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自殺性襲擊”當作合理的攻擊手段，把“自殺性襲擊”者當作民族英雄來讚美，甚至與黃繼光董存瑞等中國革命先烈的壯舉相提並論，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最為一個國家，百姓的生命是第一要緊的，誰掌權是次要的。政府衣食於百姓，必須以民為天，以人的生命為本。即是在古代，將軍們也是十分珍惜戰士生命的，以最少的人員損失換取最大的收穫。時到今日，隨着文明的發展，生命的價值越來貴重，在百姓生命與政權利益的衡量天平上，更傾向於百姓生命。這是對人性的重視，是人類道德的進步。中國近年來進步很大，比如：過去強盜搶銀行，銀行的工作人員必須保護“國家財產”，與匪徒拚斗，不然便不稱職，是懦夫。現在不同了，要求先保護生命，其次才是保護錢。同樣，當匪徒劫機時，過去的要求是不屈服，寧可玉碎，決不瓦全，保護國家名聲和財產要緊。而現在則是首先保護好乘客和機組人員的生命，其餘的可視情況機智應對。

同樣，有些暴力手段在一定的時期內是合情合理的，過了這個時期就不合理了。比如梁啓超、秋瑾革命黨採取的主要手段是暗殺，這種手段合理嗎？如果不合理，為什麼我們今天還在讚美他們，合理的話，現在能在那個國家使用？

“自殺性襲擊”的不合理性至少還有兩點：

一是對自己的生命不珍惜，殺敵人是為了救自己，在自己還沒被逼到絕境的時候，主動自殺無疑是對未來的失望，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貶低。黃繼光董存瑞等無數英雄雖然也採取“同歸於盡”，雖然與“自殺性襲擊”方式相似，但性質不同：他們是在情急之下無所選擇才無奈放棄寶貴生命的，如果有一線生的希望，他們決不會作無謂的犧牲，僅董存瑞自己炸下的碉堡不下十個，如果每一戰都要董存瑞去舉炸藥包，10個董存瑞也不夠用的。

二是對百姓生命的不珍惜，欺騙術雖然一時蒙蔽了敵人，卻給百姓帶來了更多的無謂死傷，同時也給敵人送去傷害百姓的藉口。這是把子彈引到百姓身上，是犯罪行為！這也就是為什麼伊拉克的“自殺性襲擊”事件並沒出現那麼多的原因，百姓必竟是戰士的父兄姐妹啊！

如果作為戰士或公民個體，出於絕望或報復對敵人實施“自殺性襲擊”有情可原，外人也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政府鼓動群眾去這樣做，實在是對百姓生存權的蔑視，對生命的踐踏！

有人說這只是所處的立場不同，如果站在政府一方，“自殺性襲擊”行為就是合理的，勇於襲擊的人就是英雄，說這話完全是為了維護政府政權所作的詭辯。因為它的出發點是政權利益大於百姓生命，如果你的政權是人民擁戴的，自然會十分珍惜百姓生命，百姓們也會精誠所至不惜生命想盡一切辦法趕走入侵者，用不着人人自殺。只有當政府為了自己利益不惜黎民生命時，才促使“裸體”的百姓替他們引誘入侵者開槍，阻擋入侵者的子彈，還冠以“英雄”的美稱。這樣的政府不能以民為本不是好政府，這樣的"英雄”則是為了維護不愛百姓的政府而死，怎麼能配的上“英雄”的稱號？

有人說“自殺性襲擊”者是為國家而死，所以是“民族英雄”。錯！歷史上對人、事的評價，要看他（它）是否有利於社會歷史的發展，看它（它）對“民族”的進步有否貢獻。百姓是恆久的，而政府是短暫的。政府可以選擇，百姓不能選擇。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政府可以改革前進，也可以改朝換代，並不是只有現任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百姓們有權選擇自己的好惡，不能說必須維護現任政府才算是“愛國”。一個不能以民為本，反而阻礙社會發展的政府同樣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代表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維護這樣的政權其實就是在阻礙歷史的車輪前進，一個無助於民族發展助紂為虐的自殺者只能是當權者的犧牲品，怎麼能夠稱為“民族英雄”呢？