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回顧：歷史上首篇起來批駁風派人物何新的文章

中國需要一個"新道統"嗎？－－駁何新《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餘者，讀(無主題變奏曲)隨感錄》

最近（1985年12月）瀏覽雜誌，翻到了一篇評論文章《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餘者,讀(無主題變奏曲)隨感錄》（北京《讀書》雜誌1985年11期)，此文不長，卻有些特點，流露出仿佛懷古的戀舊思緒。它吐露了一句頗能提示全文風格的話："概括無須全面，但必須抓住特徵。"作者用思想觸鬚抓住的"當代文學傾向中的特徵"，其實是與他自己的思維特點相一致的。

一，“一位歷史學家的遺言”

"有一位歷史學家臨終時曾這樣說過：‘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惡性斷裂。……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以及當代中國文化和價值所面臨的尖銳挑戰，似乎印證了這位先生的預言。"

我們未能幸運地站在這位史學權威的病榻前，諦聽他對祖國未來的悲觀預言。我們無緣結識他，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存在。但我們知道，象‘文革’這類文化浩劫，並不真正"史元前例"。其實，類似的浩劫在中國歷史上是周期性地出現的：

秦始皇、五胡、隋楊帝、蒙古統治者這些野蠻化運動的推動者，都曾禍及中國文化，甚至一度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流向。但中國歷史文化的活體，卻一直綿延不絕、波瀾壯闊。

如果文化、歷史真會"斷裂"－－仿佛社會將對短短幾年一下子落到幾千年前原始蒙昧的峭壁之下，可惜的卻是，這樣的大悲劇還從未發生過。說它"斷裂"，只能就"傳統價值觀念和文化精神"遭到顛覆的象徵性而言。即某種神聖的"黃帝、孔子以來"的"道統"斷裂了。但這個麽，卻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五四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成果。

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泛濫着一些消極因素。但消極、頹唐和積極、奮發的傾向－－究竟哪個占據主流？正確的回答是後者而非前者。

事實表明，任何社會的文化浩劫，都斷裂不了一個民族的生命之流和文化之流。更何況，"浩劫"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殲滅行動。

二，中國民族失去了靈魂？

十年浩劫，充滿了無謂的犧牲，它以此迫使人們思考。"路漫漫共修運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多少忠貞之士，在白色恐怖中思索着民族的未來！缺失這先決條件，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新局面就不可想象。可見，如此抓住這"斷裂"的歷史特徵,是偏頗的。

"那是一個斷裂和毀滅的年代，一切文明和價值都被摧毀、被掃蕩、被踐踏。整個民族失去了自我意識，也就是說失去了思想、理性和靈魂。"

有歷史感的人，不會苟同這番宏論，在人類文化史上，哪裡有過"整個民族"一起失去"靈魂"的實例？哪怕是僅僅一個實例！誠然，權勢者蒙蔽與脅迫人民追隨他們滾入浩劫的巨流，但這並不等於"整個民族"。多少有志之士始終保持着清醒的自意識，身體力行去反抗狂潮，直至獻出生命。他們沒有失去靈魂。直到今天，我們還感謝這些"民族的脊梁"。

所謂"整個民族失去了思想、理性和靈魂"，也許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提法？

"傳統文化，首先在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不被打破和崩潰，隨後又降臨了二十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把本已所存無多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文化精神連根拔起，蕩滌無餘。而這種價值傳統和文化精神，並不是集資修復幾處文物就能恢復和重建的。

這就是"失去了思想、理性和靈魂的實在意義？因此，使作者痛心疾首的，似乎是不能"恢復和重建"斷裂了的"價值傳統和文化精神"。這種痛心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肯定。

三，我們民族的靈魂是什麼？

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盡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實踐表明，不同答案具有並不等量的可行性。而復古的，國粹型的即對傳統文化作牧歌式的懷念的答案，只有很低的可行性。

物換星移，逝者如川……民族生活面對的主要挑戰變了，民族的需要變了，應付這挑戰、滿足這需要的文化，當然也得應變。根據文化人類學的常識，各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特性是後天習得的，它不像種族特徵那樣一代代遺傳下去。文化能超種族地傳播，也可在本民族內部自行放棄。文化的價值是造福於人，而並不等同於人。因此，文化的價值恆在變革之中。文化絕不構成"本體"（"本體的荒謬"這一提法來自對文化的誤解）。文化經歷着類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無情考驗；任何一個民族，它所創造、借鑑、發展過的文化，到頭來，多數未能保存下來，而是被新的需要給淘汰掉了。這是好事。否則，人們就難免還生活在石器時代的蒙昧和"黃帝孔子"的青銅器時代。"放棄"對人類文化的推動作用，至少是與創造等同。

所謂"恢復"、"重建"的欲望，流露出緬懷傳統的情感。但是使人留戀的東西也是潛伏着危機的東西。張之洞一百年前高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差矣，學無論中西，卻只是一個“用”，被奉為“體”的道統文化，豈可與民族爭取自立於世界之林的意志本身同日而語？

把"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升到“體”的位置，是錯誤的。把文化表現和民族生命劃上等號，至少是個文化學上的病態。

四，一個新的道統觀？

中國民族的先行者們，從來不是那些為了"扭轉傳統文化的困境"前去力挽狂瀾的英雄。他們的"富國強兵"與"救亡運動"是實在性的而非觀念性的。沒有一個拓荒者甘願與那早已衰落的古老偶像共命運。拓荒者們，憑着對命運的直感，知道民族的興亡遠比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是是非非，重要得多，好男兒哪肯為幻影去殉葬？

再者，傳統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先秦文化由中原諸國文化和"四夷"各族文化交融而成。而非來自所謂"黃帝孔子"這樣一個道統式的神話淵源。經過東漢魏晉南北朝佛教文化的衝擊與重組，隋唐新文化終於在文化動盪中破土而出。爾後，又經宋元明清的定向發表，才漸漸步入了僵滯之境。這些常識人們還是有的。那麼，"從黃帝孔子以來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這麼一個亂七八糟的模糊概念，究竟意欲何謂？顯然，黃帝孔子的道統早在魏晉時期就斷裂過了。儒家式的道統觀念並非真實的歷史的景觀。"道統"雖是程式化理論的根基所在，但確屬歷史的子虛烏有。這樣的意識形態是被規定下來的，並嚴禁推敲－－這才是努力要使自己的民族"失去靈魂"！

在如此不倫不類的道統觀的透視下，歷史成為系列退化變質：打破－－崩潰－－浩劫－－連根拔起－－蕩滌無餘……好一幅悲涼景色，真可算是邵雍式的復古退化史觀的二十世紀版。

難道我們的近現代史沒有生成什麼？難道這些破壞不是為了激發新精神的崛起嗎？不錯，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了，"傳統文化"的鎖鏈仿佛斷了。但同時，也為中華民族送來了民族主義精神復興的左右手－－科學與民主。中國人不甘落伍的自強自新精神，從來沒有如今這麼強烈。這些難道都屬於"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但這一"失"一"得"的比價如何，天下自有公論。

使人擔憂的，倒不是傳統文化真的被連根拔除和蕩滌無餘；而是它們更為善於借屍還魂。"十年浩劫"並不僅僅是"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倒是大大衝擊了在中國土地上立足未穩的現代文明－－"大革了文化的命"。它並非僅是摧毀了"傳統價值觀念"的"惡性斷裂"，而是本就就缺乏傳統文化素養的政治痞子和武裝盲流們的暴動所造成的的文化事業的中落。

對外開放帶進了資本主義流行性文化的因子。這讓何新驚心動魄，也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思考對待。但這複雜的全球性的現代問題，決不是懷舊、復古的思維所能解決的。

難道"扭轉"一下"傳統文化的困境"，就能抵達民族復興的彼岸，就能解決發達國家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我們要說的是：傳統文化與民族興亡，沒有因果關係。

例如，把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命運作一比較，可以證明民族興亡的關鍵在人，不在傳統文化。天亡我，非傳統之罪也！

日本明治維新前，封建文化和制度居於統治地位，但通過一場時間短暫、流血甚少的革命，幕府體制倒台了，以天皇名義推進改革的維新之士，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相比之下，現代化事業在中國可謂命運多舛。中國民族歷經一百多年的懷疑、尋求、奮鬥、犧牲，終於找到了一條能夠"救中國"(決非"扭轉傳統文化的困境")的道路。但還沒有前進多遠就遭到挫折。因此，懷疑主義在八十年代不幸興起了。

為什麼日本民族僅僅用了三十年就做到了的，中國民族用了一百四十年卻未能做到呢？日本版圖只及中國三十分之一強，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又是一個孤零零的島國，應該說它比中國更脆弱也更容易感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波。它的文明史並不很長（不過千餘年），它的文化及制度主要是從中國輸入的，傳統也就不像中國那麼穩定。正是這種敏感的、不穩定狀態，迫使它對外來文化的壓力，作出比較積極的反應。

一八四0年，英帝國的軍艦轟開了清帝國的門戶。又過了十四年，美國軍艦才去扣擊日本的大門。從時序上看，現代化之花理應先在中國綻開。但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見了分曉，積極開放的日本，優於被迫開放的清朝。此後五十年間，力量對比更是急轉直下，小小的日本國，竟能憑藉剛剛學到手的現代化組織和技術，大舉入侵中國，並驅逐了盤踞東亞的帝國主義列強，幾乎做成了東亞霸主之夢。中、日這兩個東亞傳統社會的上述不同命運，不能簡單套用傳統文化"被打破－－崩潰"的大悲劇理論去解釋。因為在傳統文化與民族興亡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西化派認為只有完全摒棄傳統文化，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國粹派又認為只有儘量保存傳統文化，民族才能得救。從局部看，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從大體看，它們卻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賦予"傳統文化"這歷史的浮游物以過大功能，賦予它決定活人命運的超現實作用。

如後來發明的等而下之的調和論－－精華與糟粕論二分法－－事實上也都是賦予任何文化傳統都不可能具有的本體論地位。傳統只能通過活人的行動發揮作用，關鍵不在於傳統文化，而在於行動者對它的態度。同個文化，在不同人的把握中，已經產生了不同的命運。

日本的維新之士並非簡單的"西化派"－－他們沒有拋棄傳統，在"王政復古"的號召下、他們拾掇了"古道"，作為一塊粘附新文化、吸收新思想的海綿體。但明眼人一眼看穿，近代的天皇制是受英國君主立憲制啟發而創，決非古代天皇制的”恢復與重建“。這恰說明，日本維新之士多麼大膽又多麼巧妙地處理了他們的傳統。

相比之下，清朝統治者幾乎白白浪費了一八四0－－一八九五這五十五年的寶貴時間！他們是不是真的酷愛傳統文化，以致到了不顧現實的地步”非也。他們並不是書生氣十足的教條主義者。在照顧自身利益方面，他們是極其精明能幹的。對他們手捧的經典如《四書》《五經》上的關於"仁政"和"王道"的神聖觀念，他們充耳不聞，更不實行。為了泯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他們反倒興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獄，並假借編纂《四庫全書》之機，搜羅焚毀了大量的古代文獻。有人做過統計，表明清首領的"修書"，比秦統治者的"焚書"，毀掉了更多的"傳統文化"。他們關心的僅僅是奪取政權的利益。由於害怕人民接觸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和科學精神而脫離其控制權，又對八旗子弟的發展潛力缺乏信心－－他們才突然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感情，企圖以之抵擋近代平民主義啟蒙精神的衝擊。

上述歷史過程表明，"傳統"文化從來都沒有成為"體"而只是被各取所需者所“用”的。對不再能發揮與之有用的“社會效益”的文化，資格越老，就越陳腐，越需要放棄－－從來的掌權階級都是這麼做的，這還有什麼可懷疑的？

"傳統文化"的崩潰，不僅是"西方文化的衝擊"所致，而且是中國文明內在發展的過程所致。"內因"比"外因"更有決定性，"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遠在鴉片戰爭前幾百年，中國大一統社會和文化模式就已經老化和不思進取了。二十世紀中葉時英國史學家阿諾爾穗·湯因比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也未敢把戰勝東方文明的"偉業"歸在西方文化名下。他指出，許多遭受歐洲殖民侵略的地區，其文化式微久矣，西方人才得以乘隙而入。

五，現代文化將在我們手中發達

作為一個生命力頑強的民族，我們當然需要創建適合民族新需要的文化與價值系統。但這只能是不斷創造發展的東西，而決非臆想的"黃帝孔子以來"的道統文化與道統價值。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中國文化"，"不在後面而在前面"！－－它不在書本上、記憶中，而在每個人的手中、細胞中和尋求開拓的意志里，在每個人尋求發展的遠征行動中！

在這樣的心靈看來，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並無不同－－它們都是一個"用"字。各種文化差別儘管諸多，但完全可以相融互補。我們不必在"非此即彼"中抓住一個定式不放。更不必做某一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殉葬品。"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一自然法則，同樣適於"道統"的命運。

消極、虛無的態度與現代化的事業並不撓相容。但如何診治這並不罕見的時代病，則是分歧所在。是不是開出"各式各樣的英雄主義獻身精神"的藥方，再拿來盡情試驗愚弄百姓一番？把民族的命運、人民的財富當作學費，再次投入盲目的旋渦－－以滿足超驗的"道義責任"？諱疾忌醫固是消極，病急亂投醫更是危險。

英雄主義有具體內涵，英雄並不總是好的，神聖的東西並不總能促進社會發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謂英雄之極矣，可是它給人類文明帶來了什麼？

"我寧可喜歡金庸作品中的大俠胡斐、袁成志。……他們畢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神通廣大、除惡滅邪、大快人心的英雄夢。"

看來何新這位金庸迷並不完全清楚，英雄，不只是一個力挽狂瀾的夢遊者，更不是瘋瘋癲癲的小說家所杜撰的精神病患。如果英雄只能提供"夢境"而不能在社會實踐上有效－－那麼，這樣的英雄越少越好。愚昧，專斷，個人至上，獨往獨來地草菅人命：這樣的"英雄"難道我們見過的還少嗎？他沒有能振興中華。

封建時代的英雄，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他們古老而簡單的理想已無力解決當代新穎而複雜的難題。而當今，面對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遭遇的麻煩，祈靈於舊時代的"英雄主義獻身精神"，那只能是盲目的、徒勞的、有害的，最終流於騙人的、欺詐的、自己都不相信的。這種"英雄"的氣息里，潛藏着某種鬼鬼祟祟企圖嫁禍於人的東西。

這使每個嚴肅的人們不禁反思，難道歷史真是循環式的？難道我們除了道統和亡靈之外，就無所依靠了？難道現代化事業的成敗不是握在我們自己手中？你害怕別人捏住你的命根子不放，所以爭取主動把它出讓給“英雄”？

須知，只要我們決心對民族的未來負責，"英雄的氣息"並不是永遠主宰我們命運的先決條件，我們又何須重新仰其鼻息。何須重新，何新何新。

（原載“文化哲學叢書”《秦人與楚魂的對話》第473－482頁。謝選駿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