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有關抗戰中正面與敵後戰場的爭論[ZT]
佚名

實際上日本在發動侵華戰爭前的戰爭要素自給率並不高。這裡有個表可以看到詳細。


我們知道，實際日本如果得不到東北三省，如果國民黨不“攘外必先安內”而放棄了對於華北的主權，日本連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能力都沒有！因 為在1937年前，日本的主要殖民地基本就是中國東北與華北大部，上表中的大量戰略物資的來源恰恰就是中國！據日本當時統計，華北的煤炭儲量為 132812百萬噸，居東亞第一；鐵礦149百萬噸，占當時中國關內總儲量的56%；鉛釩土礦271百萬噸，關內儲量第一；棉花年產量550餘萬擔，占全 國總量的58%；在日本與國民政府簽定了《何梅協議》後，日本得以全面的着手構建對於華北的殖民掠奪構架。其標誌是日本制定了《華北產業開發指導綱領》。

而 在“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的稅收主要來源是華北與沿海地區的關稅，鹽稅即統稅。但是隨着國民政府對於主權的退讓，僅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的8 個月中，國民政府的稅收就減少2550.6萬元。1936年華北的稅收就比上年減少了857萬元，減少了12.2%。華北在全國稅收中所占的比例由 22.3%下降到19%！注意，這僅僅是一年時間！因此，華北包含東北是日本所謂“大東亞經濟共榮圈”的核心與骨幹部分！戰爭末期，日本一派學者的主張是 “哪怕放棄本土，也要保住滿洲”，由此可見一般！這個歷史責任國民政府是必須要負的！

但是我看過日本的有關戰爭時期的經濟情況的報告。實際上日本的經濟與財政在抗戰的第三年就面臨崩潰的危機，日本在經濟上實際是無力支持其侵華戰爭的繼續了。這 個後果是如何實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其占領區無法獲取其戰爭物資的充分統籌與持續發展，其以戰養戰的戰略目標破產了。日本不得不在占領區採用極為野 蠻的經濟政策而加速了其占領區經濟的凋敝。實際上整個戰爭期間，淪陷區的農業也只勉強到戰前的一半！這個效果的達到有賴於兩個條件。其一，正面戰場的堅決 抵抗；其二，敵後戰場的不斷戰鬥。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正面戰場無疑是主要的焦點。但是在第二階段，敵後戰場成為中日雙方的一個主要博弈的地方。對於日本來說，就是在打爛泥戰。敵 後戰場越到戰爭後期，對於日本也越是一個巨大的麻煩。這個直接的打擊到了日本的戰爭潛力。實際上，日本對於華北地區的基礎投入是巨大的。到1945年日本 總共對於華北投入了200億日元以上的所謂經濟投資。這些錢的60%到70%用於構建侵華與控制華北的基礎道路與郵政建設上。但是到戰爭結束，華北的道路 與總長對比戰前也沒有顯着增長。其原因恰恰是中共游擊隊不間斷的破壞。

於是我們知道1938年10月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由重視國民黨轉變為重視共產黨，此後日本在正面戰場上的放針主要在“以戰逼和”。在政治上，放棄過去“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轉而對國民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軍事上，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重點鞏固已有占領區。在經濟上，加緊經濟掠奪，力圖“以戰養戰”。

在 改變了侵華方針後，其軍事戰略也做了相應調整。第一，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準備長期作戰。第二，明確規定軍事行動要服務於政略和謀略任務。第三，為減少消耗 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在作戰範圍上，“如無重大必要不企圖擴大占領地區”，“力戒擴大缺乏準備的戰線”；在兵力上“為準備今後國際形勢的轉變，要在各方 面減少駐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戰形式上“進行小接觸”，只是在“敵人集中兵力來攻擊時，及時予以反擊，消耗其戰鬥力”。第四，把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 對付其後方的抗日游擊戰。

我們看看戰爭是實際進程。這是中共編不了的。我們不管中共自己如何說自己，只看基本事實是如何。

1939年日軍對敵後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達54萬人，占其侵華(不含東北)總兵力的62%，偽軍14.5萬人，達100%。1940年日軍對敵後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47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

1940年10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在一次談話中認定：“華北治安的癥結就是中共”。
1941 年至1942年，日軍更加強調集中力量打擊敵後戰場，使用其侵華兵力70%左右約40餘萬人(不含東北)，對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清鄉”，企 圖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兩年間，日軍對敵後解放區進行了數千人兵力的“掃蕩”共1322次，1萬人至7萬人兵力的“掃蕩”27次，且“掃蕩 ”持續時間逐漸延長。
到1943年冬美英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軍轉入戰略反攻時，敵後戰場還抗擊占侵華日軍的58%，約35萬人（不包含東北，東北抗聯已經被壓縮到了蘇聯邊界附近），偽軍的90%，約73.5萬人。

1944 年在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一號作戰）中，正面戰場全線大潰敗，丟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陽、長沙、桂林等146個大小城市。此役中國損兵60 萬～70萬，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6000萬人民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而同時而華中、華北、華南敵後戰場卻有顯着擴大，並將日偽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 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國抗戰後期，蔣介石的權力僅限於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中央政府’(即指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沒有。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那幺，整個中國就會被共產黨奪過去”。
美國軍事歷史學家也曾指出：“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游擊隊控制着華北的鄉村，日軍勢力所及只能是鐵路線和大城市。”（小戴維•佐克、羅賓•海厄姆着《簡明戰爭史》，第300-301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而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中描述：“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的要求，迅速消滅中共勢力，乃是當前急務”。
同時，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４卷中描述當時的情況說：到1940年後，“日軍的作戰完全以消滅解放區和‘掃蕩’共產軍為目標了”。
而1941年初至1945年9月，長達四年多的時間裡，除1944年日軍向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一次帶戰略性的進攻（一號作戰）外，正面戰場只進行了八次規模有限的局部性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