。但是，什麼時候才能調查清楚？有多少程序、過場要走？需要多少時間？誰也說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

丁盛夫婦只好又回廣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熱心的老友終於來信了。跟5個月前的情況相反，這是一封讓丁盛泄氣的信。這位老友的信一開頭便寫道：“兩次請你們來京，事情都沒辦成，我實在感到歉疚，對不起故人。”事情沒有辦成，是黃火青讓他身邊的人通知丁盛這位老友的。據黃火青的身邊人說，“黃老自己也感到難受，他（黃火青）說，‘今年辦了兩個人的事，都沒有辦成，感到對不起丁盛同志’”。黃火青原想先爭取使丁盛恢復黨籍軍籍，但是最後得到的答覆卻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適當改善。”話說到這種地步，黃火青也無可奈何，只能慨嘆“誰知結果是這樣”！黃火青還得到通知：軍委領導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發往廣州軍區，屆時有關部門會找丁盛落實批示精神。這位老友最後勸慰丁盛夫婦想開一點，“保持身心舒暢，至於歷史的功過，任由後人評說，誰又能封住後人之口？！”

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心情怎能舒暢？不過，有人勸慰丁盛：政治問題一時解決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質生活也好，物質待遇提高了，也有助於消除或減少一些人對丁盛的政治偏見。丁盛認為這意見不無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卻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7月11日，我又幫丁盛分別給黃火青的身邊人和丁盛在熱河時的另一位戰友寫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國看望留學的女兒去了），反映了這一情況。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丁盛還沒等來北京的正式答覆，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燒住進了軍區總醫院。醫院診斷他患了肺炎。雖然按上面規定他只能住師職幹部病房，但是醫院方面對這位老司令員還是儘可能給予適當照顧；同時，丁盛的長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負責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許多慰藉。

丁盛住院後體溫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頭腦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時，他表示對治療很有信心。其實，他對病情的兇險還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對丁力講，他知道，朱老總就是得他這種病去世的。也許正因為他有了這種不詳的預感，他和自己的親人談了許多平時他很少講的往事與人生感悟。他說，如果他不參加革命，不過是一個放牛娃，所以，他對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無怨無悔。晚年他雖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寬慰的是，過去的戰友們都關心他，信任他；來到軍區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員都尊敬他，照顧他；自己的子女都很爭氣，他沒有後顧之憂。當然，他也看到有些過去的熟人，現在見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離”，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事實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體諒人家；但是，對有人勸他“看淡一點”，他卻說：“這話看怎麼理解，如果是勸我不要消沉悲觀，我贊成，如果是勸我認錯認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沒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絕不能承認，不存在看重看淡的問題！”他對有關方面遲遲不處理他的問題，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來日無多，時間的優勢不在他手裡，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為此焦急。但他堅信，只要是共產黨，遲早總會給他平反。

9月22 日，在幾十年的戰爭環境中體力嚴重超支，最後20年又備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劇惡化。醫院把包括鍾南山院士在內的廣州幾位著名專家請來會診，最終仍無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與世長辭。在丁盛彌留之際，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們曾給軍委主要領導寫信，報告丁盛的病情，並請求為丁盛平反，讓這個一直心在共產黨、心在軍隊的老戰士安然地離開這個世界。自然，這封信也沒有結果。

困惑與反思

丁盛去了，他懷着莫大的遺憾去了。斯人雖逝，卻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發人深省的問題。

大家議論最多的是，丁盛究竟為什麼遭難？很多人認為，丁盛是在劫難逃。他長期在林彪、黃永勝領導下工作，在衡寶戰役中率孤軍插入白崇禧集團的心臟，為殲滅白崇禧集團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獎，以後又繼黃永勝之後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這些原本輝煌的歷史，當毛澤東把林彪視為“反黨集團”的頭子之後，對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澤東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負責人時，曾問丁盛、劉興元：“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這麼密切，來往這麼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 這話絕不是隨便說的。丁盛不該忘記，當時華國鋒就在現場，華是以善於揣摩、領會毛澤東的意圖而着稱的。“九一三”事件之後，大批原四野幹部受到審查、處理，但因毛澤東曾講過丁盛、劉興元的好話，才使他們躲過一劫。然而事實證明，像他們這種經歷的人，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在長沙被接見的廣州軍區丁盛、劉興元、卜占亞三人都被陸續“補課”，無一倖免。所不同的是，劉、卜被劃入“林彪反黨集團”，而丁盛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幫”分子。為什麼要把丁盛和“四人幫”弄到一起？有人認為，這是形勢使然，鬥爭需要，符合“大方向”。這樣有助於深揭和坐實“四人幫”圖謀掌控軍隊的野心。更何況丁盛在大軍區司令員中資歷淺，他在南京又是個“外來戶”，只要上面給他定性、點名，不愁眾人不一擁而上——當年批鬥彭德懷、羅瑞卿、劉少奇無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說，丁盛這人說話、做事太沖，不會拐彎，不懂韜晦，有些人（當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對他不滿，他卻渾然不覺。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兒，但絕沒想到他會成為“四人幫”分子，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來時，華國鋒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他（丁盛）的話有記錄可查”；以後，軍事檢察院的“決定書”也說，丁盛的“罪狀”“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親屬如何強烈要求，有關方面卻始終不肯拿出為丁盛定罪的任何證據。這不僅使丁盛和他的親屬不服，許多關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詫異：既然丁盛不肯認罪，又申訴不斷，何不把證據亮出來，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既可讓丁盛老實認罪，又可教育廣大群眾！

丁盛不斷申訴，有關方面多數情況下不予置理，當不得不答覆時，則說：上面有“精神”，為了保持安定團結，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中的問題，已作過處理的，一律不再處理。這就奇了，且不說“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種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確，是一種極左政治術語，關鍵是這兩次“路線鬥爭” 情況極為複雜，誰敢保證件件處理正確？倘若錯了，為什麼卻“一律不再處理”？不是講“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嗎？不是講“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糾正”嗎？不是說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嗎？為什麼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於說什麼“安定團結”，豈不知物極必反，不平則鳴，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明知有問題而置之不理，只會增加不安定因素，何來安定團結！

丁盛的遭遇令許多老幹部為之不平，更有人為之奔走呼籲，雖然收效甚微，卻讓丁盛深受感動，得到莫大寬慰。這些人幾乎都是已離休的無權者，因而他們的意見和呼聲儘管可能反映民意，卻未必能引起重視。而一些當權者，則對此事採取了極為謹慎甚至冷漠的態度。特別是有幾位丁盛當年的部屬，在丁盛申訴的後期都位居要津，他們對丁盛的基本情況應該是了解的，也應該看到丁盛的申訴材料。他們確實無權為丁盛徹底平反，但也絕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然而，可能是為了避嫌，他們都採取了迴避態度。不知這是否也是中國特色？

尾聲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開個追悼會”。丁盛是個有公民權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盡忠，為共產黨打江山，自然應該為他開個追悼會。經過請示，有關方面答覆：主要由親屬辦理。既開追悼會，就得發訃告，布置靈堂。訃告和靈堂的橫幅該如何稱呼丁盛？親屬按慣例擬寫“丁盛同志”，不料，過去對丁盛的申訴或者沒有反應，或者反應慢得出奇的有關方面，這次卻反應奇快：不能稱同志！為什麼？沒作解釋。那麼，丁盛是1955年授銜的少將，“決定書”並沒宣布剝奪他的軍銜，可否稱為將軍？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紅軍，他出事之後南京軍區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現役”，並沒說開除軍籍，稱老紅軍總可以吧？答覆還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兒女們一起商議該怎麼辦，大家都犯難了，總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請參加了他們的家庭會議。我搜索枯腸，提了個意見：中國有尊老傳統，老作家巴金、冰心，他們晚年大家都尊稱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稱鄧小平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議了一陣子，雖然覺得不太理想，最後還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認為有關方面的決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內情的人，以為“老人”的稱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氣說：“哼！真想得出，來個‘丁盛老人’！”我聽到後趕緊聲明，這是我的建議。對方馬上換了口氣：“你還真能發明創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9 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別儀式在黃花崗殯儀館大廳舉行。幾百人擠滿了大廳。參加者都是自發來的，不少人來自外地。沒有一個在職的領導幹部到場。靈堂四周擺滿了花圈，花圈飄帶上寫的對丁盛的稱呼因弔唁者的身份而異：同志、將軍、老首長、司令員……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錯誤的必須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以前更高。”這是毛澤東於1967年5月對廣州軍區和湖南省軍區兩個反映“支左”情況報告的批示。毛澤東當時主要是批評這兩個單位對“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軍隊改變觀念，跟上形勢，真心支“左”。毛澤東的批示是不對的，“造反派”是什麼貨色？他們已經以自己的行動為自己作了結論，毛澤東在作批示後僅一年多時間，便也公開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話的一般道理還是對的。用於對丁盛問題的處理也很貼切，有針對性。所以，我用此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2008年3月5日上午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