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圍困長春大量民眾死亡真相
　　長春圍成時餓死了多少人？這成為了不少人貼來貼去的“寶貴資料”，往往一經貼出，便會引起一片針對圍困一方的謾罵和唏噓，進而推到關於戰爭正義性的批評和顛覆，（很多人喜歡顛覆）而我則有不同看法。

　　關於遼瀋戰役當中圍困長春的問題，我也看過一些資料，比起現在網上傳播的版本要全一些，種種可怕的災難無可厚非，事實就是事實，而其中的原因和起因則與事實背道而馳，或者有明顯的疑點，如：沒有任何國民黨官兵餓死的紀錄，而投降後建制也基本完整，未有大規模減員。也有資料稱國民黨軍官仍然好酒好菜，當兵的大米白面，也許誇張不過可以相信，如果國軍實行兵民平分糧食的話，決不會有這宗情況發生。這和城內平民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則是其一貫的“殺民養兵 ”，軍官剋扣士兵，士兵搶劫平民的結果。

　　相對的共軍對出城百姓的態度也沒有那麼不近人情：“後來，解放軍對長春實行嚴密封鎖，來往商販也禁止放行之後，城內守軍實行“殺民養兵”政策，許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大量居民被驅趕出城。這時，做好難民的收容、教育和發動工作，就成了對長春守敵展開心理攻勢的重要內容。圍城解放軍各部遵照上級指示，盡力省出糧食、菜金、衣物，設立難民收容所，以收容、救濟出城難民。收容所工作人員對他們熱情接待，供給食用，給醫給藥，並負責疏散遣送。這樣的收容所在長春城四周有幾十個。最多時一天就接待出逃難民近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圍城期間，解放軍共收容、疏散長春難民15萬多人，發放救濟糧4000多噸、食鹽5萬斤及大量錢物。。。。。。。”

　　下面有篇比較完整的文章：

　　長春圍困戰真相 作者：國防大學教授 徐焰

　　《雪白血紅》一書，以一大段篇幅描寫了1948年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的情況。書中大肆宣傳圍困長春時的封鎖措施，其中並不講國民黨“殺民養軍”政策，也未抨擊國民黨的強搶民糧和驅民，而專門大講人民解放軍對城市的封鎖圍困造成了居民的飢餓和死亡。

　　書中如此描寫長春圍城，是完全錯誤的。筆者於70年代在長春吉林大學上學期間，曾專門調查了解過當年圍城情況，也向當年圍城部隊的指揮員和基層幹部戰士、當時出城的群眾了解過情況，並訪問過守城的國民黨軍最高指揮官鄭洞國（可見這個作者的信息來源的廣泛和客觀，包括了平民，敵方己方士兵）。當時人民解放軍圍城部隊的報告和國民黨方面的一些有關資料，筆者也閱讀過，了解到的事實真相與《雪白血紅》所述並不相同。

　　歷史的事實是，國民黨軍近10萬人於1948年春開始被包圍於長春，這股守軍既不突圍又拒絕投降，同時還不斷派兵從民間搜掠強征糧食（只發給形同廢紙的國民黨政府的大額鈔票），以利長期固守。從戰爭的基本規律出發，人民解放軍在尚不能攻城的情況下，只能對其進行封鎖，包括禁止城內外人員隨便出入前線，不許糧食和物資運進城內。這種圍困辦法實施後，國民黨軍在城內開始大肆搶奪民糧，甚至見哪一家有炊煙即進入搶糧。在這種情況下，同年夏天市內居民出現糧荒，有存糧的居民亦不敢舉炊，不少人因病餓死亡，國民黨軍政當局開始還禁止居民出城，後來才將一批批居民搜盡存糧和財物後驅趕出城，並禁止再回來。在城內居民處於飢餓的狀況下，市內國民黨軍政機關卻開設食品商店，高價出售過去屯集和由錦州空投來的食物，後來發展到一個金戒指換一個餅子的程度，不少官員在居民的屍骨上發了大財。

　　在大批饑民開始出城之初，解放軍圍城部隊一度鑑於市內居民成分複雜，特別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內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內，國民黨軍的許多軍政人員也化裝難民企圖混出城去，因此開始未立即改變原先通過火線的政策，對出城人員進行比較嚴格的檢查身份再放行。後來發現饑民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大量死亡的現象後，馬上採取了措施，定時在指定哨卡經檢查後分批放出難民出城。這種檢查措施，在兩軍對峙的戰時是不可避免的。為防止饑民因暴食而亡，還在各哨卡設置了粥棚，並發給出城居民以難民證，由城外各地政府對其進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長春守軍或起義或投降，人民解放軍入城後又馬上對市內居民發糧救濟，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繼續擴展。

　　從當時戰爭的要求看，對長春進行封鎖圍困是必要的。長春市民的苦難，從根本上來講，是國民黨守軍及其“殺民養軍”的政策造成的。當然，如果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看，在戰時雖然不可能允許隨便通過火線，但在圍困封鎖時部隊如果在開始就實行比較靈活的政策，對陣地前出現的饑民早一些進行大規模的救濟，死亡數字可能會小一些。但是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象《雪白血紅》那樣否定長春圍困戰。

　　在《雪白血紅》第510頁又講到長春死亡的饑民問題，並稱：“在‘兵不血刃’的長春，誰應對無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負罪呢？”作者雖未作答，但是從其描述看卻是不言自明的。

　　回顧當時的歷史，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當時餓死的都是長春的市民，而長春是由國民黨軍隊占領的，國民黨政府又自稱是全國的政府，理應負責城內人民的生活。從戰爭需要出發，人民解放軍包圍了長春，可是國民黨軍與瀋陽仍有空運聯繫，市內仍有相當大的糧食儲備。據長春解放時對國民黨軍存糧清點時的結果證明，新七軍尚有可供部隊食用數月的糧食，六十軍也有許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內兵民比例後來幾乎是1：2，救濟災民並不困難。可是城中國民黨軍為長期固守，卻實行 “殺民養軍”政策，在其內部也實行歧視性供應方式：對嫡系新七軍一直保證糧食的正常供應，對雜牌的六十軍則在基本保障供應時摻雜一些代用食品，對於保安隊之類則讓其“自力更生”即搶掠居民過活。居民飢餓之時，國民黨軍的營團以上軍官仍有酒肉供應，士兵也無人餓死。長春出現的人間慘劇，其責任自然應歸於國民黨軍隊，解放後當時長春守軍主將鄭洞國和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回憶錄，也均不否認這一點。

　　人民解放軍在戰爭中包圍封鎖長春，從總體上看自然是鬥爭的需要。國民黨圍困解放區的時候比民主聯軍要殘酷的多。但是，事後仔細研究起來，圍城部隊領導人在剛開始圍城的時候機械執行封鎖政策（對此問題實際上是有不同意見的），確實也存在問題。特別是在 1948年夏天實行封鎖時一度按照作戰期間的戰場慣例，禁止居民隨便通過火線，等到發現國民黨根本不顧居民死活，把大量饑民驅趕至封鎖線前，又不許其回城，結果出現了大批死亡， 圍城部隊下令放人，並對出城的饑民予以救濟。 但這種為時不長的延誤確實造成的悲劇卻是可以避免，應引為教訓。對於長春圍城期間的某些具體政策的得失，當然需要總結經驗教訓，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長春圍城，更不能混淆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甚至是非顛倒，為直接製造災難的國民黨軍隊開脫責任。如果非要追究共產黨的間接責任，說什麼你不圍城我就不會搶奪糧食，那麼共產黨也可以說你早點投降我就不用圍城了。這是混蛋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